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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一场大火，又让“公共安全教育”热起来
谈到公共安全教育，大多数老百姓往往不知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安全还要教育？出事了人人都知道得跑的”，这是笔者在一条小巷咨询一位大叔所得到的回答。这样的回答看似令人震惊，实际上却是中国普通民众对安全教育态度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公共安全教育不给力的一个侧面反映。
无时不在的日本公共安全教育
在日本，一般学龄前儿童就已接受过3小时的安全逃生模拟教育，这些知识对于懵懂的孩子来说，往往影响终身。接着自幼儿园开始，孩子就会接受各种安全教育课程，比如6至12岁的孩子就有消防课程、防震课程，主要内容是教导孩子在危急时逃生自救的技能，而且这种知识教育以生动、有趣的活动方式进行。
以下是一些日本幼儿园和小学安全教育课程的几个活动：
呼救比赛：在教室讲台上，摆放一个测量声量的分贝仪，让孩子们作比赛，在分贝仪前高喊：“着火啦！救命啊！”看谁喊得响亮，以分贝值最高者为优胜。
防烟体验：日本的大城市一般都有防烟体验车，车上可模拟火场，在车内施放少量烟雾，组织孩子用湿毛巾捂上口鼻，进入浓烟密布的环境，然后匍匐前进逃生，使其体验火场逃生自救的情形。
攀绳跨越：用一根结实的绳索，水平地拴在两幢建筑之间，同地面保持一定的高度。组织孩子攀绳跨越，靠自己的双手和双腿的移动，由此及彼，让孩子感受用一根绳索逃生自救的难度。
消防写生：日本的消防队一般都对外界开放，也规定有学生家长接待日，学校定期组织学生到消防队参观写生，消防队员们表演救火及其自救业务，给孩子们讲授防灾安全常识。
日本的防灾教育并不主张孩子参加救火活动，也不鼓励孩子充当救火小英雄，而只是教育他们遇到火灾时呼喊报警，这也有利于培养孩子的社会义务感。日本的报刊和电视台，经常宣传防灾自救知识。日本的消防队一般都是开放型的，可以随时为国民提供必要的安全知识。大型公共汽车上都有紧急疏散门，注有“太平门”字样。所有这些对孩子都能起到提高防灾意识的作用。
由于日本民众有高度的公共安全意识，所以到处都有群众组织的公共安全服务队伍，比如“妇女防火俱乐部”和“青少年消防俱乐部”等群众组织便在救灾中十分见效，一旦灾情发生，便可“召之即来，来之即战”。 同时日本还将分散在各地有经验、有技术的专业人员进行登记形成网络，平时组织他们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这些安全服务团体，都是“要曹操，曹操就到”，而且不用交学费。
两次影响美国公共安全意识的火灾
1911年3月24日华盛顿广场大楼内衣厂起火，141名工人不幸遇难。重大灾难开启了美国人的防火安全意识，也促使美国加快了防火法律法规的陆续出台。这次惨剧成为美国防火立法依据，随后美国的《劳动法》便规定，在工作场所每３个月相关人员都必须进行一次防火训练。
2001年“9·11事件”纽约世贸中心被恐怖分子袭击后起火倒塌，它加深了美国对高层建筑防火的反思。袭击发生之前，美国对高楼的防火规定严密到包括烟雾警报器的设置，逃生门的位置、距离，中央警报装置的定期更换等。正是有如此严格的规定，使毫无预警的恐怖袭击发生时，有1.5万人从两栋110层高的世贸大楼基本实现有序撤离，堪称现代史上危难之时人类自觉维护秩序最壮观的场面！袭击发生后，美国对高楼全部进行重检，从严从速要求做好安全防范，对高层建筑的防火意识细化到室内烟灰垃圾桶的设计。
在美国，几乎每个公民都接受过逃生培训，公共安全意识早已深入每个人生活的言行举止。6岁的小孩看见别人玩火，就懂得严肃批评对方不要“玩火自焚”，即使对方是孩子的爸爸。消防人员还会把郊区废弃的房子改造成民宅，然后将学校的孩子召集起来，把房子点燃，让孩子亲身目睹一栋完好无损的民宅是怎样在瞬间变成一堆废墟，由此使孩子认识到防火的重要性。另外，美国公共安全教育者还专门为学生设计一种扑克，上面印着一些防火知识，使孩子在游戏中了解安全防火规则。美国各大城市还在市民集散密集地设立自动消防安全电子访问台，万一发生险情，经过专业训练的、由普通居民组成的义务消防队可在5分钟内被召集成军，配合灭火，实施救援。
中国“说多做少”
2009年9月，日本地震教育专家田中礼治先生拜访了四川泡桐树小学，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活动。泡桐树小学校长周英在目染了田中先生的教育方式之后感叹道：“我教书这么久，很遗憾地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没有一套系统的、科学的，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的安全教育课程体系。”针对中国公共安全教育的现状，田中先生一针见血指出：“中国是‘说’得多，日本是‘做’得多，这是两国安全教育的不同。”田中先生的话对于中国教育者来说虽颇为逆耳，但确是事实。不少日本公共安全教育者，一直热衷于中日两国公共安全教育的交流活动，把日本的先进经验与中国人分享。因为日本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度，日本民众更能够体会同样生活在多难之中的中国民众的需要，同时也具备了更强烈的公共安全意识和自救意识。1985年4月19日哈尔滨的天鹅宾馆大火中，多名日本人全部脱离危险，而大多数中国人却葬身火海。显然，在公共安全教育方面，被不少中国人称为“小日本”的国家完全有资格成为中国的“老师”。
2008年5月23日温总理在北川小学的黑板上写下“多难兴邦”四个字，告诫我们对国家要记住这四个字。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其民众必然有极其坚韧的力量。然而，我们拥有极强的忍受灾难的能力，却极少从这些灾难中培养一种防御灾难、保护生命的危机意识并建立一套科学的公共安全教育体系。
虽然中国有些城市下定决心做好公共安全教育，甚至像法国一样设立“公共安全日”（法国政府从2008年开始将10月11日设为“公共安全日”）。但是，设立“公共安全日”当然不是一劳永逸的举措，它仅仅是一个精神层面的警示作用，并无法代替公共安全教育所需要的行动本身。如果对公共安全的重视仅仅在于设立形式上的“公共安全日”，现实中便会有太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喊口号治理模式，我们在安全日之外也难以安心。
公安部曾经派出31个督察组对全国的交通、消防等情况进行明察暗访，他们了解到，群众安全意识淡薄，认为公共安全是公安机关的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他人违章也袖手旁观。而调查显示有近1/3的居民、近1/2的学生缺乏自救逃生知识。而目前中国安全教育尚未在学历、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中加入安全内容，这已是火烧眉毛之举了。最后督察组得出如下结论：法制和教育是提高公共安全能力的治本之策！
因而，目前中国在公共安全教育上所做的工作，借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从日本和美国公共安全教育情况，相信很容易可以看出我们应当从中学习什么。那就是：从娃娃抓起，少说多做！而且是年年做，月月做，天天做，时时做！
行万里平安路，做百年长乐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范维唐曾指出，目前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转型期，公共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越来越显著。公共安全事件是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社会深层次矛盾的体现之一。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应该践行“以人为本”，把生命放在第一位，像对待人口问题与环境问题一样，把公共安全教育作为基本国策来对待。
目前，中国国民安全素质依然偏低，很多惨祸是人们违章操作和安全意识薄弱酿成的。1961年4月到5月，刘少奇主席亲自在湖南农村进行了长达44天的考察。在深入了解了民众受难的原因之后，他得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如今，这个结论仍然振聋发聩。
谈到公共安全教育，大多数老百姓往往不知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安全还要教育？出事了人人都知道得跑的”，这是笔者在一条小巷咨询一位大叔所得到的回答。这样的回答看似令人震惊，实际上却是中国普通民众对安全教育态度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公共安全教育不给力的一个侧面反映。
无时不在的日本公共安全教育
在日本，一般学龄前儿童就已接受过3小时的安全逃生模拟教育，这些知识对于懵懂的孩子来说，往往影响终身。接着自幼儿园开始，孩子就会接受各种安全教育课程，比如6至12岁的孩子就有消防课程、防震课程，主要内容是教导孩子在危急时逃生自救的技能，而且这种知识教育以生动、有趣的活动方式进行。
以下是一些日本幼儿园和小学安全教育课程的几个活动：
呼救比赛：在教室讲台上，摆放一个测量声量的分贝仪，让孩子们作比赛，在分贝仪前高喊：“着火啦！救命啊！”看谁喊得响亮，以分贝值最高者为优胜。
防烟体验：日本的大城市一般都有防烟体验车，车上可模拟火场，在车内施放少量烟雾，组织孩子用湿毛巾捂上口鼻，进入浓烟密布的环境，然后匍匐前进逃生，使其体验火场逃生自救的情形。
攀绳跨越：用一根结实的绳索，水平地拴在两幢建筑之间，同地面保持一定的高度。组织孩子攀绳跨越，靠自己的双手和双腿的移动，由此及彼，让孩子感受用一根绳索逃生自救的难度。
消防写生：日本的消防队一般都对外界开放，也规定有学生家长接待日，学校定期组织学生到消防队参观写生，消防队员们表演救火及其自救业务，给孩子们讲授防灾安全常识。
日本的防灾教育并不主张孩子参加救火活动，也不鼓励孩子充当救火小英雄，而只是教育他们遇到火灾时呼喊报警，这也有利于培养孩子的社会义务感。日本的报刊和电视台，经常宣传防灾自救知识。日本的消防队一般都是开放型的，可以随时为国民提供必要的安全知识。大型公共汽车上都有紧急疏散门，注有“太平门”字样。所有这些对孩子都能起到提高防灾意识的作用。
由于日本民众有高度的公共安全意识，所以到处都有群众组织的公共安全服务队伍，比如“妇女防火俱乐部”和“青少年消防俱乐部”等群众组织便在救灾中十分见效，一旦灾情发生，便可“召之即来，来之即战”。 同时日本还将分散在各地有经验、有技术的专业人员进行登记形成网络，平时组织他们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这些安全服务团体，都是“要曹操，曹操就到”，而且不用交学费。
两次影响美国公共安全意识的火灾
1911年3月24日华盛顿广场大楼内衣厂起火，141名工人不幸遇难。重大灾难开启了美国人的防火安全意识，也促使美国加快了防火法律法规的陆续出台。这次惨剧成为美国防火立法依据，随后美国的《劳动法》便规定，在工作场所每３个月相关人员都必须进行一次防火训练。
2001年“9·11事件”纽约世贸中心被恐怖分子袭击后起火倒塌，它加深了美国对高层建筑防火的反思。袭击发生之前，美国对高楼的防火规定严密到包括烟雾警报器的设置，逃生门的位置、距离，中央警报装置的定期更换等。正是有如此严格的规定，使毫无预警的恐怖袭击发生时，有1.5万人从两栋110层高的世贸大楼基本实现有序撤离，堪称现代史上危难之时人类自觉维护秩序最壮观的场面！袭击发生后，美国对高楼全部进行重检，从严从速要求做好安全防范，对高层建筑的防火意识细化到室内烟灰垃圾桶的设计。
在美国，几乎每个公民都接受过逃生培训，公共安全意识早已深入每个人生活的言行举止。6岁的小孩看见别人玩火，就懂得严肃批评对方不要“玩火自焚”，即使对方是孩子的爸爸。消防人员还会把郊区废弃的房子改造成民宅，然后将学校的孩子召集起来，把房子点燃，让孩子亲身目睹一栋完好无损的民宅是怎样在瞬间变成一堆废墟，由此使孩子认识到防火的重要性。另外，美国公共安全教育者还专门为学生设计一种扑克，上面印着一些防火知识，使孩子在游戏中了解安全防火规则。美国各大城市还在市民集散密集地设立自动消防安全电子访问台，万一发生险情，经过专业训练的、由普通居民组成的义务消防队可在5分钟内被召集成军，配合灭火，实施救援。
中国“说多做少”
2009年9月，日本地震教育专家田中礼治先生拜访了四川泡桐树小学，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活动。泡桐树小学校长周英在目染了田中先生的教育方式之后感叹道：“我教书这么久，很遗憾地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没有一套系统的、科学的，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的安全教育课程体系。”针对中国公共安全教育的现状，田中先生一针见血指出：“中国是‘说’得多，日本是‘做’得多，这是两国安全教育的不同。”田中先生的话对于中国教育者来说虽颇为逆耳，但确是事实。不少日本公共安全教育者，一直热衷于中日两国公共安全教育的交流活动，把日本的先进经验与中国人分享。因为日本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度，日本民众更能够体会同样生活在多难之中的中国民众的需要，同时也具备了更强烈的公共安全意识和自救意识。1985年4月19日哈尔滨的天鹅宾馆大火中，多名日本人全部脱离危险，而大多数中国人却葬身火海。显然，在公共安全教育方面，被不少中国人称为“小日本”的国家完全有资格成为中国的“老师”。
2008年5月23日温总理在北川小学的黑板上写下“多难兴邦”四个字，告诫我们对国家要记住这四个字。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其民众必然有极其坚韧的力量。然而，我们拥有极强的忍受灾难的能力，却极少从这些灾难中培养一种防御灾难、保护生命的危机意识并建立一套科学的公共安全教育体系。
虽然中国有些城市下定决心做好公共安全教育，甚至像法国一样设立“公共安全日”（法国政府从2008年开始将10月11日设为“公共安全日”）。但是，设立“公共安全日”当然不是一劳永逸的举措，它仅仅是一个精神层面的警示作用，并无法代替公共安全教育所需要的行动本身。如果对公共安全的重视仅仅在于设立形式上的“公共安全日”，现实中便会有太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喊口号治理模式，我们在安全日之外也难以安心。
公安部曾经派出31个督察组对全国的交通、消防等情况进行明察暗访，他们了解到，群众安全意识淡薄，认为公共安全是公安机关的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他人违章也袖手旁观。而调查显示有近1/3的居民、近1/2的学生缺乏自救逃生知识。而目前中国安全教育尚未在学历、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中加入安全内容，这已是火烧眉毛之举了。最后督察组得出如下结论：法制和教育是提高公共安全能力的治本之策！
因而，目前中国在公共安全教育上所做的工作，借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从日本和美国公共安全教育情况，相信很容易可以看出我们应当从中学习什么。那就是：从娃娃抓起，少说多做！而且是年年做，月月做，天天做，时时做！
行万里平安路，做百年长乐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范维唐曾指出，目前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转型期，公共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越来越显著。公共安全事件是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社会深层次矛盾的体现之一。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应该践行“以人为本”，把生命放在第一位，像对待人口问题与环境问题一样，把公共安全教育作为基本国策来对待。
目前，中国国民安全素质依然偏低，很多惨祸是人们违章操作和安全意识薄弱酿成的。1961年4月到5月，刘少奇主席亲自在湖南农村进行了长达44天的考察。在深入了解了民众受难的原因之后，他得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如今，这个结论仍然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