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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来的地理文化散文《大地的阶梯》一方面是植根于本土文化的民族志书写，因此与人类学意义上民族志既有相通又有分别，“地方性知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作品的另一方面是现代性反思，生态批评的意识和文化趋同的忧虑是反思的两个主要向度。
关键词：阿来;民族志书写;现代性反思
阿來是少数民族作家的代表，也是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他凭借特殊的民族身份和独到的文化视角，用汉语写作的方式为读者展示出一个真实的西藏。在散文《大地的阶梯》中，阿来的创作目标绝不是塑造一个被神秘化浪漫化的西藏形象，而是通过对西藏的民族志书写来揭示其实实在在的文化内涵，并且立足当下反思现代化进程给藏区带来的生态恶化和文化趋同。因此，《大地的阶梯》既具有植根于本土的人类学意义，又体现了作家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
（一）《大地的阶梯》中的民族志书写
民族志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人类学家基于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观察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写作文本。阿来在离开藏地多年后返归故土，用散文、随笔、田野报告等“非虚构”的形式记录，俨然是在自觉地扮演一个文化人类学者的角色。
阿来以地理空间作为文本构建的基础，按照作家自己的说法，所谓“大地的阶梯”就是“从成都平原开始一级级走向青藏高原顶端的一列列山脉”，藏地总体上是以位于青藏高原的拉萨为中心的。但是阿来终究是作家而非人类学家，《大地的阶梯》所记述终究是作家个体的寻根之旅。
由此可以比照著名人类学家林耀华的著作《金翼》，该作用小说体的形式写成，通过诸如“村里的节日”“大米交易”“店铺分家”“兄弟争吵”等各种事象和事件的描写和叙述，赋予超越个别家庭和某个地区的社会学上的普遍意义，作者力图展现的是中国乡村社会和家族体制的生动缩影。因此《金翼》被一些研究者看作文学人类学著作，甚至被当作人类学的学术专著。
而阿来的藏地散文则带有更加显著的个体性特征，充满了对于他来说生长于兹的嘉绒藏区特殊的民族情感和人文关怀，因而他的民族志书写不仅仅是山川风物志，更是作家自己的心灵自白。与林耀华站在人类学家的立场上借助文学的手段展示以普遍性规律为追求的学术研究成果不同，阿来是站在作家的立场上带着个体独特的文化记忆重新审视他所熟知的藏地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作家植根于本土的“地方性知识”是一个重要来源。
“地方性知识”是以格尔茨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家提出的观念，指的是与普遍性知识、现代性知识相对照的与地域和民族的民间知识和认知模式相关的知识。“地方性知识”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某种知识体系进入到更大范围的知识体系中也会成为“地方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地方性知识”阐释的是一种文化多元化的价值立场。
阿来对藏地多元文化的民族志书写正体现在地理空间上，他在书中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地理从来与文化相关，复杂多变的地理往往预示着别样的生存方式与别样的人生所构成的多姿多态的文化。”《大地的阶梯》正是从嘉绒藏区的空间变换和历史记忆出发，借助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以本地人的立场和自上而下的民间视角具体而微地向读者展现“藏族大家庭中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群落”。
作者的足迹从位于马尔康县的藏族村寨卡尔古村开始，穿过梭磨河、大渡河，再走过莫尔多神山、大小金川、若尔盖草原。如书中有一段对神山的记述：“任何一座神山，都会有一条崇拜它的子民的转山之路。苯教与藏传佛教的信徒都相信，绕着这座山转一个或大或小的圈子，会积累一定的公德。”这显然是基于作者本土经验之上的民族志书写。
如阿来自己所言，他的创作理想是“在这种游历中把自己融人了自己的民族和那片雄奇的大自然”。融入当地的深度体验是民族志的基石，而更深刻的民族志书写则建立在对本土知识的深入理解上，离乡之后再返乡的阿来正具备这种跨越文化阻隔的能力。
（二）《大地的阶梯》中的现代性反思
阿来的现代性反思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体现，一是强烈的生态批评意识，二是对文化趋同的忧虑。
《大地的阶梯》中真实记述了藏区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这种恶化被阿来比喻为“难以愈合”的伤痕。卡尔古村几乎被砍伐殆尽的红桦树和白桦树让阿来感到痛心疾首，阿来认为“森林的消失”的背后是人“道德的沦丧”。由此反观上文所引的阿来对神山崇拜和转山习俗的记述，或许可以看作是他在焦虑和迷失中对神圣事物的追寻。
与一般的生态批评不同，阿来笔下的自然具有神性的特征，即“万物有灵且美”的自然观念。因此，对自然的破坏首先是人们失去对自然的敬畏，再者是对自然的亵渎。一个具有震撼力的情境是汉藏交界地区的仙人掌地带，那里是从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上升的区域，属于河谷气候雨水充足，只有荒漠地区才有的景象出现在这里只能说明人类对自然的过渡盘剥。《大地的阶梯》中会反复出现“树的尸体”这样的意象，如“刀斧走向更深的大山，河里飘满了大树的尸体”，又如“公路下边，河道里浊流翻滚，黄河里翻沉碰撞发出巨大响声的，正是那些深山 里被砍伐的巨树的尸体”，其后果是“先是飞鸟失去了巢穴，走兽得不到荫蔽，最后就轮到人类自己了”。很明显，作者的表达式诗意化的，而正是这种诗意化的表达才体现出反思和批判的力度。
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趋同化是阿来现代性反思另一个向度。在阿来的人文地理观念中，“大地的阶梯”实际上也是“文化的阶梯”，正是地理的复杂多变带来了文化的多姿多彩，作家所以要在游历中完成他的民族志书写正是出于这样的观念，他要着力表现的正是被人们忽略的“藏区东北部就像大地阶梯一样的一个过渡地带的存在”。阿来所在的嘉绒藏区由于藏汉杂居而导致当地藏民讲起藏语已经“不蛮不汉”而且“结结巴巴”，这正是一体化造成多元化丧失的一个缩影。
因此阿来在反思现代性时必然会超越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汉族文化经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尘埃落定》《空山》等作品所体现出的“民族群落内外的流动和蜕变以及现代以来少数民族对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参与史”。
参考文献
[1]阿来.大地的阶梯[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
[2]阿来.就这样日益丰盈[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3]王静.“地方性知识”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启示[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
关键词：阿来;民族志书写;现代性反思
阿來是少数民族作家的代表，也是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他凭借特殊的民族身份和独到的文化视角，用汉语写作的方式为读者展示出一个真实的西藏。在散文《大地的阶梯》中，阿来的创作目标绝不是塑造一个被神秘化浪漫化的西藏形象，而是通过对西藏的民族志书写来揭示其实实在在的文化内涵，并且立足当下反思现代化进程给藏区带来的生态恶化和文化趋同。因此，《大地的阶梯》既具有植根于本土的人类学意义，又体现了作家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
（一）《大地的阶梯》中的民族志书写
民族志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人类学家基于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观察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写作文本。阿来在离开藏地多年后返归故土，用散文、随笔、田野报告等“非虚构”的形式记录，俨然是在自觉地扮演一个文化人类学者的角色。
阿来以地理空间作为文本构建的基础，按照作家自己的说法，所谓“大地的阶梯”就是“从成都平原开始一级级走向青藏高原顶端的一列列山脉”，藏地总体上是以位于青藏高原的拉萨为中心的。但是阿来终究是作家而非人类学家，《大地的阶梯》所记述终究是作家个体的寻根之旅。
由此可以比照著名人类学家林耀华的著作《金翼》，该作用小说体的形式写成，通过诸如“村里的节日”“大米交易”“店铺分家”“兄弟争吵”等各种事象和事件的描写和叙述，赋予超越个别家庭和某个地区的社会学上的普遍意义，作者力图展现的是中国乡村社会和家族体制的生动缩影。因此《金翼》被一些研究者看作文学人类学著作，甚至被当作人类学的学术专著。
而阿来的藏地散文则带有更加显著的个体性特征，充满了对于他来说生长于兹的嘉绒藏区特殊的民族情感和人文关怀，因而他的民族志书写不仅仅是山川风物志，更是作家自己的心灵自白。与林耀华站在人类学家的立场上借助文学的手段展示以普遍性规律为追求的学术研究成果不同，阿来是站在作家的立场上带着个体独特的文化记忆重新审视他所熟知的藏地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作家植根于本土的“地方性知识”是一个重要来源。
“地方性知识”是以格尔茨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家提出的观念，指的是与普遍性知识、现代性知识相对照的与地域和民族的民间知识和认知模式相关的知识。“地方性知识”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某种知识体系进入到更大范围的知识体系中也会成为“地方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地方性知识”阐释的是一种文化多元化的价值立场。
阿来对藏地多元文化的民族志书写正体现在地理空间上，他在书中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地理从来与文化相关，复杂多变的地理往往预示着别样的生存方式与别样的人生所构成的多姿多态的文化。”《大地的阶梯》正是从嘉绒藏区的空间变换和历史记忆出发，借助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以本地人的立场和自上而下的民间视角具体而微地向读者展现“藏族大家庭中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群落”。
作者的足迹从位于马尔康县的藏族村寨卡尔古村开始，穿过梭磨河、大渡河，再走过莫尔多神山、大小金川、若尔盖草原。如书中有一段对神山的记述：“任何一座神山，都会有一条崇拜它的子民的转山之路。苯教与藏传佛教的信徒都相信，绕着这座山转一个或大或小的圈子，会积累一定的公德。”这显然是基于作者本土经验之上的民族志书写。
如阿来自己所言，他的创作理想是“在这种游历中把自己融人了自己的民族和那片雄奇的大自然”。融入当地的深度体验是民族志的基石，而更深刻的民族志书写则建立在对本土知识的深入理解上，离乡之后再返乡的阿来正具备这种跨越文化阻隔的能力。
（二）《大地的阶梯》中的现代性反思
阿来的现代性反思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体现，一是强烈的生态批评意识，二是对文化趋同的忧虑。
《大地的阶梯》中真实记述了藏区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这种恶化被阿来比喻为“难以愈合”的伤痕。卡尔古村几乎被砍伐殆尽的红桦树和白桦树让阿来感到痛心疾首，阿来认为“森林的消失”的背后是人“道德的沦丧”。由此反观上文所引的阿来对神山崇拜和转山习俗的记述，或许可以看作是他在焦虑和迷失中对神圣事物的追寻。
与一般的生态批评不同，阿来笔下的自然具有神性的特征，即“万物有灵且美”的自然观念。因此，对自然的破坏首先是人们失去对自然的敬畏，再者是对自然的亵渎。一个具有震撼力的情境是汉藏交界地区的仙人掌地带，那里是从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上升的区域，属于河谷气候雨水充足，只有荒漠地区才有的景象出现在这里只能说明人类对自然的过渡盘剥。《大地的阶梯》中会反复出现“树的尸体”这样的意象，如“刀斧走向更深的大山，河里飘满了大树的尸体”，又如“公路下边，河道里浊流翻滚，黄河里翻沉碰撞发出巨大响声的，正是那些深山 里被砍伐的巨树的尸体”，其后果是“先是飞鸟失去了巢穴，走兽得不到荫蔽，最后就轮到人类自己了”。很明显，作者的表达式诗意化的，而正是这种诗意化的表达才体现出反思和批判的力度。
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趋同化是阿来现代性反思另一个向度。在阿来的人文地理观念中，“大地的阶梯”实际上也是“文化的阶梯”，正是地理的复杂多变带来了文化的多姿多彩，作家所以要在游历中完成他的民族志书写正是出于这样的观念，他要着力表现的正是被人们忽略的“藏区东北部就像大地阶梯一样的一个过渡地带的存在”。阿来所在的嘉绒藏区由于藏汉杂居而导致当地藏民讲起藏语已经“不蛮不汉”而且“结结巴巴”，这正是一体化造成多元化丧失的一个缩影。
因此阿来在反思现代性时必然会超越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汉族文化经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尘埃落定》《空山》等作品所体现出的“民族群落内外的流动和蜕变以及现代以来少数民族对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参与史”。
参考文献
[1]阿来.大地的阶梯[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
[2]阿来.就这样日益丰盈[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3]王静.“地方性知识”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启示[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