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托·彼得罗维奇·阿斯塔菲耶夫在一九八七年发表了一部小说，题目叫《忧伤的侦探》，小说的内容是一位名叫列昂尼德·索施宁的警察的生活经历以及他关于生活的思考，这部小说调性低沉，充满思索，在小说的结尾，一度离开主人公的妻女又回到他身边，深夜，他被女儿斯薇塔的鼾声惊醒，他走到熟睡中的女儿身边，激动万分，跪在床边，轻轻地把脸颊贴在女儿的脑袋上，“沉浸在甜蜜的痛苦和复活般的、具有生命创造力的忧伤之中”。最近重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版的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和《树号》两书，与二三十年前的阅读感受有很大不同，当时关注更多的是阿斯塔菲耶夫作品的“乡村散文”的流派属性，是其生态意识和道德勸谕等主题归纳，而如今最打动我的，却是阿斯塔菲耶夫在面对人和自然时的这种“甜蜜的痛苦和复活般的忧伤”。在《树号》中的《叶赛宁的忧伤》一文中，阿斯塔菲耶夫自己也曾将这一情感称作“苦涩的欢乐”和“净化的悲痛”。无论是“甜蜜的忧伤”还是“苦涩的欢乐”，无论是“复活般的忧伤”还是“净化的悲痛”，在阿斯塔菲耶夫这里都不仅仅是一种文字上的矛盾修饰，甚至也不是指抒情主体的一种双重情感，而是指人在面对自然、审视自然时持有的一种态度，一种自然观和世界观。
　　就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持续关注以及这一关注所获得的杰出的艺术呈现而言，阿斯塔菲耶夫无疑是俄国文学中一个强大传统的继承人。在他之前，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阿克萨科夫的《钓鱼笔记》、契诃夫的《草原》、普里什文的《大自然的日历》和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以及与阿斯塔菲耶夫同时代的索洛乌欣的《一滴露珠》等，已经在俄国文学中建构起一种主题相对集中、风格约略近似的文学范式，即用优美抒情的笔触描绘俄罗斯大自然的壮阔优美，以宽厚仁爱的感情面对生活在这一自然中的人，在与自然的对视和对话中获得情感和思想的升华。可以说，这样一种文学已经成为俄国文学的一大收获，一种特色。阿斯塔菲耶夫无疑是俄国文学这一传统在二十世纪下半期最成功、最典型的显现，而他对这一深远传统的丰富和发展，似乎就在于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注入了更多的忧伤、更多的内省。诚然，我们在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契诃夫的《草原》中早已体验过这样的忧伤，我们尤其记得契诃夫在《草原》中写下的一段话：“仿佛草原知道自己孤独，知道自己的财富和灵感对这世界来说白白荒废了，没有人用歌曲称颂它，也没有人需要它。”也就是说，草原的财富和灵感的“白白荒废”，说到底还是人的麻木，是社会环境的恶劣。但是，阿斯塔菲耶夫却将他面对大自然时的忧伤普遍化了，或者说，他将大自然中的忧伤当成了一个重要的描写客体。他时刻带着一双忧郁的眼睛打量自然，时刻体味着大自然无处不在的忧伤和痛苦，就像是一位“大自然的忧伤侦探”。
　　先看《树号》，在他的笔下，大海是忧伤的：“大海见过世面，大海仿佛银白眉毛的老者阅历很深，所以它才忧伤多于快乐。”（《故乡的小白桦》）天空也是忧伤的：“天空，它虽然忧愁、痛苦，却一直念念不忘人間和田园。”（《麦田上霞光闪烁》）河边的古树是忧伤的：“这棵古树年轮最多，瘦骨嶙峋，而且满面愁云。”（《水下公墓》）脚下的大地也是忧伤的：“我可爱的土地入睡了，它睡得很沉很沉，由于过分疲劳而大声喘息，鼾声不止。灾难和欢乐、爱情和仇恨都飘荡在我可爱的土地上。”（《俄罗斯田园颂》）在“秋之将至”的时候，他看见：“疲惫和担忧笼罩着自然界，接踵而来的是全然融入秋色，是依依不舍地与温暖告别。”（《秋之将至》）在雪后的花揪树下，他发现：“深红色的羽状叶从树上凋落，沙沙作响，声音哀婉凄凉，它们落在洁白但不耀眼的雪地上，感到孤独，充满忧伤。”（《绿色的星星》）在一片被践踏过的森林，他感觉森林“拼命想用蘑菇的伞形菌盖遮掩住创伤和疮痍”；他看到一片落叶，把它接在手中，开始“体味一下这一小片弱不禁风的桦树叶的淡淡哀伤”（《叶飘零》）。
　　再看《鱼王》，《鲍耶》一篇中那只无辜地被押解犯人的士兵开枪打死的名叫“鲍耶”的狗，“最后跟人一样悲痛地叹了一口气，死了，好像是在可怜谁，或者责怪谁”。《鱼王》是一出由人所导致的大自然悲剧，被滚钩缠住的鱼王成功地逃脱，但身负重伤的它只不过换了一种死亡的方式，捕鱼不成的渔夫伊格纳齐伊奇被自己布下的滚钩钩住，但最为忧伤的，还是痛心疾首地目睹并再现这一场景的作者。人们爱读《鱼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怜悯那条大鱼，是在怜悯以那条大鱼为象征的自然。那条大鱼的忧伤，《鱼王》及其作者的忧伤，于是也就成了我们的忧伤。正是这种弥漫在《鱼王》字里行间的忧伤，使得《鱼王》与海明威那洋溢着胜利者乐观豪情的《老人与海》拉开了距离。无处不在的忧伤，铺天盖地的忧伤，这种情感就像契诃夫在《苦恼》中描写主人公约纳的“苦恼”时所写的那样：“那种苦恼是广大无垠的。如果约纳的胸膛裂开，那种苦恼滚滚地涌出来，那它仿佛就会淹没全世界。”（《契诃夫小说选》，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62页。顺便说一句，这里的“苦恼”原本也可以译成“忧伤”）
　　阿斯塔菲耶夫说，面对一株渐渐凋零的白桦树，他之所以能“嗅到了一股令人怆悢伤怀的苦涩气息”，“不是凭听觉、视觉，而是凭着我身上还没有泯灭的对大自然的某种感应”（《叶飘零》）。与“大自然的某种感应”，让我们联想到了普里什文所说的对大自然“亲人般的关注”。阿斯塔菲耶夫如此执著地描写大自然的忧伤，他能如此细腻精准地写出大自然的忧伤，首先就是因为他与大自然有着超乎常人的亲近关系。他和普里什文一样，对大自然怀有亲人般的情感，他不是在居高临下地保护自然，不是在给自然以赐予，而永远以一种平等的态度看待自然，在自然之中，他不是局外人和旁观者，而就是自然中的一员，是自然中的自家人。当然，阿斯塔菲耶夫能够关注到大自然本身的忧伤，并加以艺术的呈现，这也与他的审美方式和创作方法有关。阿斯塔菲耶夫或许可以被称作一位“悲剧作家”，他总是悲天悯人的，他善于以品味忧伤的方式接近自然，亲近自然，与自然形成一种“患难与共”的关系，这其实也是他对自然所持的一种独特的审美态度。对忧伤的体验，“你的痛苦我承担”，是俄罗斯人、是基督徒面对包括自然、包括人生在内的整个世界常有的一种态度。体验忧伤，将忧伤上升到审美的范畴，这也是人类艺术由来已久的一种处理方式。最后，阿斯塔菲耶夫面对自然的态度，当然是他自我情感的主观投射，他将对自然的态度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世界观，他试图告诉世界，面对自然的态度就是面对人的态度，反过来，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的道德必修课，是一个人完满成长的必要前提之一。他认为，欢乐是少不经事的，而忧伤则是老成持重的。“忧伤像个明智的成年人，它已经存在千百万年了。欢乐则永远是童蒙稚年，天真烂漫，因为它在每个人的心灵中获得新生，年事越长，欢乐就越少，犹如花朵，林子越密，花就越少。”（《一滴水珠》）能体验到自然界中的忧伤，既是一种更深刻的面对自然的态度，也是一种更积极的道德自省，它代表人的情感深度和道德境界。总之，阿斯塔菲耶夫在大自然中看到的无处不在的忧伤，首先是他对大自然的悲悯之情，其次是一种审美方式，最后是一种道德升华。 　　阿斯塔菲耶夫面对自然的态度会促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自然界的万物为什么就一定是欢乐的呢？一棵树、一株草为什么就不会有它的忧伤呢？忧伤可以是欢乐和甜蜜的吗？忧伤能让我们失去什么，又获得什么？阿斯塔菲耶夫在给我们设置了這许多谜一样的问题之后，却在《鱼王》的结尾告诉我们：“我究竟在寻求什么呢？我为什么痛苦？由于什么原因？为了什么目的？我找不到回答。”（《我找不到回答》）没有答案，其实也是一种答案，他这是在提醒我们继续寻找，寻找仅仅属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答案。
　　他在《树号》的“序言”中写道：“失去了思想的生活，失去了‘思考和痛苦’的生活，就是空虚的生活、卑微的生活；有的时候，尽管已是成年，在痛苦之中发现了似乎是身边平常的真理，这真理充满了伟大的意义：‘我们热爱的一切事物和一切人都是我们的痛苦……’”他称“一切事”和“一切人”都是“痛苦”，当然不是指他遇见的一切事都是“灾难”，他遇见的一切人都是“灾星”，而是指他试图，也能够在一切事和一切人中品味出值得痛苦的东西。这种痛苦是发人深省的东西，因而让人成为思想的动物；这种痛苦是讓人心软的东西，因而让人成为善良的动物。在《鱼王》中也有能与这段话构成呼应的文字：“儿女是我们的幸福，是我们的喜悦，是我们光明的未来！但儿女也是我们的痛苦！是我们永难摆脱的忧愁！儿女，是我们接受人世审问的法庭，是我们的镜子，在这面镜子里，我们的良心、智慧、真诚、贞洁—一切都一览无遗。”大自然对于阿斯塔菲耶夫来说，也是这样的镜子，也就是他的“儿女”。
　　阿斯塔菲耶夫在《隔海不隔音》中写道：“他人的痛苦成了我的痛苦，他人的哀怨成了我的哀怨。在这样的时刻，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样，体验到了大地的痛苦，体验到了自然的哀伤，也就是与大地和自然融为了一体。“真希望和大地一起肃静一会儿，我怜悯自己，不知为什么也怜悯大地。”（《秋之将至》）好一个“怜悯大地”！一个自然之子的巨人形象就这样在我们眼前缓缓地站立起来。
　　阿斯塔菲耶夫曾这样写到叶赛宁的忧伤：“他一次同时承受了自己人民的万般痛苦，他为所有的人们，为一切有生命的物体承担了我们全都难以忍受的、异乎寻常的忧伤。我们常常在自己身上也听得到这种无言的忧伤，所以我们对这位出生于梁赞省的青年的诗感到特别亲切，非常倾慕。他为世人承受的忧伤，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一次再次地引起共鸣，他的疼痛和郁闷撞击着我们的灵魂。”（《叶赛宁的忧伤》）我们阅读阿斯塔菲耶夫，一如阿斯塔菲耶夫阅读叶赛宁，因为阿斯塔菲耶夫也在承受所有人、所有存在的忧伤，也在用他的疼痛和郁闷撞击我们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