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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年出生的潘维伟,今年34岁。作为一名儿科大夫,今年是第十个年头。
“这一行不容易,不过这是我的理想。” 8月5日,他接受《人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这样描述自己十年的感悟——一份初心的坚守。
很难想象,每五分钟一个病人的节奏,他坚持了已经十年。儿科——医院中的前线。那里,面对从出生到14岁的患者,上千个生命体征数据要默记于心,有的时候,一个小数点有可能致命。
今年年初,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简称北医三院)儿科主治医师潘维伟的“儿科医生一周日记”在网上热传,在日记里,潘医生记述了他一周繁忙的工作。
“每次出诊,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吃饭、工作,中午只能喝一杯水,不能多喝,不然下午去厕所还要报告给主班护士、家长,要广而告之……一晚上将近 100 个病人,早晨八点交班的时候,真的是体力耗尽,回家好好补个觉!”儿科紧张的节奏跃然纸上。
近5年来,中国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总数从10.5万下降到10万,平均每1000名儿童只有0.43位儿科医生匹配,而在美国,平均每千名儿童则拥有 1.46 位儿科医师。如果按照这个比例,中国儿科医师的短缺数至少达到了 20 万。。
而潘维伟执业的十年,正跨越最稀缺儿科医生的时光。
日前,本刊记者来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一睹这位儿科主治医师的全景:一个儿科医生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十年,他怎样实现了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
儿科故事
8月5日清晨7:55分,潘维伟打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门诊第九诊室的门,新的一天开始了。
他的电脑突然出现故障,进不去个人界面了。而门外,20名患者正在等。
“让维修部来看”,潘简短嘱咐护士,然后径直走向第十诊室,“先看病”他转身走出第九诊室,决定先“徒手”看病。
“先叫号,别让等。”所有对话都在通道的路上进行。
通道中排队坐着待诊病人和家属,孩子们显然着急了,在家长怀里各种拧巴,哭声哄声此起彼伏,家长走来走去,以此平抚孩子和自己焦急的心。
近十年时间里,潘几乎每天都会穿行在这些充斥着福尔马林水和哭声的通道里。
“我喜欢孩子”,潘自称自己是“铁杆学医分子”,从小看着妈妈在燕山石化医院药房忙碌,这一理想扎根在心,从未改变。
第一个患者是位六岁男孩,发烧两天,家长要求开抗生素。“别乱用抗生素” ,潘反对。“要求使用抗生素”是一部分家长的通病,从患儿角度考虑,潘基本拒绝。
与拒绝乱服抗生素的坚定不同,紧接着进来的一个患者,见识了潘柔情的一面:一位三岁左右的男孩,被妈妈抱进来,两眼充满恐惧。妈妈一直在说,不打针不打针,孩子的眼泪就要下来了。由于口腔发炎,潘需要查看咽喉,“宝贝,张开嘴,让叔叔看看。”他嘱咐家属扶正头部,自己探下身子说,压舌板一放进口腔,孩子终于大哭起来。“疱疹性口炎”,仅仅几秒钟的功夫,经验老道的潘拿出压舌板,同时自言自语,“疼呀,是特别疼。”
九点整,挂号显示,已经有30个患者在等待。刚刚进来的一位男孩,显得健康活泼,男孩妈妈说想查一下微量元素,“为什么查?”潘问,“好长时间没查了。”家属回答。“有什么病症吗?”潘继续问,“没什么。”家属回答。潘用无语来形容这种无奈,后面那么多患者在等,可偏偏还有家长为“莫须有”的焦虑买单。
近来,附近的306和海淀医院都关闭了儿科夜诊,这给北医三院的儿科无形又增加了压力。作为白天唯一一名儿科普通号医生,潘维伟承担着普通儿科、新生儿黄疸等工作。
记录医患
11:00潘维伟第一次上厕所。
11:10分,一位50多岁男子拿着单子进来的时候,病房里原本一家三口正在陪病儿看病,后面等待的患者也涌进病房——同时三波病人挤在病房里,很拥挤。
男子情绪激动,“让你们大夫在这里签字,你看看。”原来是他昨天给孙子在北医三院做雾化治疗,今天想转到社区去做,社区要求他找主治大夫签字,昨天的大夫并不是潘,他拒绝了。对方马上着急起来,声音越来越高,潘后来签了字,,没一会,男子又回来补充盖章,对方第三次进来时,面带笑容,谢谢,他说。
潘维伟的周记,真实地还原了医患的过往。其中有一段记录了最常见的冲突。
“一个挂到 70 多号的家长总是不断进来诊室,问我看到多少号了。11 点多,总算轮到他了,我 3 分钟看完了,给他开完药后,没想到家长冲我发起火来了:‘啊, 等了 4 个小时,你 3 分钟给我打发了,你有没有医德呀’。”
与其他科室的成人患者情绪较控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儿科患者背后往往有六位家长关注,加之孩子没有自述病情能力,虽然看似短短的五分钟,包含了一个医生十年的经验和耐心。
“小心加小心“潘说必须快中有细,各种生命体征指数分年龄端都不同。“一点马虎都不行,任何一个小数点都有可能致命。”
儿科从0~14岁之间,跨度大,各年龄段用药两不一样,根据体重不同,常规和指数都记在脑子里。“以前抄小条,现在都在心里,十年了。
下午,闷热起来,病人更加焦急。中午仅仅休息半个小时不到的潘,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没有人知道,就在前天晚上,他还上夜班18点——早8点,100多个病人。
“今年的工作,3个月带教学(一周一次夜班),3个月下乡,6个月出门诊。”
潘维伟表示,每周只有一天休息时间,基本用来完成各种论文材料整理时间。
周日记背后
与儿科的高风险和高强度不成比例的是,儿科医生的收入微薄。
下午六点下班,潘一共诊治了105个病人,一个普通号大夫收入1元。8月5日一天,潘收入出诊费105元。
听说四川要给儿科医生加薪了,潘挺高兴,“好的开始”他期盼能加薪。同行有跳槽去了和睦家,“你为什么不去”记者问,“这里有更好的学习和成长空间。”他说。
六点半,他整理完走出北医三院,径直来到地铁站。家住在北京西四环外,到北医三院上班往返要三个多小时。
“今晚能陪孩子睡觉了。”潘对记者说,潘的妻子樊宇是潘的大学同学,现在北京四季青医院的一名儿科大夫。潘维伟和樊宇有一个四岁多孩子,平常孩子只能给姥姥、姥爷照看,由于工作性质孩子有时候甚至一周都见不到父母。
父母都是儿科大夫,孩子一定幸福,小病小痛的,应该不用出家门。记者猜想,然而情形出乎意料。记者了解到,在潘维伟孩子一岁多时,高烧不退,当妈妈樊宇回来的时候,孩子处在一个暴喘的状态,心律已经是将近二百次了,肝已经是大了,这个对于儿科来说,这个已经是一个心衰的状态了。
“后来住了一周医院,我是晚上在医院有时间陪他,白天上班。”说起那段往事,潘淡淡地几句话带过。
“十年的感悟,还是要做下去。”问及十年的感悟,潘维伟告诉《人民周刊》记者,问起最大的希望,他说希望提高儿科医生待遇。
“这一行不容易,不过这是我的理想。” 8月5日,他接受《人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这样描述自己十年的感悟——一份初心的坚守。
很难想象,每五分钟一个病人的节奏,他坚持了已经十年。儿科——医院中的前线。那里,面对从出生到14岁的患者,上千个生命体征数据要默记于心,有的时候,一个小数点有可能致命。
今年年初,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简称北医三院)儿科主治医师潘维伟的“儿科医生一周日记”在网上热传,在日记里,潘医生记述了他一周繁忙的工作。
“每次出诊,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吃饭、工作,中午只能喝一杯水,不能多喝,不然下午去厕所还要报告给主班护士、家长,要广而告之……一晚上将近 100 个病人,早晨八点交班的时候,真的是体力耗尽,回家好好补个觉!”儿科紧张的节奏跃然纸上。
近5年来,中国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总数从10.5万下降到10万,平均每1000名儿童只有0.43位儿科医生匹配,而在美国,平均每千名儿童则拥有 1.46 位儿科医师。如果按照这个比例,中国儿科医师的短缺数至少达到了 20 万。。
而潘维伟执业的十年,正跨越最稀缺儿科医生的时光。
日前,本刊记者来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一睹这位儿科主治医师的全景:一个儿科医生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十年,他怎样实现了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
儿科故事
8月5日清晨7:55分,潘维伟打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门诊第九诊室的门,新的一天开始了。
他的电脑突然出现故障,进不去个人界面了。而门外,20名患者正在等。
“让维修部来看”,潘简短嘱咐护士,然后径直走向第十诊室,“先看病”他转身走出第九诊室,决定先“徒手”看病。
“先叫号,别让等。”所有对话都在通道的路上进行。
通道中排队坐着待诊病人和家属,孩子们显然着急了,在家长怀里各种拧巴,哭声哄声此起彼伏,家长走来走去,以此平抚孩子和自己焦急的心。
近十年时间里,潘几乎每天都会穿行在这些充斥着福尔马林水和哭声的通道里。
“我喜欢孩子”,潘自称自己是“铁杆学医分子”,从小看着妈妈在燕山石化医院药房忙碌,这一理想扎根在心,从未改变。
第一个患者是位六岁男孩,发烧两天,家长要求开抗生素。“别乱用抗生素” ,潘反对。“要求使用抗生素”是一部分家长的通病,从患儿角度考虑,潘基本拒绝。
与拒绝乱服抗生素的坚定不同,紧接着进来的一个患者,见识了潘柔情的一面:一位三岁左右的男孩,被妈妈抱进来,两眼充满恐惧。妈妈一直在说,不打针不打针,孩子的眼泪就要下来了。由于口腔发炎,潘需要查看咽喉,“宝贝,张开嘴,让叔叔看看。”他嘱咐家属扶正头部,自己探下身子说,压舌板一放进口腔,孩子终于大哭起来。“疱疹性口炎”,仅仅几秒钟的功夫,经验老道的潘拿出压舌板,同时自言自语,“疼呀,是特别疼。”
九点整,挂号显示,已经有30个患者在等待。刚刚进来的一位男孩,显得健康活泼,男孩妈妈说想查一下微量元素,“为什么查?”潘问,“好长时间没查了。”家属回答。“有什么病症吗?”潘继续问,“没什么。”家属回答。潘用无语来形容这种无奈,后面那么多患者在等,可偏偏还有家长为“莫须有”的焦虑买单。
近来,附近的306和海淀医院都关闭了儿科夜诊,这给北医三院的儿科无形又增加了压力。作为白天唯一一名儿科普通号医生,潘维伟承担着普通儿科、新生儿黄疸等工作。
记录医患
11:00潘维伟第一次上厕所。
11:10分,一位50多岁男子拿着单子进来的时候,病房里原本一家三口正在陪病儿看病,后面等待的患者也涌进病房——同时三波病人挤在病房里,很拥挤。
男子情绪激动,“让你们大夫在这里签字,你看看。”原来是他昨天给孙子在北医三院做雾化治疗,今天想转到社区去做,社区要求他找主治大夫签字,昨天的大夫并不是潘,他拒绝了。对方马上着急起来,声音越来越高,潘后来签了字,,没一会,男子又回来补充盖章,对方第三次进来时,面带笑容,谢谢,他说。
潘维伟的周记,真实地还原了医患的过往。其中有一段记录了最常见的冲突。
“一个挂到 70 多号的家长总是不断进来诊室,问我看到多少号了。11 点多,总算轮到他了,我 3 分钟看完了,给他开完药后,没想到家长冲我发起火来了:‘啊, 等了 4 个小时,你 3 分钟给我打发了,你有没有医德呀’。”
与其他科室的成人患者情绪较控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儿科患者背后往往有六位家长关注,加之孩子没有自述病情能力,虽然看似短短的五分钟,包含了一个医生十年的经验和耐心。
“小心加小心“潘说必须快中有细,各种生命体征指数分年龄端都不同。“一点马虎都不行,任何一个小数点都有可能致命。”
儿科从0~14岁之间,跨度大,各年龄段用药两不一样,根据体重不同,常规和指数都记在脑子里。“以前抄小条,现在都在心里,十年了。
下午,闷热起来,病人更加焦急。中午仅仅休息半个小时不到的潘,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没有人知道,就在前天晚上,他还上夜班18点——早8点,100多个病人。
“今年的工作,3个月带教学(一周一次夜班),3个月下乡,6个月出门诊。”
潘维伟表示,每周只有一天休息时间,基本用来完成各种论文材料整理时间。
周日记背后
与儿科的高风险和高强度不成比例的是,儿科医生的收入微薄。
下午六点下班,潘一共诊治了105个病人,一个普通号大夫收入1元。8月5日一天,潘收入出诊费105元。
听说四川要给儿科医生加薪了,潘挺高兴,“好的开始”他期盼能加薪。同行有跳槽去了和睦家,“你为什么不去”记者问,“这里有更好的学习和成长空间。”他说。
六点半,他整理完走出北医三院,径直来到地铁站。家住在北京西四环外,到北医三院上班往返要三个多小时。
“今晚能陪孩子睡觉了。”潘对记者说,潘的妻子樊宇是潘的大学同学,现在北京四季青医院的一名儿科大夫。潘维伟和樊宇有一个四岁多孩子,平常孩子只能给姥姥、姥爷照看,由于工作性质孩子有时候甚至一周都见不到父母。
父母都是儿科大夫,孩子一定幸福,小病小痛的,应该不用出家门。记者猜想,然而情形出乎意料。记者了解到,在潘维伟孩子一岁多时,高烧不退,当妈妈樊宇回来的时候,孩子处在一个暴喘的状态,心律已经是将近二百次了,肝已经是大了,这个对于儿科来说,这个已经是一个心衰的状态了。
“后来住了一周医院,我是晚上在医院有时间陪他,白天上班。”说起那段往事,潘淡淡地几句话带过。
“十年的感悟,还是要做下去。”问及十年的感悟,潘维伟告诉《人民周刊》记者,问起最大的希望,他说希望提高儿科医生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