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音乐，本身并不具备治疗性，然而当音乐与治疗师相逢，简单的音符，却可成为一剂辅助治疗、继而提升优质生活的巧妙素材。
黄建为 台湾新竹人，民谣歌手，毕业于成功大学职能治疗系。第十八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得主，多年从事职能治疗师的实践经历让他成为名符其实的“疗愈系”歌手。
直到2011年，黄建为都保持着两个身份：白天，他是拥有“职能治疗师”职业资格的医生。夜晚，他是怀抱吉他、拥抱音乐世界的创作歌者。
黄建为的话匣子，从“职能治疗师”和“音乐治疗师”的概念纠错打开：“音乐治疗是一个独立学科，有其成熟完整的理论根据。而我从事的职能治疗，是以认知发展、神经发展的行为理论为根据治疗或协助有障碍的病人，音乐，只是能运用的众多媒介中的一项而已。”
如果不是念大学期间将母带寄去唱片公司，这个玩摇滚乐团、同时爱好禅定的大学生，很可能就会顺其自然在毕业后成为一个全职的职能治疗师。
这曾是黄建为两线并行的双轨生活：2005年，第一张专辑《Over the Way》发行，2006年边跑宣传边在台北做精神病人职能治疗的实习，接触受精神分裂症、忧郁症、失眠症等困扰的病患；后来，在台大医院做发展迟缓儿童职能治疗的实习。2007年，黄建为回到台南做成人职能治疗实习。2008年，实习结束后的他考完从医执照，出了第二张专辑《Come to me》。2009年当兵，2010年退伍后，正式从事小儿职能治疗一年。
对症下药
“职能治疗师的治疗媒介是多元的，每位治疗师都有自己的特色。”于是顺理成章地，音乐成了黄建为施展治疗的重要辅助手段。
在供职的私人诊所里，黄建为的工作内容像在学堂为孩子们上课。针对过动儿在学习上会分心、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的情况，黄建为用类似“一二三木头人”的游戏抓住孩子的注意力，代替指导语。用音乐作节拍，告诉他们听到什么声音做什么动作，例如拍手两下，全部人左转，拍手三下，又做别的事，训练注意力。黄建为善于观察，当带自闭症的小朋友时，他发现放音乐（尤其是敲打音乐）比较能够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因为他们对曲调，尤其是比较夸张的曲调较容易感知，一般的对话反而比较不容易感觉到。带孩子们的经历，是黄建为快乐的回忆，其中，最大的成就感来源于将孩子从不会说话，变到会说话，黄建为形容那种感觉很振奋。
除了陪伴孩子，黄建为一个礼拜还要照顾一次老人。有一次，诊所里来了一个老奶奶，她年轻的时候跟着家人移民美国，先生很早就过世，只有孩子陪伴她左右。但是随着日渐年迈，有一次她不幸中风了，孩子们决定将她送到台湾治疗。黄建为见到她的时候，她的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了，以至于诊所没有一个治疗师有办法教她做一些动作，因为她不配合。每次被帮佣推进来的时候，她都表现得非常忧郁，一个人低着头，不发一语。
黄建为决定为她唱些歌。“我一个人抱着一把吉他，不知道她喜欢听什么歌，就问外佣，她说，唱西洋老歌《Let it be me》她才听。”黄建为上网查到这首老歌，自己暗暗学会。歌声的魔力是不可言说的，第二天，黄建为在她面前刚刚开口，从来不讲话的她便突然抬起头，和他一起唱，后来，她就开始接受所有的治疗了。原来，这首歌是先生去世后，她和曾照顾她的美国伴侣一起唱的歌。“音乐勾起回忆，让人重拾热情、能量，这样的故事，只有在老人家身上才看得见。”黄建为笑说，“不过，那次事件的‘后遗症’是从此老人就经常拉着我陪她唱歌。”
有些歌恐怕只有我能写
作为歌手的黄建为，少年成名。2006年刚一发片，便以阳光的形象和“文火慢炖”的声线走红，2007年获得台湾金曲奖，但真正下定决心辞职全职做音乐人是2011年的事。
黄建为出生在台湾新竹，在台南读大学。5岁以前在新竹南边的小镇苗栗长大。从小由外婆带大的他，非常亲近大自然。外婆务农、做农事，他就在旁边细心观察。因此，在前期的作品中，黄建为一直在描述一个充满稻田、椰子树、白鹭鸶的完美世界，想把那些时光找回来。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职能治疗师的工作，也喜欢和同事、和小朋友们在一起的状态，毕竟做创作是比较寂寞的。”黄建为说，这样一份工作，会让人安宁、富有同理心，“后来呢，一方面在大陆的邀约变多，老请假让我觉得不好意思。另一方面，在上班的过程中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呆不住’的人，后来想说是不是自己不适合规律上班？”
另一边，是音乐领域的收获。随着在台湾Live演出的增多，网路上很多人会告诉黄建为：他的歌曲，陪他们度过了低潮、失眠和孤独。“我特别注意到，很多人出国读书的时候带着我的CD，说那一年只要想家，就会听我的歌，情绪就会舒缓很多。”
后来，黄建为渐渐有了一个想法：“我看到我们诊所，每一个孩子进来不能选择治疗师，是随机分配的。我发觉每一个老师包含我自己都是很OK的，能给孩子带来帮助。后来我就思考，这个环境里是不是有没有我没差太多，但回到创作歌手的领域，有些歌如果我不写，就没人能写的呢？”抱着这样的心态，黄建为决定辞职。
“不过，虽然我自己写歌，但是上课的时候我运用到的题材，都是孩子喜欢听的歌曲，比如海绵宝宝，灰太狼，多啦A梦等，我自己的歌反而派不上用场呢。”黄建为不忘开玩笑。
我也曾是个“病人”
黄建为的生活健康规律，爱踢足球、爱电视、爱看杂志，也爱跟朋友们聚在一起。但提到“疗愈系歌手”五个字，他却说，他想和这个称呼保持距离。
“我所理解的疗愈系，是一直不断给人正能量。能够疗愈别人的人，通常要能先处理自己的情绪。但其实我那时是忧郁、彷徨、矛盾的。”黄建为高中一年级开始组建摇滚乐团。“我是去医学院去读书后才变得比较温和一点”，出完第一张专辑在台湾得到一些成绩后，他并不太知道该怎么办，“当时本来想回去玩摇滚乐的，但合约签的是三张，所以得继续做民谣，很挣扎”。
“在那个时间点，大家会一直期望从我的歌声里得到安慰和鼓励，但我并没有多余的能量可以给别人。我尝试写不一样的歌，比较个人，不那么讨喜，但大家还是觉得我一上台就要很温柔，我还没有做好出专辑后会被贴标签的心理建设。”
黄建为大学时曾参加一个团体，潜心禅定、打坐，也曾吃素半年，觉得那样的生活方式会让人无比“透澈”：“我一直在想，我第一张专辑会让人感到愉悦放松，是因为那是我最认真的时候，连上广播通告时还不忘盘着腿，边禅定边接受访问。但得奖后，有过几年很排斥自己的形象，怕一直做出治愈系的歌，还曾一度故意戒掉禅定。”
“后来发现，似乎二者也并没有什么内在联系。”黄建为笑言。后来，他开始在网络平台发布一些时事、社会题材的歌，慢慢找回一点最初做摇滚乐团感觉。“我坦然了。我觉得这个时代，所有音乐、美术、现场表演的周期都很短，一个好表演和一首好歌停留在人心里的时间并不长。大家都说要超越自己，我反而觉得顺其自然最好了。”
未来，他期待着保持现在的表演方式，用一把吉他和年轻人交流。谈一谈共同面临的焦虑和一些不变的追求，用更自由、更多元的音乐，完成对彼此的疗愈。
黄建为 台湾新竹人，民谣歌手，毕业于成功大学职能治疗系。第十八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得主，多年从事职能治疗师的实践经历让他成为名符其实的“疗愈系”歌手。
直到2011年，黄建为都保持着两个身份：白天，他是拥有“职能治疗师”职业资格的医生。夜晚，他是怀抱吉他、拥抱音乐世界的创作歌者。
黄建为的话匣子，从“职能治疗师”和“音乐治疗师”的概念纠错打开：“音乐治疗是一个独立学科，有其成熟完整的理论根据。而我从事的职能治疗，是以认知发展、神经发展的行为理论为根据治疗或协助有障碍的病人，音乐，只是能运用的众多媒介中的一项而已。”
如果不是念大学期间将母带寄去唱片公司，这个玩摇滚乐团、同时爱好禅定的大学生，很可能就会顺其自然在毕业后成为一个全职的职能治疗师。
这曾是黄建为两线并行的双轨生活：2005年，第一张专辑《Over the Way》发行，2006年边跑宣传边在台北做精神病人职能治疗的实习，接触受精神分裂症、忧郁症、失眠症等困扰的病患；后来，在台大医院做发展迟缓儿童职能治疗的实习。2007年，黄建为回到台南做成人职能治疗实习。2008年，实习结束后的他考完从医执照，出了第二张专辑《Come to me》。2009年当兵，2010年退伍后，正式从事小儿职能治疗一年。
对症下药
“职能治疗师的治疗媒介是多元的，每位治疗师都有自己的特色。”于是顺理成章地，音乐成了黄建为施展治疗的重要辅助手段。
在供职的私人诊所里，黄建为的工作内容像在学堂为孩子们上课。针对过动儿在学习上会分心、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的情况，黄建为用类似“一二三木头人”的游戏抓住孩子的注意力，代替指导语。用音乐作节拍，告诉他们听到什么声音做什么动作，例如拍手两下，全部人左转，拍手三下，又做别的事，训练注意力。黄建为善于观察，当带自闭症的小朋友时，他发现放音乐（尤其是敲打音乐）比较能够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因为他们对曲调，尤其是比较夸张的曲调较容易感知，一般的对话反而比较不容易感觉到。带孩子们的经历，是黄建为快乐的回忆，其中，最大的成就感来源于将孩子从不会说话，变到会说话，黄建为形容那种感觉很振奋。
除了陪伴孩子，黄建为一个礼拜还要照顾一次老人。有一次，诊所里来了一个老奶奶，她年轻的时候跟着家人移民美国，先生很早就过世，只有孩子陪伴她左右。但是随着日渐年迈，有一次她不幸中风了，孩子们决定将她送到台湾治疗。黄建为见到她的时候，她的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了，以至于诊所没有一个治疗师有办法教她做一些动作，因为她不配合。每次被帮佣推进来的时候，她都表现得非常忧郁，一个人低着头，不发一语。
黄建为决定为她唱些歌。“我一个人抱着一把吉他，不知道她喜欢听什么歌，就问外佣，她说，唱西洋老歌《Let it be me》她才听。”黄建为上网查到这首老歌，自己暗暗学会。歌声的魔力是不可言说的，第二天，黄建为在她面前刚刚开口，从来不讲话的她便突然抬起头，和他一起唱，后来，她就开始接受所有的治疗了。原来，这首歌是先生去世后，她和曾照顾她的美国伴侣一起唱的歌。“音乐勾起回忆，让人重拾热情、能量，这样的故事，只有在老人家身上才看得见。”黄建为笑说，“不过，那次事件的‘后遗症’是从此老人就经常拉着我陪她唱歌。”
有些歌恐怕只有我能写
作为歌手的黄建为，少年成名。2006年刚一发片，便以阳光的形象和“文火慢炖”的声线走红，2007年获得台湾金曲奖，但真正下定决心辞职全职做音乐人是2011年的事。
黄建为出生在台湾新竹，在台南读大学。5岁以前在新竹南边的小镇苗栗长大。从小由外婆带大的他，非常亲近大自然。外婆务农、做农事，他就在旁边细心观察。因此，在前期的作品中，黄建为一直在描述一个充满稻田、椰子树、白鹭鸶的完美世界，想把那些时光找回来。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职能治疗师的工作，也喜欢和同事、和小朋友们在一起的状态，毕竟做创作是比较寂寞的。”黄建为说，这样一份工作，会让人安宁、富有同理心，“后来呢，一方面在大陆的邀约变多，老请假让我觉得不好意思。另一方面，在上班的过程中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呆不住’的人，后来想说是不是自己不适合规律上班？”
另一边，是音乐领域的收获。随着在台湾Live演出的增多，网路上很多人会告诉黄建为：他的歌曲，陪他们度过了低潮、失眠和孤独。“我特别注意到，很多人出国读书的时候带着我的CD，说那一年只要想家，就会听我的歌，情绪就会舒缓很多。”
后来，黄建为渐渐有了一个想法：“我看到我们诊所，每一个孩子进来不能选择治疗师，是随机分配的。我发觉每一个老师包含我自己都是很OK的，能给孩子带来帮助。后来我就思考，这个环境里是不是有没有我没差太多，但回到创作歌手的领域，有些歌如果我不写，就没人能写的呢？”抱着这样的心态，黄建为决定辞职。
“不过，虽然我自己写歌，但是上课的时候我运用到的题材，都是孩子喜欢听的歌曲，比如海绵宝宝，灰太狼，多啦A梦等，我自己的歌反而派不上用场呢。”黄建为不忘开玩笑。
我也曾是个“病人”
黄建为的生活健康规律，爱踢足球、爱电视、爱看杂志，也爱跟朋友们聚在一起。但提到“疗愈系歌手”五个字，他却说，他想和这个称呼保持距离。
“我所理解的疗愈系，是一直不断给人正能量。能够疗愈别人的人，通常要能先处理自己的情绪。但其实我那时是忧郁、彷徨、矛盾的。”黄建为高中一年级开始组建摇滚乐团。“我是去医学院去读书后才变得比较温和一点”，出完第一张专辑在台湾得到一些成绩后，他并不太知道该怎么办，“当时本来想回去玩摇滚乐的，但合约签的是三张，所以得继续做民谣，很挣扎”。
“在那个时间点，大家会一直期望从我的歌声里得到安慰和鼓励，但我并没有多余的能量可以给别人。我尝试写不一样的歌，比较个人，不那么讨喜，但大家还是觉得我一上台就要很温柔，我还没有做好出专辑后会被贴标签的心理建设。”
黄建为大学时曾参加一个团体，潜心禅定、打坐，也曾吃素半年，觉得那样的生活方式会让人无比“透澈”：“我一直在想，我第一张专辑会让人感到愉悦放松，是因为那是我最认真的时候，连上广播通告时还不忘盘着腿，边禅定边接受访问。但得奖后，有过几年很排斥自己的形象，怕一直做出治愈系的歌，还曾一度故意戒掉禅定。”
“后来发现，似乎二者也并没有什么内在联系。”黄建为笑言。后来，他开始在网络平台发布一些时事、社会题材的歌，慢慢找回一点最初做摇滚乐团感觉。“我坦然了。我觉得这个时代，所有音乐、美术、现场表演的周期都很短，一个好表演和一首好歌停留在人心里的时间并不长。大家都说要超越自己，我反而觉得顺其自然最好了。”
未来，他期待着保持现在的表演方式，用一把吉他和年轻人交流。谈一谈共同面临的焦虑和一些不变的追求，用更自由、更多元的音乐，完成对彼此的疗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