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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学者亨廷顿于1993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曾经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华人学者也对亨氏的观点进行了回应。但由于人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未能明确亨氏的所谓“文明冲突论”究竟是一种客观预测，还是一种主观倡导，因此导致了一些理论混乱。十多年后，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和文化保守主义潮流的兴起，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客观预测重新引起了我们的反思。事实上，只有对文明冲突的可能性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才能够有效地限制和防止文明冲突的发生。
[关键词]文明；冲突；文明体系；文化保守主义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7)04—0032—09
一、《文明的冲突?》及其反响
1993年的夏天，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美国的一个重要杂志《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轰动全球的长文——《文明的冲突?》。在该文中，亨廷顿教授基于两大政治阵营对垒的消解和“冷战”时代的结束这样一种新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一种关于文明冲突的预见。他断定在“冷战”时代结束以后，人类冲突的根源和主要形式将发生重大变化，文化将会取代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等因素而成为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各大传统文明之间的冲突将会取代影响世界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两大政治阵营的冲突而成为21世纪人类冲突的主要形式。他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表示：“我认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仍会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他提出了大量证据来说明文明的差异是比民族国家的矛盾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更为深刻和持久的冲突根源，并预示在未来的世纪中，将会出现非西方文明(特别是儒家文明一伊斯兰教文明联合体)与西方文明对峙的局面。因此，“如果真有下一次世界大战，它将是文明之战”。基于这种文明冲突理论，亨氏忧心忡忡地为西方各国提供了短期利益和长期适调两个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基本格调无非是要促进西方文明内部的合作与团结，加强西方文明与其边缘地区(俄罗斯、东欧、拉丁美洲以及日本)的联系，共同遏制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势力发展，并且力求在相互沟通和了解的基础上实现各文明的和谐共存。
该文的中译文不久以后(1993年10月)就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刊载，并立即在海内外华人世界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无论是许倬云、金观涛等海外学者，还是汤一介等国内著名教授，均不约而同地对亨氏的所谓“文明冲突论”进行了猛烈抨击，指责亨廷顿的观点是“西方中心论”的翻版或余孽，大有唯恐天下不乱的险恶用心。这些学者尽管具体的观点不尽相同，但都倾向于一种共识性的立场，那就是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21世纪将不会出现文明的冲突，而是代之以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相处与相互融合。金观涛先生认为：“用世纪作为时间单位，看到的绝不是不同文化在互相影响中自我认同的强化，而是文化认同危机以及文化在互动中融合变迁。”汤一介先生对21世纪的前景展望道：“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人们创造出征服太空的奇迹，特别是近年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必须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和平竞赛’代替‘军备竞赛”21世纪将或是一个人类充满希望的世纪。”并认为儒家的“普遍和谐”观念将成为未来世界和平的精神前提。美籍华人学者许倬云先生则指责亨廷顿的文章“俨然战国策士的议论，找不到为生民悲悯的胸怀”，认为“从稍为远处的前景看，全球的整合是必然的结果，不能由一时的对立，断定长久的分裂与对抗”。
由这种“为生民悲悯的胸怀”和乐观主义的展望，不禁使人想起了19世纪末叶西方人对未来世纪的乐观态度。汤因比在其遗著《人类与大地母亲》的序言中描述了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执政60周年时西方人踌躇满志的历史终结感：
西方的优势地位的建立尽管只是晚近之事，却似乎将永世长存。到1897年，西方瓜分世
界的形势似乎已成定局。西方文明的过去，汹涌激荡，充满着惊恐彷徨，徘徊无措，而今这一切
都已被愉快地抛在了身后。如果像很多人在1897年所想象的那样，“历史”就意味着所有这一
切，那么，随着意大利和德国于1871年获得政治上的统一，历史显然已经进入尾声。因此，
1897年似乎已成为这样一个时刻，即一个观察者可以“从容而全面地”回顾历史，在此时此刻
观察家自己则再也不必在历史的激流中挣扎了。
19世纪末期的西方人对未来世纪充满了信心，这种信心是有根据的。因为在那时，全世界都已经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西方的经济模式、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已经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得以有效推广。既然西方现代文明已经无可争议地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主导地位，那么以往曾经存在过的文明冲突——例如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当然就会随着西方文明优势地位的建立而一去不复返。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现在只剩下征服与被征服、同化与被同化、引导与被引导的关系了。而在西方内部，既然大家都是有理性教养的文明人，那么任何事情都可以放在谈判桌前以一种绅士的方式来加以解决，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大动干戈的野蛮行径再也不会在文明的西方人中间出现了。因此，19世纪末叶的西方人坚信，下一个世纪必将是全人类在先进的西方文明的引导下共同进步的时代，并且对历史必将终结于全球的西方化这一点确信无疑。
然而曾几何时，这种世界大同的理想就伴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而陨落了。人类刚刚进入20世纪不久，文明的西方国家之间就为了争夺海外殖民地而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持续了四年的世界大战终于以协约国的胜利而结束，挑起战争的德国受到了英、法等欧洲传统列强的惩处，巴黎和会和《凡尔赛条约》再一次为未来的世界和平确定了基调。到了1925年《洛迦诺公约》签订以后，西方人再一次陷入了长久和平的梦幻之中。英国首相张伯伦宣称，《洛迦诺公约》标志着“和平年代和战争年代之间的真正分界线”。西欧人普遍相信，“洛迦诺精神”将至少会给欧洲带来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然而仅仅十多年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就爆发了更加酷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先后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卷入这场战争，波及人口达20亿(占当时世界人口的80％)，高达5500万(一说7000万)人死于战争和由于战争而造成的灾害、饥馑、缺医少药、传染病蔓延、征兵、征募劳工、集中营和屠杀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称得上是人类空前的一场浩劫，它对人类文明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远远超过了有史以来所有战争的总和。虽然法西斯最终被消灭了，但是这场战争却给人类的未来抹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而且对人类自诩的理性本身提出了深深的
20世纪尽管曾经展现出令人陶醉的曙光，但是它的整个基调却是阴沉和苦难的：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肉体和精神的摧残都达到了空前酷烈的程度；广岛、长崎爆炸的两颗原子弹不仅给日本 人、而且给全人类的心灵留下了永难愈合的创伤(这种创伤也是导致西方人对科学理性产生怀疑的重要原因)；冷战时期所造成的精神梦魇至今尚未完全驱散，核竞争所造成的恶劣后果仍然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高悬在人类的头顶；各种反人道的种族迫害和政治迫害屡禁不绝；国际争端和暴力冲突并没有因为“对话”秩序的建立而消失，在某些局部地区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19世纪末叶西方人所预示的文化融合和长久和平并没有出现，相反，20世纪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充满动荡的国际格局。
如果说在东欧剧变、两大政治阵营对垒结束之前，人类冲突的主要根源和形式是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那么到了20世纪末叶，随着美苏“两极”对垒格局的消解和全球性“文化保守主义”潮流的兴起，全球分裂已经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其新作《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一书中指出，随着超级大国“强权政治”的衰落，到20世纪末期以后，“非集中化”和“群众参与”将成为全球性重新组合的两大原则，从目前的既不公平也不平等的高度一体化世界变为一个地域自治的世界，是“大有可能而又合乎需要”的。自从亨廷顿的那篇文章发表以来，到今天已经有13年的时间了。在这13年间，世界范围内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究竟是证实了、还是证伪了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预言?对于这些问题，人们一时之间也许还难以形成一致的意见，然而，无论是与20世纪上半叶的全球殖民化时代相比，还是与20世纪下半叶的“冷战”时代相比，今天的世界无疑更加多元化了，而且各大文明区域在传统文化根基之上形成的文化认同感也确实是极大地加强了。与20世纪的全球性西方化倾向相比，今天的世界无疑出现了一股明显的传统文化复兴趋势。不管我们在价值判断上对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持何种态度，我们都不得不在事实层面上承认，无论是在东方的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或中国儒家文明中，还是在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中，“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在20世纪末叶和21世纪开端都已经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在21世纪已经出现或者正在酝酿的国际争端中，是不是可以看到某种文明冲突的迹象呢?换言之，在这些冲突的背后，除了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之外，是否确实存在着亨廷顿所说的宗教、文化方面的原因?与“冷战”时代相比，这些宗教、文化因素在当今国际争端中所占的比重到底是加大了，还是减小了?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态度。在这里需要说明一点，那就是预言21世纪将会出现文明冲突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鼓吹文明的冲突。正如说一件事情将会是怎样的，与倡导这件事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所以当我们的哲学家们在批判亨廷顿的所谓“文明冲突论”时，最好首先弄清楚亨廷顿只是客观地预料了文明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在主观上大力提倡文明的冲突。关于这一点，从这篇文章的标题《文明的冲突?》中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批评家们往往忽略了在这个标题后面有一个问号，而这个问号恰恰表明亨廷顿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性。亨廷顿教授本人也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对此做出了最好的说明，他明确表示，他之所以在几年前发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只是为了提醒世人注意文明冲突的可能性，从而把这种冲突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二、文明体系的分野
在探讨是否存在着“文明冲突”的现实可能性之前，首先应该对“文明”这个概念加以限定。关于“文明”的定义，说法颇多。亨廷顿的界定是：“文明是人类文化最高层次的组合，也是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领域：再要推广就是人类与禽兽的分别了。它一方面由语言、历史、宗教、风俗、制度等共同客观因素决定，另一方面也有个人主观认同的因素。”简言之，文明是由共同的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语言、历史、习俗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是最高层次的文化组合和最广范围的文化认同。一种文明可以包括不同的亚文化群，也可以包括众多的民族国家，但是这些不同的亚文化群和民族国家都奉守同一种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都有着共同的语言渊源和文化传统。把经过“轴心时代”的文化精神变革之后逐渐形成的各种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当作文明的最基本的特征，这种看法在学术界可以说是一种基本的共识。
迄今为止，关于文明类型划分的最权威的说法当推汤因比的文明形态理论，他关于人类历史上先后存在过21种文明的观点，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汤因比的文明形态论中，那些至今仍然存在着的文明社会(第三代文明)都是以某种根深蒂固的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作为根基的，例如以基督教信仰为根基的西方社会和东正教社会，以伊斯兰教信仰为根基的伊朗社会和阿拉伯社会，以印度教信仰为根基的印度社会，以及以儒家伦理为根基的远东社会。与汤因比一样，亨廷顿也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一些主要的文明体系和一些边缘性地区，这些主要的文明体系包括：欧洲和北美的基督教文明、西亚和中亚的伊斯兰教文明、南亚的印度教文明以及东亚的儒家文明，而拉丁美洲、澳大利亚、俄罗斯、日本、非洲等地区则构成了一些边缘性地区，它们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或者其他文明体系有着极其微妙的内在联系。
文明是一种历史演进的结果，人类最初是从一种蛮荒状态中逐渐建立起文明社会的，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和复杂的，曾经经历了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与融合。但是自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一印度教、儒家伦理分别在欧洲、西亚与中亚、南亚、东亚等地确立了独尊性和排他性的统治地位以后，各大文明体系就逐渐进入了成熟状态，文明之间的壁垒也日益变得分明起来。这些稳定的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构成了各大文明体系的精神砥柱。它们一旦确立并且被各大文明体系中的民众们自觉奉行，任何外来力量都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它了。就此而言，自从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文明产生之后，旧大陆各大文明体系之间的分野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文明的分野既表现为旧大陆西部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十字架与新月)之间漫长而酷烈的暴力冲突，也表现为旧大陆中部剽悍勇猛的穆斯林对积弱不振的佛教一印度教文明的征服与长期统治(但是这种征服与长期统治并没有改变佛教一印度教文明的基本性状)，而且还表现为旧大陆东部儒家文明与佛教一印度教文明之间的和平交往。然而，无论是暴力冲突、政治统治还是和平交流，都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各大文明体系彼此分野的基本状况。各大文明体系的文化性状(尤其是精神文化性状)所具有的这种稳定性，不仅在古代彼此隔绝的状态中没有被改变，而且在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过程中，也没有被外来的暴力征服或者经济渗透所改变。
16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内部变革和外部扩张，西方率先进入了工业化时代，并且迅速打破了各大文明体系相互封闭的传统状态，把自己的文化影响扩展到整个世界范围内。如果说16世纪以前人类各大文明体系基本上是在一种相互隔绝的状态中独立发展的，彼此间的冲突只是一些无损于历史主题的小插曲，那么，在16世纪以后的世界整合或一体化过程中，西方基督教文 明与非西方世界的各个传统文明之间的冲突则构成了历史的主旋律，这种冲突更加直观地表现为西方列强对非西方国家的征服与殖民化。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抵牾被国家经济、政治利益之间的冲突所掩盖。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文明之间的深层分野又进一步被政治意识形态对垒所遮蔽，整个世界根据西方内部的一种历史矛盾而被划分为资本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一直到20世纪末叶“冷战”时代结束之后，由于全球殖民体系的瓦解、政治意识形态冲突的淡化，以及文化保守主义的高涨，不同文明之间被掩盖了数百年之久的文化分野以及冲突的可能性才再度凸现出来，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在最近几百年的西方文化全球化的扩展过程中，不同的非西方民族和国家在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的挑战时，采取了不同的应战姿态。一些缺乏深厚文明传统或尚未建立起稳定的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的地区(如拉丁美洲、北美洲、澳大利亚等)，很快就被西方文化所同化，成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边缘地带；另一些有着根深蒂固的文明传统并已经确立了稳定的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的文明地区(如亚洲的伊斯兰教文明、佛教一印度教文明和中国儒家文明地区)，则对西方文化进行了长期而艰难的抵制，在抵制遭到失败之后，又开始主动地顺应和接受西方文化。但是，无论是一直与西方文明处于较紧张关系之中的伊斯兰教社会，还是曾一度被大力推行西方化改造的佛教一印度教社会，以及始终与西方文明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关系的中国儒家社会，都没有像前一类例子那样被完全融入西方文明体系之中。
从文明的长程演化趋势来看，自从文明体系所赖以确立的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形成以后，“合二为一”意义上的融合就不再在文明之间发生了。不同的文明之间虽然也常有彼此借鉴和吸取的情况，但是文明之间的根本差异却并未因此而被抹杀，它日益成为一种潜在的、稳固的和无法真正超越的文化鸿沟，并且通过政治、经济层面上的矛盾和抵牾表现出来。这种差异可能发展为暴力的冲突，但是却并非必然导致暴力冲突。承认文明之间的这种差异性，并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平等的对话协商，这是超越文明之间差异性的唯一理性之途。相反，如果像殖民主义时代那样忽略不同文明之间的历史差异性，以一种霸权主义的方式来强行实现同一性，是无助于限制和防止文明冲突的可能性的。
三、文化保守主义潮流与文明冲突的可能性
就在亨廷顿这篇文章发表八年以后的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事件。这个事件虽然是少数恐怖主义分子所干的违背人道主义的残暴行为，但是它同时也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在各大文明体系的民众心中，引起了一种“文明冲突”的联想。在这种情况下，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预言就不再是空穴来风，它已经获得了一些无可否认的证据，其可能性变得越来越明显。无论学者们是否承认巴以冲突、科索沃危机、美伊战争等国际争端具有文明冲突的含义，许多亲身参与其中的当事者们却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宗教、文化因素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站在道义的立场上来指责亨廷顿的观点是一种危言耸听的臆断，这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困难的却在于从亨廷顿的文章中去发掘一些富有启发性的东西。十多年来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已经越来越多地印证了亨廷顿的观点，在当今世界，存在着文明冲突的可能性。因此在1996年，亨廷顿又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进一步分析了文明冲突的可能性。两年后他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由此可见，亨廷顿在1993年之所以提出“文明的冲突”，正是为了使人们注意到这种可能性，从而限制或防止文明的冲突。这是一种负责任的、理性的态度。
亨廷顿在1996年出版的这本书里，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资料，说明了这个世界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所发生的显著变化，表明了各大文明体系向着传统文化和传统宗教回归的趋势。例如，他列举了世界上信仰各大宗教的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变化，从1900年到2000年的100年间，基督教徒(包括天主教徒、新教徒，不包括东正教徒)从占人口总数的26.99％，发展到占人口总数的29.9％，增长了3个百分点；伊斯兰教徒从12.4％增长到19.2％，大约增长了7个百分点，这个增幅要比基督教徒的增长大得多；印度教徒也有所增长，从1900年的12.5％增长为2000年的13.7％；而东正教徒却在衰减，从1900年的7.5％下降到2000年的2.4％，这主要是1917年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苏联政府对东正教的压制所致。此外他还列举了非信徒的数字，从1900年的0.2％发展为2000年的17.1％；但是同期中国民间宗教的信仰者却从23.5％急剧下降到2.5％。除了各大宗教的信徒比例之外，亨廷顿在这本书中还列举了另外一些非常重要的数据，比如各种语言的使用人数，各大文明体系所控制的领土情况、人口份额、经济指数等。所有这些数据，几乎都表明了同一种现象，那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影响力从1900年到2000年在逐渐减弱，而非西方世界的那些传统文明的份额却在增长。例如各大文明政治控制下的人口份额，西方文明在1900年占44.3％，到1995年只占13.1％；伊斯兰教文明在1900年占4.2％，到1995年猛增到15.9％。再如各大文明在世界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1950年西方文明为64.1％，1992年下降到48.9％；同期中国文明则从3.3％上升到10％，伊斯兰教文明从2.9％上升到11％。在1992年统计的语言使用情况中，讲英语的人占世界总人口的7.6％，讲印地语的人占6.4％，而讲汉语普通话的人则占了15.2％。
从以上各种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到，随着殖民主义时代的结束，西方文明的影响力正在减弱，而非西方各大传统文明的文化向心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在增加。近些年来愈演愈烈的文化保守主义潮流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这种变化。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包括西方在内的各大文明体系中，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个向传统价值观念回归的文化保守主义潮流。比如说，在伊斯兰教世界里面，出现了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的源端虽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的时候，然而只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它才形成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势力，对伊斯兰教世界的民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并不反对经济生活的现代化，但他们力图把现代化与西方化区分开来，在反西方化的前提下进行现代化。他们在政治上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教共和国，在文化上主张以《古兰经》作为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根据，按照伊斯兰教的基本精神来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穆斯林国家。
20世纪90年代，在经历了“全盘西化”的疯狂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也出现了一个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首先是从海外吹来了一股现代新儒学思潮，杜维明等美籍华人学者大力宣扬儒家理想在中国的第三期复兴，主张在儒家伦理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不久以后又出现了一股“文化寻根热”，诗人和艺术家们纷纷跑到黄土高原上去寻找中华文明的根，一时 间，信天游唱得漫天价响，西北风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西北风很快又引起了一股复古热，孔庙的香火又兴旺起来了，民间和官方都开始关心起孔庙和儒学。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今天，“弘扬传统文化，振兴民族精神”成为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曾经一度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分歧而剑拔弩张的台海两岸，其紧张关系也在“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文化认同口号的感召下极大地得到了缓解。这些迹象都表明，20世纪末叶以来的中国也出现了一股强劲的文化保守主义潮流。
在印度，同样出现了一个向传统的印度教信仰回归的趋势。今天的印度人无论在服饰、饮食等习俗方面，还是在宗教、语言、文化等方面，都出现了一种与19世纪以来的西方化潮流相反的本土化回归趋势。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在发布他的施政纲领的时候，明确表示要用印度教的精神来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印度。这种观点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张，可谓是不谋而合，两者都强调了要从本民族文化的传统中去寻找建设现代化的精神根基这样一种价值取向。
不仅在非西方世界，即使是在西方世界中，也同样可以看到20世纪末叶以来时代精神的一些显著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垮掉的一代”、新左派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各种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潮流不断涌现，嬉皮士、性解放、吸毒等现象层出不穷。这些现象都表明，当时美国的年青一代中有不少人已经放弃了他们父辈世代相袭的清教价值观。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人似乎又变得保守起来了，美国社会中也出现了一股与80年代以前的自由开放潮流正好相反的新潮流，那就是保守主义潮流。今天的美国人，无论是对宗教、性、毒品还是对政治的态度，似乎都趋向于保守，清教精神又有所复兴，人们的家庭观念也变得更加强烈了。在美国这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大多数人仍然信仰上帝，其中包括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在“9·11”事件发生时，美国民众在心理上和情感上的第一反应不是“原子弹保佑美利坚”，而是“上帝保佑美利坚”。可见，在美国这个看起来非常开放的国家，传统的基督教信仰不仅一直被大多数美国人当作安身立命之本，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表现出明显的增长势头。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各大文明体系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股文化保守主义潮流。无论怎样评价这种潮流，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它是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文化保守主义潮流使得同一种文明内部的宗教、文化认同感极大地加强了，同时也使得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心理壁垒更加突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保守主义确实加大了文明冲突的可能性。在全球性的西方化潮流逐渐落潮以后，未来世界将会越来越明显地以文化认同作为相互联系的精神纽带，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复兴，非西方世界的各大文明体系将会越来越自觉地从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中去寻找建设现代化的精神根基，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将会被文明的分野所取代。当然，文明的分野并不必然导致文明的冲突，但是它却会极大地加强文明内部的身份认同。
人是一个奇怪的动物，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动物，而且也是一个文化动物；除了追逐物质利益之外，他还有一个文化归宿的问题。在“冷战”时代，文明之间的分野被两大政治阵营之间的对垒所取代，人们彼此之间的文化认同也被政治身份认同所取代。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对立的消解和文化保守主义潮流的兴起，不同文明体系中的人们又开始以各自传统的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为依据来进行文化认同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差异性肯定会比以前更加明显地凸现出来。这种差异性当然有可能导致文明之间的冲突，但是比起以往那种用强势的主流文化来抹杀一切文化差异性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来，这种可能导致文明冲突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多无主义似乎更加人道一些。文化的多元性是一个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真正的“普世和谐”是不可能在“全球融合”的基础上实现的，因为所谓的“全球融合”本身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在“全球分裂”的多元文化基础上进行平等的对话，才有可能实现“普世和谐”的理想。
[关键词]文明；冲突；文明体系；文化保守主义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7)04—0032—09
一、《文明的冲突?》及其反响
1993年的夏天，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美国的一个重要杂志《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轰动全球的长文——《文明的冲突?》。在该文中，亨廷顿教授基于两大政治阵营对垒的消解和“冷战”时代的结束这样一种新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一种关于文明冲突的预见。他断定在“冷战”时代结束以后，人类冲突的根源和主要形式将发生重大变化，文化将会取代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等因素而成为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各大传统文明之间的冲突将会取代影响世界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两大政治阵营的冲突而成为21世纪人类冲突的主要形式。他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表示：“我认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仍会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他提出了大量证据来说明文明的差异是比民族国家的矛盾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更为深刻和持久的冲突根源，并预示在未来的世纪中，将会出现非西方文明(特别是儒家文明一伊斯兰教文明联合体)与西方文明对峙的局面。因此，“如果真有下一次世界大战，它将是文明之战”。基于这种文明冲突理论，亨氏忧心忡忡地为西方各国提供了短期利益和长期适调两个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基本格调无非是要促进西方文明内部的合作与团结，加强西方文明与其边缘地区(俄罗斯、东欧、拉丁美洲以及日本)的联系，共同遏制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势力发展，并且力求在相互沟通和了解的基础上实现各文明的和谐共存。
该文的中译文不久以后(1993年10月)就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刊载，并立即在海内外华人世界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无论是许倬云、金观涛等海外学者，还是汤一介等国内著名教授，均不约而同地对亨氏的所谓“文明冲突论”进行了猛烈抨击，指责亨廷顿的观点是“西方中心论”的翻版或余孽，大有唯恐天下不乱的险恶用心。这些学者尽管具体的观点不尽相同，但都倾向于一种共识性的立场，那就是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21世纪将不会出现文明的冲突，而是代之以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相处与相互融合。金观涛先生认为：“用世纪作为时间单位，看到的绝不是不同文化在互相影响中自我认同的强化，而是文化认同危机以及文化在互动中融合变迁。”汤一介先生对21世纪的前景展望道：“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人们创造出征服太空的奇迹，特别是近年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必须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和平竞赛’代替‘军备竞赛”21世纪将或是一个人类充满希望的世纪。”并认为儒家的“普遍和谐”观念将成为未来世界和平的精神前提。美籍华人学者许倬云先生则指责亨廷顿的文章“俨然战国策士的议论，找不到为生民悲悯的胸怀”，认为“从稍为远处的前景看，全球的整合是必然的结果，不能由一时的对立，断定长久的分裂与对抗”。
由这种“为生民悲悯的胸怀”和乐观主义的展望，不禁使人想起了19世纪末叶西方人对未来世纪的乐观态度。汤因比在其遗著《人类与大地母亲》的序言中描述了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执政60周年时西方人踌躇满志的历史终结感：
西方的优势地位的建立尽管只是晚近之事，却似乎将永世长存。到1897年，西方瓜分世
界的形势似乎已成定局。西方文明的过去，汹涌激荡，充满着惊恐彷徨，徘徊无措，而今这一切
都已被愉快地抛在了身后。如果像很多人在1897年所想象的那样，“历史”就意味着所有这一
切，那么，随着意大利和德国于1871年获得政治上的统一，历史显然已经进入尾声。因此，
1897年似乎已成为这样一个时刻，即一个观察者可以“从容而全面地”回顾历史，在此时此刻
观察家自己则再也不必在历史的激流中挣扎了。
19世纪末期的西方人对未来世纪充满了信心，这种信心是有根据的。因为在那时，全世界都已经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西方的经济模式、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已经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得以有效推广。既然西方现代文明已经无可争议地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主导地位，那么以往曾经存在过的文明冲突——例如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当然就会随着西方文明优势地位的建立而一去不复返。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现在只剩下征服与被征服、同化与被同化、引导与被引导的关系了。而在西方内部，既然大家都是有理性教养的文明人，那么任何事情都可以放在谈判桌前以一种绅士的方式来加以解决，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大动干戈的野蛮行径再也不会在文明的西方人中间出现了。因此，19世纪末叶的西方人坚信，下一个世纪必将是全人类在先进的西方文明的引导下共同进步的时代，并且对历史必将终结于全球的西方化这一点确信无疑。
然而曾几何时，这种世界大同的理想就伴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而陨落了。人类刚刚进入20世纪不久，文明的西方国家之间就为了争夺海外殖民地而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持续了四年的世界大战终于以协约国的胜利而结束，挑起战争的德国受到了英、法等欧洲传统列强的惩处，巴黎和会和《凡尔赛条约》再一次为未来的世界和平确定了基调。到了1925年《洛迦诺公约》签订以后，西方人再一次陷入了长久和平的梦幻之中。英国首相张伯伦宣称，《洛迦诺公约》标志着“和平年代和战争年代之间的真正分界线”。西欧人普遍相信，“洛迦诺精神”将至少会给欧洲带来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然而仅仅十多年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就爆发了更加酷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先后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卷入这场战争，波及人口达20亿(占当时世界人口的80％)，高达5500万(一说7000万)人死于战争和由于战争而造成的灾害、饥馑、缺医少药、传染病蔓延、征兵、征募劳工、集中营和屠杀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称得上是人类空前的一场浩劫，它对人类文明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远远超过了有史以来所有战争的总和。虽然法西斯最终被消灭了，但是这场战争却给人类的未来抹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而且对人类自诩的理性本身提出了深深的
20世纪尽管曾经展现出令人陶醉的曙光，但是它的整个基调却是阴沉和苦难的：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肉体和精神的摧残都达到了空前酷烈的程度；广岛、长崎爆炸的两颗原子弹不仅给日本 人、而且给全人类的心灵留下了永难愈合的创伤(这种创伤也是导致西方人对科学理性产生怀疑的重要原因)；冷战时期所造成的精神梦魇至今尚未完全驱散，核竞争所造成的恶劣后果仍然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高悬在人类的头顶；各种反人道的种族迫害和政治迫害屡禁不绝；国际争端和暴力冲突并没有因为“对话”秩序的建立而消失，在某些局部地区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19世纪末叶西方人所预示的文化融合和长久和平并没有出现，相反，20世纪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充满动荡的国际格局。
如果说在东欧剧变、两大政治阵营对垒结束之前，人类冲突的主要根源和形式是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那么到了20世纪末叶，随着美苏“两极”对垒格局的消解和全球性“文化保守主义”潮流的兴起，全球分裂已经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其新作《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一书中指出，随着超级大国“强权政治”的衰落，到20世纪末期以后，“非集中化”和“群众参与”将成为全球性重新组合的两大原则，从目前的既不公平也不平等的高度一体化世界变为一个地域自治的世界，是“大有可能而又合乎需要”的。自从亨廷顿的那篇文章发表以来，到今天已经有13年的时间了。在这13年间，世界范围内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究竟是证实了、还是证伪了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预言?对于这些问题，人们一时之间也许还难以形成一致的意见，然而，无论是与20世纪上半叶的全球殖民化时代相比，还是与20世纪下半叶的“冷战”时代相比，今天的世界无疑更加多元化了，而且各大文明区域在传统文化根基之上形成的文化认同感也确实是极大地加强了。与20世纪的全球性西方化倾向相比，今天的世界无疑出现了一股明显的传统文化复兴趋势。不管我们在价值判断上对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持何种态度，我们都不得不在事实层面上承认，无论是在东方的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或中国儒家文明中，还是在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中，“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在20世纪末叶和21世纪开端都已经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在21世纪已经出现或者正在酝酿的国际争端中，是不是可以看到某种文明冲突的迹象呢?换言之，在这些冲突的背后，除了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之外，是否确实存在着亨廷顿所说的宗教、文化方面的原因?与“冷战”时代相比，这些宗教、文化因素在当今国际争端中所占的比重到底是加大了，还是减小了?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态度。在这里需要说明一点，那就是预言21世纪将会出现文明冲突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鼓吹文明的冲突。正如说一件事情将会是怎样的，与倡导这件事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所以当我们的哲学家们在批判亨廷顿的所谓“文明冲突论”时，最好首先弄清楚亨廷顿只是客观地预料了文明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在主观上大力提倡文明的冲突。关于这一点，从这篇文章的标题《文明的冲突?》中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批评家们往往忽略了在这个标题后面有一个问号，而这个问号恰恰表明亨廷顿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性。亨廷顿教授本人也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对此做出了最好的说明，他明确表示，他之所以在几年前发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只是为了提醒世人注意文明冲突的可能性，从而把这种冲突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二、文明体系的分野
在探讨是否存在着“文明冲突”的现实可能性之前，首先应该对“文明”这个概念加以限定。关于“文明”的定义，说法颇多。亨廷顿的界定是：“文明是人类文化最高层次的组合，也是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领域：再要推广就是人类与禽兽的分别了。它一方面由语言、历史、宗教、风俗、制度等共同客观因素决定，另一方面也有个人主观认同的因素。”简言之，文明是由共同的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语言、历史、习俗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是最高层次的文化组合和最广范围的文化认同。一种文明可以包括不同的亚文化群，也可以包括众多的民族国家，但是这些不同的亚文化群和民族国家都奉守同一种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都有着共同的语言渊源和文化传统。把经过“轴心时代”的文化精神变革之后逐渐形成的各种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当作文明的最基本的特征，这种看法在学术界可以说是一种基本的共识。
迄今为止，关于文明类型划分的最权威的说法当推汤因比的文明形态理论，他关于人类历史上先后存在过21种文明的观点，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汤因比的文明形态论中，那些至今仍然存在着的文明社会(第三代文明)都是以某种根深蒂固的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作为根基的，例如以基督教信仰为根基的西方社会和东正教社会，以伊斯兰教信仰为根基的伊朗社会和阿拉伯社会，以印度教信仰为根基的印度社会，以及以儒家伦理为根基的远东社会。与汤因比一样，亨廷顿也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一些主要的文明体系和一些边缘性地区，这些主要的文明体系包括：欧洲和北美的基督教文明、西亚和中亚的伊斯兰教文明、南亚的印度教文明以及东亚的儒家文明，而拉丁美洲、澳大利亚、俄罗斯、日本、非洲等地区则构成了一些边缘性地区，它们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或者其他文明体系有着极其微妙的内在联系。
文明是一种历史演进的结果，人类最初是从一种蛮荒状态中逐渐建立起文明社会的，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和复杂的，曾经经历了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与融合。但是自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一印度教、儒家伦理分别在欧洲、西亚与中亚、南亚、东亚等地确立了独尊性和排他性的统治地位以后，各大文明体系就逐渐进入了成熟状态，文明之间的壁垒也日益变得分明起来。这些稳定的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构成了各大文明体系的精神砥柱。它们一旦确立并且被各大文明体系中的民众们自觉奉行，任何外来力量都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它了。就此而言，自从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文明产生之后，旧大陆各大文明体系之间的分野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文明的分野既表现为旧大陆西部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十字架与新月)之间漫长而酷烈的暴力冲突，也表现为旧大陆中部剽悍勇猛的穆斯林对积弱不振的佛教一印度教文明的征服与长期统治(但是这种征服与长期统治并没有改变佛教一印度教文明的基本性状)，而且还表现为旧大陆东部儒家文明与佛教一印度教文明之间的和平交往。然而，无论是暴力冲突、政治统治还是和平交流，都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各大文明体系彼此分野的基本状况。各大文明体系的文化性状(尤其是精神文化性状)所具有的这种稳定性，不仅在古代彼此隔绝的状态中没有被改变，而且在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过程中，也没有被外来的暴力征服或者经济渗透所改变。
16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内部变革和外部扩张，西方率先进入了工业化时代，并且迅速打破了各大文明体系相互封闭的传统状态，把自己的文化影响扩展到整个世界范围内。如果说16世纪以前人类各大文明体系基本上是在一种相互隔绝的状态中独立发展的，彼此间的冲突只是一些无损于历史主题的小插曲，那么，在16世纪以后的世界整合或一体化过程中，西方基督教文 明与非西方世界的各个传统文明之间的冲突则构成了历史的主旋律，这种冲突更加直观地表现为西方列强对非西方国家的征服与殖民化。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抵牾被国家经济、政治利益之间的冲突所掩盖。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文明之间的深层分野又进一步被政治意识形态对垒所遮蔽，整个世界根据西方内部的一种历史矛盾而被划分为资本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一直到20世纪末叶“冷战”时代结束之后，由于全球殖民体系的瓦解、政治意识形态冲突的淡化，以及文化保守主义的高涨，不同文明之间被掩盖了数百年之久的文化分野以及冲突的可能性才再度凸现出来，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在最近几百年的西方文化全球化的扩展过程中，不同的非西方民族和国家在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的挑战时，采取了不同的应战姿态。一些缺乏深厚文明传统或尚未建立起稳定的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的地区(如拉丁美洲、北美洲、澳大利亚等)，很快就被西方文化所同化，成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边缘地带；另一些有着根深蒂固的文明传统并已经确立了稳定的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的文明地区(如亚洲的伊斯兰教文明、佛教一印度教文明和中国儒家文明地区)，则对西方文化进行了长期而艰难的抵制，在抵制遭到失败之后，又开始主动地顺应和接受西方文化。但是，无论是一直与西方文明处于较紧张关系之中的伊斯兰教社会，还是曾一度被大力推行西方化改造的佛教一印度教社会，以及始终与西方文明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关系的中国儒家社会，都没有像前一类例子那样被完全融入西方文明体系之中。
从文明的长程演化趋势来看，自从文明体系所赖以确立的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形成以后，“合二为一”意义上的融合就不再在文明之间发生了。不同的文明之间虽然也常有彼此借鉴和吸取的情况，但是文明之间的根本差异却并未因此而被抹杀，它日益成为一种潜在的、稳固的和无法真正超越的文化鸿沟，并且通过政治、经济层面上的矛盾和抵牾表现出来。这种差异可能发展为暴力的冲突，但是却并非必然导致暴力冲突。承认文明之间的这种差异性，并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平等的对话协商，这是超越文明之间差异性的唯一理性之途。相反，如果像殖民主义时代那样忽略不同文明之间的历史差异性，以一种霸权主义的方式来强行实现同一性，是无助于限制和防止文明冲突的可能性的。
三、文化保守主义潮流与文明冲突的可能性
就在亨廷顿这篇文章发表八年以后的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事件。这个事件虽然是少数恐怖主义分子所干的违背人道主义的残暴行为，但是它同时也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在各大文明体系的民众心中，引起了一种“文明冲突”的联想。在这种情况下，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预言就不再是空穴来风，它已经获得了一些无可否认的证据，其可能性变得越来越明显。无论学者们是否承认巴以冲突、科索沃危机、美伊战争等国际争端具有文明冲突的含义，许多亲身参与其中的当事者们却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宗教、文化因素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站在道义的立场上来指责亨廷顿的观点是一种危言耸听的臆断，这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困难的却在于从亨廷顿的文章中去发掘一些富有启发性的东西。十多年来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已经越来越多地印证了亨廷顿的观点，在当今世界，存在着文明冲突的可能性。因此在1996年，亨廷顿又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进一步分析了文明冲突的可能性。两年后他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由此可见，亨廷顿在1993年之所以提出“文明的冲突”，正是为了使人们注意到这种可能性，从而限制或防止文明的冲突。这是一种负责任的、理性的态度。
亨廷顿在1996年出版的这本书里，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资料，说明了这个世界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所发生的显著变化，表明了各大文明体系向着传统文化和传统宗教回归的趋势。例如，他列举了世界上信仰各大宗教的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变化，从1900年到2000年的100年间，基督教徒(包括天主教徒、新教徒，不包括东正教徒)从占人口总数的26.99％，发展到占人口总数的29.9％，增长了3个百分点；伊斯兰教徒从12.4％增长到19.2％，大约增长了7个百分点，这个增幅要比基督教徒的增长大得多；印度教徒也有所增长，从1900年的12.5％增长为2000年的13.7％；而东正教徒却在衰减，从1900年的7.5％下降到2000年的2.4％，这主要是1917年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苏联政府对东正教的压制所致。此外他还列举了非信徒的数字，从1900年的0.2％发展为2000年的17.1％；但是同期中国民间宗教的信仰者却从23.5％急剧下降到2.5％。除了各大宗教的信徒比例之外，亨廷顿在这本书中还列举了另外一些非常重要的数据，比如各种语言的使用人数，各大文明体系所控制的领土情况、人口份额、经济指数等。所有这些数据，几乎都表明了同一种现象，那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影响力从1900年到2000年在逐渐减弱，而非西方世界的那些传统文明的份额却在增长。例如各大文明政治控制下的人口份额，西方文明在1900年占44.3％，到1995年只占13.1％；伊斯兰教文明在1900年占4.2％，到1995年猛增到15.9％。再如各大文明在世界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1950年西方文明为64.1％，1992年下降到48.9％；同期中国文明则从3.3％上升到10％，伊斯兰教文明从2.9％上升到11％。在1992年统计的语言使用情况中，讲英语的人占世界总人口的7.6％，讲印地语的人占6.4％，而讲汉语普通话的人则占了15.2％。
从以上各种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到，随着殖民主义时代的结束，西方文明的影响力正在减弱，而非西方各大传统文明的文化向心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在增加。近些年来愈演愈烈的文化保守主义潮流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这种变化。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包括西方在内的各大文明体系中，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个向传统价值观念回归的文化保守主义潮流。比如说，在伊斯兰教世界里面，出现了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的源端虽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的时候，然而只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它才形成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势力，对伊斯兰教世界的民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并不反对经济生活的现代化，但他们力图把现代化与西方化区分开来，在反西方化的前提下进行现代化。他们在政治上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教共和国，在文化上主张以《古兰经》作为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根据，按照伊斯兰教的基本精神来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穆斯林国家。
20世纪90年代，在经历了“全盘西化”的疯狂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也出现了一个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首先是从海外吹来了一股现代新儒学思潮，杜维明等美籍华人学者大力宣扬儒家理想在中国的第三期复兴，主张在儒家伦理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不久以后又出现了一股“文化寻根热”，诗人和艺术家们纷纷跑到黄土高原上去寻找中华文明的根，一时 间，信天游唱得漫天价响，西北风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西北风很快又引起了一股复古热，孔庙的香火又兴旺起来了，民间和官方都开始关心起孔庙和儒学。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今天，“弘扬传统文化，振兴民族精神”成为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曾经一度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分歧而剑拔弩张的台海两岸，其紧张关系也在“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文化认同口号的感召下极大地得到了缓解。这些迹象都表明，20世纪末叶以来的中国也出现了一股强劲的文化保守主义潮流。
在印度，同样出现了一个向传统的印度教信仰回归的趋势。今天的印度人无论在服饰、饮食等习俗方面，还是在宗教、语言、文化等方面，都出现了一种与19世纪以来的西方化潮流相反的本土化回归趋势。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在发布他的施政纲领的时候，明确表示要用印度教的精神来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印度。这种观点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张，可谓是不谋而合，两者都强调了要从本民族文化的传统中去寻找建设现代化的精神根基这样一种价值取向。
不仅在非西方世界，即使是在西方世界中，也同样可以看到20世纪末叶以来时代精神的一些显著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垮掉的一代”、新左派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各种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潮流不断涌现，嬉皮士、性解放、吸毒等现象层出不穷。这些现象都表明，当时美国的年青一代中有不少人已经放弃了他们父辈世代相袭的清教价值观。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人似乎又变得保守起来了，美国社会中也出现了一股与80年代以前的自由开放潮流正好相反的新潮流，那就是保守主义潮流。今天的美国人，无论是对宗教、性、毒品还是对政治的态度，似乎都趋向于保守，清教精神又有所复兴，人们的家庭观念也变得更加强烈了。在美国这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大多数人仍然信仰上帝，其中包括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在“9·11”事件发生时，美国民众在心理上和情感上的第一反应不是“原子弹保佑美利坚”，而是“上帝保佑美利坚”。可见，在美国这个看起来非常开放的国家，传统的基督教信仰不仅一直被大多数美国人当作安身立命之本，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表现出明显的增长势头。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各大文明体系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股文化保守主义潮流。无论怎样评价这种潮流，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它是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文化保守主义潮流使得同一种文明内部的宗教、文化认同感极大地加强了，同时也使得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心理壁垒更加突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保守主义确实加大了文明冲突的可能性。在全球性的西方化潮流逐渐落潮以后，未来世界将会越来越明显地以文化认同作为相互联系的精神纽带，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复兴，非西方世界的各大文明体系将会越来越自觉地从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中去寻找建设现代化的精神根基，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将会被文明的分野所取代。当然，文明的分野并不必然导致文明的冲突，但是它却会极大地加强文明内部的身份认同。
人是一个奇怪的动物，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动物，而且也是一个文化动物；除了追逐物质利益之外，他还有一个文化归宿的问题。在“冷战”时代，文明之间的分野被两大政治阵营之间的对垒所取代，人们彼此之间的文化认同也被政治身份认同所取代。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对立的消解和文化保守主义潮流的兴起，不同文明体系中的人们又开始以各自传统的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为依据来进行文化认同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差异性肯定会比以前更加明显地凸现出来。这种差异性当然有可能导致文明之间的冲突，但是比起以往那种用强势的主流文化来抹杀一切文化差异性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来，这种可能导致文明冲突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多无主义似乎更加人道一些。文化的多元性是一个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真正的“普世和谐”是不可能在“全球融合”的基础上实现的，因为所谓的“全球融合”本身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在“全球分裂”的多元文化基础上进行平等的对话，才有可能实现“普世和谐”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