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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社会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叫农民工。他们穿梭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做着城市人认为“低微”的工作。然而，他们中一些人却坚持梦想并努力让其实现。
农民工是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户籍在农村，却走出农村，生活在城市。
在这个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做着纯粹的体力劳动，工地上、厂矿里、服务业等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走进他们的生活，你会发现这群人也有各种梦想，等待实现。
2012年隆冬时节，“四川省首届农民工原创文艺作品大赛美术书法摄影展览”在成都举行，更多的人开始了解到这个群体的一些梦想。
记者走进他们的生活，记录下他们一步步实现梦想的点滴。
大山里走出的女作家
就连廖富香本人也没有料到，在她40岁以后能够重新走上文学创作这条道路。
1963年出生的廖富香，曾经在她人生30多年的岁月里，没有走出过龙泉驿茶店镇前锋村。但是就算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她却对文学有一种难言的喜爱。
在那个资源匮乏的年代，农村的景象更是破败不堪，家里能够供一个孩子上学已经是幸运的了。1元钱是她当时一周的伙食费，但她却坚持在家点着煤油灯偷偷看书写字，尽管无数次被父亲责骂，说她不懂事，浪费家里的钱。
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开始有了一些改善。这时在山里做代课老师的廖富香从《四川青年报》上看到了“文学交友”启事，对于生活在大山里的年轻人，这样的消息让她平静的生活有了一丝涟漪，她果断地寄去了5元会费。不久，相继5名文学青年与她有了文字上的交流，而其中一名军人更是和她开始了一段“文字恋爱”。
随着这段“文字恋爱”的无疾而终，最终她选择了另一位河南文学青年，也就是现在的丈夫张田生。
虽然在那个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浸染东部沿海地区，但作为内陆西部省份的农村居民，依然过着封闭式的生活。廖富香每天的生活就是代课——带孩子——做饭。
回忆起当初的日子，廖富香说：“当时连生存都困难，写作、文学都被抛在了脑后。”只有吃饱了饭，才能有尊严地活下去。廖富香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全家人吃饱饭。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和我丈夫根本不可能走出大山，到镇上去打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内地各个城市也掀起了“下海”“打工”的热潮。一部分胆子大的农民走出了大山，走向城市，开始了与过去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这时也逐渐形成了农民工最初的原型。
1993年，廖富香和丈夫到洛带镇一家公司打工，她跑起了供销，这一干就是十年。每天起早贪黑地工作，让廖富香在因生活环境变化感受到喜悦时，又有了一些遗憾。
从农民到农民工，从大山到城镇，看到的听到的新鲜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每一个打工者的旧观念。而这一切也唤醒了廖富香珍藏在心里的写作之梦。
在20世纪最后的十年里，随着信息化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大部分地区包括西部省份更加重视信息和知识给社会带来的变革。也在这时，廖富香看到四川電视台在征集小短剧，“我去试试。”廖富香拿着她的文章就去了，结果没被录用，正当廖富香失望准备离开时，一名负责人叫住了她，指出了她写作的不足、肯定了她的写作功底。“他的话改变了我的一生，让我有了继续写作的勇气。”
白天上班，晚上写作的日子让廖富香无力支撑。怎么办？是停止写作还是辞职呢？“人生很短，如果一辈子不去做一次自己喜爱的事一定会后悔。”因为这样的想法，廖富香谢绝了公司的挽留回家专心写作。
手写太慢，她就花7000多元买了一台电脑和一台打印机，在电脑上将自己的作品写下来，再打印出来，寄到一些征稿的单位去。
知识改变命运，从此廖富香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短短几年间，廖富香发表和被播出的文学影视作品达400多万字，小说《国家血脉》获首届海峡两岸文学创作大赛优秀奖，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并且有几部剧本拟将被搬上银幕。
一个农民工的音乐之路
没有念过高中，在家务过农，在餐厅洗过碗，遭过白眼，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一个身份“卑微”的农民工，有着音乐梦想的梅兼毓却在自己的坚持下成为了四川省音乐家协会会员，还拥有了自己的原创歌曲网站。
说到自己的经历，梅兼毓用“一言难尽”来形容。
11岁时，梅兼毓的母亲就去世了，母亲留下的东西不多，却留给了他宝贵的音乐天分。社会的大环境和家庭的小环境让年幼的梅兼毓无法再继续读书，只有在家务农，然而音乐的梦想就像一粒种子种在了他心中。
初生牛犊不怕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北京的一位音乐老师在培养音乐人方面很出名，于是，他千里迢迢从四川赶往北京去向这位老师请教。
梅兼毓回忆到，那位老师认真地对他说：“你写的歌曲旋律真的很美，我们音乐学院的学生理论知识很好，但要写出你这样优美旋律的也不多。”就是这一席话，让梅兼毓终生难忘，也为他今后坚持走音乐之路增添了无穷动力。
生活不是空想，音乐暂时是不能解决温饱的，梅兼毓为了能够生存下去，走上了外出打工之路。在一家餐馆洗盘子是他打的其中一份工。“我打工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买音乐教材，然后上音乐培训班。”梅兼毓说。
打工期间，只要一有空，梅兼毓就会拿出音乐教材学习，当时和他一样的不少打工者都对梅兼毓很佩服，也很支持他。“他们的鼓励也成为了我坚持下来的动力。”梅兼毓说。
然而没有学历的农民工，在许多地方还是会被人低看一等，对现实状况的忍耐是几乎所有农民工必须接受的事实。更让人无奈的是，因为农民工的身份，他的一些投稿经常都杳无音讯。
幸好，来自家庭的温暖化解了梅兼毓不少的苦闷。妻子的善解人意、孩子的乖巧可人，让梅兼毓发誓一定要证明自己的价值。
终于，他创作的歌曲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其中有两首歌曲还被二炮文工团的青年歌唱家演唱过。
前不久，梅兼毓从北京打工回乡，他说他回乡就是准备办个艺术团。而这个想法来源于泸县民众艺术团和民间艺术团在国外演出成功的消息。
“我也要办一个民间艺术团，我也要让艺术团走出国门。”在采访结束时，梅兼毓很有信心地对记者说。
记者小记：
“梦想”这个词，对于农民工这个群体来说，除了实现后的喜悦和灿烂，更应该被记住的是实现途中的艰辛和坚持。
如果不是亲身走进他们的世界，是很难感受到角色转变带给他们的意义。他们每天穿梭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做着“低微”的职业，这样的坚持，只是因为心中有一个梦想等待被实现。
对于他们来说，农民工只是一个身份的定义，这种定义不代表他们失去了期望和追求。不仅只有廖富香、梅兼毓两位农民工坚持了他们的梦想，在中国2亿多农民工大潮中，特别是新一代农民工群体中，还有更多为了梦想而正在洗盘子、送水、扛砖的人。
与城市人相比，农民工的生存环境、生活环境艰难，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很匮乏。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更充满了不向现实低头的勇气和执着。
采访至此，除了感动于他们的坚持，也寄望于政府、社会对这个群体给予更多关注。不仅了解和解决他们的物质期盼，也充分给予他们实现精神期盼的舞台，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真正与城市相容，也才让他们真正了解到自己对这个社会的价值。
农民工是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户籍在农村，却走出农村，生活在城市。
在这个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做着纯粹的体力劳动，工地上、厂矿里、服务业等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走进他们的生活，你会发现这群人也有各种梦想，等待实现。
2012年隆冬时节，“四川省首届农民工原创文艺作品大赛美术书法摄影展览”在成都举行，更多的人开始了解到这个群体的一些梦想。
记者走进他们的生活，记录下他们一步步实现梦想的点滴。
大山里走出的女作家
就连廖富香本人也没有料到，在她40岁以后能够重新走上文学创作这条道路。
1963年出生的廖富香，曾经在她人生30多年的岁月里，没有走出过龙泉驿茶店镇前锋村。但是就算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她却对文学有一种难言的喜爱。
在那个资源匮乏的年代，农村的景象更是破败不堪，家里能够供一个孩子上学已经是幸运的了。1元钱是她当时一周的伙食费，但她却坚持在家点着煤油灯偷偷看书写字，尽管无数次被父亲责骂，说她不懂事，浪费家里的钱。
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开始有了一些改善。这时在山里做代课老师的廖富香从《四川青年报》上看到了“文学交友”启事，对于生活在大山里的年轻人，这样的消息让她平静的生活有了一丝涟漪，她果断地寄去了5元会费。不久，相继5名文学青年与她有了文字上的交流，而其中一名军人更是和她开始了一段“文字恋爱”。
随着这段“文字恋爱”的无疾而终，最终她选择了另一位河南文学青年，也就是现在的丈夫张田生。
虽然在那个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浸染东部沿海地区，但作为内陆西部省份的农村居民，依然过着封闭式的生活。廖富香每天的生活就是代课——带孩子——做饭。
回忆起当初的日子，廖富香说：“当时连生存都困难，写作、文学都被抛在了脑后。”只有吃饱了饭，才能有尊严地活下去。廖富香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全家人吃饱饭。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和我丈夫根本不可能走出大山，到镇上去打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内地各个城市也掀起了“下海”“打工”的热潮。一部分胆子大的农民走出了大山，走向城市，开始了与过去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这时也逐渐形成了农民工最初的原型。
1993年，廖富香和丈夫到洛带镇一家公司打工，她跑起了供销，这一干就是十年。每天起早贪黑地工作，让廖富香在因生活环境变化感受到喜悦时，又有了一些遗憾。
从农民到农民工，从大山到城镇，看到的听到的新鲜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每一个打工者的旧观念。而这一切也唤醒了廖富香珍藏在心里的写作之梦。
在20世纪最后的十年里，随着信息化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大部分地区包括西部省份更加重视信息和知识给社会带来的变革。也在这时，廖富香看到四川電视台在征集小短剧，“我去试试。”廖富香拿着她的文章就去了，结果没被录用，正当廖富香失望准备离开时，一名负责人叫住了她，指出了她写作的不足、肯定了她的写作功底。“他的话改变了我的一生，让我有了继续写作的勇气。”
白天上班，晚上写作的日子让廖富香无力支撑。怎么办？是停止写作还是辞职呢？“人生很短，如果一辈子不去做一次自己喜爱的事一定会后悔。”因为这样的想法，廖富香谢绝了公司的挽留回家专心写作。
手写太慢，她就花7000多元买了一台电脑和一台打印机，在电脑上将自己的作品写下来，再打印出来，寄到一些征稿的单位去。
知识改变命运，从此廖富香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短短几年间，廖富香发表和被播出的文学影视作品达400多万字，小说《国家血脉》获首届海峡两岸文学创作大赛优秀奖，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并且有几部剧本拟将被搬上银幕。
一个农民工的音乐之路
没有念过高中，在家务过农，在餐厅洗过碗，遭过白眼，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一个身份“卑微”的农民工，有着音乐梦想的梅兼毓却在自己的坚持下成为了四川省音乐家协会会员，还拥有了自己的原创歌曲网站。
说到自己的经历，梅兼毓用“一言难尽”来形容。
11岁时，梅兼毓的母亲就去世了，母亲留下的东西不多，却留给了他宝贵的音乐天分。社会的大环境和家庭的小环境让年幼的梅兼毓无法再继续读书，只有在家务农，然而音乐的梦想就像一粒种子种在了他心中。
初生牛犊不怕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北京的一位音乐老师在培养音乐人方面很出名，于是，他千里迢迢从四川赶往北京去向这位老师请教。
梅兼毓回忆到，那位老师认真地对他说：“你写的歌曲旋律真的很美，我们音乐学院的学生理论知识很好，但要写出你这样优美旋律的也不多。”就是这一席话，让梅兼毓终生难忘，也为他今后坚持走音乐之路增添了无穷动力。
生活不是空想，音乐暂时是不能解决温饱的，梅兼毓为了能够生存下去，走上了外出打工之路。在一家餐馆洗盘子是他打的其中一份工。“我打工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买音乐教材，然后上音乐培训班。”梅兼毓说。
打工期间，只要一有空，梅兼毓就会拿出音乐教材学习，当时和他一样的不少打工者都对梅兼毓很佩服，也很支持他。“他们的鼓励也成为了我坚持下来的动力。”梅兼毓说。
然而没有学历的农民工，在许多地方还是会被人低看一等，对现实状况的忍耐是几乎所有农民工必须接受的事实。更让人无奈的是，因为农民工的身份，他的一些投稿经常都杳无音讯。
幸好，来自家庭的温暖化解了梅兼毓不少的苦闷。妻子的善解人意、孩子的乖巧可人，让梅兼毓发誓一定要证明自己的价值。
终于，他创作的歌曲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其中有两首歌曲还被二炮文工团的青年歌唱家演唱过。
前不久，梅兼毓从北京打工回乡，他说他回乡就是准备办个艺术团。而这个想法来源于泸县民众艺术团和民间艺术团在国外演出成功的消息。
“我也要办一个民间艺术团，我也要让艺术团走出国门。”在采访结束时，梅兼毓很有信心地对记者说。
记者小记：
“梦想”这个词，对于农民工这个群体来说，除了实现后的喜悦和灿烂，更应该被记住的是实现途中的艰辛和坚持。
如果不是亲身走进他们的世界，是很难感受到角色转变带给他们的意义。他们每天穿梭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做着“低微”的职业，这样的坚持，只是因为心中有一个梦想等待被实现。
对于他们来说，农民工只是一个身份的定义，这种定义不代表他们失去了期望和追求。不仅只有廖富香、梅兼毓两位农民工坚持了他们的梦想，在中国2亿多农民工大潮中，特别是新一代农民工群体中，还有更多为了梦想而正在洗盘子、送水、扛砖的人。
与城市人相比，农民工的生存环境、生活环境艰难，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很匮乏。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更充满了不向现实低头的勇气和执着。
采访至此，除了感动于他们的坚持，也寄望于政府、社会对这个群体给予更多关注。不仅了解和解决他们的物质期盼，也充分给予他们实现精神期盼的舞台，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真正与城市相容，也才让他们真正了解到自己对这个社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