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在《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中说：“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北大有三种学生，一种是正式学生，是经过入学考试进来的；一种是旁听生，虽然没有经过入学考试，可是办了旁听手续，得到许可的；还有一种是偷听生，既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也未办旁听手续，未经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有些人在北大附近租了房子，长期住下当偷听生。”
　　今天所谓的旁听生大抵都是冯先生所谓的“偷听生”。在浩大的旁听群体当中，真正愿意花费功夫去缴费、提交证明来换取一个旁听许可的可谓寥寥无几。但“偷听生”到底不雅，我倒认为“旁听”更能符合这一人群的特征。
　　X君Y君
　　“你们北大不是号称自由吗，当然可以旁听”——我相信这句话是每一个出于各种原因被诘难的旁听生的底牌，在他们心中有一些超越现实世界的规矩的正当性，那就是北大传统。
　　张中行在《红楼点滴》中说：“还有一个方面是北京大学的惯例：来者不拒，去者不追。我刚入学的时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同坐一室，磨肩碰肘，却很少交谈……到期末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朱海涛在《北大与北大人》中回忆：“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决不会有人来查问你是不是北大学生……最妙的是所有北大的教授都有着同样博大的风度，决不小家子气的来盘问你的来历，以防拆他的台。因此你不但可以听，而且听完了，可以追上去向教授质疑问难，甚至长篇大论的提出论文请他指正，他一定很实在的带回去，很虚心的看一遍（也许还不止一遍），到第二堂课带来还你，告诉你他的意见。甚至因此赏识你，到处为你揄扬。”
　　这样的故事旁听生们或许不能准确地说出典出，但至少大多可以说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除此之外，像沈从文、成舍我、瞿秋白、季羡林等历史上著名旁听生的名字也应该是被今天的旁听生们记住几个的。这些掌故和名人向今天北大旁听生描绘的是一个美好的生活图景，吸引着无数萌动的心灵，而真正能够把这个图景付诸现实的人们，往往具有异于常人的意志和精力。
　　今天不同了，我们可以轻易地在媒体或者著名的《北大边缘人》这样的资料中看到旁听群体的艰难生活状态，如果从众多的个体的故事中提炼出一个“典型”的故事，它应该是这样的：
　　X君在来北大之前与父母家人大吵了一架，家里并不理解为什么X君要放弃原来并不出彩但却有着确定性的生活，非要去北大旁听。尽管X君跟父母讲了很多在北大旁听后，出书、创业、被媒体采访、被教授赏识而进入名校的故事，家人仍旧不同意。X君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根本无法理解自己的理想，于是带着很少的钱买了一张硬坐票到了北京，在北大周围一个环境很差的小房子里租了一个床位，靠着打点小工省吃俭用。
　　不巧今年他在书中看到的陈平原、钱理群等教授已经不太在北大开课，但幸好他还是通过隔壁床位的Y君知道曹文轩和孔庆东教授的课表时间。在Y君的帮助下搞到了一张假的北大学生证，每日进入北大基本没有障碍，虽然在课堂上听不太明白所有的细节，但却认为至少一睹名师风采，心中也感受到幸福。在和Y君的交流过程中，X君知道了更多文史哲的课，还认识了很多共同旁听的同道中人，互加微信，相互帮忙占座。
　　然而课程越到后面有些教授们开始讲了具体的文本细节，西方的流派，著作的渊源等等，X君听得云里雾里，疲惫的奔波和并不太好的居住环境，使得他时常在课上有些昏昏欲睡。但是X君仍旧努力地试图看一些书，但是很多专业书却又有些无聊，有时坐在免费的麦当劳餐厅里，面对着诘屈聱牙的句子，心里却总在想着“北大生活”。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家里催着X君找工作、结婚，至少给家人一个确定的方向。X君准备考研，却并未考上，几年间也尝试着递给老师一些小感想和自己写的文章、书信，老师要么就礼貌地拒绝，要么也石沉大海，并未像书里写得那样得到赏识。美好的北大生活仍旧吸引着X君，虽然每天非常辛苦也不稳定，但看见自己背着包和北大学生一样走在美丽的校园里，坐在宽大的教室里，和旁听朋友们谈论的也是各个老师的风采甚至八卦，也感到十分留恋。虽然生活越来越窘迫，压力越来越大，但意志反而越来越强，在与生活的搏斗中，支撑自己的仍旧是一个关于北大的故事和理想。
　　Y君在自己的简历上写了旁听经历，接受了几家报社的采访，甚至发表了一些游学感想，但最终退了床位，回老家找了一份工作。X君成为了Y君，身边的床位又来了一个从远方坐硬座来的青年人，眼睛放出和当年自己同样的渴望、迷惘和光芒。
　　我并不否认所虚构的X君的故事里有很多预设，很多旁听的个体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出路和生活状态，但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旁听生自身的困难（无论是心理压力还是现实压力）仍旧给他们的旁听生活带来重重的挑战。对于北大的旁听生来说，现实所呈现的种种困难却被北大传统这样一个巨大的光芒所掩盖，造成了生活的巨大张力。
　　在北大传统的光芒下，没有人能够确定今天在你旁边追着你问和课程无关的问题的人，将来会成为谁。无论是北大的校方、老师还是学生，在社会舆论的道德压力下都表现得谨言慎行。但对于北大来说，更重要的是：它无法与一个深受历史传统影响，标榜“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自己辩驳。
　　旁听生所号称的“课堂自由”实际是进入课堂自由，它还有一个孪生兄弟那便是离开课堂自由。张中行在《红楼点滴》里说：“据我所知，上课时间不上课，去逛大街或看电影，向来很少。不上有种种原因或想法。比如有的课不值得听，有的课，上课所讲与讲义所写无大差别……上课时间多半在图书馆。”朱海涛在《北大与北大人》里也说：“偷听生是好学的。相比之下，正式的北大生反不来上课……”这类自由在北大仍旧被保存，众多传统混杂在一起，使得每一个辩驳都让体态庞大的北京大学左右为难。
　　除了传统，还有规矩
　　面对旁听生的除了传统，还有规矩。虽然规矩由来已久，但从来不被算作是北京大学的传统。1999年北京大学颁布的《关于校外单位人员旁听本科生单科课程的办法及手续》中提及：“根据我校《北京大学旁听管理办法》的规定，凡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思想品行端正，经所在单位介绍，提供有效身份证明、证件者（非无业人员），可申请自费旁听修读我校为本科生开设的某门或几门课程。” 　　对于旁听者有着资格的要求，从具体的条文分析，恰恰这样一个规定不是以情怀为导向，而是以学业为导向。换句话说，规矩看重的是内容和效果，而不是行为本身。“高中毕业以上文化水平”保证的是旁听者能够有效地听课和阅读，“经所在单位介绍，提供有效身份证明、证件者（非无业人员）”所要避免的恰恰是那种“不顾一切”的旁听做法，其中的价值导向其实是明确的：一个人生活中的其他内容比北大旁听这件事更重要，一个人更有义务和责任先去履行这些事。
　　1921年出版的《北大生活》中附有一篇民国九年二十一日通过的《旁听生章程》。大多数人所引证看重的是第一条：“本科各系有缺额时均得收旁听生”，并且把其中的“得”读作“必须”之意，而非“可以”之意。但是第三条就规定：“旁听生入学前，须将所经历之学校，及平时所研究之学业，填具愿书，附加相当之保证书；并最近四寸半身照相一张，经本校教务会议审查认为有最小限度之学力，并经相关学科教员面试认为确有听讲学力者，方准入学。入学时应缴纳全年学费，领取旁听证，方准听讲。”第六条更是规定：“旁听生平时对内对外，均应称‘北大旁听生’，不得通称‘北京大学学生’，并不得呈请学校咨询本省给予津贴。”由此可见，老北大的规矩对旁听生的资格限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对于学力的考核更加繁复之外，还需要在排除某种旁听动机：旁听者应转为旁听求学而来，而非浑水摸鱼沾染北大学生之名以图现实之利益。北大一脉相承的规矩始终体现的是一种学术导向。
　　对于今天的北大来说，旁听生是个棘手的事情，北大势不可挡地要向现代大学的完善制度方向努力，与老北大的草创之气已有不通。萧劳在《六十年前我在北大的几点回忆》中提到他的一位杜姓同学要求旁听，恰巧北大教务处的名额已满，拒绝接受。萧劳气冲冲走到校长办公室，没有任何人阻拦，说了这件事，蔡元培马上亲自打电话请教务的先生前来，萧劳与其对质，“蔡校长当即写了一个条子‘准予杜xx到中国文学门旁听’”。这种轶事佳话当然好听，但这种依靠人治（至少明目张胆地人治）阶段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辜鸿铭曾说蔡元培就是北大的“皇帝”，说一不二，蔡校长当然是远高于北大的规矩的。那时的北大学生也是少有规矩的，无论校内校外都是运动不断。因为学校要征收讲义费，就包围校长楼，引得蔡校长出来对质，并发表文章谴责，并辞职。蔡校长的任期中有多次辞职，都能制约问题的蔓延，而恰恰也是建立在蔡校长是北大的“皇帝”之上，北大离不开校长。每一种思想都可以讲，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课堂，但是那时的北大学生同样随时随地就开始嘘声、哄人。不得不说，老北大的传统轶事恰巧是在一个规矩缺乏或是管理力度不够的时代造成的，那些传统之间巧妙地相互制约达成了某种平衡。
　　今天的北大既想要接受传统，又不得不讲明规矩，面临着巨大张力。
　　以旁听生问题举例，北大国际化的最重要的努力之一是小班讨论，这是对旁听生的最大打击，这种冲突最先在外国语学院的小班教学中体现，以后将在更大范围内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