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好像就没喜欢过他。他小的时候很瘦小，被放在一个垫着破棉絮的烂箩筐里，四周静下来的时候会哼哼咩咩地哭，就有人过来用脚踢一下所谓的摇篮，他便又左摆右晃地吃自己的拳头。满脸皱纹的祖母好像很喜欢他，总是摸着他稀疏的头发叫“俺的小猫儿。”于是他有了名字，大家都叫他猫儿。这些我都是听小姨说的，小姨说完这些后，总不忘点着我再加上一句：“你哥比你好带多了。”
　　我从来不觉得他哪儿点比我好，仅存的美好一点儿的记忆也就是他躺在床上，任我光着的脚丫，在他粗硬的头发上蹬来蹭去。那时候因为他时常上树掏鸟、下河摸鱼，衣服上的洞常狗窦般地笑着，鞋也总是丢。他除了把窝里正在下蛋的母鸡捉出来，按在屁股下当马骑，还把啃了几口的紫茄子塞进人家正冒着烟的烟囱。他的书包里总离不了弹弓和一堆堆晒干了的胶泥球。他的书角一层层往上卷着，壮观的时候会两个角都看不到，像极了盛开的菊花，我曾见他花了半个晚上的功夫，在油灯下一页页抹平，然后压在两块砖下，第二天拿开，刷刷地自动翻卷一阵后，基本上可以当望远镜用了。
　　一个大夏天的午后，他翻出一件厚褂子搭肩上，我就知道他肯定又丢了作业，背上又该享用教鞭的敲打了。他最热衷于“开战”，放了学，约上一帮人，收集一堆堆的土块瓦片弹弓泥丸，和邻村的孩子隔着水塘对打，每次都战到有人哇哇大哭头破血流才一轰而散。他也时常受伤，胳膊上的、腰上的伤疤像蜈蚣一样爬着，但他从来不哭。他坐在教室的最后排，校长都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校长也认识了我，总让我替他把信捎回家，让妈妈去给老师或者学生家长道歉。我很恼火，尽管班上最坏的男生也不敢惹我，但摊上这样的哥哥还是很没面子的。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吵架，你来我往相互揭对方所有的短处，当我在语速上压倒他的时候，见周围没人他会把我推倒在地，然后龇牙咧嘴地学我撒娇卖乖时的腔调，我气极了便放声大哭，这是赶走他唯一的方法。他从没好声好气地和我说一句话，每次不是在我的名字后咬牙切齿地加一个“妞”，就是挤眉弄眼说些“啷哩个啷，气傻了气傻了”一类的话。有一段时间，我甚至都有些恨他了，我把他修了又修的凉鞋剪成拖鞋：把他灌了盐水放在窗台上晒太阳的废电池扔掉：甚至把他收藏的旧画书送人。我觉得世上再也没有比他更烦人的哥哥了。
　　有一天，我从“换糖人”的老头儿那儿买来一团蜜糖。这种只需要一分钱，便可用细高梁杆在不断加热的铁碗里蘸下的糖稀，桔红之中隐隐透出蜂蜜的香味。我刚拿到手，“让我尝尝”，他喊着跑过来，我慌忙塞嘴里，然后给他看那截光光的高粱杆。那次，他幸许是正玩在兴头上，没打我也没理论什么，又嗒嗒地跑走了。我便隐隐地有些后悔，尽管我知道如果给他尝，他绝对会一下子吃了去，但还是觉得自己做过头了。后来和他提起这事说“如果你当时保证只是尝一点儿，我就给你吃了。”他撇撇嘴说：“不稀罕。”可我仍觉得还是欠了他了。再遇到他不屑的目光，有时候也能装作看不见了。
　　他上高中的时候我读初中，彼此的学校相距几十里，有时两三个月也见不上一面，这时我的视力下降极快，头也时常疼，父亲送来一幅磁疗眼镜，说试试看吧。考完试他也回来了，问我眼镜戴了没有。说她女同学戴了很管用。这是他第一次这么对我说话，惶惶之中说了并没有坚持佩戴，他便火了，说“祸灾精，以后看谁管你。”刚开始涌动的温情瞬间消失，我斜了他一眼：“我请你了吗?瞎操心，”
　　因为有了一个长长的假期，家里总充斥着硝烟的味道。我抱着收音机听相声，笑得红头涨脸的时候，他一定会撇着嘴说：“对着这么庸俗的段子呲牙笑，也就你了。”当他津津有味地听评书时，我也决不错机会地说：“高雅的人也玩二年级小学生的游戏啊，”唇枪舌剑之后我们便进入冷战，撇嘴角、斜眼睛、蹙眉头，我们尝试着用过了所有能表示不屑的动作。直到我们背起各自的行囊，他还送我一个毛驴打喷嚏似的轻哼。
　　半年后，收到他一封信，很龙飞凤舞的那种，嘱我万事多用脑子少使性子，嘱我不要自个随便上街，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我抹了一把泪眼，气呼呼地给他回信：你才读几天大学啊，凭什么就认定全世界人都弱智?你以为你是谁啊……有了这次的通信，我们好像不怎么吵了。尽管在我很正事地对曾经睡我上铺但现在是他妻子的姐们说，我很不喜欢他加在我名字后面的那个“妞”字后，他改了，但我仍不习惯。
　　他总是以命令的口气对我说话，即便他大晚上跑来告诉我，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看医生。我有些不耐烦，这点毛病算什么呢，我都没什么感觉，你紧张什么呀。直到有一天，在医院的急救室里，冥冥中又听到他的声音，睁开眼看到的一片白色和他蹙了一眉头的焦急，“认得我吗?认得我吗?”看他一脸的汗，我突然想笑，“真烦人，忘了谁也不会忘了你啊。”我记不清当时说没说，但我确实是想说这句话的。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是后来我听别人说的)。他不让父亲打听我的病情，还撵父亲去睡觉；他推着嫂子，呵斥着让她擦干眼泪回家，不要让还不知内情的母亲看出详情：他还找到医生，咬着牙说他一定要带我回家，他决不把我一个人撇在这儿。
　　他真的没把我撇下，我知道他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接下来的两年里，每次出去看病都是他陪着。一路上他很演绎地讲领袖的诗词，讲圣人的传说，还神神秘秘地讲开国大典前夕，天安门城楼上祥云缭绕、霞光四射的奇特景象，尽管我知道共和国建立二十年后他才出生，但那神情那语气绝对是亲临目视而不能疑。他甚至还给我讲了他的初恋。他说他高三的时候和一女生好了，可人家为了前途要转学，女孩走的前夕，他送人家一包泥土说：“到了地方如果水土不服，你就在水里放些家乡的泥土。”“真的假的啊?你是没钱送人家礼物吧?”“钱买的算什么啊，当时我真的觉得再没比这更合适的礼物了。”他颇委屈地叫起来。“后来呢?”“后来就没有后来了”。看他一往情深的样子，我研究了半天，还是不相信大大咧咧的他会有如此细膩的感情。
　　奔波的间隙，偶尔能感觉到他言语间的那份小心翼翼。他对嫂子说：“我们家这丫头应该是圈养在王府的格格，却偏偏跑到了民间，麻烦事儿太多，咱得小心伺候着。”初听这话有点别扭，再想，眼睛便有些潮潮的。所以后来当他被他女儿惹得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也就无限同情地任由他说些“怎么和你姑一个魂儿，说翻脸就翻脸”一类的话。
　　有时候觉得他是棵树，努力地伸开臂膀，去撑起一片浓荫：有时候觉得他是头牛，承着鞭子载着重负，弯腰弓背地努力着。他很忙也很累，家里方方面面的事儿都由他管。父亲退了休，他极力主张父母过田园生活，并讨来几亩土地，工作了一辈子的父亲又开始了另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农忙时节，他回不来，我们便在毒日头下一齐讨伐他，说他没事找事，说他乱参谋，甚至还恶作剧地在父亲面前列举他条条的不是，抵毁他不孝顺。有时候看到父亲那么辛苦地劳作，他也会说：“也许当初真是我失算了，怨我了。”但我们都知道。幸亏有了这几亩薄田，父母的生活才会这么充实，身体也越来越健康。母亲常说：“前些年他歪脖刺枣似的，怎么看都是惹气的料，怎么也不敢想能有今天的模样。”
　　他得点空闲便跑回家，和母亲唠四邻八家亲朋好友的这事那事；给父亲讲国内大事国际形势，还不断许诺并保证他时刻关注着农业科技市场，如有最新的抗旱抗水抗倒伏又高产的种子问世，准第一个种咱们家地里。
　　他走后，我在一片浓荫里抚平父亲笑得满脸的皱纹。一本正经地说：“他的话你也敢信?”
　　
　　(摘自《档案界》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