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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20世纪80年代，爷爷过世了，留下了大大小小六个孩子。后来，14岁的爸爸带着弟弟们，四个人合开了一个木器加工厂，每天没日没夜地干活。几年后，由于管理不善，厂子倒闭了。为了维持生计，二叔去开矿了，三叔去当兵了，四叔开了一家商店。两个姑姑出嫁了，家里也一天比一天好了。再后来，改革开放了，爸爸买了一台大型的收割机，雇了司机。从此，也有了电视机和许多的家用电器，爸爸却一天比一天老了。
1990年，我10岁了，爸爸考上会计师了，没时间教育我，我自己会把作业写到最好等着他回来检查。那时候，他会严厉地批评我没有得满分，尽管我的成绩是全乡镇第一。后来，在我上高中的时候，爸爸会来学校看我，给我送来我最喜欢的钢笔和书籍。大学的校园里，突然会有爸爸的身影，爸爸会说自己顺路看看，带我去吃渭南有名的小吃。自从我结婚后，爸爸就不再严厉了，他总是用和蔼的语气教育我要做个好妻子。
今年，爸爸62岁了，他在空闲时间经常回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从停学，到工地上班，到考取会计证，到进到单位，到退休。我问爸爸，“你觉得你后悔过什么吗？”他说后悔自己当年没在家里看住家人，让做教师的爷爷自杀，是他最后悔的事情。作为一个高
级会计师，爸爸从来没有骄傲。在我的心里，爸爸的自考学习是我最为佩服的，从一个失学儿童到后来的高级会计师，那是多少心血换来的啊。爸爸带大了他的弟弟妹妹们，也培育了我和弟弟两个大学生，那该是多大的功劳啊！
爸爸退休在家了，那天我去看过他，身体依然健硕，但是喋喋不休的话语让我感到了他的寂寞，以前的爸爸去哪儿了呢？
可是就在前几天，爸爸在家里突然不能走路了，被妈妈送进了县里的医院。我们都吓了一跳，赶紧去看爸爸，可是，事情远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
西安，医院，手术，这些字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让我睡不着觉。请假以后，我和老公匆匆地去了西安。在病床上，我看到了满头白发的爸爸老泪纵横，他的孙子还没出生呢，相信爸爸会好起来的。
检查过后，确诊是脑瘤。我的头“嗡”的一声，呆住了。妈妈在偷偷地抹着眼泪，亲人们都在跟前了，60多岁的爸爸却笑着说：“没事的，我还没看到我孙子出生呢，你们等着我。”守候了一夜的我，在看到爸爸被推出手术室的病房后，就瘫到地上了。爸爸在病房里很安静地躺着，他恢复得很好，一月以后就回到了家。可是，毕竟岁数大了，干不了活了，也记不住事情了，手术的后遗症还在摧残着他。
看着爸爸捶打着自己的腰，看着爸爸头顶的白发，看着爸爸伏案练习毛笔的背影，我的眼泪不由得落了下来。新年要到了，祝福我的亲爱的爸爸，也祝福天下所有的爸爸健康长寿！
母亲
每当经过校门口的地摊前，母亲总要买点什么，哪怕是用不着的东西，仿佛那样才能让她心里踏实。只有我明白，其中的酸楚。她曾是摆地摊的——我的妈妈！为了我们这个家，十几年如一日风餐露宿，不曾吃上一口饱饭，不曾睡够一个好觉。
我亏欠母亲太多太多，甚至不敢回忆那段艰苦年代。
那年，我高考落榜了，弟弟要上高中了，家里实在是没有了收入。父亲因为帮亲戚当担保人而被银行追债，每日加班加点还没有工资，家里的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母亲操持着整个家，任劳任怨。在家里的几亩薄田里，洒下太多的泪水和汗水。逢上歉收，捉襟见肘地过活一年。尽管这样，母亲还是支持我上专科，不让我赋闲在家，被迫务农。家里的亲戚们也帮不上忙，本家们更是劝她：“女孩子家家的上什么学啊，给找个婆家吧，嫁人的人了还上什么学啊。”母亲含着泪卖掉了家里的余粮，给我交上了学费。
我和弟弟上学用掉家里大量的钱，母亲决定自己找点事儿做，补贴家用。可是，没文化的她能做什么呢？怎样才能顾家还能赚钱呢？妈妈着急得恨不得去城里打工。
送走去外地上学的我，母亲就在校门口摆上了小小的地摊。因为那时候商店很少，所以她就想出来一个节省时间和本钱的办法。每天早晨七点，母亲准时给孩子们摆上了小本子等文具，可她从不卖小刀，许多家长都想不明白，她笑着说：“小孩子不会保护自己，我不让他们伤到自己。”
那时候学生是用自己带的柴火和煤块在教室生火的，可教室依然不暖和，手和脚经常冻得开裂，母亲有时候也和学校老师交流，让孩子们别冻着。陕北冬天的早晨格外的冷，呼呼的西北风让人不得前行。有时候，母亲会在地摊旁边支个小火，让小手们去烤烤，或者给他们擦擦鼻涕。她带着长长的那种棉手套，两只手都能伸进去的那种最暖和。没顾客的时候，她就起来跺跺脚，哈哈气，伸伸腰，收拾收拾东西。下午，学生都进教室了，母亲就骑上她那辆老式的自行车，去20公里外的城里批发文具。到5点多了，她还要赶上下课的间隙，也许有的会丢了橡皮，或是落下东西在那里，还要过来取。晚上，母亲回到家里，才能给自己和下班的父亲做一碗热乎的饭。
每次暑假我们都很早放假，我就去帮母亲看摊。夏天的中午是太阳最毒辣的时候，我的母亲还在守候着自己的小摊，不管我怎么劝，她也不回去休息一下。她坐在那里等着顾客，有时候去买菜的经过也和她打着招呼。她说她喜欢自己的小摊，其实我知道，那是她不想放过任何一个有生意的机会。下午，我去接母亲，从地上收拾的每件东西都是整洁的，都是擦了又擦，然后才放进袋里的。我也是轻拿轻放，因为那是母亲的心血。
记得有一次，我的钱丢了，吃饭都要借着别人的花。当时家里还没有电话，我只有打到别人的家里，转达给母亲后，我就听到了急切的询问。第二天，钱就打到我的卡上了，我赶紧去取。后来，听爸爸说，家里很是紧张，着急地卖了小麦才换来200元。从那以后，爸爸的工资就一分不花，全部给我留着。家里开销全靠母亲摆地摊了。
因为给亲戚做担保，亲戚跑路了，银行又来要钱，爸爸没有办法，只有把工资如数上交。在我上学的几年里，家里是如何度过的，怎样供养大学的我和高中的弟弟的，我从来没听他们谈起过。母亲为了多赚点钱，在集市上卖过小孩衣服，卖过小孩的文具，也卖过家里自己种的蔬菜，能赚一点是一点，反正孩子们是需要营养的。长期的劳累，让母亲的腰椎和颈椎受到严重的伤害。在她50岁的时候，就行走不便了，每日走几步歇几次，为了这个家，她熬尽了自己的心血。
毕业后我工作了，能够贴补家用了，母亲也因为高血压停止了摆地摊。可是她依然喜欢去地摊买东西，不管是集市还是校门口，她都光顾，和摊主说几句话，让人家多喝水，然后才离开。现在的生活渐渐好起来了，母亲却老了，腰椎间盘疼痛让她直不起腰了。每次去看母亲，她都说自己非常好，说让我们放心的话，我明白，那是对我们最大的爱。
作者简介：吉萍，女，37岁，中共党员，陕西省渭南市韩城市龙门镇西原中心小学教师，中教一级语文教师，韩城市司马迁学会会员，吉春研究院副院长。韩城市明德书院教授。出版了《吉萍散文集》，语文湿地的栖居者、编辑。热爱生活，热爱语文，一直坚信：狗尾巴草也有春天。
（责任编辑 薛雨）
20世纪80年代，爷爷过世了，留下了大大小小六个孩子。后来，14岁的爸爸带着弟弟们，四个人合开了一个木器加工厂，每天没日没夜地干活。几年后，由于管理不善，厂子倒闭了。为了维持生计，二叔去开矿了，三叔去当兵了，四叔开了一家商店。两个姑姑出嫁了，家里也一天比一天好了。再后来，改革开放了，爸爸买了一台大型的收割机，雇了司机。从此，也有了电视机和许多的家用电器，爸爸却一天比一天老了。
1990年，我10岁了，爸爸考上会计师了，没时间教育我，我自己会把作业写到最好等着他回来检查。那时候，他会严厉地批评我没有得满分，尽管我的成绩是全乡镇第一。后来，在我上高中的时候，爸爸会来学校看我，给我送来我最喜欢的钢笔和书籍。大学的校园里，突然会有爸爸的身影，爸爸会说自己顺路看看，带我去吃渭南有名的小吃。自从我结婚后，爸爸就不再严厉了，他总是用和蔼的语气教育我要做个好妻子。
今年，爸爸62岁了，他在空闲时间经常回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从停学，到工地上班，到考取会计证，到进到单位，到退休。我问爸爸，“你觉得你后悔过什么吗？”他说后悔自己当年没在家里看住家人，让做教师的爷爷自杀，是他最后悔的事情。作为一个高
级会计师，爸爸从来没有骄傲。在我的心里，爸爸的自考学习是我最为佩服的，从一个失学儿童到后来的高级会计师，那是多少心血换来的啊。爸爸带大了他的弟弟妹妹们，也培育了我和弟弟两个大学生，那该是多大的功劳啊！
爸爸退休在家了，那天我去看过他，身体依然健硕，但是喋喋不休的话语让我感到了他的寂寞，以前的爸爸去哪儿了呢？
可是就在前几天，爸爸在家里突然不能走路了，被妈妈送进了县里的医院。我们都吓了一跳，赶紧去看爸爸，可是，事情远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
西安，医院，手术，这些字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让我睡不着觉。请假以后，我和老公匆匆地去了西安。在病床上，我看到了满头白发的爸爸老泪纵横，他的孙子还没出生呢，相信爸爸会好起来的。
检查过后，确诊是脑瘤。我的头“嗡”的一声，呆住了。妈妈在偷偷地抹着眼泪，亲人们都在跟前了，60多岁的爸爸却笑着说：“没事的，我还没看到我孙子出生呢，你们等着我。”守候了一夜的我，在看到爸爸被推出手术室的病房后，就瘫到地上了。爸爸在病房里很安静地躺着，他恢复得很好，一月以后就回到了家。可是，毕竟岁数大了，干不了活了，也记不住事情了，手术的后遗症还在摧残着他。
看着爸爸捶打着自己的腰，看着爸爸头顶的白发，看着爸爸伏案练习毛笔的背影，我的眼泪不由得落了下来。新年要到了，祝福我的亲爱的爸爸，也祝福天下所有的爸爸健康长寿！
母亲
每当经过校门口的地摊前，母亲总要买点什么，哪怕是用不着的东西，仿佛那样才能让她心里踏实。只有我明白，其中的酸楚。她曾是摆地摊的——我的妈妈！为了我们这个家，十几年如一日风餐露宿，不曾吃上一口饱饭，不曾睡够一个好觉。
我亏欠母亲太多太多，甚至不敢回忆那段艰苦年代。
那年，我高考落榜了，弟弟要上高中了，家里实在是没有了收入。父亲因为帮亲戚当担保人而被银行追债，每日加班加点还没有工资，家里的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母亲操持着整个家，任劳任怨。在家里的几亩薄田里，洒下太多的泪水和汗水。逢上歉收，捉襟见肘地过活一年。尽管这样，母亲还是支持我上专科，不让我赋闲在家，被迫务农。家里的亲戚们也帮不上忙，本家们更是劝她：“女孩子家家的上什么学啊，给找个婆家吧，嫁人的人了还上什么学啊。”母亲含着泪卖掉了家里的余粮，给我交上了学费。
我和弟弟上学用掉家里大量的钱，母亲决定自己找点事儿做，补贴家用。可是，没文化的她能做什么呢？怎样才能顾家还能赚钱呢？妈妈着急得恨不得去城里打工。
送走去外地上学的我，母亲就在校门口摆上了小小的地摊。因为那时候商店很少，所以她就想出来一个节省时间和本钱的办法。每天早晨七点，母亲准时给孩子们摆上了小本子等文具，可她从不卖小刀，许多家长都想不明白，她笑着说：“小孩子不会保护自己，我不让他们伤到自己。”
那时候学生是用自己带的柴火和煤块在教室生火的，可教室依然不暖和，手和脚经常冻得开裂，母亲有时候也和学校老师交流，让孩子们别冻着。陕北冬天的早晨格外的冷，呼呼的西北风让人不得前行。有时候，母亲会在地摊旁边支个小火，让小手们去烤烤，或者给他们擦擦鼻涕。她带着长长的那种棉手套，两只手都能伸进去的那种最暖和。没顾客的时候，她就起来跺跺脚，哈哈气，伸伸腰，收拾收拾东西。下午，学生都进教室了，母亲就骑上她那辆老式的自行车，去20公里外的城里批发文具。到5点多了，她还要赶上下课的间隙，也许有的会丢了橡皮，或是落下东西在那里，还要过来取。晚上，母亲回到家里，才能给自己和下班的父亲做一碗热乎的饭。
每次暑假我们都很早放假，我就去帮母亲看摊。夏天的中午是太阳最毒辣的时候，我的母亲还在守候着自己的小摊，不管我怎么劝，她也不回去休息一下。她坐在那里等着顾客，有时候去买菜的经过也和她打着招呼。她说她喜欢自己的小摊，其实我知道，那是她不想放过任何一个有生意的机会。下午，我去接母亲，从地上收拾的每件东西都是整洁的，都是擦了又擦，然后才放进袋里的。我也是轻拿轻放，因为那是母亲的心血。
记得有一次，我的钱丢了，吃饭都要借着别人的花。当时家里还没有电话，我只有打到别人的家里，转达给母亲后，我就听到了急切的询问。第二天，钱就打到我的卡上了，我赶紧去取。后来，听爸爸说，家里很是紧张，着急地卖了小麦才换来200元。从那以后，爸爸的工资就一分不花，全部给我留着。家里开销全靠母亲摆地摊了。
因为给亲戚做担保，亲戚跑路了，银行又来要钱，爸爸没有办法，只有把工资如数上交。在我上学的几年里，家里是如何度过的，怎样供养大学的我和高中的弟弟的，我从来没听他们谈起过。母亲为了多赚点钱，在集市上卖过小孩衣服，卖过小孩的文具，也卖过家里自己种的蔬菜，能赚一点是一点，反正孩子们是需要营养的。长期的劳累，让母亲的腰椎和颈椎受到严重的伤害。在她50岁的时候，就行走不便了，每日走几步歇几次，为了这个家，她熬尽了自己的心血。
毕业后我工作了，能够贴补家用了，母亲也因为高血压停止了摆地摊。可是她依然喜欢去地摊买东西，不管是集市还是校门口，她都光顾，和摊主说几句话，让人家多喝水，然后才离开。现在的生活渐渐好起来了，母亲却老了，腰椎间盘疼痛让她直不起腰了。每次去看母亲，她都说自己非常好，说让我们放心的话，我明白，那是对我们最大的爱。
作者简介：吉萍，女，37岁，中共党员，陕西省渭南市韩城市龙门镇西原中心小学教师，中教一级语文教师，韩城市司马迁学会会员，吉春研究院副院长。韩城市明德书院教授。出版了《吉萍散文集》，语文湿地的栖居者、编辑。热爱生活，热爱语文，一直坚信：狗尾巴草也有春天。
（责任编辑 薛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