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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5-0-01
文章最大，学而优则仕；光耀门楣，君亲师在上。中国文人自摇头晃脑背“仁义礼智信”时起，为官就成了人生的不二法门。只可惜，宦海沉浮，怀瑾握瑜者多，出将入相者少；世道艰难，白沙在涅者多，独善其身者少。屡屡受挫的文人或长啸当歌或低吟式微，隐逸也逐渐成为一条离经叛道又风光霁月的出路。近来读书，发觉古人的尺牍爱好提及官、隐二事，有人遮遮掩掩，有人坦坦荡荡，再结合文人的具体生平看，山水与庙堂间的抉择堪称考验处世之道的送命题，言之所向不是身之所向，身之所向又不是心之所向，当真进退维谷。
屈原以后，才子不遇和美人迟暮就变成了同义词，男权社会中，三纲五常禁锢女性；君权社会中儒家教条束缚文人。久而久之，文人竟有了一颗美人心。
“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古代女子们有美给悦己者的自觉，更伴随着愈演愈烈的道德钳制表现出“为道掩色”的目的。可是，就当美人们洗净铅华为博贤妇美名之际，文人们却“敷粉画眉”，存着立他人心中之形象的心思，怀抱着对雅逸生活的痴迷，摊开了信纸。唐代的李峤就是如此，他颇有文名，一生入仕，从未有过隐居的经历，却在尺牍中发高人远致，涉笔之景皆是“兰芝在室”、“密树栖烟”，不知情者以为进了潜夫之家，知情者也只是哂然一笑，官身再风雅也難避世用的嚣嚣大潮。如果说，李峤只是借用隐的“清”去点缀仕途，平衡心境，无可厚非。那明末文坛的陈继儒简直就是一个有口是心非的戏精，他29岁焚弃儒衣冠，多次辞官，在《与项东鳌》中写道：“男儿生不为名，亦宜斐然自完，何至腥秽烟霞，点垢泉石！”俨然端的是“山中雪满，犹然高卧”的隐士架子，可是收笔后又频扣富儿门，“隐”沦为了抬高身价的工具。只是文人粉饰文章，却不能粉饰历史，机关算尽，还是被人嘲为“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家”。
也许是喜欢《世说新语》的缘故，我格外关注两晋六朝文人们的身世，总觉得“江淹言隐，沈约言退”不过是求全法，乱世春秋里，武人张狂，文人受害，为官享不了荣华还搭进去性命。此种情况下，“辞官归隐”与“逼良为娼”都蜷缩成了艰难活命的姿态，文人口中的“悦同鳞羽，受止山壑”、“酒可千日而不饮，不可一饮而不醉”也都是苟活于山，避难于酒的体面说法，那副战战兢兢又心有不甘小模样和寄情管弦唱着“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的娼家女别无二致。
《世说新语·贤媛》中的李势之妹被桓温纳为姬妾，桓温妻子因善妒手持白刃相对，只是李家小妹早心死到不畏生死，神色娴正。书中“发委籍地，肤色玉曜”这八字写尽了女子的风姿，不能宜室宜家，但终究凭借着冰雪容貌和冰雪性情成了男子心中不能释怀的白月光。其实，真正有着麋鹿之性的文人也是如此动人心魄。皮日休在尺牍《移元征君书》中将隐士分为三类：道隐、性隐、名隐。道隐今世不可晓其名，名隐者是以此扬名的小人，只剩下性隐者，“入其室者惟清风，升其牗者为明月”，在俗世间游走，始终心怀赤诚。我想东坡就是这样的人，他淡化苦涩，随遇而安，贬官时便隐入被贬之地的山水，无用时就袖其手来闲看，在谪居惠州时竟然在《与子由书》中介绍起了吃羊骨头的乐趣，那一刻，大隐之道都带着抒发落拓性情的羊膻味。又想起了东坡的尺牍《与刘员父》中“其江湖人，久留辇下”的说辞，可见苏轼才是雅人深致，散人风光。性本洁净，不言隐却胜过万千隐士，我的心中先生自是如练的月华。
文人若美人，但终究比美人有更多的选择。于我看来，官、隐的不是检验品行高低的试金石，重点在于“官”要有官的底气，“隐”要有隐的资本。袁宏道在尺牍中给县令分类，若当“奔走之令”自然最下最苦，要是“有才之令”，“虽当繁剧，而才足以副之，用刀不折，游刃有余”也的确是可喜之事。若能于家国飘摇之际身先士卒，有力挽狂澜的本事，做到立功立德立言，那就是不朽之官了。至于“隐”同样也分苦乐，比如在尺牍中叙述的田园生活的宋人李之仪就已经不再是林荫品下闲坐的隐士了，“依田为生，一水旱便觉费力”，“待哺嗷嗷，不知所以为策”，文人的优雅被汗渍和焦灼淹没，那渴望的“吟哦妙语。叩牛角而为之节，低徊稍林，则写之笔下”的生活，需要卓然有余的物质作为基础。 官与隐是古代文人的送命题，有人低眉屈膝居庙堂；有人梗着脖子隐山林；有人当着高士不甘寂寞，有人身在高位日夜盼归。两难的选择耗去了太多文人的心力，归根结底都是欲望太多，执念难放。毕竟人非圣贤，如东坡目光通透也没有几个。
读古人到底隔着时空的沟壑，摊开书陷于官、隐的悖论，合上书就没了感同身受的体会，毕竟我行走的热闹人世间早已经没了隐者。图书馆里阳光正好，突然想起有人中如此评价黄庭坚：“山谷比较固执，境界未开；东坡一笑了之的事，山谷可以在心头掂量起来放不下。但他有退路，书便是。”是啊，闭门即是山林，读书随处净土。我抬头想着看了看我对面读书的姑娘，隐者在信息轰炸的时代隐去，也在以滋养灵魂的方式重塑。古代文人的送命题从不是我们的送命题。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5-0-01
文章最大，学而优则仕；光耀门楣，君亲师在上。中国文人自摇头晃脑背“仁义礼智信”时起，为官就成了人生的不二法门。只可惜，宦海沉浮，怀瑾握瑜者多，出将入相者少；世道艰难，白沙在涅者多，独善其身者少。屡屡受挫的文人或长啸当歌或低吟式微，隐逸也逐渐成为一条离经叛道又风光霁月的出路。近来读书，发觉古人的尺牍爱好提及官、隐二事，有人遮遮掩掩，有人坦坦荡荡，再结合文人的具体生平看，山水与庙堂间的抉择堪称考验处世之道的送命题，言之所向不是身之所向，身之所向又不是心之所向，当真进退维谷。
屈原以后，才子不遇和美人迟暮就变成了同义词，男权社会中，三纲五常禁锢女性；君权社会中儒家教条束缚文人。久而久之，文人竟有了一颗美人心。
“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古代女子们有美给悦己者的自觉，更伴随着愈演愈烈的道德钳制表现出“为道掩色”的目的。可是，就当美人们洗净铅华为博贤妇美名之际，文人们却“敷粉画眉”，存着立他人心中之形象的心思，怀抱着对雅逸生活的痴迷，摊开了信纸。唐代的李峤就是如此，他颇有文名，一生入仕，从未有过隐居的经历，却在尺牍中发高人远致，涉笔之景皆是“兰芝在室”、“密树栖烟”，不知情者以为进了潜夫之家，知情者也只是哂然一笑，官身再风雅也難避世用的嚣嚣大潮。如果说，李峤只是借用隐的“清”去点缀仕途，平衡心境，无可厚非。那明末文坛的陈继儒简直就是一个有口是心非的戏精，他29岁焚弃儒衣冠，多次辞官，在《与项东鳌》中写道：“男儿生不为名，亦宜斐然自完，何至腥秽烟霞，点垢泉石！”俨然端的是“山中雪满，犹然高卧”的隐士架子，可是收笔后又频扣富儿门，“隐”沦为了抬高身价的工具。只是文人粉饰文章，却不能粉饰历史，机关算尽，还是被人嘲为“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家”。
也许是喜欢《世说新语》的缘故，我格外关注两晋六朝文人们的身世，总觉得“江淹言隐，沈约言退”不过是求全法，乱世春秋里，武人张狂，文人受害，为官享不了荣华还搭进去性命。此种情况下，“辞官归隐”与“逼良为娼”都蜷缩成了艰难活命的姿态，文人口中的“悦同鳞羽，受止山壑”、“酒可千日而不饮，不可一饮而不醉”也都是苟活于山，避难于酒的体面说法，那副战战兢兢又心有不甘小模样和寄情管弦唱着“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的娼家女别无二致。
《世说新语·贤媛》中的李势之妹被桓温纳为姬妾，桓温妻子因善妒手持白刃相对，只是李家小妹早心死到不畏生死，神色娴正。书中“发委籍地，肤色玉曜”这八字写尽了女子的风姿，不能宜室宜家，但终究凭借着冰雪容貌和冰雪性情成了男子心中不能释怀的白月光。其实，真正有着麋鹿之性的文人也是如此动人心魄。皮日休在尺牍《移元征君书》中将隐士分为三类：道隐、性隐、名隐。道隐今世不可晓其名，名隐者是以此扬名的小人，只剩下性隐者，“入其室者惟清风，升其牗者为明月”，在俗世间游走，始终心怀赤诚。我想东坡就是这样的人，他淡化苦涩，随遇而安，贬官时便隐入被贬之地的山水，无用时就袖其手来闲看，在谪居惠州时竟然在《与子由书》中介绍起了吃羊骨头的乐趣，那一刻，大隐之道都带着抒发落拓性情的羊膻味。又想起了东坡的尺牍《与刘员父》中“其江湖人，久留辇下”的说辞，可见苏轼才是雅人深致，散人风光。性本洁净，不言隐却胜过万千隐士，我的心中先生自是如练的月华。
文人若美人，但终究比美人有更多的选择。于我看来，官、隐的不是检验品行高低的试金石，重点在于“官”要有官的底气，“隐”要有隐的资本。袁宏道在尺牍中给县令分类，若当“奔走之令”自然最下最苦，要是“有才之令”，“虽当繁剧，而才足以副之，用刀不折，游刃有余”也的确是可喜之事。若能于家国飘摇之际身先士卒，有力挽狂澜的本事，做到立功立德立言，那就是不朽之官了。至于“隐”同样也分苦乐，比如在尺牍中叙述的田园生活的宋人李之仪就已经不再是林荫品下闲坐的隐士了，“依田为生，一水旱便觉费力”，“待哺嗷嗷，不知所以为策”，文人的优雅被汗渍和焦灼淹没，那渴望的“吟哦妙语。叩牛角而为之节，低徊稍林，则写之笔下”的生活，需要卓然有余的物质作为基础。 官与隐是古代文人的送命题，有人低眉屈膝居庙堂；有人梗着脖子隐山林；有人当着高士不甘寂寞，有人身在高位日夜盼归。两难的选择耗去了太多文人的心力，归根结底都是欲望太多，执念难放。毕竟人非圣贤，如东坡目光通透也没有几个。
读古人到底隔着时空的沟壑，摊开书陷于官、隐的悖论，合上书就没了感同身受的体会，毕竟我行走的热闹人世间早已经没了隐者。图书馆里阳光正好，突然想起有人中如此评价黄庭坚：“山谷比较固执，境界未开；东坡一笑了之的事，山谷可以在心头掂量起来放不下。但他有退路，书便是。”是啊，闭门即是山林，读书随处净土。我抬头想着看了看我对面读书的姑娘，隐者在信息轰炸的时代隐去，也在以滋养灵魂的方式重塑。古代文人的送命题从不是我们的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