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实现“战后外交总决算”有点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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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019年,日本加强运筹周边外交,力争解决“外交悬案”。1月中旬,日俄在莫斯科正式启动和平条约缔约谈判。在日俄首脑明示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情况下,日本期望在日俄岛争问题上取得有利于己的谈判结果,但俄方的强硬立场令日方“期待降温”,双方谈判前景面临很大不确定性。同时,日本对韩外交因劳工赔偿等问题而陷入僵局,日朝交涉也因此受到负面影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誓言推动以对俄、对朝外交为核心的“战后日本外交总清算”,但事实证明,在日本的“戰略性外交”全球构局中,作为“最近一环”的东北亚外交反而日益成为“短板”,为安倍的“外交大计”蒙上了深重阴影。

积极寻求解决“外交悬案”


  对俄关系被认为是日本外交开年的“首要议题”之一。1月14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举行会谈,正式开启和平条约缔结谈判。1月21日安倍飞赴俄罗斯,并于次日在克里姆林宫与普京会谈。两位首脑确认将加速推进和平条约谈判,于2月在德国慕尼黑继续进行外长间谈判,并于6月日本大阪G20峰会期间再次举行两国首脑会谈。两位首脑还同意扩大经济交流,“在多个方面发展合作关系”。
  日俄缔结和平条约的实质是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核心在于争议岛屿(日称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归属。对此,日方力争在对俄交涉中取得有利地位。去年9月在俄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上,普京同意以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为基础,“不设前提条件地签署(日俄)和平协议”。此后,在新加坡东亚峰会和阿根廷G20峰会期间,安倍和普京连续会面,确认通过新的谈判机制展开磋商。新年后的日俄外长、首脑会谈标志着新谈判机制的启动,表明日俄围绕“关系正常化”的协调进入实质阶段。安倍设想通过首脑外交拉近双方立场,争取在6月普京访日时,确保缔约谈判取得“基本共识”。
  除了推动日俄关系正常化外,日本还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积极行动。在朝美关系缓和的背景下,日本更加迫切地希望确保在朝核、半岛问题上的参与度与发言权。为此,日本时刻关注着第二次朝美首脑会谈的前景,并主动联络美韩,力争发挥日美韩三边机制在朝鲜无核化与半岛和平机制构建中的影响力,并且推动实现日朝首脑会谈,寻求彻底地解决日朝间的“绑架问题”。 1月8日和11日,日外务省亚大局长金杉宪治分别与美国朝鲜问题特别代表斯蒂芬·比根、韩国外交部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及六方会谈团长李度勋通电话,就朝鲜无核化、半岛形势互通情报,进行协调。在电话会谈中,日方反复强调在朝核问题上“日美韩联合发挥作用”的重要性。

“战后外交总决算”面临难题


  去年自民党总裁选期间,安倍公开喊出“战后外交总决算”的口号。2019年1月1日,安倍在新年致辞中表示:“在外交上,今年(日本)将挑战重大课题。基于美朝首脑会谈、日俄和平条约谈判、中日关系新时代到来等一系列重大机遇,(政府)将果断地推进战后日本外交总决算。”1月4日,安倍在新年记者会上再次强调“一定要抓住解决(日朝之间)绑架问题的机会”,“与俄解决领土问题并签署和平条约,这是战后70多年遗留的问题,决不能将它留给下一代”。日媒称,安倍的“战后外交总决算”主要瞄准俄罗斯和朝鲜。安倍这样做是基于“亲身经历”。对俄外交是安倍父亲、前外相安倍晋太郎晚年积极应对的课题。当时安倍作为秘书看到父亲的努力,因此对此事非常执着。对朝外交方面,安倍在担任父亲秘书时就开始参与处理日朝绑架问题。2002年小泉“闪电访朝”,与金正日签署《日朝平壤宣言》时,安倍则以官房副长官身份同行。
  但是,解决这些“外交悬案”面临诸多难题。安倍过去几年寻求通过“对俄新思维”,利用经济外交等手段软化俄方,但基于在领土问题上的实质性分歧,日俄寻求“妥协点”仍困难重重。安倍期望援引《日苏共同宣言》让俄方“先行”归还齿舞、色丹两岛,但并不打算放弃对所有四岛的主权声索,而实际控制四岛的俄方则在主权问题上坚持原则,不作让步。14日日俄外长会谈后,俄外长拉夫罗夫对外声称,只要日本不承认南千岛群岛处于俄主权之下,“谈判就难以进展”。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15日则强调,“北方领土”所有四岛主权属于日本。22日的首脑会谈上,安倍和普京均强调了合作姿态,但围绕争议领土,双方尚未得出明确的解决办法。而这一局面也有美国因素的影响。美国对日本对俄政策的牵制和干扰始终存在,而日俄增强政治互信的进程始终难以摆脱日美同盟的巨大阴影。俄方顾虑如果将两岛移交给日本,驻日美军可能基于同盟体制而进驻,对俄造成战略压力和安全隐患。
2019年1月22日,俄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在对朝外交方面,日本外交人士称,尽管日方积极接触朝方,但所有外交努力的结果“均系于朝美互动的情况”。而且,由于劳工赔偿、慰安妇财团解散、火控雷达照射等问题,日韩关系自去年10月以来迅速恶化,这让日方原本借助韩国中介参与半岛事务、推进日朝首脑对话的设想陷入停滞。消息人士最近透露说,朝鲜外相李勇浩去年12月曾通过蒙古向日本传达口信,称准备在日朝谈判中提出日本殖民统治朝鲜时“强制动员”超过840万朝鲜人的问题。朝方强调,日本对“绑架问题”的追究“缺乏合理性”。而日方则认为朝方此说旨在“威胁”日本放弃诉求。日方担心,在日韩关系恶化的情况下,朝韩两国将针对日本“联动”,导致日本对朝外交进一步被动。今年3月1日是朝鲜“三·一独立运动”100周年,朝韩正讨论联合举办纪念活动。日本外务省官员称“这将成为南北(朝鲜)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联合发起攻势的契机”。

“战略性外交”的“空洞核心”


  需要看到,安倍“战后外交总决算”的背后有明确的国内政治意图。安倍迫切地期望在内政外交上彰显作为,“留下政治遗产”,提升自己的历史评价。政府官员们则对安倍的“创新”感到困惑,认为“感觉挺有分量”,但“内容模糊不清”。首相官邸主导外交政策,并绕过外务省为首相拟定“政策话语”,“外交总决算”更多基于选战目标而提出。根据日媒最新舆论调查,对安倍当前外交政策肯定和否定的民众基本上“五五开”,但质疑者比重正在上升。就连安倍支持者也有不少异议。此次日俄和平条约谈判,自民党内执政干部和政界保守派不断发声,敦促政府“坚持主权立场”,“不要因为急于取得外交成果,就向俄方屈膝让步”。一些前日本外交官表示,安倍首相急于留下“政治遗产”,反而会使其政策更加难以操作,为日本国家利益留下隐患。
  日本对俄、对朝外交目前面临的难题,反映了其“战略性外交”一直以来的困局。在政策布局上,安倍政权以拓展国际战略空间为目标,积极推进“俯瞰地球仪式”的“战略性外交”。但安倍外交在欧洲、非洲乃至中东等“外围”做得风生水起,而在东北亚这一近邻的“核心”则多次碰壁,因而安倍的“战略性外交”也被揶揄为“没有核心”的“甜甜圈外交”。很显然,东北亚是日本外交的“基盘”所在,在特朗普极具冲击性的亚太政策、对日政策调整下,日本强化“周边立足点”和“回旋空间”的诉求增强,但在解决“外交悬案”,改善近邻关系方面,日本的战略目标与实际能力之间仍存在差距,无法确保稳定持续的“政策输出”。
  不可否认,日本的东北亚外交存在结构性的问题。日本战后并未与周边邻国达成真正的“历史和解”,目前试图以高度功利性的方式“了结过去”“面向未来”,反而使得其与邻国的历史纠葛更加缠绕不清。而美国对日本的战略掌控以及日美同盟的战略针对性,既限制了日本外交“独立操作”的空间,也让其与相关国家之间的“信任赤字”难以消除。目前东北亚乃至整个世界正处于“百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日本与其纠结于传统地缘政治与冷战对立思维,莫如使其外交政策进一步与地区变革“同步”,以更开放、务实的姿态参与东北亚经济安全新体制的建构。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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