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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及写作背景
道格拉斯.诺斯，美国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创者和抗议者.他开创性地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诺斯建立了以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为三大基石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如诺斯所言，在某种方面，本书试图成为一本革命性的著作。事实上，他做到了，从《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年出版至今，近半个世纪以来，对当下仍有借鉴作用。
二、全书结构框架：
全书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每一章都分若干小节，从人口、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进行分析。以公元10世纪到公元16世纪、公元16世纪到公元18世纪这两个时间段的经济发展史为论据，通过对比法国、西班牙的失败与荷兰、英国的成功进一步阐述了中心论点，即有效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其中，作者重点关注人口的增长和所有权的发展变化，以这两个因素为线索，在对比中彰显出了人口的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阐明了经济组织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一中心论点。作者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的提出论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为了证明这一论点，诺斯提出以下幾条论据：首先，西方的兴起以经济的增长来衡量，而经济的增长以“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来衡量，并且表现为社会总收入大于人口增长。人口的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密不可分。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成过程中，人口增长与人的独立和自由是经济增长的两个关键外部因素。其次，经济增长的原因是“为经济创新提供刺激”。投资的刺激在于获得回报，而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市场扩展。再次，“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最终决定经济增长。西方兴起的原因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发展。作者认为，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而这种刺激正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真正的经济增长意味着社会总收入必然比人口增长得更快。因此，人口增长和所有权是衡量和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往提出的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本身。最后，在商业领域，自由和平等主要是自由竞争，平等赚钱。在中世纪专制王权权和宗教特权的双重压力之下，经济的发展缓慢而有限。到了近现代，文艺复兴强化了自由的意识，宗教改革强化了平等意识。自由意识强化致使专制特权被弱化，平等意识强化致使教权被弱化。因此，相对而言，民权得到强化。
三、历史的发展与产权的演变
十世纪时，是中世纪的起步时期，封建主义和庄园制度在西欧社会出现并缓慢发展，但是由于此时大量的土地尚未被开发，土地相当充足，当一块土地被占用时，总是可以有更多的土地去开发和利用，因此，土地利用的所有权无需也无意去被发明。但是为了防止受到北欧海盗、穆斯林、马扎尔人乃至土匪等的抢劫团伙的威胁，庄园制度应运而生，庄园经济包含三种基本要素：拥有土地、保护的职能、劳动的角色。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庄园制的继续存在和发展的进程被阻断了。
十一、十二世纪是中世纪的鼎盛时期：大量边疆土地被拓殖、人口增长迅速增长、城市兴建或者复兴、贸易和商业的发展，促使了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市场体系逐步建立。诺斯指出，人口自然增长的高速度只有在未开发土地大量存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贸易的发展也随着庄园之间旷地的拓殖而日渐繁荣，人口的增加使市场扩大，从而降低了交易费用，使得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职业出现专门化，促进手工业和各种服务业的出现，并促进了新动力源的广泛利用，当时的技术革新虽然很有限但已经在整个地区得到广泛应用。而这种种现象又反过来使得人均收入增长，社会生产率得到提高。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过多和局部报酬递减则降低了农业生产率，只不过这一影响至少一定程度上被边疆运动和三埔制的有限采用抵消罢了。
十三世纪，代表中世纪的成熟期。显然是一个大幅度增长的时代，是欧洲在经济上真正觉醒的时期，是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都发生变动的时期，也是商业贸易扩张的时期。边疆运动虽已终止，但人口的增长并未因此而终止。集市的出现和发展、契约协定的不断成熟、以及其它制度协定的产生等一系列的制度创新降低了交易的费用，为生产力的增长提供了助推器。然而，从十三世纪后半期到十四世纪前半期，瘟疫的蔓延给西欧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带来了坏灭性的打击，人口锐减。
十四世纪后半期，人口开始重新增长，此时，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已经瓦解。
四、成功与失败
意大利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四分五裂的政治格局，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为经济大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政府不能提供公正与保护这两大社会公共产品。克鲁格曼说过，“政治稳定和产权保护是保证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结束后才完成统一的意大利，很显然在面临强邻法国在英国的入侵和竞争时，意大利分散的诸城邦是根本提供不了足够的安全和保护的。而法国的失败在于集中后的王权过于强大，它剥夺了三级会议的征税权，同时实行严格的王室检查制度，检查特别是通过行会来实施。该制度虽然维护了法国商品的良好声誉，却也极大地限制了生产的发展。
荷兰的成功在于它是一个移民国家。荷兰开放的兼容各地移民，并且平等对待他们，无论是新教徒还是基督教徒，甚至是被迫害被驱逐的犹太人，在这里都能寻得一块安身之地。随着人口的聚集，各地先进的管理模式和创新制度也被带入到荷兰，比如起源于意大利诸城邦的汇票、银行等商业技术和手段，荷兰从而迅速发展起来。同时，荷兰主要以商业、海上运输业为主，农业很少，所以城市化比例很高，从而避免了农业效率提高缓慢对整个经济的滞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荷兰成为西方第一个出现“经济增长”的国家。商业革命出现在荷兰，而工业革命出现在英国也不是偶然的。这得益于英国拥有一个完善的自成体系的国内市场，同时与荷兰较早采用最新的管理方式相比，英国则最早确立了完善的所有权。英国也经历过皇权强大的时期，但与法国的三级会议不同，英国国会对税收的征集有很大的发言权，国王被迫自己寻找收入养活自己，仅仅依靠微薄的王室庄园的收入自然是难敷所用，于是国王开始以转让特权来换取岁收。而后来国会将习惯法逐渐转变为法律，固定下来，特权转让越来越受到限制，于是以专利权代之。专利权的出现保证了具体发明人预期收益的实现，从而进一步刺激技术革新。
作者简介：程润霞，女，汉族，甘肃省通渭县人，现就读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6级世界史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世界文化史。
道格拉斯.诺斯，美国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创者和抗议者.他开创性地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诺斯建立了以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为三大基石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如诺斯所言，在某种方面，本书试图成为一本革命性的著作。事实上，他做到了，从《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年出版至今，近半个世纪以来，对当下仍有借鉴作用。
二、全书结构框架：
全书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每一章都分若干小节，从人口、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进行分析。以公元10世纪到公元16世纪、公元16世纪到公元18世纪这两个时间段的经济发展史为论据，通过对比法国、西班牙的失败与荷兰、英国的成功进一步阐述了中心论点，即有效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其中，作者重点关注人口的增长和所有权的发展变化，以这两个因素为线索，在对比中彰显出了人口的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阐明了经济组织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一中心论点。作者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的提出论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为了证明这一论点，诺斯提出以下幾条论据：首先，西方的兴起以经济的增长来衡量，而经济的增长以“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来衡量，并且表现为社会总收入大于人口增长。人口的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密不可分。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成过程中，人口增长与人的独立和自由是经济增长的两个关键外部因素。其次，经济增长的原因是“为经济创新提供刺激”。投资的刺激在于获得回报，而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市场扩展。再次，“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最终决定经济增长。西方兴起的原因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发展。作者认为，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而这种刺激正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真正的经济增长意味着社会总收入必然比人口增长得更快。因此，人口增长和所有权是衡量和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往提出的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本身。最后，在商业领域，自由和平等主要是自由竞争，平等赚钱。在中世纪专制王权权和宗教特权的双重压力之下，经济的发展缓慢而有限。到了近现代，文艺复兴强化了自由的意识，宗教改革强化了平等意识。自由意识强化致使专制特权被弱化，平等意识强化致使教权被弱化。因此，相对而言，民权得到强化。
三、历史的发展与产权的演变
十世纪时，是中世纪的起步时期，封建主义和庄园制度在西欧社会出现并缓慢发展，但是由于此时大量的土地尚未被开发，土地相当充足，当一块土地被占用时，总是可以有更多的土地去开发和利用，因此，土地利用的所有权无需也无意去被发明。但是为了防止受到北欧海盗、穆斯林、马扎尔人乃至土匪等的抢劫团伙的威胁，庄园制度应运而生，庄园经济包含三种基本要素：拥有土地、保护的职能、劳动的角色。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庄园制的继续存在和发展的进程被阻断了。
十一、十二世纪是中世纪的鼎盛时期：大量边疆土地被拓殖、人口增长迅速增长、城市兴建或者复兴、贸易和商业的发展，促使了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市场体系逐步建立。诺斯指出，人口自然增长的高速度只有在未开发土地大量存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贸易的发展也随着庄园之间旷地的拓殖而日渐繁荣，人口的增加使市场扩大，从而降低了交易费用，使得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职业出现专门化，促进手工业和各种服务业的出现，并促进了新动力源的广泛利用，当时的技术革新虽然很有限但已经在整个地区得到广泛应用。而这种种现象又反过来使得人均收入增长，社会生产率得到提高。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过多和局部报酬递减则降低了农业生产率，只不过这一影响至少一定程度上被边疆运动和三埔制的有限采用抵消罢了。
十三世纪，代表中世纪的成熟期。显然是一个大幅度增长的时代，是欧洲在经济上真正觉醒的时期，是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都发生变动的时期，也是商业贸易扩张的时期。边疆运动虽已终止，但人口的增长并未因此而终止。集市的出现和发展、契约协定的不断成熟、以及其它制度协定的产生等一系列的制度创新降低了交易的费用，为生产力的增长提供了助推器。然而，从十三世纪后半期到十四世纪前半期，瘟疫的蔓延给西欧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带来了坏灭性的打击，人口锐减。
十四世纪后半期，人口开始重新增长，此时，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已经瓦解。
四、成功与失败
意大利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四分五裂的政治格局，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为经济大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政府不能提供公正与保护这两大社会公共产品。克鲁格曼说过，“政治稳定和产权保护是保证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结束后才完成统一的意大利，很显然在面临强邻法国在英国的入侵和竞争时，意大利分散的诸城邦是根本提供不了足够的安全和保护的。而法国的失败在于集中后的王权过于强大，它剥夺了三级会议的征税权，同时实行严格的王室检查制度，检查特别是通过行会来实施。该制度虽然维护了法国商品的良好声誉，却也极大地限制了生产的发展。
荷兰的成功在于它是一个移民国家。荷兰开放的兼容各地移民，并且平等对待他们，无论是新教徒还是基督教徒，甚至是被迫害被驱逐的犹太人，在这里都能寻得一块安身之地。随着人口的聚集，各地先进的管理模式和创新制度也被带入到荷兰，比如起源于意大利诸城邦的汇票、银行等商业技术和手段，荷兰从而迅速发展起来。同时，荷兰主要以商业、海上运输业为主，农业很少，所以城市化比例很高，从而避免了农业效率提高缓慢对整个经济的滞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荷兰成为西方第一个出现“经济增长”的国家。商业革命出现在荷兰，而工业革命出现在英国也不是偶然的。这得益于英国拥有一个完善的自成体系的国内市场，同时与荷兰较早采用最新的管理方式相比，英国则最早确立了完善的所有权。英国也经历过皇权强大的时期，但与法国的三级会议不同，英国国会对税收的征集有很大的发言权，国王被迫自己寻找收入养活自己，仅仅依靠微薄的王室庄园的收入自然是难敷所用，于是国王开始以转让特权来换取岁收。而后来国会将习惯法逐渐转变为法律，固定下来，特权转让越来越受到限制，于是以专利权代之。专利权的出现保证了具体发明人预期收益的实现，从而进一步刺激技术革新。
作者简介：程润霞，女，汉族，甘肃省通渭县人，现就读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6级世界史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世界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