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是旧世纪的终结、新世纪的开始。清王朝挣扎着最后的岁月。破败不堪的残局下,也孕育着新的希望。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以慷慨昂扬的姿态。宣告着与“老大帝国”的决裂,呼唤着“少年中国”的兴起。
　　
　　梁启超在世纪之交的1900年发表《少年中国说》,对5000年文化进行反省和革新,对于摇摇欲坠、濒于死亡的“老大帝国”,梁启超大声疾呼:“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但另一方面,梁启超文中又提及秦皇汉武、康乾盛世,“他想追求少年中国,但对‘老大帝国’曾经的辉煌,他又是留恋的。这其实也暴露出梁启超对于过去充满了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梅家玲如是说。
　　回到当时的历史,与文章中对“老大帝国”牵扯不清的情感关系相对应的,是梁启超在现实政治之中的犹豫与摇摆。
　　1900年,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大清王朝已经256岁,蹒跚着走进它最后的岁月。“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它丧失了自我改良的最后一次机会。这一年春天,山东、天津、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清廷内部政见分歧,矛盾重重,不久,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大肆劫掠。义和团运动失败和《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为这场灾难赔付本息约九万万两白银。清朝政府也处于极度混乱状态。
　　此时的梁启超,仍是“帝师”康有为之下的得力助手,其政治思想,还没有完全突破康有为框架,梁启超与康有为一样,他们的基本思路是反对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借光绪的力量实现变法维新,所以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光绪复辟的可能。当清廷陷于内外交困时,梁启超曾试图说服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脱离清廷,自组政府,建立“自立国”,拥光绪复辟而未果,一年后,李鸿章去世,康、梁企望借助清政府内部的力量扭转局势的梦想,也更加遥不可及。
　　在现实面前,一些新型知识分子,终于从对清朝的梦幻破灭中醒来,他们寄希望于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康、梁的一部分追随者开始投入到孙中山的革命,而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屡次表达能与康有为等改良派形成一股联合起来的力量。1899年3月22日,康有为被日本礼送出境后,梁启超成为康梁派前线的领军人物。1899年秋,是孙中山与梁启超往来最为密切的时期,两人甚至还谈到合作后的组织形式,孙、梁的“亲密接触”在各自的阵营里都遇到持强烈反对意见的人,康有为闻之大怒,立即勒令梁启超赶赴檀香山,如果说,最初梁启超还在希望合作的孙中山与拒绝合作的康有为之间摇摆不定,甚至一定程度上倾向于合作的话,那么到了檀香山一段时间后,他却彻底站到了康有为一边。不但如此,梁启超还与孙中山在报纸上就保皇还是革命,展开了一段激烈的论战,这一段历史,也为梁启超日后留下“善变”、“保皇”的标签。
　　“回到100多年前,梁启超是站在时代前沿里的,但并不是最前端的人,维新不是革命,还是体制内的一种改良,”梅家玲说,梁启超还没有“新”到选择用暴力革命的方式,追求他理想中的“少年中国”,“但他提出的对文化遗产的检讨的理念,对于青春、对于一个全新国家形态的憧憬和追求,感染并召唤了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直到现在,还有很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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