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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14年创刊的法文报刊《北京政闻报》不仅报道中法新闻时事，介绍中国文化，而且还在发行27年间译介和出版了一大批中国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向法语世界传播的早期重要媒介。同时，《北京政闻报》还承载了现代中国学人的跨文化交流实践。作为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中国学人在《北京政闻报》的译介活动是现代文学实践的一个侧面，同时，也与世界文学发展形成回馈与互动，为西学东渐大潮中的中西文学交流提供了另一种参考维度。
关键词：《北京政闻报》;中国文学译介;中法文学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商人、旅行者日益增多，由于语言上的差异、社会商业服务以及宗教政治宣传的需要，新闻媒介在中外交流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大量外文报刊在华创办，其中包括一批法文报刊。1870年，中国最早的法文报纸《上海报界》在上海创刊。随后陆续出现了《进步》、《上海差报》、《上海回声报》、《中法新汇报》、《法文上海日报》、《北京政闻报》等法文报刊。这些法文报刊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天津三地，为在华法国人服务，报道新闻时事及商业、交通等多种信息，其中影响较大且发行时间较长的当属《中法新汇报》《法文上海日报》和《北京政闻报》。此外，《法文上海日报》和《北京政闻报》还常开设专栏介绍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北京政闻报》在中国文学译介方面尤为突出。
一、《北京政闻报》的创刊宗旨及主要特点
《北京政闻报》1914年创刊于北京，1940年停刊，历时27年，主编为法国人孟烈士特（Alphonse Monestier）。早期中国报纸和杂志的区分并不十分清晰，《北京政闻报》虽中文名自称为“报”，实则是杂志性质的周刊，每周日发行，1938年始改为半月刊，1920年1月曾出《新年增刊》。《北京政闻报》的发行量大约为每周1000份，由法国公使馆和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提供资助，其读者主要为在华的法国人和比利时人。
作为名义上的政治周刊，《北京政闻报》报道中国时政和商业信息，除此之外，关注中国的历史、文学、法律、宗教等诸多方面，更像是一份综合性的杂志。《北京政闻报》始终关注中法文化交流。1920年班乐卫使团访华，1927年葛兰言在巴黎汉学研究所开学典礼上的演讲，1933年瓦雷里在法国巴黎国家影像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画展”上的致辞等，都曾在《北京政闻报》刊载报道。1924年方君璧画作入选巴黎美术展览会，1930年梅兰芳赴纽约演出的盛况，1932年程砚秋赴欧洲考察戏剧艺术等新闻报道，也可见于《北京政闻报》。在华的许多法国传教士、外交官、商人也在《北京政闻报》发表游记、见闻等，介绍中国各地社会情况。此外，《北京政闻报》对这一时期的汉学研究也有所关注，曾设《法国汉学》专栏，介绍葛兰言、戴密微、伯希和等汉学家在中国文献、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载有葛兰言的《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1921）、伯希和的《高地亚洲》（1933）、俄国汉学家钢和泰的《一七三四年班禅喇嘛告谕译释》（1925，后由吴宓译成中文發表在《学衡》上）、翟林奈的《关于儒教》（1927）等汉学论文。同时，《北京政闻报》不定期设《中国历史》《艺术》《文学》专栏，介绍中国文化。
二、《北京政闻报》对中国文学的译介
《北京政闻报》从创刊之初就持续对中国文学进行介绍。较早的有亨利·安柏河（Henri Imbert）对古代诗歌的介绍、宋春舫对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现代戏剧的研究，其后出现了潘敬、曾仲鸣、徐仲年、张莫亚等一批留法学生对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的进一步译介，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和现代小说、诗歌、戏剧等多种文类。《北京政闻报》前期对古代诗歌、小说的译介较多，也载有现代戏剧作品及戏剧评论，1930年代开始出现对中国现代小说的集中译介。
（一）《北京政闻报》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译介
在古代诗歌方面，自1920年代初开始，亨利·安柏河就在《北京政闻报》上发表文章，并以专栏形式译介了许多中国诗词，如杜甫的《九日蓝田崔氏庄》、杨朴和杜牧的《七夕》、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张演的《社日》、李朴的《中秋》、黄庭坚的《次韵中玉水仙花·淤泥解作白莲藕》等。1924年，《中国诗歌中的节日》由北京政闻报社出版。安柏河主要通过译介古典诗词来介绍中国的历史、花卉、节日等传统文化。此后，曾仲鸣、徐仲年等一批留法学生开始了对中国古代诗歌更广泛和系统的译介活动。1927年，朱家健和Armand Gandon编选的《古诗选译》由北京政闻报社出版，该书选译了《诗经》以来的许多名篇，尤其重点介绍了李白和白居易的生平及作品，《将进酒》《玉阶怨》《琵琶行》《长恨歌》等都被收录其中。此后曾仲鸣的《冬夜的梦：唐人绝句百首》在法国出版，1928年《北京政闻报》分两期选载了其中的31首中国古诗。1929-1933年间，徐仲年在《北京政闻报》上集中对中国古代诗歌作品进行译介，包括《宋诗十二首》《元诗七首》《明诗七首》《清诗十二首》《子夜歌》《李太白诗选》《杜甫诗选》等。也正是在此基础上，1932年，徐仲年的研究著作《中国诗文选》在法国出版。同年，其著作《子夜歌和其他爱情诗》由北京政闻报社出版。1933年，徐仲年关于李白的研究论文《李白论》开始在《北京政闻报》连载，1934年结册出版，由其导师古恒（Maurice Courant）作序。
在古代小说方面，《北京政闻报》选译文类多样，涉及笔记小说、唐传奇、章回小说、拟话本等，选译作品包括《水浒传》《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唐人小说》《今古奇观》《包公案》等诸多名著佳篇。主要译者有宋春舫、徐仲年、潘敬、辜鸿铭、王成组、勒诺芒（Lenormand）等。
《北京政闻报》对笔记小说的译介以清代作品为主，主要有《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女聊斋志异》。《聊斋志异》在法语世界曾多次被译介，自1880年于雅乐译《种梨》一篇后，戴遂良、陈季同、贺敬瞻等都曾选译过《聊斋志异》。《北京政闻报》对《聊斋志异》的译介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1919年，宋春舫选译了《聊斋志异》中的《耿十八》《佟客》《九山王》《劳山道士》等故事。1921至1922年，勒诺芒设Conte Bref专栏，选译了《聊斋志异》中的《红毛毡》《蛙曲》《鼠戏》《陕右某公》《死僧》《柳秀才》《白莲教》《道士》《江中鬼》《鸿》《象》《画壁》《水灾》《地震》《小人》《快刀》《种梨》《任秀》《戏缢》《梁彦》《农人》《胡氏》《长清僧》等23篇。继勒诺芒之后，潘敬选译了《聊斋志异》中的《瑞云》《促织》《细柳》《大力将军》《老饕》《二商》等6篇，1924年由北京政闻报社出版成书。1928-1929年，由Ting Oueng（中文名尚不确定）翻译的《画皮》《胡四姐》《花姑子》等载于《北京政闻报》。除《聊斋志异》外，在1922年第17至28期中，辜鸿铭设《光与影》专栏，选译了《阅微草堂笔记》中的13则故事。由潘敬翻译的清末笔记小说《女聊斋志异》也于1922年开始连载，1924年出版成书。 《北京政闻报》对唐传奇的译介以《唐人小说》为主。1935年，徐仲年选译了汪辟疆编的《唐人小说》，其中包括《补江总白猿传》《任氏传》《柳毅传》《薛伟》《张逢》《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齐推女》《郭元振》《聂隐娘》《李娃传》《长恨歌传》《霍小玉传》《古镜记》等14篇作品，并附译了汪辟疆的评论文章《唐人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
《北京政闻报》对古代章回小说的译介主要是《水浒传》。1921年第45期至1922年第24期，《北京政闻报》选译了金圣叹本《水浒传》第22至32回中武松的部分，由潘敬翻译，名为Leschevaiiers chinois（《中国骑士》）。译文自第22回《阎婆大闹郓城县，朱仝义释宋公明》中武松和宋江在柴进处相遇始，至第32回《武行者醉打孔亮，锦毛虎义释宋江》中武松与宋江在孔亮处相遇，又在瑞龙镇分别，武松西上二龙山止，武松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等精彩事件都包揽其中。或因对连载周刊来说，《水浒传》一回内容稍长，译者潘敬将原来近11回的内容分割为44回。1922年，北京政闻报社将译文出版成书，中文名为《武松说荟》，这也是《水浒传》最早的法译单行本。1933年北京的那世宝印字馆（Imprimerie Na-Che-Pao）还曾再版此版本。
《今古奇观》《包公案》中的一些短篇早在19世纪就已经被译介到了法国。1923年，王成组又在《北京政闻报》上相继译介了《两县令竞义婚孤女》《滕大尹鬼断家私》《裴晋公义还原配》《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今古奇观》中的名篇。1925年，乔治·考狄埃（ Georges Cordier，1872-1936）翻译了《包公案》中的《阿弥陀佛》《乌盆子》《绣履埋泥》《白塔巷》《石狮子》等。此外，《史记》中的《淳于髡》等名篇也散見于《北京政闻报》。
（二）《北京政闻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
《北京政闻报》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尤为关注，不定期设现代中国诗歌、小说、戏剧专栏，较早地向法语世界译介了一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创刊初期，宋春舫就在《北京政闻报》上介绍中国现代戏剧、小说、新诗运动以及《新青年》等报刊，胡适的文学评论文章、林语堂的小品文也常见于《北京政闻报》。尤其是1930年代，《北京政闻报》集中译介了一批重要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戏剧、小品文等多种文类，鲁迅，沈从文小说的早期法译本也在这一时期由北京政闻报社出版。
在现代小说方面，《北京政闻报》开设《中国小说》（Nouvelles Chinoises）专栏，不定期连载中国现代小说并结册出版。《北京政闻报》对中国现代小说的译介主要集中在1932和1937两年。1932年3月26日，《北京政闻报》开始刊载由张奠亚翻译的鲁迅小说，包括《社戏》《孔乙己》《明天》《幸福的家庭》《示众》《祝福》《故乡》《鸭的喜剧》等8篇作品。同年，张奠亚还选译了沈从文1927至1928年创作的《乾生的爱》《蜜柑》《中年》《雨后》《有学问的人》等5篇小说，这是沈从文作品最早的法语译本。之后，郁达夫的5篇小说《银灰色的死》《血泪》《过去》《沉沦》《南迁》也相继在《北京政闻报》连载。《北京政闻报》所连载的鲁迅、沈从文和郁达夫作品都结册出版了法语单行本。1937年，《北京政闻报》又刊载了鲁迅的短篇小说《风波》。此外，自1930年冰心的《从军日记》由罗曼·罗兰推荐在法国出版后，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也逐步进入西方文学的视野，庐隐和凌叔华两位现代女作家的作品相继在《北京政闻报》刊载，分别是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花之寺》和庐隐的《一幕》《时代的牺牲者》。
现代诗歌方面，《北京政闻报》设有《现代中国诗歌》（Poesies Chinoises Mordernes）-栏，但相对于现代小说而言，《北京政闻报》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译介较少。早期宋春舫曾撰文介绍中国新诗，胡适的《如梦令》、沈尹默的《大雪》、俞平伯的《春水》、刘半农的《学徒苦》被较为及时地译成了法文。此后，还有徐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海韵》等也被翻译介绍，1931年11月徐志摩去世，1933年8月《北京政闻报》转载了胡适的悼念文章《追悼志摩》。
在现代戏剧方面，自1917年开始就在《北京政闻报》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宋春舫，着重结合西方戏剧讨论中国戏剧的发展和改良。1918年《北京政闻报》第11、12、21三期连载了宋春舫与清华大学的同事A，E，Zucker合著的文章《中国戏剧的起源》。1919年第27期宋春舫发表《中国戏剧》，介绍中国古典戏剧，在第28期又发表《中国现代戏剧》，结合《新村正》《济公传》《玉钏缘》等一批中国戏剧以及春柳社的戏剧实践活动，勾勒了当时中国戏剧的发展状况。1920年《北京政闻报新年增刊》从经济、教育、文学、司法等多方面介绍中国社会发展。文学、教育方面载有胡适、蔡元培的文章，戏剧方面则由宋春舫撰文《如何改良中国戏剧？》。
继宋春舫的戏剧评论之后，《北京政闻报》开始译介一批中国现代戏剧作品。1922年，《北京政闻报》刊载了陈季同1904年的法文剧作《英雄的爱》。此后，熊佛西的三幕剧《孙中山》在1928年第27、28期连载;1929年，其独幕剧《艺术家》及两部三幕剧《一片爱国心》和《洋状元》先后见于《北京政闻报》，同年还有周鹃红的两幕喜剧《人尽可夫》。1932年，《北京政闻报》设《中国现代戏剧》专栏，相继连载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酒后》《亲爱的丈夫》三部剧作，之后结成《现代中国戏剧：丁西林戏剧三种》出版。1936年，张道藩的五幕剧《自误》开始在《北京政闻报》连载。同年，《北京政闻报》还详细介绍了谢寿康其人并连载了他的剧作《李碎玉》，这部五幕剧最早是于1927年3月17日在比利时皇家剧院公演。
《北京政闻报》当时刊载的文学作品并不仅限于小说、诗歌、戏剧等主要文类，还涉及儿童文学、小品文、书信集等多种创新文学样式。如庐隐与李唯建的情书《云鸥的通信》1930年在天津《益世报》副刊连载，同年，周宗藩将其译成法文，在《北京政闻报》第18-27期（1930.5.3-1930.7.5）连载，并于1930年出版法文单行本。1931年神州国光社正式出版中文单行本，名为《云鸥情书集》，王礼锡在其序中称赞《云鸥情书集》是“勇敢的份子”的个人挣扎，而“这一束情书，就是在挣扎中的创伤的光荣的血所染成，它代表了这一个时代的青年男女们的情感，同时充分暴露了这新时代的矛盾”。《北京政闻报》的主编孟烈士特也在法文版的前言中对庐隐和李唯建这两位中国年轻作家专门进行了介绍，并极力赞赏《云鸥情书集》感情诚挚，大胆创新，极具时代特征，甚至较一些长篇小说更能呈现当代中国人的内心思想。 在儿童文学方面，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处于发轫期。1931年徐仲年选译了当时较为流行的《徐文长故事》，于1931年刊载在《北京政闻报》上。
1930年代，林语堂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大力倡导“幽默”小品文。1930年，林语堂在《中国评论周报》开设《小评论》（Little Critic）专栏，《北京政闻报》专设《中国幽默》（L’Humour Chinois）一栏，紧随其后翻译刊载《小评论》的英文小品文，如《中国有臭虫吗》《论中山陵与中国建筑艺术》《论政治病》《中国文化之精神》《我怎样买牙刷》《论中西画》《伦敦的乞丐》《我不为》《苦力的神话》《我的书房》《罗素离婚》《买鸟》《与德哥派拉书——东方美人辩》《说文德》《致林白上校的公开信》《孟子的幽默》等。1935年TheLittle Critic两卷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6年北京政闻报社结册出版法文单行本。1937年《吾国吾民》法文版在巴黎出版。同时，《中国评论周报》作为当时较有影响力的国人自办英文报刊，《北京政闻报》对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载于此报的其他文学评论文章如钱锺书的《谈中国旧体诗》（1934）、柳无忌的《变革时期的中国文学》（1935）等也由《北京政闻报》翻译转载。
此外，这一时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不仅包括对文学作品的翻译，还更广泛地包括对现代文学批评和文化思想的译介，刊载了胡适、辜鸿铭等学人的诸多评论文章。《北京政闻报》对胡适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自创刊初期至1930年代末，《北京政闻报》译介了胡适的大量文章，如《中国诗歌的社会信息》（1922）、《中国的文学革命》（1922）、《18世纪对女权的维护——（镜花缘）研究》（1924）、《当代汉学研究》（1925）、《文化的冲突》（1932）、《追悼志摩》（1932）、《四十自述》（1933）、《悲观声浪里的乐观》（1934）等。1927年第43期還转载了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对胡适的介绍文章《胡适的天才——新诗与白话文》。1919年，宋春舫的《中国新文学》由法文北京新闻报社出版，全书共23章，集中介绍当时中国的小说、诗歌和戏剧。上文提到的《现代戏剧的起源》《中国戏剧》《中国现代戏剧》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弹词小说》《中国三种新文学报刊》《广陵潮——中国现代小说》《中国诗歌》《中国新诗》《如何改良中国戏剧》等都被收录其中，这或许也是最早的法文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1932年《北京政闻报》开始连载钱杏邨的文学评论集《现代中国文学作家》，包括当时在文学界引起较大争论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以及钱杏邨对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作品的评论，1933年连载结束后出版了评论集的单行本。
三、《北京政闻报》的文学译介特点
（一）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国译者
中法文化教育交流渊源已久，官方及民间的往来、学习、互动极大地推动了中法文化交流的发展。早在1684年，沈福宗就曾跟随柏应理到访过法国，此后又有黄嘉略、高类思、杨德望等人至法国交流学习。19世纪末开始出现官派中国学生赴法留学，20世纪初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兴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此后留法运动在中国各地蓬勃发展，仅1919、1920两年就“有20批中国留学生集体前往法国”，至1920年赴法的中国留学生总数近2000人。1921年7月，里昂中法大学成立，徐仲年、曾仲鸣、张若名等在这里获得文学博士学位。这批通晓西文的留法学生成为了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主力和中法文学交流的使者。他们不仅将法国文学思想引入中国现代文学，同时也开始主动向法语世界译介中国文学，改变了17、18世纪以来以法国传教士、汉学家译介中国文学为主的状况，中国文学在法语世界开始了主动输出的过程。《北京政闻报》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主力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这批留法中国学生。
这批中国译者具有深厚的中西文化积淀和较好的外语能力，尤其在跨文化实践中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和自觉的比较意识。论及文化交流时，潘敬曾指出二者在中西文学译介方面存在的差距，“海禁大开，东西洋文化相接触，然东洋文化能及于欧美者，鼎彝瓷画，零星古物而已。若典籍之英华，学术之精粹，仍风马牛不相及也。欧美图书馆收藏中文载籍，聊以备数。能读者殆无人。有亦不过一知半解，鲜能融会贯通。一由文字之艰深，二由册籍之繁赜，三由译本不完，研究匪易，故浅尝辄止也。若西洋文化，则东方人之通晓西文能直知者，为数至夥，即予亦忝参其列，然而果能以彼方文华灌输于我国者，数十年来，唯侯官严复一人而已”。潘敬强调中国文学在对外译介方面的严重不足，同时指出了西学东渐大潮中西学真正在中国接受的问题。从中我们既可看出这批在20世纪初涌现的中国译者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和反思，也更为理解他们所采取的译介实践方式。
这批处于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学者常常具有敏锐的文学视角，他们在文学交流的最前沿发声，积极参与各种中西文学译介，如《北京政闻报》的主要译者徐仲年在法国时就已经在《北京政闻报》发表作品，并同时在其他多家法文报刊译介中国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他在1931年巴黎《新法兰西杂志》上第二期《中国文学专栏》介绍了鲁迅的《呐喊》，1933年出版了译著《中国诗文选》，内中收了《孔乙己》的译文，1933年在《法文上海日报》开辟《今日中国文学》专栏，他在专栏上译介了鲁迅的《肥皂》和活跃在当时中国文坛的女作家丁玲的作品，如《水》等。”徐仲年在《北京政闻报》所选取的译介作品多样，既涉及中国古代诗歌、小说，也包括现代戏剧和儿童文学作品。又如在《北京政闻报》上曾集中译介鲁迅、沈从文、郁达夫作品的张奠亚，1940年代还参与了《法文研究》的编辑工作，翻译奈瓦尔、雅姆的作品，1943年张奠亚翻译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一节《嫉妒心之终尽》，是国内对普鲁斯特的较早译介。
在当时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他们的译介实践为促进中西文学的有效互动提供了另一种参照。自林纾对哈葛德、小仲马等的译介所掀起的通俗小说译介风潮，至梁启超提倡译印群治小说、改良中国，以及之后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介绍“异域文术新宗”，同时寄予文艺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西学东渐中的域外文学译介承载了社会文化变革的重任。而这一时期的现代学人对中国文学的输出，一方面成为现代文学实践的一个侧面和对西学东渐大潮的显影，在左翼文学、易卜生主义等多个层面上与世界文学形成回馈与互动（虽然这种双向交流活动经常以单向的方式呈现），敬隐渔对《约翰·克里斯多夫》的译介以及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从军日记》的推介，正是这种双向互动的极佳例证：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的主动译介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大潮中的中西文化论争。同时，作为法国人在华创办的外文报刊，《北京政闻报》也为中国学人提供了更为多样的‘言说场域。徐仲年、曾仲鸣等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译介从更长期以来的中法文学交流和法国汉学研究角度来看是一以贯之的，如《聊斋志异》、李杜的诗歌等都经历了长期多次的译介过程。这些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也是在法国汉学研究之外对汉学的补充和发展。 同时，这种处于双向互动和古今时空交错中的译介实践常常会导致文学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变异，生发出新的文化意义。如潘敬所译的《女聊斋志异》，广辑《史记》《搜神记》《太平广记》《虞初新志》等书中所载姜螈、西施、木兰、红拂等中国历史文化中一系列著名的女性形象，正如其《叙》中所言：“是书罗辑数千年来贞女、才女、侠女、情女之魂而归之一编，其间奇闻轶事或以情爱见称，或以节烈见著，或以侠义文藻见长，处常济变，守经达权，虽七尺须眉，未易具此志略。”虽然从文学价值上看《女聊斋志异》或许远不如其它译介作品，但潘敬选译这本笔记小说集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化开始对妇女的关注。从18世纪“中国热”中的三寸金莲到中国游记中的中国缠足妇女，从诗词曲话中的柔弱思妇到隽美佳人，中国女性形象在法国文化书写中不断重叠和更新，潘敬对《女聊斋志异》的译介或许是对中国女性的一次较为集中的介绍。这种形象译介为法国的中国女性形象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参照，其在译介过程中所蕴含的文化传播意义远超出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
（二）现代文学译介的先行者
1936年，埃德加·斯诺编辑出版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将鲁迅、茅盾、沈从文等一批现代作家的短篇小说译成了英文。他曾在序言中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在英语世界中的缺席：
我想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真正是怎样看自己，他们用中文写作时是怎样谈和怎样写的。当代的上层和下层的中国人，彼此之间真正是怎样工作、行动、恋爱、玩耍并说明他们在现状中的地位的？什么情景足以使他们感动，引起他们的兴趣？为什么会那样？对他们来说，什么是重大的事物？如今孔子、孟子、荀子和墨翟以及其他昔日的圣人已不再受他们崇敬了，他们是以什么为生活的目的呢？……尤其重要的是，在文艺写作中，他们是怎样把这种印象描绘给和他们有同样感触的本国人的？——这是专门写给中国读者看的，欣赏的，而不是抱着取悦于外国读者的想法，为了投合外国读者的偏见，或者为了满足西方读者对于“异国情调”“离奇古怪”和“传奇式”的欲求……然而当我去寻找这种文学作品时，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实际上没有这种作品的英译本。重要的现代中国长篇小说一本也没译过来，短篇小说也只译了几篇，不显眼地登在一些寿命很短的或是读者寥寥无几的宗派刊物上。以上是一九三一年的事。……革命时期的白话文学迄今译成英文的只是一鳞半爪。
斯诺的序言正反映出当时西方世界对变化中的现代中国的关注。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具有异国情调的游记、走马观花式的介绍已经不能满足那些对中国日渐了解的西方读者的需求，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开始逐渐步入世界舞台。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在法语世界的传播始于1926年，以敬隐渔在《欧罗巴》杂志上译介《阿Q正传》为发端，后又陆续有敬隐渔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汪德耀译的《从军日记》等。事实上，早在1918年，《北京政闻报》上就有宋春舫对中国新文学的诸多译介。从1930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译介逐渐增多，尤其以中国学者的主动译介为主。英文译介方面有张歆海、潘光旦等留学生主办的《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n：tic，1928-1946），吴经熊、温源宁等主办的《天下》，还有萧乾主编仅维持一个半月的《中国简报》等。法文译介方面有《北京政闻报》《法文上海日报》等。从译介作品的数量和文本来看，《北京政闻报》无疑成为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阵地，承载了现代中国学人的跨文化交流实践。这场较为集中的译介实践早期以宋春舫，中后期以张奠亚、徐仲年等中国学者为主力，是一场由中国学者开启的对外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的行动，同时也影响了1940年代以明兴礼等为代表的法国汉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
由于中国学者的深入参与，在《北京政闻报》译介的现代文学作品中，既包括鲁迅、沈从文、郁达夫、庐隐的小说，也包括胡适、熊佛西、丁西林的戏剧，以及刘半农、沈尹默、俞平伯、徐志摩的新诗等，所译作品文类多样，及时地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动态。以《徐文长故事》为例，徐仲年选译的《徐文长故事》作为对中国民间故事的译介，正与当时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相契合。20世纪初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发轫期，早在1913年，周作人就曾谈道：“中国童话自昔有之，越中人家多以是娱小儿，乡村之间尤多存者，第未尝有人采录，任之散逸，近世俗化流行，古风衰歇，长者希复言之，稚子亦遂鲜有知之者，循是以往，不及一世，澌末将尽，收拾之功，能无急急也。格林之功绩，茀勒贝尔之学说，出世既六十年，影响遍于全宇，而独遗于华土，抑何相见之晚与！”这一时期，周氏兄弟、茅盾、郑振铎、赵景深等译介了许多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如《白雪公主和七矮人》《伊索寓言演义》《一千一夜》《天方夜谭》等，同时也出现了对这些作品的改编，如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中的阿丽思来到了中国，林语堂《增订伊索寓言》四则对龜兔赛跑等寓言进行了修改，借寓言之体倡林氏之性情。此外，这一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还致力于编辑整理中国民间传说、故事、歌谣。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就以林兰或林兰女士之名出版了四十多种民间故事著作，收集故事、传说等达上千种，包括《呆女婿的故事》《巧媳妇的故事》《文人的故事》《徐文长故事》等，广受读者欢迎。其中《徐文长故事》1927年初版后又多次再版，此后又相继出版了《徐文长故事外集》等。徐仲年选译《徐文长故事》无疑受当时文学发展潮流的影响，相对于当时现代文学界正积极引介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主流，徐仲年选译的《徐文长故事》则使中国民间儿童故事步入了法语世界。
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法国之旅。自18世纪以在华传教士为主的法国汉学侧重语言、历史等研究方向，至19世纪的专业汉学时期，研究趋向交叉多样，注重方法与田野调查。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文学研究日益成为汉学研究的重要维度，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也得到进一步加强。但直至1940年代，以明兴礼、安碧诺为代表的法国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才真正开始起步，对鲁迅、茅盾、巴金等现代作家的译介和研究逐渐增多。承载中国学者先期译介实践的《北京政闻报》，成为早期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媒介，同时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文本资料。除了专业研究之外，《北京政闻报》作为在华法文报刊，其刊载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法国普通读者了解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预热。
四、结语
正如钱林森教授《中国文学在法国》中所说：“最初，沿着罗兰的方向，为介绍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较大贡献的，是二十和三十年代我国留法青年学生，他们把罗兰奉为精神领袖，把自己看成是‘世界公民’，以介绍中外文化为己任。”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传播基本是靠敬隐渔、徐仲年、张奠亚等一批留法学生的努力。直到1940年代，才出现了明兴礼、文宝峰等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法国学者。由北京政闻报社译介和出版的一系列作品我们也可以看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徐仲年、张奠亚等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就不仅限于鲁迅、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小说，在文类和作家选取上相当广泛，而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中国学者对中学西传所起的作用往往被忽视。《北京政闻报》作为在华法文报刊，一方面成为中国学者主动向法语世界译介中国文学的平台，另一方面也成为法人了解中国文化进而研究中国文学的路径之一。它以近30年的跨度见证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它对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的译介以及对中国文化的介绍，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法文化、文学交流。同时，《北京政闻报》作为徐仲年、潘敬等一批中国学者主动译介本国文学的法文媒介之一，也是对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学以致用”的极佳显影。
作者简介：聂卉，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关键词：《北京政闻报》;中国文学译介;中法文学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商人、旅行者日益增多，由于语言上的差异、社会商业服务以及宗教政治宣传的需要，新闻媒介在中外交流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大量外文报刊在华创办，其中包括一批法文报刊。1870年，中国最早的法文报纸《上海报界》在上海创刊。随后陆续出现了《进步》、《上海差报》、《上海回声报》、《中法新汇报》、《法文上海日报》、《北京政闻报》等法文报刊。这些法文报刊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天津三地，为在华法国人服务，报道新闻时事及商业、交通等多种信息，其中影响较大且发行时间较长的当属《中法新汇报》《法文上海日报》和《北京政闻报》。此外，《法文上海日报》和《北京政闻报》还常开设专栏介绍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北京政闻报》在中国文学译介方面尤为突出。
一、《北京政闻报》的创刊宗旨及主要特点
《北京政闻报》1914年创刊于北京，1940年停刊，历时27年，主编为法国人孟烈士特（Alphonse Monestier）。早期中国报纸和杂志的区分并不十分清晰，《北京政闻报》虽中文名自称为“报”，实则是杂志性质的周刊，每周日发行，1938年始改为半月刊，1920年1月曾出《新年增刊》。《北京政闻报》的发行量大约为每周1000份，由法国公使馆和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提供资助，其读者主要为在华的法国人和比利时人。
作为名义上的政治周刊，《北京政闻报》报道中国时政和商业信息，除此之外，关注中国的历史、文学、法律、宗教等诸多方面，更像是一份综合性的杂志。《北京政闻报》始终关注中法文化交流。1920年班乐卫使团访华，1927年葛兰言在巴黎汉学研究所开学典礼上的演讲，1933年瓦雷里在法国巴黎国家影像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画展”上的致辞等，都曾在《北京政闻报》刊载报道。1924年方君璧画作入选巴黎美术展览会，1930年梅兰芳赴纽约演出的盛况，1932年程砚秋赴欧洲考察戏剧艺术等新闻报道，也可见于《北京政闻报》。在华的许多法国传教士、外交官、商人也在《北京政闻报》发表游记、见闻等，介绍中国各地社会情况。此外，《北京政闻报》对这一时期的汉学研究也有所关注，曾设《法国汉学》专栏，介绍葛兰言、戴密微、伯希和等汉学家在中国文献、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载有葛兰言的《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1921）、伯希和的《高地亚洲》（1933）、俄国汉学家钢和泰的《一七三四年班禅喇嘛告谕译释》（1925，后由吴宓译成中文發表在《学衡》上）、翟林奈的《关于儒教》（1927）等汉学论文。同时，《北京政闻报》不定期设《中国历史》《艺术》《文学》专栏，介绍中国文化。
二、《北京政闻报》对中国文学的译介
《北京政闻报》从创刊之初就持续对中国文学进行介绍。较早的有亨利·安柏河（Henri Imbert）对古代诗歌的介绍、宋春舫对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现代戏剧的研究，其后出现了潘敬、曾仲鸣、徐仲年、张莫亚等一批留法学生对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的进一步译介，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和现代小说、诗歌、戏剧等多种文类。《北京政闻报》前期对古代诗歌、小说的译介较多，也载有现代戏剧作品及戏剧评论，1930年代开始出现对中国现代小说的集中译介。
（一）《北京政闻报》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译介
在古代诗歌方面，自1920年代初开始，亨利·安柏河就在《北京政闻报》上发表文章，并以专栏形式译介了许多中国诗词，如杜甫的《九日蓝田崔氏庄》、杨朴和杜牧的《七夕》、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张演的《社日》、李朴的《中秋》、黄庭坚的《次韵中玉水仙花·淤泥解作白莲藕》等。1924年，《中国诗歌中的节日》由北京政闻报社出版。安柏河主要通过译介古典诗词来介绍中国的历史、花卉、节日等传统文化。此后，曾仲鸣、徐仲年等一批留法学生开始了对中国古代诗歌更广泛和系统的译介活动。1927年，朱家健和Armand Gandon编选的《古诗选译》由北京政闻报社出版，该书选译了《诗经》以来的许多名篇，尤其重点介绍了李白和白居易的生平及作品，《将进酒》《玉阶怨》《琵琶行》《长恨歌》等都被收录其中。此后曾仲鸣的《冬夜的梦：唐人绝句百首》在法国出版，1928年《北京政闻报》分两期选载了其中的31首中国古诗。1929-1933年间，徐仲年在《北京政闻报》上集中对中国古代诗歌作品进行译介，包括《宋诗十二首》《元诗七首》《明诗七首》《清诗十二首》《子夜歌》《李太白诗选》《杜甫诗选》等。也正是在此基础上，1932年，徐仲年的研究著作《中国诗文选》在法国出版。同年，其著作《子夜歌和其他爱情诗》由北京政闻报社出版。1933年，徐仲年关于李白的研究论文《李白论》开始在《北京政闻报》连载，1934年结册出版，由其导师古恒（Maurice Courant）作序。
在古代小说方面，《北京政闻报》选译文类多样，涉及笔记小说、唐传奇、章回小说、拟话本等，选译作品包括《水浒传》《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唐人小说》《今古奇观》《包公案》等诸多名著佳篇。主要译者有宋春舫、徐仲年、潘敬、辜鸿铭、王成组、勒诺芒（Lenormand）等。
《北京政闻报》对笔记小说的译介以清代作品为主，主要有《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女聊斋志异》。《聊斋志异》在法语世界曾多次被译介，自1880年于雅乐译《种梨》一篇后，戴遂良、陈季同、贺敬瞻等都曾选译过《聊斋志异》。《北京政闻报》对《聊斋志异》的译介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1919年，宋春舫选译了《聊斋志异》中的《耿十八》《佟客》《九山王》《劳山道士》等故事。1921至1922年，勒诺芒设Conte Bref专栏，选译了《聊斋志异》中的《红毛毡》《蛙曲》《鼠戏》《陕右某公》《死僧》《柳秀才》《白莲教》《道士》《江中鬼》《鸿》《象》《画壁》《水灾》《地震》《小人》《快刀》《种梨》《任秀》《戏缢》《梁彦》《农人》《胡氏》《长清僧》等23篇。继勒诺芒之后，潘敬选译了《聊斋志异》中的《瑞云》《促织》《细柳》《大力将军》《老饕》《二商》等6篇，1924年由北京政闻报社出版成书。1928-1929年，由Ting Oueng（中文名尚不确定）翻译的《画皮》《胡四姐》《花姑子》等载于《北京政闻报》。除《聊斋志异》外，在1922年第17至28期中，辜鸿铭设《光与影》专栏，选译了《阅微草堂笔记》中的13则故事。由潘敬翻译的清末笔记小说《女聊斋志异》也于1922年开始连载，1924年出版成书。 《北京政闻报》对唐传奇的译介以《唐人小说》为主。1935年，徐仲年选译了汪辟疆编的《唐人小说》，其中包括《补江总白猿传》《任氏传》《柳毅传》《薛伟》《张逢》《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齐推女》《郭元振》《聂隐娘》《李娃传》《长恨歌传》《霍小玉传》《古镜记》等14篇作品，并附译了汪辟疆的评论文章《唐人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
《北京政闻报》对古代章回小说的译介主要是《水浒传》。1921年第45期至1922年第24期，《北京政闻报》选译了金圣叹本《水浒传》第22至32回中武松的部分，由潘敬翻译，名为Leschevaiiers chinois（《中国骑士》）。译文自第22回《阎婆大闹郓城县，朱仝义释宋公明》中武松和宋江在柴进处相遇始，至第32回《武行者醉打孔亮，锦毛虎义释宋江》中武松与宋江在孔亮处相遇，又在瑞龙镇分别，武松西上二龙山止，武松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等精彩事件都包揽其中。或因对连载周刊来说，《水浒传》一回内容稍长，译者潘敬将原来近11回的内容分割为44回。1922年，北京政闻报社将译文出版成书，中文名为《武松说荟》，这也是《水浒传》最早的法译单行本。1933年北京的那世宝印字馆（Imprimerie Na-Che-Pao）还曾再版此版本。
《今古奇观》《包公案》中的一些短篇早在19世纪就已经被译介到了法国。1923年，王成组又在《北京政闻报》上相继译介了《两县令竞义婚孤女》《滕大尹鬼断家私》《裴晋公义还原配》《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今古奇观》中的名篇。1925年，乔治·考狄埃（ Georges Cordier，1872-1936）翻译了《包公案》中的《阿弥陀佛》《乌盆子》《绣履埋泥》《白塔巷》《石狮子》等。此外，《史记》中的《淳于髡》等名篇也散見于《北京政闻报》。
（二）《北京政闻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
《北京政闻报》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尤为关注，不定期设现代中国诗歌、小说、戏剧专栏，较早地向法语世界译介了一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创刊初期，宋春舫就在《北京政闻报》上介绍中国现代戏剧、小说、新诗运动以及《新青年》等报刊，胡适的文学评论文章、林语堂的小品文也常见于《北京政闻报》。尤其是1930年代，《北京政闻报》集中译介了一批重要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戏剧、小品文等多种文类，鲁迅，沈从文小说的早期法译本也在这一时期由北京政闻报社出版。
在现代小说方面，《北京政闻报》开设《中国小说》（Nouvelles Chinoises）专栏，不定期连载中国现代小说并结册出版。《北京政闻报》对中国现代小说的译介主要集中在1932和1937两年。1932年3月26日，《北京政闻报》开始刊载由张奠亚翻译的鲁迅小说，包括《社戏》《孔乙己》《明天》《幸福的家庭》《示众》《祝福》《故乡》《鸭的喜剧》等8篇作品。同年，张奠亚还选译了沈从文1927至1928年创作的《乾生的爱》《蜜柑》《中年》《雨后》《有学问的人》等5篇小说，这是沈从文作品最早的法语译本。之后，郁达夫的5篇小说《银灰色的死》《血泪》《过去》《沉沦》《南迁》也相继在《北京政闻报》连载。《北京政闻报》所连载的鲁迅、沈从文和郁达夫作品都结册出版了法语单行本。1937年，《北京政闻报》又刊载了鲁迅的短篇小说《风波》。此外，自1930年冰心的《从军日记》由罗曼·罗兰推荐在法国出版后，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也逐步进入西方文学的视野，庐隐和凌叔华两位现代女作家的作品相继在《北京政闻报》刊载，分别是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花之寺》和庐隐的《一幕》《时代的牺牲者》。
现代诗歌方面，《北京政闻报》设有《现代中国诗歌》（Poesies Chinoises Mordernes）-栏，但相对于现代小说而言，《北京政闻报》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译介较少。早期宋春舫曾撰文介绍中国新诗，胡适的《如梦令》、沈尹默的《大雪》、俞平伯的《春水》、刘半农的《学徒苦》被较为及时地译成了法文。此后，还有徐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海韵》等也被翻译介绍，1931年11月徐志摩去世，1933年8月《北京政闻报》转载了胡适的悼念文章《追悼志摩》。
在现代戏剧方面，自1917年开始就在《北京政闻报》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宋春舫，着重结合西方戏剧讨论中国戏剧的发展和改良。1918年《北京政闻报》第11、12、21三期连载了宋春舫与清华大学的同事A，E，Zucker合著的文章《中国戏剧的起源》。1919年第27期宋春舫发表《中国戏剧》，介绍中国古典戏剧，在第28期又发表《中国现代戏剧》，结合《新村正》《济公传》《玉钏缘》等一批中国戏剧以及春柳社的戏剧实践活动，勾勒了当时中国戏剧的发展状况。1920年《北京政闻报新年增刊》从经济、教育、文学、司法等多方面介绍中国社会发展。文学、教育方面载有胡适、蔡元培的文章，戏剧方面则由宋春舫撰文《如何改良中国戏剧？》。
继宋春舫的戏剧评论之后，《北京政闻报》开始译介一批中国现代戏剧作品。1922年，《北京政闻报》刊载了陈季同1904年的法文剧作《英雄的爱》。此后，熊佛西的三幕剧《孙中山》在1928年第27、28期连载;1929年，其独幕剧《艺术家》及两部三幕剧《一片爱国心》和《洋状元》先后见于《北京政闻报》，同年还有周鹃红的两幕喜剧《人尽可夫》。1932年，《北京政闻报》设《中国现代戏剧》专栏，相继连载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酒后》《亲爱的丈夫》三部剧作，之后结成《现代中国戏剧：丁西林戏剧三种》出版。1936年，张道藩的五幕剧《自误》开始在《北京政闻报》连载。同年，《北京政闻报》还详细介绍了谢寿康其人并连载了他的剧作《李碎玉》，这部五幕剧最早是于1927年3月17日在比利时皇家剧院公演。
《北京政闻报》当时刊载的文学作品并不仅限于小说、诗歌、戏剧等主要文类，还涉及儿童文学、小品文、书信集等多种创新文学样式。如庐隐与李唯建的情书《云鸥的通信》1930年在天津《益世报》副刊连载，同年，周宗藩将其译成法文，在《北京政闻报》第18-27期（1930.5.3-1930.7.5）连载，并于1930年出版法文单行本。1931年神州国光社正式出版中文单行本，名为《云鸥情书集》，王礼锡在其序中称赞《云鸥情书集》是“勇敢的份子”的个人挣扎，而“这一束情书，就是在挣扎中的创伤的光荣的血所染成，它代表了这一个时代的青年男女们的情感，同时充分暴露了这新时代的矛盾”。《北京政闻报》的主编孟烈士特也在法文版的前言中对庐隐和李唯建这两位中国年轻作家专门进行了介绍，并极力赞赏《云鸥情书集》感情诚挚，大胆创新，极具时代特征，甚至较一些长篇小说更能呈现当代中国人的内心思想。 在儿童文学方面，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处于发轫期。1931年徐仲年选译了当时较为流行的《徐文长故事》，于1931年刊载在《北京政闻报》上。
1930年代，林语堂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大力倡导“幽默”小品文。1930年，林语堂在《中国评论周报》开设《小评论》（Little Critic）专栏，《北京政闻报》专设《中国幽默》（L’Humour Chinois）一栏，紧随其后翻译刊载《小评论》的英文小品文，如《中国有臭虫吗》《论中山陵与中国建筑艺术》《论政治病》《中国文化之精神》《我怎样买牙刷》《论中西画》《伦敦的乞丐》《我不为》《苦力的神话》《我的书房》《罗素离婚》《买鸟》《与德哥派拉书——东方美人辩》《说文德》《致林白上校的公开信》《孟子的幽默》等。1935年TheLittle Critic两卷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6年北京政闻报社结册出版法文单行本。1937年《吾国吾民》法文版在巴黎出版。同时，《中国评论周报》作为当时较有影响力的国人自办英文报刊，《北京政闻报》对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载于此报的其他文学评论文章如钱锺书的《谈中国旧体诗》（1934）、柳无忌的《变革时期的中国文学》（1935）等也由《北京政闻报》翻译转载。
此外，这一时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不仅包括对文学作品的翻译，还更广泛地包括对现代文学批评和文化思想的译介，刊载了胡适、辜鸿铭等学人的诸多评论文章。《北京政闻报》对胡适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自创刊初期至1930年代末，《北京政闻报》译介了胡适的大量文章，如《中国诗歌的社会信息》（1922）、《中国的文学革命》（1922）、《18世纪对女权的维护——（镜花缘）研究》（1924）、《当代汉学研究》（1925）、《文化的冲突》（1932）、《追悼志摩》（1932）、《四十自述》（1933）、《悲观声浪里的乐观》（1934）等。1927年第43期還转载了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对胡适的介绍文章《胡适的天才——新诗与白话文》。1919年，宋春舫的《中国新文学》由法文北京新闻报社出版，全书共23章，集中介绍当时中国的小说、诗歌和戏剧。上文提到的《现代戏剧的起源》《中国戏剧》《中国现代戏剧》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弹词小说》《中国三种新文学报刊》《广陵潮——中国现代小说》《中国诗歌》《中国新诗》《如何改良中国戏剧》等都被收录其中，这或许也是最早的法文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1932年《北京政闻报》开始连载钱杏邨的文学评论集《现代中国文学作家》，包括当时在文学界引起较大争论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以及钱杏邨对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作品的评论，1933年连载结束后出版了评论集的单行本。
三、《北京政闻报》的文学译介特点
（一）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国译者
中法文化教育交流渊源已久，官方及民间的往来、学习、互动极大地推动了中法文化交流的发展。早在1684年，沈福宗就曾跟随柏应理到访过法国，此后又有黄嘉略、高类思、杨德望等人至法国交流学习。19世纪末开始出现官派中国学生赴法留学，20世纪初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兴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此后留法运动在中国各地蓬勃发展，仅1919、1920两年就“有20批中国留学生集体前往法国”，至1920年赴法的中国留学生总数近2000人。1921年7月，里昂中法大学成立，徐仲年、曾仲鸣、张若名等在这里获得文学博士学位。这批通晓西文的留法学生成为了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主力和中法文学交流的使者。他们不仅将法国文学思想引入中国现代文学，同时也开始主动向法语世界译介中国文学，改变了17、18世纪以来以法国传教士、汉学家译介中国文学为主的状况，中国文学在法语世界开始了主动输出的过程。《北京政闻报》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主力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这批留法中国学生。
这批中国译者具有深厚的中西文化积淀和较好的外语能力，尤其在跨文化实践中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和自觉的比较意识。论及文化交流时，潘敬曾指出二者在中西文学译介方面存在的差距，“海禁大开，东西洋文化相接触，然东洋文化能及于欧美者，鼎彝瓷画，零星古物而已。若典籍之英华，学术之精粹，仍风马牛不相及也。欧美图书馆收藏中文载籍，聊以备数。能读者殆无人。有亦不过一知半解，鲜能融会贯通。一由文字之艰深，二由册籍之繁赜，三由译本不完，研究匪易，故浅尝辄止也。若西洋文化，则东方人之通晓西文能直知者，为数至夥，即予亦忝参其列，然而果能以彼方文华灌输于我国者，数十年来，唯侯官严复一人而已”。潘敬强调中国文学在对外译介方面的严重不足，同时指出了西学东渐大潮中西学真正在中国接受的问题。从中我们既可看出这批在20世纪初涌现的中国译者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和反思，也更为理解他们所采取的译介实践方式。
这批处于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学者常常具有敏锐的文学视角，他们在文学交流的最前沿发声，积极参与各种中西文学译介，如《北京政闻报》的主要译者徐仲年在法国时就已经在《北京政闻报》发表作品，并同时在其他多家法文报刊译介中国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他在1931年巴黎《新法兰西杂志》上第二期《中国文学专栏》介绍了鲁迅的《呐喊》，1933年出版了译著《中国诗文选》，内中收了《孔乙己》的译文，1933年在《法文上海日报》开辟《今日中国文学》专栏，他在专栏上译介了鲁迅的《肥皂》和活跃在当时中国文坛的女作家丁玲的作品，如《水》等。”徐仲年在《北京政闻报》所选取的译介作品多样，既涉及中国古代诗歌、小说，也包括现代戏剧和儿童文学作品。又如在《北京政闻报》上曾集中译介鲁迅、沈从文、郁达夫作品的张奠亚，1940年代还参与了《法文研究》的编辑工作，翻译奈瓦尔、雅姆的作品，1943年张奠亚翻译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一节《嫉妒心之终尽》，是国内对普鲁斯特的较早译介。
在当时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他们的译介实践为促进中西文学的有效互动提供了另一种参照。自林纾对哈葛德、小仲马等的译介所掀起的通俗小说译介风潮，至梁启超提倡译印群治小说、改良中国，以及之后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介绍“异域文术新宗”，同时寄予文艺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西学东渐中的域外文学译介承载了社会文化变革的重任。而这一时期的现代学人对中国文学的输出，一方面成为现代文学实践的一个侧面和对西学东渐大潮的显影，在左翼文学、易卜生主义等多个层面上与世界文学形成回馈与互动（虽然这种双向交流活动经常以单向的方式呈现），敬隐渔对《约翰·克里斯多夫》的译介以及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从军日记》的推介，正是这种双向互动的极佳例证：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的主动译介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大潮中的中西文化论争。同时，作为法国人在华创办的外文报刊，《北京政闻报》也为中国学人提供了更为多样的‘言说场域。徐仲年、曾仲鸣等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译介从更长期以来的中法文学交流和法国汉学研究角度来看是一以贯之的，如《聊斋志异》、李杜的诗歌等都经历了长期多次的译介过程。这些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也是在法国汉学研究之外对汉学的补充和发展。 同时，这种处于双向互动和古今时空交错中的译介实践常常会导致文学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变异，生发出新的文化意义。如潘敬所译的《女聊斋志异》，广辑《史记》《搜神记》《太平广记》《虞初新志》等书中所载姜螈、西施、木兰、红拂等中国历史文化中一系列著名的女性形象，正如其《叙》中所言：“是书罗辑数千年来贞女、才女、侠女、情女之魂而归之一编，其间奇闻轶事或以情爱见称，或以节烈见著，或以侠义文藻见长，处常济变，守经达权，虽七尺须眉，未易具此志略。”虽然从文学价值上看《女聊斋志异》或许远不如其它译介作品，但潘敬选译这本笔记小说集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化开始对妇女的关注。从18世纪“中国热”中的三寸金莲到中国游记中的中国缠足妇女，从诗词曲话中的柔弱思妇到隽美佳人，中国女性形象在法国文化书写中不断重叠和更新，潘敬对《女聊斋志异》的译介或许是对中国女性的一次较为集中的介绍。这种形象译介为法国的中国女性形象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参照，其在译介过程中所蕴含的文化传播意义远超出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
（二）现代文学译介的先行者
1936年，埃德加·斯诺编辑出版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将鲁迅、茅盾、沈从文等一批现代作家的短篇小说译成了英文。他曾在序言中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在英语世界中的缺席：
我想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真正是怎样看自己，他们用中文写作时是怎样谈和怎样写的。当代的上层和下层的中国人，彼此之间真正是怎样工作、行动、恋爱、玩耍并说明他们在现状中的地位的？什么情景足以使他们感动，引起他们的兴趣？为什么会那样？对他们来说，什么是重大的事物？如今孔子、孟子、荀子和墨翟以及其他昔日的圣人已不再受他们崇敬了，他们是以什么为生活的目的呢？……尤其重要的是，在文艺写作中，他们是怎样把这种印象描绘给和他们有同样感触的本国人的？——这是专门写给中国读者看的，欣赏的，而不是抱着取悦于外国读者的想法，为了投合外国读者的偏见，或者为了满足西方读者对于“异国情调”“离奇古怪”和“传奇式”的欲求……然而当我去寻找这种文学作品时，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实际上没有这种作品的英译本。重要的现代中国长篇小说一本也没译过来，短篇小说也只译了几篇，不显眼地登在一些寿命很短的或是读者寥寥无几的宗派刊物上。以上是一九三一年的事。……革命时期的白话文学迄今译成英文的只是一鳞半爪。
斯诺的序言正反映出当时西方世界对变化中的现代中国的关注。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具有异国情调的游记、走马观花式的介绍已经不能满足那些对中国日渐了解的西方读者的需求，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开始逐渐步入世界舞台。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在法语世界的传播始于1926年，以敬隐渔在《欧罗巴》杂志上译介《阿Q正传》为发端，后又陆续有敬隐渔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汪德耀译的《从军日记》等。事实上，早在1918年，《北京政闻报》上就有宋春舫对中国新文学的诸多译介。从1930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译介逐渐增多，尤其以中国学者的主动译介为主。英文译介方面有张歆海、潘光旦等留学生主办的《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n：tic，1928-1946），吴经熊、温源宁等主办的《天下》，还有萧乾主编仅维持一个半月的《中国简报》等。法文译介方面有《北京政闻报》《法文上海日报》等。从译介作品的数量和文本来看，《北京政闻报》无疑成为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阵地，承载了现代中国学人的跨文化交流实践。这场较为集中的译介实践早期以宋春舫，中后期以张奠亚、徐仲年等中国学者为主力，是一场由中国学者开启的对外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的行动，同时也影响了1940年代以明兴礼等为代表的法国汉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
由于中国学者的深入参与，在《北京政闻报》译介的现代文学作品中，既包括鲁迅、沈从文、郁达夫、庐隐的小说，也包括胡适、熊佛西、丁西林的戏剧，以及刘半农、沈尹默、俞平伯、徐志摩的新诗等，所译作品文类多样，及时地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动态。以《徐文长故事》为例，徐仲年选译的《徐文长故事》作为对中国民间故事的译介，正与当时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相契合。20世纪初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发轫期，早在1913年，周作人就曾谈道：“中国童话自昔有之，越中人家多以是娱小儿，乡村之间尤多存者，第未尝有人采录，任之散逸，近世俗化流行，古风衰歇，长者希复言之，稚子亦遂鲜有知之者，循是以往，不及一世，澌末将尽，收拾之功，能无急急也。格林之功绩，茀勒贝尔之学说，出世既六十年，影响遍于全宇，而独遗于华土，抑何相见之晚与！”这一时期，周氏兄弟、茅盾、郑振铎、赵景深等译介了许多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如《白雪公主和七矮人》《伊索寓言演义》《一千一夜》《天方夜谭》等，同时也出现了对这些作品的改编，如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中的阿丽思来到了中国，林语堂《增订伊索寓言》四则对龜兔赛跑等寓言进行了修改，借寓言之体倡林氏之性情。此外，这一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还致力于编辑整理中国民间传说、故事、歌谣。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就以林兰或林兰女士之名出版了四十多种民间故事著作，收集故事、传说等达上千种，包括《呆女婿的故事》《巧媳妇的故事》《文人的故事》《徐文长故事》等，广受读者欢迎。其中《徐文长故事》1927年初版后又多次再版，此后又相继出版了《徐文长故事外集》等。徐仲年选译《徐文长故事》无疑受当时文学发展潮流的影响，相对于当时现代文学界正积极引介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主流，徐仲年选译的《徐文长故事》则使中国民间儿童故事步入了法语世界。
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法国之旅。自18世纪以在华传教士为主的法国汉学侧重语言、历史等研究方向，至19世纪的专业汉学时期，研究趋向交叉多样，注重方法与田野调查。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文学研究日益成为汉学研究的重要维度，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也得到进一步加强。但直至1940年代，以明兴礼、安碧诺为代表的法国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才真正开始起步，对鲁迅、茅盾、巴金等现代作家的译介和研究逐渐增多。承载中国学者先期译介实践的《北京政闻报》，成为早期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媒介，同时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文本资料。除了专业研究之外，《北京政闻报》作为在华法文报刊，其刊载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法国普通读者了解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预热。
四、结语
正如钱林森教授《中国文学在法国》中所说：“最初，沿着罗兰的方向，为介绍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较大贡献的，是二十和三十年代我国留法青年学生，他们把罗兰奉为精神领袖，把自己看成是‘世界公民’，以介绍中外文化为己任。”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传播基本是靠敬隐渔、徐仲年、张奠亚等一批留法学生的努力。直到1940年代，才出现了明兴礼、文宝峰等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法国学者。由北京政闻报社译介和出版的一系列作品我们也可以看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徐仲年、张奠亚等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就不仅限于鲁迅、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小说，在文类和作家选取上相当广泛，而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中国学者对中学西传所起的作用往往被忽视。《北京政闻报》作为在华法文报刊，一方面成为中国学者主动向法语世界译介中国文学的平台，另一方面也成为法人了解中国文化进而研究中国文学的路径之一。它以近30年的跨度见证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它对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的译介以及对中国文化的介绍，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法文化、文学交流。同时，《北京政闻报》作为徐仲年、潘敬等一批中国学者主动译介本国文学的法文媒介之一，也是对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学以致用”的极佳显影。
作者简介：聂卉，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