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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 城乡协同发展被提到了更高层面。 如何科学测度城乡协同发展水平显得尤为重要。 在构建城乡协同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 测度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的耦合度和协调度。 实证结果显示： 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水平整体在波动中提升， 城乡系统耦合度起点高、发展快， 城乡系统协调度得到稳步提升， 城乡耦合协调发展经过了拮抗阶段、磨合阶段和高水平耦合阶段。 因此， 更高水平地推动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 应当从实质上实行城乡发展平等一体， 推动城乡协同发展; 从制度上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 推动城乡融合互促;从机制上实行城乡公平分配效益， 推动城乡深度融合。
【关键词】城乡协同;城乡协同指数;城乡系统耦合度;城乡系统协调度;湖北省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1）22-0144-7
一、引言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确立了“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的目标， 这是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 就“十四五”期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提出的要求， 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早在1986年， 我国就提出了城镇化发展战略，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 我国城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 党和国家不断完善和调整城镇化发展战略，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 逐步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城市群。 其中， 城市群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要以城带乡， 城乡协同发展。 只有城乡协同发展， 才能形成城乡互补、城乡互促的良好局面。
经过三十多年的城镇化建设， 城乡协同发展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期， 我国城乡协同水平到底如何呢？ 我国幅员辽阔， 地域差异很大， 全国的情况不尽相同。 湖北省作为城镇化水平较高的省份， 城乡协同应当走在全国的前列。 那么， 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水平到底如何呢？ 应当如何提升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水平呢？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 有必要对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水平进行科学的测度并做出客观评价， 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测度和评价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水平， 对于科学制定城乡发展战略， 提升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水平， 为全国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我国城镇化已经从传统的追求城镇化率进入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阶段， 特别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推进， 城乡协同发展被提到了更高层面。 实现城乡经济高效率、高质量发展， 促进城乡要素合理流动， 形成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新格局， 成为城乡协同发展的内在本质要求。 城乡协同发展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 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梳理已有文献， 可将现有研究内容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1. 城乡关系。 我国城乡关系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城乡二元体制不断被打破， 城乡互助成为推动城乡发展的新力量。 刘彦随[1] 研究认为，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 只有两者都可持续发展， 才能相互支撑， 城乡关系的调整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张海鹏[2] 研究认为， 调整城乡关系成为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每一次城乡关系的调整， 都是一次生产力的解放。 姚毓春和梁梦宇[3] 研究认为， 城乡关系的调整解放了生产力， 保障生产力向着积极有为的方向发展， 为实现城乡融合创造了条件。
2. 城乡关系演进路径。 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变化， 随着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性、阶段性和不断上升的发展轨迹。 刘俊杰[4] 研究认为， 城乡关系从城乡分治到城乡融合， 经历了一个长期、渐进、互动的发展过程， 而且整个过程都体现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 张克俊和杜婵[5] 研究认为， 经历了早期的“城乡分治”， 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升后， 变成了“城乡统筹”;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又发展成“城乡一体化”; 在智能化、数字化的推动下， 正在向“城乡融合”发展。
3. 城乡融合与新型城镇化关系。 城乡协调发展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 刘依杭[6] 研究认为， 我国实施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 就是为了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刘春芳和张志英[7] 研究认为， 正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 才推进城乡关系进入了一个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苏小庆等[8] 研究认为， 正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联动， 才加快了农业农村的发展。 姚树荣和周诗雨[9] 认为， 新型城镇化可通过带动消费升级， 为城乡融合发展开辟“以城带乡”的路径。 同时， 何仁伟[10] 研究认为，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形成相互支撑的格局。 刘彦随[1] 研究认为， 乡村振兴正是要创建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
4. 城乡协同发展水平。 实证分析已经成为经济与管理领域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不少学者应用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城乡协同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马历等[11] 研究认为， 我国城乡发展与协调发展水平虽然得到了很大提升， 但总体并不乐观， 区域间不平衡及城乡协调度不高现象普遍存在。 龚勤林和邹冬寒[12] 研究认为， 总体上我国城乡融合度较低， 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周佳宁等[13] 通过量化测度， 认为我国城乡融合水平总体偏低， 但正在经历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过程， 表现出整体趋好的态势。 孙群力等[14] 研究发现，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 我国城乡融合水平正在逐年提高。 王颖等[15] 研究显示， 东北三省城乡协调适应性不断增强， 其相互作用的效果趋于平稳。 盧阳春等[16] 研究发现， 四川省城乡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呈现缓慢增长趋势。 刘明辉和卢飞[17] 实证检验显示，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逐步提升， 但城乡要素错配严重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 5. 城乡协同发展措施。 林聚任和张小莉[18] 基于社会空间角度进行研究， 认为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城乡空间结构失调和资源要素配置不合理的结果， 提升城乡协同发展水平需要合理构建城乡空间结构， 促进城乡空间要素有序流动， 形成平等的城乡居民空间权利。 范恒山[19] 研究认为， 在城乡协调发展进程中， 农村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受限于自然条件、体制机制以及现实基础等因素， 农村发展仍然滞后， 在城乡协调发展中城市应当主动作为。 黄禹铭[20] 研究认为， 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必须加快城市转型， 制定新型城镇化战略。 刘鹏[21] 以长三角地区为对象研究发现， 经济越发达的城市城乡协调度越高， 农村发展越滞后的城市城乡协调度越低; 有效解决农村落后问题， 才是提升城乡协调度的根本。 张海朋等[22] 研究认为， 需要从城镇和农村两方面同时着手， 从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改善财政政策、促进金融发展、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交通通达性等方面推动城乡协同发展。
上述研究清晰地阐述了我国城乡协同发展中的共性问题， 既明确了城乡协同发展的重要性， 也提出了城乡协同发展的关键点， 为深入研究城乡协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于推进城乡协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综观所有研究， 鲜有文献涉及湖北。 而湖北地处长江中下游， 在长江流域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在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 测度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水平， 剖析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不仅对提升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且对于提升全国城乡协同发展水平也具有启示意义。
三、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1. 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学术界关于城乡协同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有两种方式： 一种认为城乡协同包括城镇和乡村两个子系统， 因此从城镇和乡村两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 在分别衡量城镇和乡村发展水平的基础上， 进一步计算城乡协同发展水平[14，23] ; 另一种方式则是选择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4] 。 本文选择第一种方式， 参考现有文献[25] ， 遵循全面性、科学性和代表性等原则， 从城市和农村两个维度分别选择14个具体指标， 构建城乡协同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如表1所示。
2. 指标权重确定。 在综合指标体系的测算中， 主观赋权法是评价者根据主观上对各个指标的重视程度来决定权重的方法; 而客观赋权法则依据来自于客观环境的原始信息， 根据各指标提供的信息量来确定权重。 因此， 本文为消除确定权重时的人为主观因素， 根据各指标值的变异程度， 即采用熵值法计算出权重， 并得出综合评价指数。 参考相关文献[26] ， 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上式中， xij为第i年第j项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 m为测算年数， n为指标数。
3. 数据标准化处理。 由于各指标数量级、量纲及指标的正负取向存在差异， 选择通过数据标准化将原始数据绝对值转化为相对值以消除影响。 其中， 正向指标的标准化计算方法为：
上式中， i表示年份， j表示具体指标; aij为原始指标值， 即为i年份j指标的具体数值; max{aij}和min{aij}分别代表某一指标在各年份中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xij为标准化后的结果， 可以使得不同年份、不同指标的数据具有可比性。
4. 城乡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耦合来源于物理学，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27] 。 本文根据已有研究， 运用耦合度模型测度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水平， 探究湖北省城镇发展水平与乡村发展水平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 耦合度评价模型如下：
上式中， UD为城镇发展水平， RD为乡村发展水平， C為城镇和乡村两者耦合度的评价指数， 取值在[0， 1]之间， 数值越大耦合性越好， 表示城镇和乡村两个系统相互作用越强、彼此联系越紧密。 虽然耦合度能够描述系统间相互作用影响的程度， 但是不能确定系统是在较高还是较低水平上的相互联系和促进[27] 。 因此， 引入耦合协调模型进一步分析城镇和乡村之间的互动关系， 其结果不仅能够反映系统之间的耦合程度， 也能体现耦合水平所处的阶段。 耦合协调模型如下：
上式中， UR表示城乡协同综合发展指数; a和b表示系统中城市和乡村的重要程度参数， 综合考虑并参考现有多数研究[16] ， 认为城镇和乡村两个子系统对城乡协同发展体系具有均等重要的作用， 因此， 取a=b=0.5; D表示城乡发展水平的协调度评价指数， 取值范围为[0， 1]， 其数值越大， 说明协调性越好、城乡协同发展水平越高。
四、测算结果与分析
1. 数据来源与城乡协同指数。
（1）数据来源。 通过搜索国家统计局官网， 获取湖北省2005 ～ 2019年代表城镇发展水平、乡村发展水平的系列数据， 作为研究城乡协同的具体测量指标。
（2）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综合指数测算。 首先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然后通过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 得到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综合评价指数。 应用城乡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湖北省2005 ～ 2019年城乡协同发展综合指数， 包括城镇发展水平UD、乡村发展水平RD、城乡协同发展水平UR、城镇和乡村两者耦合度的评价指数C、城乡发展的协调度评价指数D。 各项指标的具体系数见表2。
2. 城镇和乡村发展指数评价。 运用上述测算结果， 绘制出2005 ～ 2019年湖北省城镇发展水平、乡村发展水平和城乡协同发展水平的柱状图， 具体如图1所示。
从整体上观察， 湖北省城镇发展水平、乡村发展水平和城乡协同发展水平在2005 ～ 2019年研究区间内均保持上升趋势。 具体来看， 城镇发展水平在缓慢上升的整体趋势中呈现出一定的波动上升现象， 主要体现在2007 ～ 2010年。 而2006年的乡村发展水平相比2005年有所降低， 但从2007年开始基本呈现直线上升趋势， 并在2018 ～ 2019年得到最大幅度的提升。 因此， 受城镇和乡村两个子系统的影响， 在2005 ～ 2008年城乡协同发展水平呈现小幅度波动上升， 之后均保持稳定增长趋势， 同样在2018 ～ 2019年增长显著。 3. 城乡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 从2005 ～ 2019年湖北省城乡耦合协调发展演变趋势可以看出， 湖北省城乡系统耦合度和协调度发展两个指标整体均呈现增长态势， 但两者又呈现出不同的增长特征。 城乡发展耦合度的起点较高， 在2005年就达到了0.8701， 说明从样本研究区间的起始时期， 湖北省城镇与乡村两个系统间就存在较强的相互作用关系。 而在2006 ～ 2016年， 城乡发展耦合度呈现出小幅度的波动， 这表明虽然湖北省城镇和乡村之间具有很强的相互影响， 但是这种关联性也出现了一定的波动。 究其原因， 可能是自2006年起国家取消了农业税， 农村的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 城镇和乡村两个系统就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但自2016年以来， 城乡发展耦合度达到新的平衡， 进入了稳定增长阶段; 由于湖北省城乡协同起点高， 增长空间有限， 所以增长幅度并不大（见图2）。
城乡发展协调度从2005年的0.3139持续增长到2019年的0.9785， 整体增长幅度较大， 增长率超过300%。 这一结果说明， 多年来随着农村发展战略和惠农政策的有效实施， “三农”问题取得了显著成效， 城乡发展差距不断缩小， 城镇和乡村两个系统间协调配合、良性循环的协调度不断提升。
4. 城乡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分析。 为了更好地把握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水平， 深入分析城镇和乡村两个子系统的影响关系， 参考相关文献[11，27，28] ， 对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阶段划分， 其划分的阶段标准及相应内涵如表3所示。
结合表2中已经测算的湖北省2005 ～ 2019年城乡协同发展综合指数， 可以发现， 在样本研究区间的起始阶段， 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就已经到达拮抗阶段; 在2005 ～ 2008年的4年時间里， 城乡发展水平的协调度上升， D值位于0.3139 ～ 0.4067。 也就是说， 在这期间， 湖北省城镇与乡村发展之间的壁垒已经被打破， 进入了城乡协同发展阶段。 随着国家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城乡融合的政策不断发挥作用， 传统的“三农”问题逐渐得到解决， “三农”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在2009年进入磨合阶段， 持续7年于2015年结束。 这期间城乡协同水平不断上升， D值位于0.5360 ～ 0.7938。 自2016年起， 湖北省城乡协同进入高水平耦合阶段， D值始终维持在0.8210以上， 这说明湖北省呈现出城镇与乡村之间协调互动、相互支撑发展的良好局面。
五、结论与建议
1. 基本结论。 本文从城市和农村两个子系统分别选取了14个具体指标， 以湖北省为例测度了城乡协同发展水平， 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水平整体在波动中上升。 湖北省属于城镇化发展水平提升快、城镇化水平高的省份。 从测算数据可以看出， 体现城镇发展水平的UD的值从2005年的0.0839， 一路快速增长到2019年的0.9625。 乡村发展水平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相比， 起点相对更高， 体现乡村发展水平的RD的值从2005年的0.1426增长到2019年的0.9526。 在城镇化和乡村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城乡协同水平逐渐提升， 城乡协同发展水平UR的值从2005年的0.1133一路逐渐上升， 到2019年达到0.9575。 观察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的过程， 经历了从缓慢到快速的变化， 2012年以前城乡协同发展水平UR的值一直没超过0.5; 自2013年以来， 城乡协同水平快速提升， 城乡协同发展水平UR的值在2013年突破0.5， 达到0.5054， 自此一路高升。 城乡协同发展水平UR的变化， 客观显示了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的进步， 体现了从城乡分离到城乡一体化， 再到城乡融合发展的全部过程和显著成效。
（2）湖北省城乡系统耦合度和协调度在不同的起点上发展、上升。 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的成效体现在系统耦合度和协调度两个方面， 测算结果显示， 两个指标整体均呈现增长态势， 但其特征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湖北省城乡耦合度起点较高， 体现为城镇和乡村两者耦合度的评价指数 C， 2005年就达到了0.8701， 以后一路缓慢上升， 到2019年达到0.9999。 这说明湖北省城乡发展之间的依赖性一直很强， 而且这种依赖关系已经变成了相互融合的一体化关系。 湖北省城乡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起点并不高， 体现城乡发展协调度的评价指数D， 在2005年只有0.3139， 此后一路上升， 到2019年D值达到0.9785。 这说明湖北省城乡耦合协调度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充分体现出湖北省各级政府的工作成效和所做出的努力。
（3）湖北省城乡耦合协调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 湖北省城乡耦合协调发展的起点较高， 自2005年以来， 城乡耦合协调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2005 ～ 2008年为城乡发展的拮抗阶段， 这一阶段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 城乡发展开始相互渗透、协同发展; 2009 ～ 2015年为城乡发展的磨合阶段， 这一阶段表现为城乡发展相互依靠、相互支撑; 2016年以来为城乡发展高水平耦合阶段， 这一阶段表现为城乡发展正在走向相互融合的一体化形态。
2. 提升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水平的建议。 并不是所有地区的城乡协同都经历了三个阶段， 这与区域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发展的相互依存度密切相关。 湖北省地处长江中游， 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 具备良好的城乡经济发展基础， 加上湖北省正确贯彻了中央关于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精神， 取得了显著成效。 湖北省城乡发展的耦合协调起点高， 需要在高水平的基础上做好城乡协同工作。 因此， 为加快实现城乡协同发展，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从实质上实行城乡发展平等一体， 推动城乡协同发展。 当前， 城乡融合发展虽然取得了显著进步， 但城乡协同发展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就改革的关键内容而言， 应当从城乡定位、城乡布局、城乡建设三个方面着力推进： ①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定位。 城乡协同发展已经进入攻坚阶段， 进一步提升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水平， 应当进行深层次的改革。 基于城乡在土地和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差异， 特别是农业和非农产业技术进步率的差异， 农业生产率与非农产业生产率始终存在很大差异， 要促进城乡协同发展， 必须正视并高度重视这些差异。 为此， 应当把城乡协同发展定位为“十四五”时期发展的重要战略。 ②从规划上改革城乡布局。 由于农村居住分散、地形环境复杂， 导致基础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成本较高， 甚至还会出现遗漏， 这为城乡协同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因此， 必须根据中央提出的农村村庄分类改造的原则， 分类做好农村村庄的改造规划。 对于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做好农村集中居住区的规划， 其中集中居住区应当定位在小城镇的层面。 这里的规划既包括居住点的空间规划， 也包括小城镇区域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规划。 应当把集中居住点规划成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商业、居住、医疗和养老的统一体。 ③从建设上实行城乡统筹。 对于农村集中居住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应当与城市一样， 统一纳入政府的财政预算， 由政府统一组织实施。 这样才能逐步建立起农村社区， 促进分散的农村向集中居住区转移， 从而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2）从制度上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 推动城乡融合互促。 城乡分割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是社会发展阶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必然产物。 但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彻底打破城乡分割局面已经成为必然。 要真正打破城乡分割局面， 实行城乡协同发展， 必须完善要素流动制度、宅基地退出制度、农村社区居民保障制度。 ①完善要素流动制度。 应当本着公平、平等、共赢的原则， 制定有利于城乡生产要素、经济要素、社会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体系， 鼓励城乡各种要素按照效率自由流动和交换， 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 ②完善宅基地退出制度。 应当本着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原则， 制定《农村村民宅基地有偿退出办法》， 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 鼓励农户通过宅基地折现的办法退出现有宅基地， 迁入附近具有小集镇特征的农村集中居住区[29] 。 ③完善农村社区居民保障制度。 应当本着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原则， 制定《农村社区居民保障办法》， 为退出宅基地而迁入集中居住区的农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从而构建完善的城乡社会保障对接机制， 实现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一体化[30] 。 同时， 对处于偏远地区且愿意退出农村宅基地而迁入集中居住区的村民， 可以采取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办法来解决资金问题[31] ， 以多出的耕地与城市用地指标进行置换， 既保证耕地面积不减少， 也能满足城市扩张所需。
（3）从机制上实行城乡公平分配效益， 推动城乡深度融合。 制约城乡协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农业生产效益低下、城乡资源不平等、分配不公平。 因此， 推动城乡协同发展应当从要素流动机制、收入分配协调机制、基本社会保障机制上进行改革。 ①完善要素流动保障机制。 通过完善国家、省市层面乡村发展的上位规划， 完善要素流动的市场机制， 促进乡村发展要素全面耦合[32] ，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②完善收入分配协调机制。 应当遵循公平、效益的原则， 重新构建城乡分配机制。 正确评估农村土地的价值， 承认农民对农村宅基地享有的物权。 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分配协调机制， 提升城乡分配的公平性， 提高农村农业的综合效益。 ③完善基本社会保障机制。 采取稳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办法， 实行城乡基本社会保障统一。 做到城乡居民基本生活和养老无忧， 城乡协同发展有序， 从而在城乡互动中发挥各自的优势， 形成城乡协同发展深度融合的新格局。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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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协同;城乡协同指数;城乡系统耦合度;城乡系统协调度;湖北省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1）22-0144-7
一、引言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确立了“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的目标， 这是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 就“十四五”期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提出的要求， 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早在1986年， 我国就提出了城镇化发展战略，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 我国城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 党和国家不断完善和调整城镇化发展战略，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 逐步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城市群。 其中， 城市群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要以城带乡， 城乡协同发展。 只有城乡协同发展， 才能形成城乡互补、城乡互促的良好局面。
经过三十多年的城镇化建设， 城乡协同发展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期， 我国城乡协同水平到底如何呢？ 我国幅员辽阔， 地域差异很大， 全国的情况不尽相同。 湖北省作为城镇化水平较高的省份， 城乡协同应当走在全国的前列。 那么， 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水平到底如何呢？ 应当如何提升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水平呢？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 有必要对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水平进行科学的测度并做出客观评价， 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测度和评价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水平， 对于科学制定城乡发展战略， 提升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水平， 为全国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我国城镇化已经从传统的追求城镇化率进入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阶段， 特别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推进， 城乡协同发展被提到了更高层面。 实现城乡经济高效率、高质量发展， 促进城乡要素合理流动， 形成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新格局， 成为城乡协同发展的内在本质要求。 城乡协同发展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 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梳理已有文献， 可将现有研究内容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1. 城乡关系。 我国城乡关系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城乡二元体制不断被打破， 城乡互助成为推动城乡发展的新力量。 刘彦随[1] 研究认为，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 只有两者都可持续发展， 才能相互支撑， 城乡关系的调整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张海鹏[2] 研究认为， 调整城乡关系成为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每一次城乡关系的调整， 都是一次生产力的解放。 姚毓春和梁梦宇[3] 研究认为， 城乡关系的调整解放了生产力， 保障生产力向着积极有为的方向发展， 为实现城乡融合创造了条件。
2. 城乡关系演进路径。 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变化， 随着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性、阶段性和不断上升的发展轨迹。 刘俊杰[4] 研究认为， 城乡关系从城乡分治到城乡融合， 经历了一个长期、渐进、互动的发展过程， 而且整个过程都体现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 张克俊和杜婵[5] 研究认为， 经历了早期的“城乡分治”， 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升后， 变成了“城乡统筹”;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又发展成“城乡一体化”; 在智能化、数字化的推动下， 正在向“城乡融合”发展。
3. 城乡融合与新型城镇化关系。 城乡协调发展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 刘依杭[6] 研究认为， 我国实施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 就是为了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刘春芳和张志英[7] 研究认为， 正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 才推进城乡关系进入了一个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苏小庆等[8] 研究认为， 正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联动， 才加快了农业农村的发展。 姚树荣和周诗雨[9] 认为， 新型城镇化可通过带动消费升级， 为城乡融合发展开辟“以城带乡”的路径。 同时， 何仁伟[10] 研究认为，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形成相互支撑的格局。 刘彦随[1] 研究认为， 乡村振兴正是要创建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
4. 城乡协同发展水平。 实证分析已经成为经济与管理领域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不少学者应用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城乡协同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马历等[11] 研究认为， 我国城乡发展与协调发展水平虽然得到了很大提升， 但总体并不乐观， 区域间不平衡及城乡协调度不高现象普遍存在。 龚勤林和邹冬寒[12] 研究认为， 总体上我国城乡融合度较低， 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周佳宁等[13] 通过量化测度， 认为我国城乡融合水平总体偏低， 但正在经历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过程， 表现出整体趋好的态势。 孙群力等[14] 研究发现，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 我国城乡融合水平正在逐年提高。 王颖等[15] 研究显示， 东北三省城乡协调适应性不断增强， 其相互作用的效果趋于平稳。 盧阳春等[16] 研究发现， 四川省城乡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呈现缓慢增长趋势。 刘明辉和卢飞[17] 实证检验显示，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逐步提升， 但城乡要素错配严重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 5. 城乡协同发展措施。 林聚任和张小莉[18] 基于社会空间角度进行研究， 认为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城乡空间结构失调和资源要素配置不合理的结果， 提升城乡协同发展水平需要合理构建城乡空间结构， 促进城乡空间要素有序流动， 形成平等的城乡居民空间权利。 范恒山[19] 研究认为， 在城乡协调发展进程中， 农村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受限于自然条件、体制机制以及现实基础等因素， 农村发展仍然滞后， 在城乡协调发展中城市应当主动作为。 黄禹铭[20] 研究认为， 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必须加快城市转型， 制定新型城镇化战略。 刘鹏[21] 以长三角地区为对象研究发现， 经济越发达的城市城乡协调度越高， 农村发展越滞后的城市城乡协调度越低; 有效解决农村落后问题， 才是提升城乡协调度的根本。 张海朋等[22] 研究认为， 需要从城镇和农村两方面同时着手， 从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改善财政政策、促进金融发展、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交通通达性等方面推动城乡协同发展。
上述研究清晰地阐述了我国城乡协同发展中的共性问题， 既明确了城乡协同发展的重要性， 也提出了城乡协同发展的关键点， 为深入研究城乡协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于推进城乡协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综观所有研究， 鲜有文献涉及湖北。 而湖北地处长江中下游， 在长江流域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在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 测度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水平， 剖析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不仅对提升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且对于提升全国城乡协同发展水平也具有启示意义。
三、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1. 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学术界关于城乡协同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有两种方式： 一种认为城乡协同包括城镇和乡村两个子系统， 因此从城镇和乡村两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 在分别衡量城镇和乡村发展水平的基础上， 进一步计算城乡协同发展水平[14，23] ; 另一种方式则是选择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4] 。 本文选择第一种方式， 参考现有文献[25] ， 遵循全面性、科学性和代表性等原则， 从城市和农村两个维度分别选择14个具体指标， 构建城乡协同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如表1所示。
2. 指标权重确定。 在综合指标体系的测算中， 主观赋权法是评价者根据主观上对各个指标的重视程度来决定权重的方法; 而客观赋权法则依据来自于客观环境的原始信息， 根据各指标提供的信息量来确定权重。 因此， 本文为消除确定权重时的人为主观因素， 根据各指标值的变异程度， 即采用熵值法计算出权重， 并得出综合评价指数。 参考相关文献[26] ， 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上式中， xij为第i年第j项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 m为测算年数， n为指标数。
3. 数据标准化处理。 由于各指标数量级、量纲及指标的正负取向存在差异， 选择通过数据标准化将原始数据绝对值转化为相对值以消除影响。 其中， 正向指标的标准化计算方法为：
上式中， i表示年份， j表示具体指标; aij为原始指标值， 即为i年份j指标的具体数值; max{aij}和min{aij}分别代表某一指标在各年份中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xij为标准化后的结果， 可以使得不同年份、不同指标的数据具有可比性。
4. 城乡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耦合来源于物理学，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27] 。 本文根据已有研究， 运用耦合度模型测度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水平， 探究湖北省城镇发展水平与乡村发展水平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 耦合度评价模型如下：
上式中， UD为城镇发展水平， RD为乡村发展水平， C為城镇和乡村两者耦合度的评价指数， 取值在[0， 1]之间， 数值越大耦合性越好， 表示城镇和乡村两个系统相互作用越强、彼此联系越紧密。 虽然耦合度能够描述系统间相互作用影响的程度， 但是不能确定系统是在较高还是较低水平上的相互联系和促进[27] 。 因此， 引入耦合协调模型进一步分析城镇和乡村之间的互动关系， 其结果不仅能够反映系统之间的耦合程度， 也能体现耦合水平所处的阶段。 耦合协调模型如下：
上式中， UR表示城乡协同综合发展指数; a和b表示系统中城市和乡村的重要程度参数， 综合考虑并参考现有多数研究[16] ， 认为城镇和乡村两个子系统对城乡协同发展体系具有均等重要的作用， 因此， 取a=b=0.5; D表示城乡发展水平的协调度评价指数， 取值范围为[0， 1]， 其数值越大， 说明协调性越好、城乡协同发展水平越高。
四、测算结果与分析
1. 数据来源与城乡协同指数。
（1）数据来源。 通过搜索国家统计局官网， 获取湖北省2005 ～ 2019年代表城镇发展水平、乡村发展水平的系列数据， 作为研究城乡协同的具体测量指标。
（2）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综合指数测算。 首先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然后通过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 得到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综合评价指数。 应用城乡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湖北省2005 ～ 2019年城乡协同发展综合指数， 包括城镇发展水平UD、乡村发展水平RD、城乡协同发展水平UR、城镇和乡村两者耦合度的评价指数C、城乡发展的协调度评价指数D。 各项指标的具体系数见表2。
2. 城镇和乡村发展指数评价。 运用上述测算结果， 绘制出2005 ～ 2019年湖北省城镇发展水平、乡村发展水平和城乡协同发展水平的柱状图， 具体如图1所示。
从整体上观察， 湖北省城镇发展水平、乡村发展水平和城乡协同发展水平在2005 ～ 2019年研究区间内均保持上升趋势。 具体来看， 城镇发展水平在缓慢上升的整体趋势中呈现出一定的波动上升现象， 主要体现在2007 ～ 2010年。 而2006年的乡村发展水平相比2005年有所降低， 但从2007年开始基本呈现直线上升趋势， 并在2018 ～ 2019年得到最大幅度的提升。 因此， 受城镇和乡村两个子系统的影响， 在2005 ～ 2008年城乡协同发展水平呈现小幅度波动上升， 之后均保持稳定增长趋势， 同样在2018 ～ 2019年增长显著。 3. 城乡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 从2005 ～ 2019年湖北省城乡耦合协调发展演变趋势可以看出， 湖北省城乡系统耦合度和协调度发展两个指标整体均呈现增长态势， 但两者又呈现出不同的增长特征。 城乡发展耦合度的起点较高， 在2005年就达到了0.8701， 说明从样本研究区间的起始时期， 湖北省城镇与乡村两个系统间就存在较强的相互作用关系。 而在2006 ～ 2016年， 城乡发展耦合度呈现出小幅度的波动， 这表明虽然湖北省城镇和乡村之间具有很强的相互影响， 但是这种关联性也出现了一定的波动。 究其原因， 可能是自2006年起国家取消了农业税， 农村的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 城镇和乡村两个系统就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但自2016年以来， 城乡发展耦合度达到新的平衡， 进入了稳定增长阶段; 由于湖北省城乡协同起点高， 增长空间有限， 所以增长幅度并不大（见图2）。
城乡发展协调度从2005年的0.3139持续增长到2019年的0.9785， 整体增长幅度较大， 增长率超过300%。 这一结果说明， 多年来随着农村发展战略和惠农政策的有效实施， “三农”问题取得了显著成效， 城乡发展差距不断缩小， 城镇和乡村两个系统间协调配合、良性循环的协调度不断提升。
4. 城乡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分析。 为了更好地把握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水平， 深入分析城镇和乡村两个子系统的影响关系， 参考相关文献[11，27，28] ， 对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阶段划分， 其划分的阶段标准及相应内涵如表3所示。
结合表2中已经测算的湖北省2005 ～ 2019年城乡协同发展综合指数， 可以发现， 在样本研究区间的起始阶段， 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就已经到达拮抗阶段; 在2005 ～ 2008年的4年時间里， 城乡发展水平的协调度上升， D值位于0.3139 ～ 0.4067。 也就是说， 在这期间， 湖北省城镇与乡村发展之间的壁垒已经被打破， 进入了城乡协同发展阶段。 随着国家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城乡融合的政策不断发挥作用， 传统的“三农”问题逐渐得到解决， “三农”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在2009年进入磨合阶段， 持续7年于2015年结束。 这期间城乡协同水平不断上升， D值位于0.5360 ～ 0.7938。 自2016年起， 湖北省城乡协同进入高水平耦合阶段， D值始终维持在0.8210以上， 这说明湖北省呈现出城镇与乡村之间协调互动、相互支撑发展的良好局面。
五、结论与建议
1. 基本结论。 本文从城市和农村两个子系统分别选取了14个具体指标， 以湖北省为例测度了城乡协同发展水平， 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水平整体在波动中上升。 湖北省属于城镇化发展水平提升快、城镇化水平高的省份。 从测算数据可以看出， 体现城镇发展水平的UD的值从2005年的0.0839， 一路快速增长到2019年的0.9625。 乡村发展水平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相比， 起点相对更高， 体现乡村发展水平的RD的值从2005年的0.1426增长到2019年的0.9526。 在城镇化和乡村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城乡协同水平逐渐提升， 城乡协同发展水平UR的值从2005年的0.1133一路逐渐上升， 到2019年达到0.9575。 观察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的过程， 经历了从缓慢到快速的变化， 2012年以前城乡协同发展水平UR的值一直没超过0.5; 自2013年以来， 城乡协同水平快速提升， 城乡协同发展水平UR的值在2013年突破0.5， 达到0.5054， 自此一路高升。 城乡协同发展水平UR的变化， 客观显示了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的进步， 体现了从城乡分离到城乡一体化， 再到城乡融合发展的全部过程和显著成效。
（2）湖北省城乡系统耦合度和协调度在不同的起点上发展、上升。 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的成效体现在系统耦合度和协调度两个方面， 测算结果显示， 两个指标整体均呈现增长态势， 但其特征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湖北省城乡耦合度起点较高， 体现为城镇和乡村两者耦合度的评价指数 C， 2005年就达到了0.8701， 以后一路缓慢上升， 到2019年达到0.9999。 这说明湖北省城乡发展之间的依赖性一直很强， 而且这种依赖关系已经变成了相互融合的一体化关系。 湖北省城乡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起点并不高， 体现城乡发展协调度的评价指数D， 在2005年只有0.3139， 此后一路上升， 到2019年D值达到0.9785。 这说明湖北省城乡耦合协调度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充分体现出湖北省各级政府的工作成效和所做出的努力。
（3）湖北省城乡耦合协调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 湖北省城乡耦合协调发展的起点较高， 自2005年以来， 城乡耦合协调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2005 ～ 2008年为城乡发展的拮抗阶段， 这一阶段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 城乡发展开始相互渗透、协同发展; 2009 ～ 2015年为城乡发展的磨合阶段， 这一阶段表现为城乡发展相互依靠、相互支撑; 2016年以来为城乡发展高水平耦合阶段， 这一阶段表现为城乡发展正在走向相互融合的一体化形态。
2. 提升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水平的建议。 并不是所有地区的城乡协同都经历了三个阶段， 这与区域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发展的相互依存度密切相关。 湖北省地处长江中游， 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 具备良好的城乡经济发展基础， 加上湖北省正确贯彻了中央关于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精神， 取得了显著成效。 湖北省城乡发展的耦合协调起点高， 需要在高水平的基础上做好城乡协同工作。 因此， 为加快实现城乡协同发展，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从实质上实行城乡发展平等一体， 推动城乡协同发展。 当前， 城乡融合发展虽然取得了显著进步， 但城乡协同发展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就改革的关键内容而言， 应当从城乡定位、城乡布局、城乡建设三个方面着力推进： ①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定位。 城乡协同发展已经进入攻坚阶段， 进一步提升湖北省城乡协同发展水平， 应当进行深层次的改革。 基于城乡在土地和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差异， 特别是农业和非农产业技术进步率的差异， 农业生产率与非农产业生产率始终存在很大差异， 要促进城乡协同发展， 必须正视并高度重视这些差异。 为此， 应当把城乡协同发展定位为“十四五”时期发展的重要战略。 ②从规划上改革城乡布局。 由于农村居住分散、地形环境复杂， 导致基础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成本较高， 甚至还会出现遗漏， 这为城乡协同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因此， 必须根据中央提出的农村村庄分类改造的原则， 分类做好农村村庄的改造规划。 对于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做好农村集中居住区的规划， 其中集中居住区应当定位在小城镇的层面。 这里的规划既包括居住点的空间规划， 也包括小城镇区域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规划。 应当把集中居住点规划成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商业、居住、医疗和养老的统一体。 ③从建设上实行城乡统筹。 对于农村集中居住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应当与城市一样， 统一纳入政府的财政预算， 由政府统一组织实施。 这样才能逐步建立起农村社区， 促进分散的农村向集中居住区转移， 从而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2）从制度上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 推动城乡融合互促。 城乡分割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是社会发展阶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必然产物。 但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彻底打破城乡分割局面已经成为必然。 要真正打破城乡分割局面， 实行城乡协同发展， 必须完善要素流动制度、宅基地退出制度、农村社区居民保障制度。 ①完善要素流动制度。 应当本着公平、平等、共赢的原则， 制定有利于城乡生产要素、经济要素、社会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体系， 鼓励城乡各种要素按照效率自由流动和交换， 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 ②完善宅基地退出制度。 应当本着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原则， 制定《农村村民宅基地有偿退出办法》， 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 鼓励农户通过宅基地折现的办法退出现有宅基地， 迁入附近具有小集镇特征的农村集中居住区[29] 。 ③完善农村社区居民保障制度。 应当本着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原则， 制定《农村社区居民保障办法》， 为退出宅基地而迁入集中居住区的农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从而构建完善的城乡社会保障对接机制， 实现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一体化[30] 。 同时， 对处于偏远地区且愿意退出农村宅基地而迁入集中居住区的村民， 可以采取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办法来解决资金问题[31] ， 以多出的耕地与城市用地指标进行置换， 既保证耕地面积不减少， 也能满足城市扩张所需。
（3）从机制上实行城乡公平分配效益， 推动城乡深度融合。 制约城乡协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农业生产效益低下、城乡资源不平等、分配不公平。 因此， 推动城乡协同发展应当从要素流动机制、收入分配协调机制、基本社会保障机制上进行改革。 ①完善要素流动保障机制。 通过完善国家、省市层面乡村发展的上位规划， 完善要素流动的市场机制， 促进乡村发展要素全面耦合[32] ，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②完善收入分配协调机制。 应当遵循公平、效益的原则， 重新构建城乡分配机制。 正确评估农村土地的价值， 承认农民对农村宅基地享有的物权。 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分配协调机制， 提升城乡分配的公平性， 提高农村农业的综合效益。 ③完善基本社会保障机制。 采取稳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办法， 实行城乡基本社会保障统一。 做到城乡居民基本生活和养老无忧， 城乡协同发展有序， 从而在城乡互动中发挥各自的优势， 形成城乡协同发展深度融合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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