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陕北下乡插队那年月，秋天庄稼快成熟的时候，必须要有专人看护，要防范野兔、獾、羊鹿子（野鹿）和野猪等动物到地里偷吃庄稼
　　史家岔村地多人少，一共有九百多亩耕地，除了沟里和山坡上种植杂粮，塬上有耕地种麦子，村中有一条由北向南的小河，小河边的耕地还种了水稻。如此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让村里乡亲一年四季不会断粮，这在牛武公社、在富县，乃至整个延安地区都不多见。
　　大芋子滩是村里人伐木开荒开垦出来的庄稼地，在村子正北那条沟道里，根据地理位置我们习惯叫它“后沟”。后沟那片地种的全是玉米，常有各种不同的野生动物出没在玉米地里。而破坏力最强的，要算是野猪。听老乡讲，野猪这种动物都是群体性活动，白天不出来，藏在山林里养精蓄锐，晚上成群结队，一家子蹿到玉米地里夜宵美餐，盗食为毛主席准备的战备粮。为了保證战备粮不受损失，村里的男劳力每天晚上要有两个去后沟看护玉米，村里人把这项工作叫做“看野猪”。
　　我们男知青和村里的男劳力一样，被安排轮流去看野猪，看一个晚上的野猪，生产队给记两个工分。队上担心我们知青去了光睡觉不看野猪，所以安排知青去看野猪的时候，总是派一个老乡和一个知青结伴，一同前往。副队长杨新友再三叮嘱我们知青：“千万不能睡觉啊，咱看好战备粮，为的是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觉。你们要是睡了觉，战备粮被野猪糟蹋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可就睡不着觉了。”
　　我第一次去看野猪是和生产组长程海荣一起去的。那天吃完了晚饭，我背上自己的铺盖卷，腰间挎上一把以前去青海带回来的藏刀，拿了一把小镢，跟着他摸黑去了后沟。
　　一路上程海荣给我讲野猪是怎么祸害庄稼的。他说：“别看野猪个头矮胖，跑起来可是健步如飞，活动范围特别大，一群野猪能在几条沟里占山为王。偷吃玉米时，野猪个矮够不着上面的玉米棒子，它就咬玉米秆儿，从根那儿咬，玉米秆断了倒在地上，它再过去吃玉米棒子，这样连吃带拱和打滚，就把一片玉米彻底祸害掉。”我说：“这野猪也够聪明的！”程海荣说：“山里的动物都聪明着呢，为了自个儿活命，不聪明就得饿死。”
　　玉米地旁边的山坡上有一个小窑洞，那个窑洞大约一米五宽，一米三高，窑洞的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谷草用来防寒、隔潮、保温。窑洞净深两米左右，我们两个看野猪的男劳力把铺盖打开，正好铺满那个窑洞的地面。程海荣让我去撒尿，并且要求我到离窑洞远一点的地方去撒，防止一刮风，顺着风把尿的味道吹到我们的窑洞里。他说：“野猪一闻到人的尿味，就不敢过来嘞。”说完，他先到窑洞外边撒了一泡尿。撒完尿回来，我们在铺盖上躺下，可能因为白天干了一天的农活，我们很快就睡着了。
　　刚睡着不久，我被程海荣的大声惊叫吵醒了，只见他趴在窑洞的地上，脸朝外，把两只手做成一个喇叭筒状放在嘴前，“欧嗤、欧嗤”地大声喊叫着，像是在学什么动物的叫声，他扭过脸压低声音对我说：“野猪来了。”说话间他坐了起来，冲着玉米地又喊叫了起来。我也听到了玉米地里一片嘈杂声，看到程海荣大声吼叫，我也扯着嗓子“嗷、嗷”地喊了起来。程海荣说：“你这喊声不对呀，你别再把狼给招来，你得这样喊‘欧嗤、欧嗤’。”我照着他的叫法“欧嗤、欧嗤”地大声喊，玉米地里的嘈杂声愈来愈大，一阵紧似一阵。我左手拿起登山镐，右手拔出藏刀，想走出窑洞和野猪大干一场，程海荣一把揪住了我，说道：“千万不能出去，这群野猪数量不少，你看这动静，可能有大家伙，万一向咱们冲过来，咱俩可就没命了！咱们就在这儿吓唬它们……”他顺手拿走了我的登山镐，用它使劲敲着他手中的那把小镢，两个硬家伙互相敲击发出的一阵阵金属碰撞声，回荡在寂静的山谷，显得格外清脆而响亮。我右手握紧藏刀，左手卷成一个筒状继续“欧嗤、欧嗤”地喊着，玉米地里的噪杂声时高时低，时远时近，慢慢地，开始变小了。可能刚才喊的声音太大了，嗓子还真有点儿干，想喝口水没地方找去，秋天的玉米秆儿也是干的，里边没有水份了，所以只能忍着了。程海荣看到我口干舌燥的模样，鼓励我说：“再忍一下，天快亮了。”
　　我们俩使劲又喊了一阵，那片窸窣作响的嘈杂声渐渐远去，我再也睡不着了，睁着眼一直捱到天麻麻亮，收拾起被褥回知青点了。
　　后来连着去后沟看了几次野猪，逐渐失去了新鲜感，有时候一直躺到天亮，有时候半夜冻醒坐等天明。
　　当年看野猪的方法确实太过于原始，我们知青曾多次向生产队建议，还是应该用枪猎杀野猪，这样不仅可以一劳永逸，打到野猪大家还可以改善生活。村里虽然有个民兵连，但是这个民兵连徒有虚名，没有武器装备。
　　我们村里的知青褚永琦和公社治安干事郝志荣的私交不错。一天下午，郝志荣骑着一辆破旧的28型飞鸽牌自行车来到我们村，背上还背着一支很旧的79式步枪，是褚永琦约他来打野猪的。
　　褚永琦拿着79式步枪，带着郝志荣准备出发，我们知青和村里的年轻人也想跟着去，亲眼看看如何用快枪猎杀野猪，希望能帮忙他们多打几头野猪。郝志荣说：“人不能多了，多了怕惊着野猪，又是夜里，视线不好容易伤着人。你们在家等着听消息，打着野猪了请大家吃肉。”他让褚永琦通知村干部，晚上不再安排其他人去看野猪，以免撞在一起发生误会，把看野猪的人当成野猪，一枪给打死可就麻烦了。站在一边的生产组长程海荣说：“早就通知了，今天晚上看野猪、打野猪，就由褚永琦和老郝两个人负责。”
　　天黑以后，郝志荣和褚永琦背上枪，准备去后沟。忽然，一个知青将手攥成了拳头，向郝志荣大声说道：“老郝，打准了，一枪毙命，谁敢吃毛主席的战备粮，我们就吃谁的肉！”郝志荣连连点头，对我们说道：“对，谁吃毛主席的战备粮，我们就吃谁！”
　　褚永琦和郝志荣藏到看野猪的窑洞里“守株待猪”，说来也怪，枪都上膛了，一个晚上大眼瞪小眼，不敢说话，也不敢咳嗽，溜溜地等了大半夜，野猪愣是没出现。两个人正想爬出窑洞痛痛快快撒上一泡尿，忽然传来一阵玉米叶子窸窸窣窣的摩擦声，由远而近，动静越来越大，一头公野猪带着全家来吃夜宴了。月光下，一头非常强壮、长着獠牙的大野猪，带着三妻四妾和一群儿女，出现在老郝的79式步枪枪口前。说时迟那时快，老郝瞄准领头的大野猪，扣动扳机，只听到“啪”地一声轻轻的金属碰撞声，子弹没有打响！可能是一颗臭子，退出这颗子弹，第二颗子弹上膛，又没有打响。换了几次子弹依然无济于事，玉米地里一片混乱。面对成群的野猪，枪打不响了，两人心急如焚，眼看长着獠牙的野猪随时会冲过来，郝志荣也是“急中生智”，趴在地上用枪托使劲砸地面，只见一砸一个坑，并没发出多大声响。情急之下，褚永琦猛然想起了几天前跟着老乡看野猪学会的吆喝声，趴在地上，立刻“欧嗤、欧嗤”地大声叫了起来，同时冲着老郝嚷着：“别愣着，快喊呀！”这时候，郝志荣如梦初醒，一手握着那支打不着火的枪，一手卷成筒也跟着叫了起来。两人一阵狂喊之后，玉米地里的动静渐渐小了，野猪群主动战略转移了。
　　他们两人回到知青点，灶上的小米粥熬好了，没打到野猪，大家一起喝小米粥，就着咸菜吃窝头，多少有点沮丧。我问褚永琦：“冲过去拿枪把砸在野猪头上，说不定也能打死一只野猪。”褚永琦说：“我能那么傻，往野猪群里冲，我找死啊……”郝志荣说：“这支枪的撞针有点短，够不上子弹的底火，没有打响，要是真打响了，可能还麻烦了。开枪的时候一着急，忘了打野猪必须从侧面打的规矩了，从正面打，射击目标面积太小，万一一枪没打死，野猪冲过来把人撞死，那咱就为保卫毛主席的战备粮牺牲了。”好嘛，真够险的！这一夜从猎杀野猪变成“猪口脱险”了。老郝说，过几天他还要上来，带一支新枪，一定要打到一头野猪。
　　一个月后，褚永琦分配到西安工作，可郝志荣再没有来过我们史家岔村。
　　王骥，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66届初中毕业，1969年1月到富县牛武公社史家岔大队插队，1974年离延回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