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的世纪崛起，“浙江现象”格外惹人瞩目。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不仅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快速持续地增长，财政收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等指标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幅。更可喜的是：去年浙江人均GDP突破3400美元大关，同时生产总值达到13365亿元，比2004年增长了12．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632亿元，增长了13．2％；财政一般预算总收入和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分别为2115亿元和1067亿元。浙江经济能取得如今的辉煌成绩，离不开”一有土壤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的浙江民企。迎着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大潮，它们不畏艰辛，勇于创新，抢先占领国内大部分市场。如今面对席卷而来的经济全球化，它们调转航舵，开始奋力角逐海外市场。其实早在1999年，浙江省就提出“两个推动”作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工作重点，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未来走势。迄今为止，浙江民企已在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000多家企业总部，浙江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进出口额也呈现逐年递增趋势(见图1、2)。但近年，活力四射的浙江民企在国际化拓展中却陷入泥潭，不僅受制于曾引以自豪的发展模式，而且在国际竞争中更加被动。因而，如何审视浙江民企的成长轨迹以及如何保持原来迅猛的发展势头，成为我们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总的来说，解析当前国际化拓展中浙江民企竞争的独特魅力及其发展瓶颈是实现浙江经济再次腾飞的起点。
　　
　　大放异彩的浙江民企
　　
　　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与市场规模的扩大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早就提出：要提高生产效率，必须精细各国的贸易分工体系，有效拓展国际市场。目前，各个国家都面临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和挑战，各个产业价值链在国际市场上日益拓展，因此，各国各地区都应积极培养并发挥自身的比较竞争优势，寻求全球视野下的适当定位，以顺利融入到国际产业的大分工浪潮中，使经济获得新的飞跃。浙江民企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摸、爬、滚、打”，在满足国内市场并向国外市场拓展的过程中培育了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
　　


　　最具实力的竞争优势，莫过于浙江纺织、服装、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熟技术。根据雷蒙德·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一旦产品进入成熟期后，国内市场则会趋于饱和，此时企业目标就应该转向国外市场。20世纪90年代，浙江民企利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机遇，依靠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成本优势，形成了庞大的生产规模，并取得了不菲的业绩，从而基本完成了企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为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了资金保障。此外，浙江民企以加工贸易方式承接传统产业的转移，在技术不断成熟的过程中深化了比较优势．从而取得了出口贸易方面的国际竞争优势。目前，浙江民企已经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较大的份额。
　　最具特色的竞争优势，当属浙江民企强大的技术模仿创新能力。虽然浙江民企大部分规模不大，但这并不足以构成国际化拓展中的根本性障碍。根据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投资母国的市场环境会形成发展中国家跨国经营企业的”特定优势”，包括适应本国多样化市场需求的小规模技术优势、当地采购、民族特色产品优势以及物美价廉优势。浙江民企在中国这一需求多样、层次复杂的市场环境中，能较大程度地发挥民族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聪明才智，以市场为导向，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模仿改进，同时能加以创新，从而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具体表现在：第一，浙江民企能够克服当地自然资源匮乏的劣势，利用新技术，培养”小商品，大市场”的竞争潜力。当地开放的商业生产以及消费理念使一些冒险家能够及时抓住计划体制转换中的机遇，在克服资源匮乏羁绊的同时发挥自己的区域特色，走上了技术创造财富之路。例如浙北的海宁市没有草原、牧场却产生了全国最大的皮革制品生产集群及交易集散地；再如义乌缺乏自然资源。交通不便却成为了目前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第二，浙江民企没有通过赤裸裸的剥削为企业成长积累资金，而是依托血缘、人缘的信任关系和敢闯敢干的冒险精神，实行家族制管理模式，活跃于大江南北，积累了丰富的国际化拓展的市场经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轻、小、集、加”的产业结构，有助于企业经理人审时度势调整产业结构，深化产业的技术层次。总的来说，浙江民企在培养自己独特的国际竞争优势过程中，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步一步地成长壮大。
　　近年来，浙江民企的竞争力日益提高。”适者生存，不适应者淘汰”的进化律决定了竞争力始终是企业健康成长的生命线．而日益提高的竞争力同时也吹响了企业进军海外市场的号角。2004年入选中国民企竞争力50强的浙江民企就达到26家，占半壁江山；而去年入选中国民企品牌竞争力50强的浙江民企则有23家(见表1)。这些企业成为浙江经济和行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它们不仅成为其他中小企业学习的楷模，并且由于拥有共同的地域文化观、亲情观和发展观，能在国际拓展中迅速达成共识。中国加入WTO以及经济发展全球化加速共同加速了浙江民企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步伐，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它们强大的竞争力。
　　显然，企业集聚优势也是浙江民企角逐海外的一项竞争优势。关联企业集聚在西方工业化进程中早有研究，即：利用行业内部而非个别厂商的规模经济效应来解释产业群的企业集聚现象，认为“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比单个孤立的厂商更有效率。因此，区域企业群能凭借集聚扩散、互利互补的优势，整合区域企业群的综合竞争实力，从而提升参与国际竞争的整体竞争力。浙江各地区的民企自发地、创造性地形成了专业化并具有鲜明特色的产业块，如绍兴的轻纺产业块、海宁的皮革产业块、永康的五金产业块、永嘉的纽扣产业块、乐清的低压电器产业块、诸暨的袜业产业块等。它们结合了产业块的内生性学习过程、组织结构变化以及市场信息灵敏度形成的效率问题，并与经济活动中的源生型企业家精神相融合，加速了技术与知识在专业化和企业组织中的集聚过程．从而有利于形成国际化拓展过程中的创新机制。
　　
　　危机四伏的浙江民企
　　
　　


　　善于发挥竞争优势的特点使得浙江民企叱咤九州数十载，赢得了无数的荣耀与赞叹。而如今它们在海外征战中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时常面临自身素质欠缺以及国内外制度环境塑造的路径依赖困扰。去年上半年，浙江亏损的企业达6349家，亏损额达54．5亿元，这是浙江民企陷入泥潭的一种不祥先兆。众所周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实现了历史上经济发展的第一次奇迹，那是因为技术创新的产业革命和自由理念的政治革命冲破了经济发展 原有惯性的束缚而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类似的规律也同样适用于企业成长历程。因此，分析浙江民企国际化拓展的制约因素，有助于克服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局限性，从而实现浙江民企发展的再次革命。
　　著名的战略管理大师、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1990)曾论证：当一个国家把竞争优势建立在初级生产要素上时，它通常是浮动不稳的，新的国家踏上相同发展阶梯之时也就是该国竞争优势结束之时。经过了高奏凯歌的原始创业阶段。浙江地区和浙江民企渐渐陷入了同样的困境：劳动力成本不再低廉；能源、原材料紧缺依然是瓶颈；银行对民企贷款仍然吝惜而充裕的民间资本又缺乏法律规范和信用制度保障。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民企国际化拓展的进度。而技术内在创新决定的生产模式转变滞后是制约浙江民企国际化拓展的根本性因素。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依赖技术或人口的内生增长，这个模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要素以不变或递增报酬的方式积累，这是巴罗对获得持续经济增长动力的分析起点。浙江民企虽然有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但还是以模仿改进为主，缺乏自主研发的高层次技术能力和长远规划，因此只能以补偿贸易、贴牌生产等低端技术参与国际分工和同业竞争。据有关统计，浙江的著名商标为1021件，而驰名商标仅58件，虽然大多数企业已逐渐意识到品牌的重要性，但是对品牌背后所包含的技术含量、人力资本以及文化内涵等问题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自卢卡斯(Lucas，1988)以来，人力资本就一直被认为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同样也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笔者认为不仅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人力资本和文化也应该是提升经济增长力和企业竞争力的内生因素。浙江民企正是因为缺乏重视科研投资，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企业文化的塑造，才无法及时地实现传统生产模式的转变。
　　我们还注意到，民企的发展；隆大不仅需要一个平等、公正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还需要一个服务型政府的支持、辅助和引导。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和完善的产权保障制度，是各国企业健康成长、保持高效率运作的必要条件。虽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积极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发展，但实际操作却很难顺利执行。这表现在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不灵活性和迟滞性，例如不准各地包括民营经济发达地区批地建厂，中国人民银行实行差别准备金率制度以及两次上调准备金率后冻结民间金融资本等现象都不利于民企的进一步拓展。另外，我国保护民企在海外生产投资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仍没有相应的保障体系，从而影响了民企国际化拓展的信心，并加大了它们的经营风险。
　　另一束缚来源于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加入WTO后，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民企在国际舞台竞技的过程中，由于经验的缺乏、自身能力的局限和我国市场经济的不健全，遇到了一系列不利条件的阻礙，具体表现在：国外利用我国国内产品标准相对低于国际先进标准的缺点，通过技术壁垒抑制我国中小企业的产品出口；《补贴措施协议》条款的规定限制了我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的一些补贴政策；《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条款加大了我国中小企业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难度，并且使目前我国市场中以仿制为主的中小企业面临严重的挑战。事实上，这是变相的、法律化的贸易保护政策(其理论形成于德国的李斯特)，它使我国成为遭遇反倾销最严重的国家，而浙江则是其中最严重的地区。虽然我国形成了独特的相对竞争优势，但反倾销和国际条例的；中击却给我国民企国际化拓展的前景敲响了警钟，当然也暴露了我国民企自身存在的不足。
　　
　　新形势，新思考
　　
　　“如何征战海外市场?”已成为浙江民企能否创造经济奇迹的新起点。如果能在国际舞台一展竞技，打造一片天地，这不仅是浙江经济的骄傲，更是中国经济竞争力提高的象征。这就需要浙江民企“致强思源”，明确竞争优势，挖掘竞争潜力，并善于洞察国际形势的发展走向，适当定位，从而实现新的飞跃。
　　因此．浙江民企国际化拓展只能是渐进的，需要“干中学”，并且不断扬弃原有的相对竞争优势，利用国际产业调整的契机，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创新竞争模式，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滞后将恶化民企创新成长的制度环境。
　　总之，浙江民企国际化拓展是受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支配的，也是我国融入世界经济，提升经济实力的必然选择。此外，浙江民企国际化拓展与浙江产业结构调整相辅相成，在这个过程中，民企生产模式转变是根本，市场化改革是动力，政府职能转型是保障，学习国外市场经验是条件。因此，浙江民企要实现新形势下竞争力的再次升级，并寻找新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