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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132年风雨沧桑的开滦煤矿，先后经历了新旧社会两种制度和生产发展环境。它的建成发展不仅反映出中国近代煤炭工业形成发展的轮廓，而且见证了整个中国近代工业的艰难起步与坎坷历程。开滦煤矿自1878年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外交，有着千丝万缕的特殊联系。加之矿权异变、管理组织更迭等极其复杂的背景原因，使得这座煤矿的历史极具特殊地位和传奇色彩。笔者依据旧开滦（建国前）历史档案整理编撰此文，意在使读者了解开滦这段历史，激发人们对新中国和企业现在所处的和谐稳定生产发展环境的珍惜和挚爱。
1947年，是国民党政权即将倒台前风雨飘摇的日子，也是开滦风雨飘摇的日子。这一年，开滦经营者面临四大最头痛的问题：一是国民党政府限制开滦的煤价，使开滦一度赔本经营；二是由于国民党军队东北战事需要占用开滦必需的轮船、铁路和码头，使得开滦煤炭运输“卡壳”；三是矿区雨后春笋般涌现出的小煤窑私挖乱采，严重影响开滦生产和安全，虽屡禁而不止；四是战乱时期国共双方以及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势力，都想借掀起罢工潮而夺取开滦工会的领导权，所以罢工随时都可能发生。
1947年2月10日，开滦英方总经理裴利耶给开平公司伦敦董事部的信中说：“很明显的我们正面临一个最困难的时期，而今年特别的困难。”
欲提煤价奔忙于政府高官门庭
开滦从它诞生开始，就一直在国家工业、军事、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其产品——煤的价格，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当时政府的制约。煤的价格一涨，必然影响钢铁、电力、运输等众多行业，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作为旧开滦来说，开平煤矿的英方管理者和滦州煤矿的股东们，共同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矿方和政府在价格方面的矛盾是必然存在的，只不过这个矛盾在1947年达到了空前的突出。
打开开滦1946年和1947年的经营状况统计密卷，发现这两年的利润并不低，但是实际上这些利润的获得，靠的是开滦经营者拼力扭转赔本局面，耍尽手腕找国民政府高官“走后门”甚至“逼宫”，经过三四次提高煤价才获得的。否则，处于战争前物价一涨再涨的通货膨胀情况下，开滦将无法运作。
辽沈战役大战前的1947年，开滦煤炭大部分供给了北方日益增多的国民党军队，以及北方的国民党各级政府和所属各类机构，还有南方的上海、南京等城市。由于供不应求，黑市上煤炭的价格根据不同的等级，已经涨到了每吨27万元至30万元(当时的国民政府钱币)，但北方燃料管理委员会仍按官价约9万元一吨购买开滦的煤炭。这个官方价格，开滦连成本都难以收回，在这种情况下，开滦的经营者必然要想方设法请求国民政府提高煤价。
其实，这种赔本状况在1946年末就发生了，经过开滦向国民政府奋争，煤价在1947年1月1日增加了一次，但是，增加的幅度赶不上战乱时期物价的一日三涨，还不到3月份，很快就又成了赔本的局面。由于开滦一再向各大银行借债度日，到3月份已经欠中央银行200亿元，欠燃管会100亿元，此时开滦的煤、面粉存货价值尚可抵债。但是，如果继续借债就无力偿还了，按开滦英方总经理裴利耶的说法是“各大银行已经不愿意再借给我们钱”，开滦的经营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裴利耶到伦敦总部汇报情况后直接飞到上海，找国民党经济委员会和燃料部的官员，向政府呈送了资产负债表。同时，他急电在天津的中方总经理王崇植速来上海，同他一起向官方施加压力，要求煤炭加价。
裴利耶安排两天的时间拜会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博士和他的两个秘书——翁文灏博士和钱昌照。3月1日，裴利耶在上海会见了上海市长吴国桢和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谈了很长时间。在这之前，他还找了国民政府燃料管理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徐乐天，跟他解释开滦处境的艰难，并提出开滦绝对需要立即增加煤价，从而支付现行的费用并弥补过去的损失。裴利耶同时交上了开滦的预算表，很坚定地提出每吨煤增加3万元，并声明这是一个绝对的最低数。因为上海也正面临着经济危机，煤炭缺乏，所以徐乐天表示尽最大努力把开滦的情况立即上报。徐乐天得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王云五当天晚上到了上海，于是第二天上午10:30便去拜会，他们从午饭时间一直谈到了下午，会谈的结果是部长拒绝每吨煤增加3万元，只允许每吨煤增加的数目不超过1万元。然后王云五部长回南京了。
裴利耶知道这个情况后告诉徐乐天，这个结果是不可以的，他说：“如果部长了解开滦的情况而不提价，我有理由认为部长打算看着我们垮台。”徐乐天说，他已经跟部长介绍了开滦的困境，部长是了解开滦情况的，自己已无能为力。裴利耶说：“我肩负着公司和股东托付的重任，如果不提价，我将不得不提交我们的英国大使馆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见到王云五部长之前我暂时不这样做，你是否在今天晚上就陪我到南京去找王云五部长？”徐乐天跟他的副主任委员研究后，决定不随裴利耶去南京，但他答应做两件事：一、从他的准备金中立即预支50亿元，以救开滦燃眉之急，开滦可以在3月份后看情况归还；二、派他的副主任委员去南京，作为专使跟王云五部长联系，因为这个副主任委员跟王部长私交很好，他将住在部长家里，便宜私下接触。
裴利耶立即回到办公室，给王云五部长写了一封信，让徐乐天的专使转交给部长。然后裴利耶连夜从上海赶到了南京，晚上住在了英国驻华大使家里。次日（3月3日）再次拜访了钱昌照、翁文灏，拜会了财政部长王云五，这三个人都当面向裴利耶保证协助开滦解决困难，渡过难关。3月4日他又急急忙忙赶回上海，与刚刚从天津乘水上飞机赶到上海的王崇植详谈，关于贷款、关于开支、关于煤价等开滦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裴利耶说，他已经请英国大使用私人名义写了信给蒋介石，大使在信中表示对开滦事情的关怀，并请求蒋委员长协助。王崇植表示支持裴利耶的这种做法。
王崇植来上海以前，已经把开滦中方总经理的日常业务交给了郑家觉，让他暂时代理总经理，而裴利耶也把英方总经理的日常事务交给了伊文思打理，两个人都脱出身来专心致志跟国民政府官员打交道，固执地要求增加煤价。王崇植与国民政府官员周旋了三个星期，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之间，拜会了许多国民党中央上层人士。最后，财政部长王云五终于允许由他原来同意的每吨加价1万元，增加到１万５千元。但是，增加的这些钱仍然不起作用，物价继续疯涨，开滦仍然赔本经营，只不过陪得少一点而已，所以，王崇植继续要求加价。但是在这个时候，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要求国民政府改善待遇，反对物价高涨，反对内战。面临这种困难和压力，蒋介石对开滦提出的要求是“果断地拒绝增加煤价”，他怕引起水电铁路运输等等一系列部门的涨价。蒋介石留下指示说，要按补贴的办法解决开滦问题。于是在３月份，开滦在每吨煤增加1.5万元的基础上还吃一部分补贴。尽管这样，开滦仍然没有多少利润。所以，王崇植后来第二次到上海、赴南京，拜会各位政府官员，继续要求他们同意增加煤价，要争取6月1日再次提价。7月21日，王崇植第三次赴北平、赴上海和南京，仍然找国民政府要求提高煤价。
开滦1947年的利润，实际上是在物价飞涨的特殊情况下靠当时的经营者向政府高官“要饭”要来的，其乞求和“要饭”的滋味，也许只有开滦的经营者自己才知道。王崇植说，政局不稳，南京的局势正从“更坏”到“最坏”发展，给开滦提高煤价的问题，实在太难解决了！裴利耶则悲哀地说：“2月份我在上海的时候，被失败的压抑感所包围，迫使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到拒绝供给中国政府和其他部门煤炭的地步，除非他们支付给我们足以维持我们成本的价钱。真要拒绝的话，我预料政府会采取激烈行动，让王崇植抛弃我，让他作为政府的代表来管理开滦。但我却在想：让这一天来得快些吧！”
勉强生产周旋于国军后方阵线
1947年，为了支援东北战场，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地向关外运送军队和军用物资。国民党两大主力新一、新六军从南方被调往东北战场，参战的国军有七个军，共二十八万人，其主要作战物资都要从遥远的南方运来。这些人员和物资，有不少是从南方运到开滦的秦皇岛码头，再辗转运到东北。这样一来，开滦赖以运输煤炭的海上轮船和铁路火车，有很多时候被“党国的军运”所占用。另一方面，开滦还受到了我解放军方面的影响。这一年，为了阻止国民党军队向东北战场增兵，我军对冀东铁路进行了破坏。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开滦在1947年的煤炭外运因此成了“瓶颈”。
除去运输之外，还涉及到企业与军方和国民党政府的十分微妙的关系。冀东的各路国军名义上保护开滦，实际上他们像把把利刃，环伺于四周，开滦生产经营过程中，每一个动作都要小心翼翼，稍有不慎就会受伤。裴利耶在给那森·爱德的信中说：“处此完全疯狂时期，我们不能抱有信心获得利益，但必须用每种方法进行工作，以保全我们自己。”
由于从南方奔赴东北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各部队统一指挥不力，所以在秦皇岛码头下船的军队就在港口设有十来个司令部，每个司令部都向开滦要船要火车，在他们心里当然是以限日期抵达东北的军事命令为“天职”，哪管什么开滦的运煤业务。但是，开滦在秦皇岛的洋经理齐尔顿也不是吃素的，他知道国军和国民政府离不开开滦的煤炭，而且他自认为有英国主子撑腰，所以很不客气，按裴利耶的话说是齐尔顿“进行了庄严的抵制”,他与驻秦皇岛的国军司令官何世礼发生了激烈争执。在这种情况下，老奸巨猾的裴利耶不得不出面去摆平这件事。1947年2月上旬，裴利耶离开天津去了秦皇岛，他违心地说服齐尔顿，劝他不可与何世礼抗争，但齐尔顿似乎并不服气，于是裴利耶最后以命令的方式“让齐尔顿休假离开”。裴利耶当然明白，在辽沈战役前的关键时刻，开滦港口、开滦轮船到底是运煤还是运兵的问题，绝对不是开滦可以决定得了的。国军正在前方跟共军打仗，开滦的利权敢不相让！
1947年11月24日，开滦矿务总局收到国民党2143部队的一封电报：“……上月匪军在东北发动第六次攻势，本部奉命星夜将关内驻军海运葫芦岛。当时贵局驻秦经理福克纳、副经理毕祖培力加协助，以‘滦州’等五轮赶运完毕，卒能适应战机，达成任务，厥功甚伟。除电北平行辕请奖外，敬电申谢，并请从优议奖……”从这封电报里可以看出，东北战事紧张，国民党军队这一次从秦皇岛征用了5艘开滦运煤轮船，星夜兼程运兵至辽宁葫芦岛。名义上说感谢开滦驻秦经理“力加协助”，“厥功甚伟”，军方表示感谢，其实5艘轮船若不服从调动，军方岂肯善罢甘休！调动了，都去运兵，开滦的煤炭用什么来运输？更可笑的是，国民党部队竟然要求开滦对本局驻秦经理的“协助”行为“从优议奖”，即要求开滦自己出钱奖励驻秦经理，这岂不滑稽。
1947年，开滦还面临工人被国民党军队征兵问题，如赵各庄一次就被征走了48人。矿工或矿工子弟被国军征兵了，当地政府还要求开滦发“新兵补助安家费”。同时，国军还征用开滦的电台为东北的战事服务，9月份，国防部向开滦借用懂无线电的工程师在天津沈阳等各地架设军用电台。
另外，1947年唐山成立了“唐山忠勇将士会”、“唐山慰劳荣誉军人委员会”、“唐山市戡乱总动员委员会”、“唐山市社会救济事业协会”、“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冀东绥靖区党政研究班”、“唐山市民众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唐山分会”、“唐山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唐山市救济冀东难民后援会”、“唐山市冬令（1947年度）救济委员会”、“唐山市临时救济难民委员会”、“遵化县旅唐难民联合会”、“西北井难民收容所”，此外当时还有各种促进会、研究会、慈善会等形形色色的国民党政府和军方的组织，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维持国民党统治，几乎都向开滦募捐，且多数都具有强迫的性质。再加上时任开滦总经理的王崇植，其本身就是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属于国民党政府在开滦的代理人，他的立场多一半没有站在开滦企业，所以，他和他的幕僚有许多充任了这些慈善会、募捐会的名誉会长、董事、顾问、常务理事，他们无不慷慨捐款。这一年，开滦的不少钱财被“募捐”到了国民政府及其下属组织，为维护行将垮台的国民党政权，充当了经济后盾。1947年和1948年，唐山所修的城防工事很多都是开滦的坑木、洋灰、白灰、砖石等。这些情况在开滦历史档案中多有记载。对即将倒台的国民党政权的经济援助，王崇植之辈可能是自愿的，裴利耶之辈可能无可奈何。当然，这些援助的钱物对于偌大开滦来说也许微不足道，但这里反映了一个态度，就是开滦作为一个企业，处于动乱的年代，它在尽力周旋和规避可能的危险。
裴利耶在给卸任的开平煤矿英方总经理那森·爱德的信中说：“我们已经落在中国军人的手中，他们要钱要煤要器材，甚至要我们的职工宿舍，并且越来越厉害。”
开滦在应付国民党的同时，还受到了我军战事的影响。1947年，我军在东北战场进行了数次大的战略攻势，为了防止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向关外增兵，我军对冀东交通进行了破坏。例如5月17日我冀东军区发动的滦（河）东战役，就炸毁了饮马河大铁桥，并破坏了石门至留守营的铁路；12月1日开始，在东北民主联军的命令下，我冀东区党委动员全区军民展开了对北宁、平古铁路的大规模破击，其中7个警备团针对山海关至滦县段的铁路进行破坏。我军的战略行动对全国的解放当然是好事情，但对于当时的开滦煤运就大为不利了，这也是历史事实。
1947年6月16日，裴利耶致那森·爱德的信中说：“长春正被共军包围，国军在满洲的处境恶劣。5月17至18日晚，共军对北宁路卑家店和北戴河段袭击，主要袭击了昌黎火车站。5月22日，从南大寺到秦皇岛山海关之间，又进行了一次军事行动。我们是非常关心的。”“天津至矿区间的铁道正在夜间被破坏，共军队伍距天津只有30英里。到我写信的时候，我们还能运些煤到秦皇岛，如果我们不能放出更多的车皮，开滦的经营维持将极端困难。”裴利耶说：国民党为了保护秦皇岛和他们的供煤来源，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定要来“保护”我们的财产，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他们的这种“保护”。在秦皇岛和矿区的政府军队已大量增援，这很容易吸引共产党的军队。混乱战斗的结果将可能引起抢掠，国民党的保护反而会害了开滦。
到了7月份，开滦总局所处的天津正被国民党军队所淹没，大多数街道上正在建筑堡垒。在天津四周已经建起泥墙，赛马会被国军占据，开滦大楼也被指定为遭到解放军进攻时抗击的城堡。在矿区和秦皇岛之间，开滦按当局要求花费了30亿元建筑泥的城防和砖的岗楼，以使这些国军交通警察充分保卫矿厂，抵制解放军。7月23日，在唐山赵各庄北的一个最大岗楼内的警察和矿南门的守卫近20人，不慌不忙地投到了解放军部队，而且他们带走了所有的武器和装备。他们带走的机关枪等武器，全都是美国最好的、最现代化的装备，价值很高。在国军中，这些交通警察被认为是军中最有战斗力的。但是，开滦煤矿的报告中说这些警察都是南方人，报酬低薄且十分厌战，他们的士气很糟糕。1947年7月24日有人以机密函致矿区主管魏肫，“开滦毫无止境地修筑防御工事，但我们没有可靠的人来使用这些工事。”
裴利耶在给那森·爱德的信中说：“……王崇植和魏肫二人都对目前形势很抱忧虑。我们知道，在我们区域的国军不可能在每个矿抵挡住共军的攻击，所以开滦的政策是：如果遭到共军的攻击，不要做任何抵抗。我们已经给矿警下达了这样的指示。我认为共产党占领者不会破坏煤矿，除非遭到抵抗。”裴利耶说，共产党占领矿区不会对开滦进行破坏的原因，是因为开滦是一个产业，它对任何当政者都有利。但是，如果国民党要垮台的话，国军在撤退之前一定会将这些煤矿毁坏，不会留给共产党。他的预言很准确，国军在退出秦皇岛之前对开滦的港口设施进行了3个小时的轰炸，如果不是傅作义的制止，林西电厂以及开滦矿区其他矿井和设施也难逃噩运。
土窑泛滥尴尬于军政势力之下
1947年3月6日，裴利耶致那森·爱德的信中说：“我们矿区的土窑正在迅速发展，虽然南京政府曾向华北当局反复颁发最严厉的指示停止开采，事实上小土窑为军人及滦县政府所支持，我们的矿警是无能为力的。最近由于一个小土窑侵入到我赵各庄采区，引发了一起恶性事故，一人被烧死，八人被瓦斯熏伤，已经准备好开采的不能再开采，造成三十万吨煤的损失。”“我们必须应付地方当局，他们是贪婪的。地方上日益增多的军人，不但贪婪，而且照样无理。”
除去赵各庄矿附近的小煤窑之外，林西矿和马家沟矿周围的小煤窑同样猖獗。1947年4月，金家庄村民开挖了土窑34个，开滦矿务总局敦请交警第八总队第一大队派兵前往制止。村民不服，发生骚乱，交警当场抓获闹事的村民47名。但是，这些人很快就被王辇庄乡长出面保释出来，不了了之。开滦档案馆老档案1947年总经理密卷中有这样的记载：“开平北部马家沟矿厂以外之开滦矿区掘有私窑百余座，工人约四千人，每人出煤千余吨。由各窑经理人组织联络处，公选闫文士、赵海山等为代表，专办对外交涉事宜。该滦县县政府已设立开平地区煤窑管理处，处长钱焕章，专负收私窑煤税之责任。每座煤井每日收款一万六千五百元，均发给收款凭证。收款已达八千七百万元，尚有不给收据者。并有开平镇滦县中心小学、东关小学、西关小学，已组织教育基金募捐保管委员会专向私窑募款，以产量大小定为甲乙丙三等。每月收甲等15000元、乙等11000元、丙等7000元，作为该三校教育经费……此外，还有‘未脱离生产之地方工作人员’，随时调查统计，按每月甲种矿贰万元、乙种一万五千元收款，由各窑主经理人密送其方负责人点收。私窑工人多由开滦而来。”
1947年6月8日的总经理密卷还写道：“东缸窑附近挖小井数十眼，其中一井安有电动抽水机一架，此井系由胜利公司经理人马慧三开凿，其人同时也是东缸窑义勇壮丁队队长。抽水机由唐山九锡工厂运来，随着该机来的开机器的以及修理工都是该厂的工人，出了煤时该厂按股分红，利益均沾。”由此可见，插手经营小煤窑的人员杂、部门多，有权势，而且有了先进的设备，使得开滦经营者疲于应付。
其实，早在1946年，开滦就找了李宗仁，李答应将那些小煤窑关闭。当时开滦赵各庄矿和唐山矿缺乏工人，因为这两个矿的熟练工人有很多“跳槽”到马家沟地区非法经营的小煤窑打工去了。其后虽然南京政府和北平行辕向矿区军队发出极其严厉的命令，命令立即封闭小土窑，但这些命令直至1947年仍没有被严格执行，而且到1947年愈演愈烈，竟然形成了100多个小煤窑“包围”开滦的态势。蒋介石也曾为此专门给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河北省政府主席、十一战区副长官上官云相、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发了手令，命令“立即将土窑封闭”，但都禁而不止，封后再开。
开滦的矿警在矿方的督促下，也曾做过一些查封小煤窑的努力。例如1947年3月，开滦矿警查封了范各庄的14个小煤窑，把它们都填平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开滦分团筹备处主任徐峻岭，借口筹措开滦分团的活动经费，并为蒋委员长“祝寿献校”，在金家庄开了一个小煤窑，谎称上面有人支持在交警部队备了案，但仍然被勒令关闭。与小煤窑遍地开花的形势相比，开滦的努力乃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面对这种局势，裴利耶却在给开平公司伦敦董事部的信中说：“现在有一种好现象，就是小土窑采掘者遇到了两个难题。一是搞运输的人向他们索要很高的运费，二是他们所雇用的工人索要过高的工钱。所以，这些小土窑主将被迫放弃经营，可能大多数小土窑将遭到失败。”——这当然是裴利耶的一厢情愿，也是他“忽悠”开平公司伦敦董事部的谎言，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的。
当时地方政府和军队撑腰的小煤窑既成事实，另一种来自“国民党中央机构”想分一杯羹的“小煤窑计划”也在策划之中。早在裴利耶、王崇植奔走于上层官员之间要求提高煤价时，身为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钱昌照就问裴利耶：“开平公司是否欢迎政府入股？”钱昌照所说的“政府”顶多是资源委员会一个单位，他透露国家资源委员会将开发开滦四周属于政府的所有采区，他已经派出测量家到弯道山以西和唐家庄以东地区测量，他要在那里建最现代化的煤井进行有效率的开采。三年之内，政府要在那里成立一个联合公司，其中滦州公司、开平公司和资源委员会将按其投资的资金价值取得股份。他认为目前联合经理是一个弱点，这个公司以后只能有一个总经理。当然，这个总经理是谁就不难猜测了。裴利耶在给伦敦总部的信中说：“我十分欣赏钱昌照先生这种坦白和公开的谈话方法，我不认为他是恫吓。关于钱昌照先生说的派测量家到我们矿区附近测量的事情，我和王崇植都不知道，我不相信在目前的政治情况下，资源委员会有能力支付器材和开发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令裴利耶和钱昌照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是，钱昌照在说完另开煤窑的话之后不足一个月，他就随着宋子文的辞职也辞职了，想在开滦周围再开一个“小煤窑”的计划成了黄粱一梦。
担心工潮生活于恐惧忧虑之中
1947年，开滦矿区各种社会势力错综复杂，单是在工人运动方面，插手工会的既有我地下党，也有国民党。国民党又分为三大派系，其中有以常介甫为首的工矿党和以安辅廷为首的唐滦区特别党，工矿党和特别党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大家都想在开滦掀起大罢工运动，从而扩大自己在工人中的影响，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各党派工会的明争暗斗，如同海河薄冰层下的暗潮汹涌激荡，而开滦经营者，则如同走在这薄冰之上，整日里战战兢兢，不可终日。
早在1946年5月1日，裴利耶在给开平公司米克兰校官的信中就说：“华北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国民党正在尽最大努力通过他们的工会恢复对工人的管理，而共产党亦是同样的尽力取得同样的效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47年。
1947年1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给开滦矿区主管王崇植一封“极机密”电报，大意是：开滦矿产是国家重要资源，因为时局紧张，为了“尽速肃清矿区周围匪军，确保矿区安全”，为了“掌握工人，领导工运”，要“设法组织矿区之民众，选择善于办理工运一人，推行工人运动”。这封电报的主旨，就是国民党政府要通过开展工人运动，把势力渗透到开滦基层，掌握政治上领导工人的权力。
1947年3月，裴利耶跟那森爱德说：“现在不幸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安辅延已经上场了，他管理矿区到秦皇岛之间的区域。他是cc系所委派的人，他要与现在的工人指导者争夺权力。国民党社会部的代表在组织我们的工人，国民党劳工部长也在表演中，他们都要在矿上争取有自己强大的势力。”
6月3日，国民党专员、工矿党负责人常介甫在矿区成立了“工人维持队”，该队有工人144名。常介甫要求矿方，对该队所有脱班工人“照发工资”。
7月19日，裴利耶致王崇植的函中说过：“特别党部安辅廷是主席。常介甫领导的工矿党。两党之间是斗争的。”7月18日工矿党有1个人去北平省党部、6个人去南京，他们是去上级部门控告安辅廷的，他们控告安辅廷是日本人统治时期的合作者。常介甫要求财务上的补助，要求报销工矿党这次去南京和北平告状的旅费。老奸巨猾的裴利耶答应了，秘密地给了常介甫1500万元之多。他这样做好像他是支持工矿党的，没想到的是，他又给王崇植说：“过几天我们要给特别党部举行宴会。”在给工矿党秘密报销大额差旅费的同时，还要宴请工矿党的对头特别党，总之开滦的洋人经理是哪边都不伤。但是，他在这封信里对唐山各派的评价是“此地的政客们是污秽而可笑的”。
1947年9、10月间，国民党各工会的斗争达到了顶峰，开滦档案中显示，仅是10月1日这一天内，就有3封信和电报发往南京国民政府高层，反映开滦随时可能罢工的“危机形势”。第一封是王崇植致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彭尔康的函，里面说：“……矿区现时尚安，惟工人受人操纵，致有无理要求，情势相当严重。”第二封是吴宝丰（其人身份不详，疑为国民党中央派往开滦的调查员）、程义法致戴子彦的电报：“急！南京资源委员会戴子彦兄任电请转呈中央组织部陈部长立夫、余副部长井塘钧鉴：滦榆区工矿党部主委安辅廷最近派人在开滦各矿煽动工人，要求工会向矿方提无理要求，颇有酿成罢工之势。现北宁沿线共匪结集甚多，毁路炸车，袭击国军，万一开滦发生罢工，彼此呼应，势将不可收拾，乞速制止！”第三封是吴宝丰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的信，他说：“我于9月初到开滦工作后，发现滦榆区工矿特别党部委员会主席安辅廷图谋策动工潮。他自任职以来从未召开一次党会，工作毫无成绩。最近党内改选他遭失败，由于不甘失败，他已吸引许多工会漏选分子和革职职工，鼓惑各矿工人，要求工会向矿方提出无理要求，且有发展成为怠工停工之倾向。在此情况下，矿方实感难以应付……为防事态日趋恶化，恳祈钧座立即制止安某之怠工活动。”
1947年10月30日，魏肫给裴利耶和郑家觉信中说：“1点钟时收到了吴宝丰的电报……现在已经是5点了，我还没有听到新的消息。经过第五交警队长与工人们的谈话之后，在下午3点20分时工潮平静了。陈甲三跟交警接洽，我跟九十二军接洽。由于凌勉之的请求，孙连仲曾发过密令，对鼓动者在必要时采取激烈的步骤。无论如何，现时职工的搅乱总算过去了，所幸东矿的代表们没有赞助唐山矿的职工……”这次工潮是怎样引起的，有多大规模，开滦档案中未见详细记载。
1947年10月31日，程义发致魏肫函中说：有一个叫侯振洛的政府重要人物，接受了开滦的津贴，在矿区进行中统工作，他的周围也有不少人，有自己的中统系统和势力。还有矿厂党部一个叫董伟鹏的人，私自在矿区成立了一个自卫队，有自己设计的服装及徽章符号，并收取各方面的费用。开滦总经理王崇植为此事到北平找李宗仁，要求李宗仁制裁董伟鹏。
1947年11月2日晚上10点，在唐家庄矿工作的比利时籍矿师德立斯，认为等待卸料的工人偷懒，便用烧红的小铁锤烫伤了工人们的脸。工人们自然不干，便在后面追他，他急忙找到一个翻译，通过翻译向工人道歉。但是工人们仍然集合了100多人，要求严惩德立斯。开滦上层意识到“煽惑者有可能利用此事策动严重的劳工纠纷”，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马上就会引起罢工，于是慌了手脚，急忙将德立斯解雇，立刻送他回国。
除去上述国民党工会内部分裂意图鼓动工潮和开滦工人因突发事件导致的工潮之外，我党也在积极领导开滦工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迎接唐山即将到来的解放。1947年8月21日，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陈启天给开滦矿务总局的电报中显示，地下党在开滦的活动更是频繁。这封电报中说，开滦煤矿为了填塞土窑，招募了200名工人“分发各矿”，结果，地下党趁这个机会组成矿区独立工作队前往登记，使得这次招的工人大部分都有“共党嫌疑”，“准备暗中活动”。马家沟周围小土窑被取缔后，开滦尊奉当时河北省的指示录用非法小煤窑失业的两千多工人，照样被地下党安插进了许多“亲共嫌疑分子”。有关这些“内部信息”和属有告密者真实姓名的告发“共产党分子”的“告密信”，以及河北省、北平军方关于肃清“共匪分子”的指示、密电，不断地摆到开滦经营者的办公桌上，搞得他们风声鹤唳。
1947年2月10日，裴利耶在给开平公司伦敦董事部的信中说：“我最大的恐惧是共产党利用目前的经济危机煽惑工潮。”
1947年12月15日，开滦矿区主管魏肫致裴利耶和郑家觉机密函中说：“新年来临，我对一些工潮深感忧虑。”
1947年12月31日，裴利耶在致那森·爱德的信中说：局势不利，运输中断，年底现金缺乏，难以支付员工年酬。自12月12日至今日（计19天），由矿上运秦皇岛的煤只有5000吨。港口充满了空船等待装煤，但我们运不到。“临到新年，心里感觉异常纷乱，华北局势正在恶劣地发展，觉得不久后几乎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正像我给你的415号和422号电报中所说，危险就在我们身边。”
1947年这一年，开滦一直在风雨飘摇中，恶劣的景况一直持续到裴利耶写上面这封信件的这一年的最后一天。而这一天，距离唐山解放已经不足一年了，唐山人民翻身解放的日子就要到来，开滦的新生和开滦矿工的曙光，就在前面。
1947年，是国民党政权即将倒台前风雨飘摇的日子，也是开滦风雨飘摇的日子。这一年，开滦经营者面临四大最头痛的问题：一是国民党政府限制开滦的煤价，使开滦一度赔本经营；二是由于国民党军队东北战事需要占用开滦必需的轮船、铁路和码头，使得开滦煤炭运输“卡壳”；三是矿区雨后春笋般涌现出的小煤窑私挖乱采，严重影响开滦生产和安全，虽屡禁而不止；四是战乱时期国共双方以及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势力，都想借掀起罢工潮而夺取开滦工会的领导权，所以罢工随时都可能发生。
1947年2月10日，开滦英方总经理裴利耶给开平公司伦敦董事部的信中说：“很明显的我们正面临一个最困难的时期，而今年特别的困难。”
欲提煤价奔忙于政府高官门庭
开滦从它诞生开始，就一直在国家工业、军事、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其产品——煤的价格，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当时政府的制约。煤的价格一涨，必然影响钢铁、电力、运输等众多行业，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作为旧开滦来说，开平煤矿的英方管理者和滦州煤矿的股东们，共同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矿方和政府在价格方面的矛盾是必然存在的，只不过这个矛盾在1947年达到了空前的突出。
打开开滦1946年和1947年的经营状况统计密卷，发现这两年的利润并不低，但是实际上这些利润的获得，靠的是开滦经营者拼力扭转赔本局面，耍尽手腕找国民政府高官“走后门”甚至“逼宫”，经过三四次提高煤价才获得的。否则，处于战争前物价一涨再涨的通货膨胀情况下，开滦将无法运作。
辽沈战役大战前的1947年，开滦煤炭大部分供给了北方日益增多的国民党军队，以及北方的国民党各级政府和所属各类机构，还有南方的上海、南京等城市。由于供不应求，黑市上煤炭的价格根据不同的等级，已经涨到了每吨27万元至30万元(当时的国民政府钱币)，但北方燃料管理委员会仍按官价约9万元一吨购买开滦的煤炭。这个官方价格，开滦连成本都难以收回，在这种情况下，开滦的经营者必然要想方设法请求国民政府提高煤价。
其实，这种赔本状况在1946年末就发生了，经过开滦向国民政府奋争，煤价在1947年1月1日增加了一次，但是，增加的幅度赶不上战乱时期物价的一日三涨，还不到3月份，很快就又成了赔本的局面。由于开滦一再向各大银行借债度日，到3月份已经欠中央银行200亿元，欠燃管会100亿元，此时开滦的煤、面粉存货价值尚可抵债。但是，如果继续借债就无力偿还了，按开滦英方总经理裴利耶的说法是“各大银行已经不愿意再借给我们钱”，开滦的经营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裴利耶到伦敦总部汇报情况后直接飞到上海，找国民党经济委员会和燃料部的官员，向政府呈送了资产负债表。同时，他急电在天津的中方总经理王崇植速来上海，同他一起向官方施加压力，要求煤炭加价。
裴利耶安排两天的时间拜会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博士和他的两个秘书——翁文灏博士和钱昌照。3月1日，裴利耶在上海会见了上海市长吴国桢和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谈了很长时间。在这之前，他还找了国民政府燃料管理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徐乐天，跟他解释开滦处境的艰难，并提出开滦绝对需要立即增加煤价，从而支付现行的费用并弥补过去的损失。裴利耶同时交上了开滦的预算表，很坚定地提出每吨煤增加3万元，并声明这是一个绝对的最低数。因为上海也正面临着经济危机，煤炭缺乏，所以徐乐天表示尽最大努力把开滦的情况立即上报。徐乐天得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王云五当天晚上到了上海，于是第二天上午10:30便去拜会，他们从午饭时间一直谈到了下午，会谈的结果是部长拒绝每吨煤增加3万元，只允许每吨煤增加的数目不超过1万元。然后王云五部长回南京了。
裴利耶知道这个情况后告诉徐乐天，这个结果是不可以的，他说：“如果部长了解开滦的情况而不提价，我有理由认为部长打算看着我们垮台。”徐乐天说，他已经跟部长介绍了开滦的困境，部长是了解开滦情况的，自己已无能为力。裴利耶说：“我肩负着公司和股东托付的重任，如果不提价，我将不得不提交我们的英国大使馆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见到王云五部长之前我暂时不这样做，你是否在今天晚上就陪我到南京去找王云五部长？”徐乐天跟他的副主任委员研究后，决定不随裴利耶去南京，但他答应做两件事：一、从他的准备金中立即预支50亿元，以救开滦燃眉之急，开滦可以在3月份后看情况归还；二、派他的副主任委员去南京，作为专使跟王云五部长联系，因为这个副主任委员跟王部长私交很好，他将住在部长家里，便宜私下接触。
裴利耶立即回到办公室，给王云五部长写了一封信，让徐乐天的专使转交给部长。然后裴利耶连夜从上海赶到了南京，晚上住在了英国驻华大使家里。次日（3月3日）再次拜访了钱昌照、翁文灏，拜会了财政部长王云五，这三个人都当面向裴利耶保证协助开滦解决困难，渡过难关。3月4日他又急急忙忙赶回上海，与刚刚从天津乘水上飞机赶到上海的王崇植详谈，关于贷款、关于开支、关于煤价等开滦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裴利耶说，他已经请英国大使用私人名义写了信给蒋介石，大使在信中表示对开滦事情的关怀，并请求蒋委员长协助。王崇植表示支持裴利耶的这种做法。
王崇植来上海以前，已经把开滦中方总经理的日常业务交给了郑家觉，让他暂时代理总经理，而裴利耶也把英方总经理的日常事务交给了伊文思打理，两个人都脱出身来专心致志跟国民政府官员打交道，固执地要求增加煤价。王崇植与国民政府官员周旋了三个星期，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之间，拜会了许多国民党中央上层人士。最后，财政部长王云五终于允许由他原来同意的每吨加价1万元，增加到１万５千元。但是，增加的这些钱仍然不起作用，物价继续疯涨，开滦仍然赔本经营，只不过陪得少一点而已，所以，王崇植继续要求加价。但是在这个时候，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要求国民政府改善待遇，反对物价高涨，反对内战。面临这种困难和压力，蒋介石对开滦提出的要求是“果断地拒绝增加煤价”，他怕引起水电铁路运输等等一系列部门的涨价。蒋介石留下指示说，要按补贴的办法解决开滦问题。于是在３月份，开滦在每吨煤增加1.5万元的基础上还吃一部分补贴。尽管这样，开滦仍然没有多少利润。所以，王崇植后来第二次到上海、赴南京，拜会各位政府官员，继续要求他们同意增加煤价，要争取6月1日再次提价。7月21日，王崇植第三次赴北平、赴上海和南京，仍然找国民政府要求提高煤价。
开滦1947年的利润，实际上是在物价飞涨的特殊情况下靠当时的经营者向政府高官“要饭”要来的，其乞求和“要饭”的滋味，也许只有开滦的经营者自己才知道。王崇植说，政局不稳，南京的局势正从“更坏”到“最坏”发展，给开滦提高煤价的问题，实在太难解决了！裴利耶则悲哀地说：“2月份我在上海的时候，被失败的压抑感所包围，迫使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到拒绝供给中国政府和其他部门煤炭的地步，除非他们支付给我们足以维持我们成本的价钱。真要拒绝的话，我预料政府会采取激烈行动，让王崇植抛弃我，让他作为政府的代表来管理开滦。但我却在想：让这一天来得快些吧！”
勉强生产周旋于国军后方阵线
1947年，为了支援东北战场，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地向关外运送军队和军用物资。国民党两大主力新一、新六军从南方被调往东北战场，参战的国军有七个军，共二十八万人，其主要作战物资都要从遥远的南方运来。这些人员和物资，有不少是从南方运到开滦的秦皇岛码头，再辗转运到东北。这样一来，开滦赖以运输煤炭的海上轮船和铁路火车，有很多时候被“党国的军运”所占用。另一方面，开滦还受到了我解放军方面的影响。这一年，为了阻止国民党军队向东北战场增兵，我军对冀东铁路进行了破坏。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开滦在1947年的煤炭外运因此成了“瓶颈”。
除去运输之外，还涉及到企业与军方和国民党政府的十分微妙的关系。冀东的各路国军名义上保护开滦，实际上他们像把把利刃，环伺于四周，开滦生产经营过程中，每一个动作都要小心翼翼，稍有不慎就会受伤。裴利耶在给那森·爱德的信中说：“处此完全疯狂时期，我们不能抱有信心获得利益，但必须用每种方法进行工作，以保全我们自己。”
由于从南方奔赴东北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各部队统一指挥不力，所以在秦皇岛码头下船的军队就在港口设有十来个司令部，每个司令部都向开滦要船要火车，在他们心里当然是以限日期抵达东北的军事命令为“天职”，哪管什么开滦的运煤业务。但是，开滦在秦皇岛的洋经理齐尔顿也不是吃素的，他知道国军和国民政府离不开开滦的煤炭，而且他自认为有英国主子撑腰，所以很不客气，按裴利耶的话说是齐尔顿“进行了庄严的抵制”,他与驻秦皇岛的国军司令官何世礼发生了激烈争执。在这种情况下，老奸巨猾的裴利耶不得不出面去摆平这件事。1947年2月上旬，裴利耶离开天津去了秦皇岛，他违心地说服齐尔顿，劝他不可与何世礼抗争，但齐尔顿似乎并不服气，于是裴利耶最后以命令的方式“让齐尔顿休假离开”。裴利耶当然明白，在辽沈战役前的关键时刻，开滦港口、开滦轮船到底是运煤还是运兵的问题，绝对不是开滦可以决定得了的。国军正在前方跟共军打仗，开滦的利权敢不相让！
1947年11月24日，开滦矿务总局收到国民党2143部队的一封电报：“……上月匪军在东北发动第六次攻势，本部奉命星夜将关内驻军海运葫芦岛。当时贵局驻秦经理福克纳、副经理毕祖培力加协助，以‘滦州’等五轮赶运完毕，卒能适应战机，达成任务，厥功甚伟。除电北平行辕请奖外，敬电申谢，并请从优议奖……”从这封电报里可以看出，东北战事紧张，国民党军队这一次从秦皇岛征用了5艘开滦运煤轮船，星夜兼程运兵至辽宁葫芦岛。名义上说感谢开滦驻秦经理“力加协助”，“厥功甚伟”，军方表示感谢，其实5艘轮船若不服从调动，军方岂肯善罢甘休！调动了，都去运兵，开滦的煤炭用什么来运输？更可笑的是，国民党部队竟然要求开滦对本局驻秦经理的“协助”行为“从优议奖”，即要求开滦自己出钱奖励驻秦经理，这岂不滑稽。
1947年，开滦还面临工人被国民党军队征兵问题，如赵各庄一次就被征走了48人。矿工或矿工子弟被国军征兵了，当地政府还要求开滦发“新兵补助安家费”。同时，国军还征用开滦的电台为东北的战事服务，9月份，国防部向开滦借用懂无线电的工程师在天津沈阳等各地架设军用电台。
另外，1947年唐山成立了“唐山忠勇将士会”、“唐山慰劳荣誉军人委员会”、“唐山市戡乱总动员委员会”、“唐山市社会救济事业协会”、“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冀东绥靖区党政研究班”、“唐山市民众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唐山分会”、“唐山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唐山市救济冀东难民后援会”、“唐山市冬令（1947年度）救济委员会”、“唐山市临时救济难民委员会”、“遵化县旅唐难民联合会”、“西北井难民收容所”，此外当时还有各种促进会、研究会、慈善会等形形色色的国民党政府和军方的组织，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维持国民党统治，几乎都向开滦募捐，且多数都具有强迫的性质。再加上时任开滦总经理的王崇植，其本身就是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属于国民党政府在开滦的代理人，他的立场多一半没有站在开滦企业，所以，他和他的幕僚有许多充任了这些慈善会、募捐会的名誉会长、董事、顾问、常务理事，他们无不慷慨捐款。这一年，开滦的不少钱财被“募捐”到了国民政府及其下属组织，为维护行将垮台的国民党政权，充当了经济后盾。1947年和1948年，唐山所修的城防工事很多都是开滦的坑木、洋灰、白灰、砖石等。这些情况在开滦历史档案中多有记载。对即将倒台的国民党政权的经济援助，王崇植之辈可能是自愿的，裴利耶之辈可能无可奈何。当然，这些援助的钱物对于偌大开滦来说也许微不足道，但这里反映了一个态度，就是开滦作为一个企业，处于动乱的年代，它在尽力周旋和规避可能的危险。
裴利耶在给卸任的开平煤矿英方总经理那森·爱德的信中说：“我们已经落在中国军人的手中，他们要钱要煤要器材，甚至要我们的职工宿舍，并且越来越厉害。”
开滦在应付国民党的同时，还受到了我军战事的影响。1947年，我军在东北战场进行了数次大的战略攻势，为了防止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向关外增兵，我军对冀东交通进行了破坏。例如5月17日我冀东军区发动的滦（河）东战役，就炸毁了饮马河大铁桥，并破坏了石门至留守营的铁路；12月1日开始，在东北民主联军的命令下，我冀东区党委动员全区军民展开了对北宁、平古铁路的大规模破击，其中7个警备团针对山海关至滦县段的铁路进行破坏。我军的战略行动对全国的解放当然是好事情，但对于当时的开滦煤运就大为不利了，这也是历史事实。
1947年6月16日，裴利耶致那森·爱德的信中说：“长春正被共军包围，国军在满洲的处境恶劣。5月17至18日晚，共军对北宁路卑家店和北戴河段袭击，主要袭击了昌黎火车站。5月22日，从南大寺到秦皇岛山海关之间，又进行了一次军事行动。我们是非常关心的。”“天津至矿区间的铁道正在夜间被破坏，共军队伍距天津只有30英里。到我写信的时候，我们还能运些煤到秦皇岛，如果我们不能放出更多的车皮，开滦的经营维持将极端困难。”裴利耶说：国民党为了保护秦皇岛和他们的供煤来源，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定要来“保护”我们的财产，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他们的这种“保护”。在秦皇岛和矿区的政府军队已大量增援，这很容易吸引共产党的军队。混乱战斗的结果将可能引起抢掠，国民党的保护反而会害了开滦。
到了7月份，开滦总局所处的天津正被国民党军队所淹没，大多数街道上正在建筑堡垒。在天津四周已经建起泥墙，赛马会被国军占据，开滦大楼也被指定为遭到解放军进攻时抗击的城堡。在矿区和秦皇岛之间，开滦按当局要求花费了30亿元建筑泥的城防和砖的岗楼，以使这些国军交通警察充分保卫矿厂，抵制解放军。7月23日，在唐山赵各庄北的一个最大岗楼内的警察和矿南门的守卫近20人，不慌不忙地投到了解放军部队，而且他们带走了所有的武器和装备。他们带走的机关枪等武器，全都是美国最好的、最现代化的装备，价值很高。在国军中，这些交通警察被认为是军中最有战斗力的。但是，开滦煤矿的报告中说这些警察都是南方人，报酬低薄且十分厌战，他们的士气很糟糕。1947年7月24日有人以机密函致矿区主管魏肫，“开滦毫无止境地修筑防御工事，但我们没有可靠的人来使用这些工事。”
裴利耶在给那森·爱德的信中说：“……王崇植和魏肫二人都对目前形势很抱忧虑。我们知道，在我们区域的国军不可能在每个矿抵挡住共军的攻击，所以开滦的政策是：如果遭到共军的攻击，不要做任何抵抗。我们已经给矿警下达了这样的指示。我认为共产党占领者不会破坏煤矿，除非遭到抵抗。”裴利耶说，共产党占领矿区不会对开滦进行破坏的原因，是因为开滦是一个产业，它对任何当政者都有利。但是，如果国民党要垮台的话，国军在撤退之前一定会将这些煤矿毁坏，不会留给共产党。他的预言很准确，国军在退出秦皇岛之前对开滦的港口设施进行了3个小时的轰炸，如果不是傅作义的制止，林西电厂以及开滦矿区其他矿井和设施也难逃噩运。
土窑泛滥尴尬于军政势力之下
1947年3月6日，裴利耶致那森·爱德的信中说：“我们矿区的土窑正在迅速发展，虽然南京政府曾向华北当局反复颁发最严厉的指示停止开采，事实上小土窑为军人及滦县政府所支持，我们的矿警是无能为力的。最近由于一个小土窑侵入到我赵各庄采区，引发了一起恶性事故，一人被烧死，八人被瓦斯熏伤，已经准备好开采的不能再开采，造成三十万吨煤的损失。”“我们必须应付地方当局，他们是贪婪的。地方上日益增多的军人，不但贪婪，而且照样无理。”
除去赵各庄矿附近的小煤窑之外，林西矿和马家沟矿周围的小煤窑同样猖獗。1947年4月，金家庄村民开挖了土窑34个，开滦矿务总局敦请交警第八总队第一大队派兵前往制止。村民不服，发生骚乱，交警当场抓获闹事的村民47名。但是，这些人很快就被王辇庄乡长出面保释出来，不了了之。开滦档案馆老档案1947年总经理密卷中有这样的记载：“开平北部马家沟矿厂以外之开滦矿区掘有私窑百余座，工人约四千人，每人出煤千余吨。由各窑经理人组织联络处，公选闫文士、赵海山等为代表，专办对外交涉事宜。该滦县县政府已设立开平地区煤窑管理处，处长钱焕章，专负收私窑煤税之责任。每座煤井每日收款一万六千五百元，均发给收款凭证。收款已达八千七百万元，尚有不给收据者。并有开平镇滦县中心小学、东关小学、西关小学，已组织教育基金募捐保管委员会专向私窑募款，以产量大小定为甲乙丙三等。每月收甲等15000元、乙等11000元、丙等7000元，作为该三校教育经费……此外，还有‘未脱离生产之地方工作人员’，随时调查统计，按每月甲种矿贰万元、乙种一万五千元收款，由各窑主经理人密送其方负责人点收。私窑工人多由开滦而来。”
1947年6月8日的总经理密卷还写道：“东缸窑附近挖小井数十眼，其中一井安有电动抽水机一架，此井系由胜利公司经理人马慧三开凿，其人同时也是东缸窑义勇壮丁队队长。抽水机由唐山九锡工厂运来，随着该机来的开机器的以及修理工都是该厂的工人，出了煤时该厂按股分红，利益均沾。”由此可见，插手经营小煤窑的人员杂、部门多，有权势，而且有了先进的设备，使得开滦经营者疲于应付。
其实，早在1946年，开滦就找了李宗仁，李答应将那些小煤窑关闭。当时开滦赵各庄矿和唐山矿缺乏工人，因为这两个矿的熟练工人有很多“跳槽”到马家沟地区非法经营的小煤窑打工去了。其后虽然南京政府和北平行辕向矿区军队发出极其严厉的命令，命令立即封闭小土窑，但这些命令直至1947年仍没有被严格执行，而且到1947年愈演愈烈，竟然形成了100多个小煤窑“包围”开滦的态势。蒋介石也曾为此专门给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河北省政府主席、十一战区副长官上官云相、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发了手令，命令“立即将土窑封闭”，但都禁而不止，封后再开。
开滦的矿警在矿方的督促下，也曾做过一些查封小煤窑的努力。例如1947年3月，开滦矿警查封了范各庄的14个小煤窑，把它们都填平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开滦分团筹备处主任徐峻岭，借口筹措开滦分团的活动经费，并为蒋委员长“祝寿献校”，在金家庄开了一个小煤窑，谎称上面有人支持在交警部队备了案，但仍然被勒令关闭。与小煤窑遍地开花的形势相比，开滦的努力乃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面对这种局势，裴利耶却在给开平公司伦敦董事部的信中说：“现在有一种好现象，就是小土窑采掘者遇到了两个难题。一是搞运输的人向他们索要很高的运费，二是他们所雇用的工人索要过高的工钱。所以，这些小土窑主将被迫放弃经营，可能大多数小土窑将遭到失败。”——这当然是裴利耶的一厢情愿，也是他“忽悠”开平公司伦敦董事部的谎言，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的。
当时地方政府和军队撑腰的小煤窑既成事实，另一种来自“国民党中央机构”想分一杯羹的“小煤窑计划”也在策划之中。早在裴利耶、王崇植奔走于上层官员之间要求提高煤价时，身为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钱昌照就问裴利耶：“开平公司是否欢迎政府入股？”钱昌照所说的“政府”顶多是资源委员会一个单位，他透露国家资源委员会将开发开滦四周属于政府的所有采区，他已经派出测量家到弯道山以西和唐家庄以东地区测量，他要在那里建最现代化的煤井进行有效率的开采。三年之内，政府要在那里成立一个联合公司，其中滦州公司、开平公司和资源委员会将按其投资的资金价值取得股份。他认为目前联合经理是一个弱点，这个公司以后只能有一个总经理。当然，这个总经理是谁就不难猜测了。裴利耶在给伦敦总部的信中说：“我十分欣赏钱昌照先生这种坦白和公开的谈话方法，我不认为他是恫吓。关于钱昌照先生说的派测量家到我们矿区附近测量的事情，我和王崇植都不知道，我不相信在目前的政治情况下，资源委员会有能力支付器材和开发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令裴利耶和钱昌照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是，钱昌照在说完另开煤窑的话之后不足一个月，他就随着宋子文的辞职也辞职了，想在开滦周围再开一个“小煤窑”的计划成了黄粱一梦。
担心工潮生活于恐惧忧虑之中
1947年，开滦矿区各种社会势力错综复杂，单是在工人运动方面，插手工会的既有我地下党，也有国民党。国民党又分为三大派系，其中有以常介甫为首的工矿党和以安辅廷为首的唐滦区特别党，工矿党和特别党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大家都想在开滦掀起大罢工运动，从而扩大自己在工人中的影响，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各党派工会的明争暗斗，如同海河薄冰层下的暗潮汹涌激荡，而开滦经营者，则如同走在这薄冰之上，整日里战战兢兢，不可终日。
早在1946年5月1日，裴利耶在给开平公司米克兰校官的信中就说：“华北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国民党正在尽最大努力通过他们的工会恢复对工人的管理，而共产党亦是同样的尽力取得同样的效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47年。
1947年1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给开滦矿区主管王崇植一封“极机密”电报，大意是：开滦矿产是国家重要资源，因为时局紧张，为了“尽速肃清矿区周围匪军，确保矿区安全”，为了“掌握工人，领导工运”，要“设法组织矿区之民众，选择善于办理工运一人，推行工人运动”。这封电报的主旨，就是国民党政府要通过开展工人运动，把势力渗透到开滦基层，掌握政治上领导工人的权力。
1947年3月，裴利耶跟那森爱德说：“现在不幸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安辅延已经上场了，他管理矿区到秦皇岛之间的区域。他是cc系所委派的人，他要与现在的工人指导者争夺权力。国民党社会部的代表在组织我们的工人，国民党劳工部长也在表演中，他们都要在矿上争取有自己强大的势力。”
6月3日，国民党专员、工矿党负责人常介甫在矿区成立了“工人维持队”，该队有工人144名。常介甫要求矿方，对该队所有脱班工人“照发工资”。
7月19日，裴利耶致王崇植的函中说过：“特别党部安辅廷是主席。常介甫领导的工矿党。两党之间是斗争的。”7月18日工矿党有1个人去北平省党部、6个人去南京，他们是去上级部门控告安辅廷的，他们控告安辅廷是日本人统治时期的合作者。常介甫要求财务上的补助，要求报销工矿党这次去南京和北平告状的旅费。老奸巨猾的裴利耶答应了，秘密地给了常介甫1500万元之多。他这样做好像他是支持工矿党的，没想到的是，他又给王崇植说：“过几天我们要给特别党部举行宴会。”在给工矿党秘密报销大额差旅费的同时，还要宴请工矿党的对头特别党，总之开滦的洋人经理是哪边都不伤。但是，他在这封信里对唐山各派的评价是“此地的政客们是污秽而可笑的”。
1947年9、10月间，国民党各工会的斗争达到了顶峰，开滦档案中显示，仅是10月1日这一天内，就有3封信和电报发往南京国民政府高层，反映开滦随时可能罢工的“危机形势”。第一封是王崇植致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彭尔康的函，里面说：“……矿区现时尚安，惟工人受人操纵，致有无理要求，情势相当严重。”第二封是吴宝丰（其人身份不详，疑为国民党中央派往开滦的调查员）、程义法致戴子彦的电报：“急！南京资源委员会戴子彦兄任电请转呈中央组织部陈部长立夫、余副部长井塘钧鉴：滦榆区工矿党部主委安辅廷最近派人在开滦各矿煽动工人，要求工会向矿方提无理要求，颇有酿成罢工之势。现北宁沿线共匪结集甚多，毁路炸车，袭击国军，万一开滦发生罢工，彼此呼应，势将不可收拾，乞速制止！”第三封是吴宝丰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的信，他说：“我于9月初到开滦工作后，发现滦榆区工矿特别党部委员会主席安辅廷图谋策动工潮。他自任职以来从未召开一次党会，工作毫无成绩。最近党内改选他遭失败，由于不甘失败，他已吸引许多工会漏选分子和革职职工，鼓惑各矿工人，要求工会向矿方提出无理要求，且有发展成为怠工停工之倾向。在此情况下，矿方实感难以应付……为防事态日趋恶化，恳祈钧座立即制止安某之怠工活动。”
1947年10月30日，魏肫给裴利耶和郑家觉信中说：“1点钟时收到了吴宝丰的电报……现在已经是5点了，我还没有听到新的消息。经过第五交警队长与工人们的谈话之后，在下午3点20分时工潮平静了。陈甲三跟交警接洽，我跟九十二军接洽。由于凌勉之的请求，孙连仲曾发过密令，对鼓动者在必要时采取激烈的步骤。无论如何，现时职工的搅乱总算过去了，所幸东矿的代表们没有赞助唐山矿的职工……”这次工潮是怎样引起的，有多大规模，开滦档案中未见详细记载。
1947年10月31日，程义发致魏肫函中说：有一个叫侯振洛的政府重要人物，接受了开滦的津贴，在矿区进行中统工作，他的周围也有不少人，有自己的中统系统和势力。还有矿厂党部一个叫董伟鹏的人，私自在矿区成立了一个自卫队，有自己设计的服装及徽章符号，并收取各方面的费用。开滦总经理王崇植为此事到北平找李宗仁，要求李宗仁制裁董伟鹏。
1947年11月2日晚上10点，在唐家庄矿工作的比利时籍矿师德立斯，认为等待卸料的工人偷懒，便用烧红的小铁锤烫伤了工人们的脸。工人们自然不干，便在后面追他，他急忙找到一个翻译，通过翻译向工人道歉。但是工人们仍然集合了100多人，要求严惩德立斯。开滦上层意识到“煽惑者有可能利用此事策动严重的劳工纠纷”，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马上就会引起罢工，于是慌了手脚，急忙将德立斯解雇，立刻送他回国。
除去上述国民党工会内部分裂意图鼓动工潮和开滦工人因突发事件导致的工潮之外，我党也在积极领导开滦工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迎接唐山即将到来的解放。1947年8月21日，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陈启天给开滦矿务总局的电报中显示，地下党在开滦的活动更是频繁。这封电报中说，开滦煤矿为了填塞土窑，招募了200名工人“分发各矿”，结果，地下党趁这个机会组成矿区独立工作队前往登记，使得这次招的工人大部分都有“共党嫌疑”，“准备暗中活动”。马家沟周围小土窑被取缔后，开滦尊奉当时河北省的指示录用非法小煤窑失业的两千多工人，照样被地下党安插进了许多“亲共嫌疑分子”。有关这些“内部信息”和属有告密者真实姓名的告发“共产党分子”的“告密信”，以及河北省、北平军方关于肃清“共匪分子”的指示、密电，不断地摆到开滦经营者的办公桌上，搞得他们风声鹤唳。
1947年2月10日，裴利耶在给开平公司伦敦董事部的信中说：“我最大的恐惧是共产党利用目前的经济危机煽惑工潮。”
1947年12月15日，开滦矿区主管魏肫致裴利耶和郑家觉机密函中说：“新年来临，我对一些工潮深感忧虑。”
1947年12月31日，裴利耶在致那森·爱德的信中说：局势不利，运输中断，年底现金缺乏，难以支付员工年酬。自12月12日至今日（计19天），由矿上运秦皇岛的煤只有5000吨。港口充满了空船等待装煤，但我们运不到。“临到新年，心里感觉异常纷乱，华北局势正在恶劣地发展，觉得不久后几乎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正像我给你的415号和422号电报中所说，危险就在我们身边。”
1947年这一年，开滦一直在风雨飘摇中，恶劣的景况一直持续到裴利耶写上面这封信件的这一年的最后一天。而这一天，距离唐山解放已经不足一年了，唐山人民翻身解放的日子就要到来，开滦的新生和开滦矿工的曙光，就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