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严格的儒家社会模式，将士绅置于顶层并将商人置于底层。但在明代中叶，因为有些商人得以进入士绅的圈子，而有些士绅又接纳他们，并从文化传统中寻找先例去为商贸辩护，两个阶层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例如，16世纪40年代初期，一位河南的知县提出，《易经》视市场为良好社会秩序的一部分，用以表明“盖以利民而通货也”。他进而以传统的方式争辩道，商人应该被征以轻税。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会使国家与人民竞逐他们可能从商业贸易所得的利益。这位县令显然接受了儒家思想的推论，即国家调节市场的利益旨在防止坏人驱逐好人。但是他并不像许多明初评论者那样，相信商人是坏人中的一类。不能调整市场使之作为公平交易的地方，不仅会把商人赶离当地市场，也会迫使他们投身走私活动以继续他们的贸易。他总结道：“驱农以为商，尤可也；驱商而为盗，不可也。”他并不特别认为农业绝对优于商业，可是他接受他作为知县的角色安排，包括确保市场良好运作。
　　生活在明代中叶商业环境的经历，未必会导致士绅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采取推崇商业的态度。但商业贸易扩大了士绅生活圈子里的货品种类，对此，士绅们并不抗拒。他们愉快地将这些货品吸纳到他们鉴赏精致物品的文化消闲括动之内，这也同时刺激了货品的生产。当这些货品进入商贸网络的时候，收藏品的品类扩大到包括稀有植物和外来食品。以张岳编纂的1530年《惠安县志》里很长的土产表为例。他怀着钟爱的关注去讨论每一项货品。在果树部分最前面的条目里，张氏告诉我们，最佳的荔枝产于枫亭和泉州南部之间的地区。惠安并没有生产这些外来品种，它只有两种荔枝，其主要好处是耐风寒。它们只是果农甚至在天气变差时能够有所收成的普通荔枝，而不是那些讲究的奢侈品种。龙眼必须根据三种尺度去加以区分：“龙眼”、“人眼”和“鬼眼”。他抱怨说，本地人不能对之加以区别而简单地称它们为“龙眼”。在柑橘类水果的条目下，张氏编入柚子，但注明《禹贡》并没有提到它。因此柚子不包括在古物的分类里，不能够享有高质文化意味的投入。张氏告诉读者，最佳的柑橘产于漳州以南，而产量有限的本地水果质地较差。
　　张氏由柑橘类转而谈到花木。他指出，惠安有四种不同的樱树，每一种在六月至九月间不同月份内开花。他没有提及逐月开花的重要性，但这点对他的士绅读者们的花园布置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他指出樱花的颜色比梅花好，但梅花比樱花香。他建议关于哪一种花更美的长期争论，可以通过采纳“不得而兼者”的观点去解决。他注意到，有几个不同品种的扬州李树在惠安栽植，比在江南其他地方所种植的更好。张氏进而把其他果树与土产品种一起品评（在关于鱼的部分，他偏离主题，告诉读者某一种鱼在南京是怎样烹调的）。
　　张岳所开列的植物名称，超越了人们通常在明代中叶地方志中“土产”部分内所能找到的标准目录。为什么他会对惠安县的植物以及应该如何欣赏它们有这样浓厚的兴趣呢？如果我们考虑到他是关注某些在植物鉴别以外的东西，一个可能属实的答案就会浮现出来。张氏是在鉴定该县的生态环境内的植物；他同时也在将它们作为当地士绅文化产品的意义上展示给读者看。明白要去鉴赏哪一些植物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知识，而是某些人为了能在精英分子的文化圈子里而与他人分享所需要掌握的知识的一部分。在这个文化圈子里，这些东西是重要的。分辨梅树的优劣，是一种区别有更高社会地位的人和其他人的方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辨别在明代中叶时变得可能做到，正是因为有商业贸易网络像运送其他货物般地运送植物和水果。一些植物要在县里成为稀有物品，意味着它们至少已是可以获取的。可获取性是一种流动的功能；那些植物必须要到达该县，通常是作为商业往来的副产品。这也是新环境里作为商品的那种植物的生存力的一种功能。也就是说，某些人要费力生产这些植物以供本县人士购买。然而可获取性必须有其限制：稀有植物一定要少量生产以免降低其文化上或经济上的价值。例如，那种在惠安县无处不在的荔枝，可能会为那些大量生产的人带来利润，然而它既普通又便宜，故无文化上的声望。这种审美的活动把惠安置于不利的地位，因为最好的几乎不存在，而很多所谓好的东西却来自其他地方。于是，一位惠安的士绅不想会被人看到仿佛平民一样，吃普通的荔枝。为了这个缘故，张氏告诉他的有教养的读者，哪六种荔枝是一个士绅所喜欢吃的。他指出只有少数品种是在惠安栽植的。其他品种当然要通过商业交易的网络从别处买入。这些荔枝的稀有性与精英分子的需求以一种糅合经济与文化价值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这种品位的鉴别，在明代中叶的地方志中仍然是少有的，但将会在晚明变成时尚。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张涛知县所编的1609年《歙县志》中见到这种情况。张涛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并不倾向摆出有品位的士坤的姿态。尽管如此，假如他能在八十年后读到张岳对果树的评论的话，他也会欣赏它。张涛知道张岳其人——曾在《歙县志》中提到他。惠安位于福建沿海，在歙县南面很远的地方。虽然如此，一条水路和陆路交通线确实将歙县和福建出版业的中心建阳连接起来。所以谁会知道哪些福建的书籍会传到北方？在他自己的县志内，张涛也沉迷于评论地方植物。吸引他视线的包括密茂花朵的橼树、花多于叶的宝珠茶丛、绿色的“香青石榴”树、“白木槿”和一种近来曾被
　　杂交配种以加深颜色和加重香味的本地“腊梅”。他忽视本地土生的植物生态。像木兰这些在任何邻近县城都可以找到的花是不值一提的，不是吗？每一种值得提及的植物原先都是从本区以外流入来的：白木槿来自开封，石榴树来自北京，茶丛来自四川，橘树来自福建。歙县作为一个商人的县份，看起来好像所有这些植物都是徽州商贸带过来的，在本地生态环境中搜寻到适当位置的副产品，张涛声言本地泥土已适应那些植物而不是相反。他避而不谈他所记录的植物的经济价值，虽然他的确提到某种他喜欢的橘树的果实可以用来制糖和制药。
　　早在八十年前的惠安县，张岳是日常生活情形更为精明的观察者，也许是生活在明代园艺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以及盆景的商品价值在士绅的作品内被抑压之前等因素，妨碍张岳受鉴赏家的静态世界观的影响。因为他意识到，惠安缺乏良好的果树，不是因为农夫文化或精神上愚昧，虽然这的确妨碍他们进入有教养的社會。总结关于果树部分的论述，他指出这些树只需要相当程度的照顾：施肥和浇水须在适当的时间内进行，而枯枝和寄生物亦要加以处理。但是更为严重复杂的因素是反复出现的旱灾威胁。疲于照料他们的小块土地的惠安农民，未能保护自己免受灾害的袭击。张岳问道：“况于果实，岂有余力？”他因而承认投资于果树是一个昂贵的赌博。没有大量的本地需求，是不值得投下这些注码的。在惠安，园艺是只有富人才能负担得起的嗜好，而富人们多半也喜欢千方百计地维持它。对物品作精细区分的同时，也清晰地将人们加以区别。如果没有人能负担得起的话，扬州的梅树又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