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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的对外贸易中，中国市场举足轻重。
德国联邦统计局8月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经调整后，6月份德国商品出口额环比上升1.3%，连续第14个月环比上升;商品进口额环比上升0.6%。当月，德国从中国进口贸易额达到109亿欧元，同比上涨11.1%;对华出口额达到95亿欧元，同比上涨16%。
不仅如此，2016年—2020年，中国连续5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两国双边贸易额在全球贸易遭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仍然做到了逆势上扬，成为德国对外贸易难得的增长点。2020年，中德双边贸易额达到2120亿欧元，占中欧当年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还多。
以上述紧密的经贸联系为基础，过去很长时间以来，我们认为中德经贸关系是中国与欧盟经贸关系的压舱石。
这一点也能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对华态度得到佐证。2005年上台以来，默克尔多次访问中国，她本人也是同期欧洲领导人中访问中国次数最多的。几乎每次出访中国，默克尔都会带来庞大的经贸代表团，而在中德政府建立的定期磋商机制中，经贸合作也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2019年9月9日，在默克尔完成对华访问（6日-7日）后，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主持召开例行记者会时，这样评价道：“默克尔总理此访是第12次访华，应该是访华次数最多、对中国情况最了解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之一。默克尔总理此次访华期间签署了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双方对此次成果均感到满意。”
不过，2021年以来，中德经贸作为中欧经贸关系“压舱石”的角色能否得到延续，似乎正在成为一个问题。
德国联邦议员选举将于2021年9月26日举行，眼下，大选正走向白热化。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历届大选中基本没有存在感的对华政策，如今已成为德国各大政党大谈特谈的话题。
德国联盟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在竞选纲领中提到“如今最大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挑战来自中国，它是竞争者、合作伙伴，也是系统性对手”。联盟党建议对中国采取“双重策略”：必要时，采取与跨大西洋伙伴和其他盟友更加协调一致的立场，在保护知识产权、数据、技术等方面与中国抗衡;可能时，在平等竞争与互惠的基础上推动与中国的合作。
德国绿党籍的总理候選人安娜莱娜·贝尔伯克则公开表示，如果绿党获得执政，德国将会收紧对华政策，其中就包括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贝尔伯克提出，欧盟需要对中国输欧产品采取更严格的措施，并呼吁对这些产品征收更高关税，以此削弱中国产品的竞争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绿党还在竞选纲领中对新疆、西藏、香港等中国内政问题指手画脚。
德国社民党（社会民主党）曾被普遍认为是对华友好的德国主要政党，但其也在此次竞选纲领中提出与中国的利益、价值观冲突正在增多。
上述三个党派是目前德国大选中支持率排名靠前的。从他们的公开表态看，最终无论谁胜出，都很可能或多或少地收紧对华政策。
德国在欧盟工业结构中位置的改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德国政府、工业界对待中国市场的态度。
德国是外向型经济体。其庞大的对外贸易得益于德国高水平、规模庞大且种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汽车、机械和化工等领域的工业制成品是德国的经济支柱。这样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德国离不开高度开放的国际市场;中国市场是国际市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德国需要与中国保持密切的经贸联系。
德国同时也是欧盟的轴心国，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受益者。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德国成功在欧盟产业链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德国利益与欧盟利益的重合度也越来越高。近些年，德国工业界越来越把欧盟产业链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例如在《国家工业战略2030》（2019年发布）中，德国政府就被认为“以一种势力范围的思维来看待欧盟产业链”。该文件认为欧元区应该保持一个闭环的工业增值链，认为如果增值链的所有环节都在欧盟区域内完成，那整个链条将具有更强的对外部竞争的抵御能力。
以后，在看待中德经贸合作的时候，德国可能更多地站在欧盟整体利益上而非中德立场上。
不仅如此，在欧洲，一些人对中国企业的迅速崛起、中国在欧洲的投资抱有很强的戒备与不信任心理;有一部分人担心中国制造业的持续崛起会威胁德国对欧盟产业链的主导地位。而持续了一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很可能不会减轻而是加重了这种疑虑。
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供应链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脆弱性。全球化推动市场分工、产业分工走向价值链分工，同时，分工越细，链条越紧密，资源配置效率越高，但这也意味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链条都会受到影响。假设德国企业生产一辆汽车需要从全世界购买100个零部件才行，那么疫情期间，因为生产、运输等任何一个环节的阻塞，德国只能购买99个零部件，汽车就无法完成生产。完全要求德国自己生产这100个零部件是不现实的，成本太高;但如果一步一步要求100个零部件全部在欧盟内部生产呢？可操作性将大大增强。
政治态度的改变、对华经贸立场的改变，都会对中德经贸产生持续影响，令其作为中欧经贸关系“压舱石”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德国联邦统计局8月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经调整后，6月份德国商品出口额环比上升1.3%，连续第14个月环比上升;商品进口额环比上升0.6%。当月，德国从中国进口贸易额达到109亿欧元，同比上涨11.1%;对华出口额达到95亿欧元，同比上涨16%。
不仅如此，2016年—2020年，中国连续5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两国双边贸易额在全球贸易遭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仍然做到了逆势上扬，成为德国对外贸易难得的增长点。2020年，中德双边贸易额达到2120亿欧元，占中欧当年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还多。
以上述紧密的经贸联系为基础，过去很长时间以来，我们认为中德经贸关系是中国与欧盟经贸关系的压舱石。
这一点也能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对华态度得到佐证。2005年上台以来，默克尔多次访问中国，她本人也是同期欧洲领导人中访问中国次数最多的。几乎每次出访中国，默克尔都会带来庞大的经贸代表团，而在中德政府建立的定期磋商机制中，经贸合作也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2019年9月9日，在默克尔完成对华访问（6日-7日）后，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主持召开例行记者会时，这样评价道：“默克尔总理此访是第12次访华，应该是访华次数最多、对中国情况最了解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之一。默克尔总理此次访华期间签署了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双方对此次成果均感到满意。”
德国大选正走向白热化
不过，2021年以来，中德经贸作为中欧经贸关系“压舱石”的角色能否得到延续，似乎正在成为一个问题。
德国联邦议员选举将于2021年9月26日举行，眼下，大选正走向白热化。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历届大选中基本没有存在感的对华政策，如今已成为德国各大政党大谈特谈的话题。
德国联盟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在竞选纲领中提到“如今最大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挑战来自中国，它是竞争者、合作伙伴，也是系统性对手”。联盟党建议对中国采取“双重策略”：必要时，采取与跨大西洋伙伴和其他盟友更加协调一致的立场，在保护知识产权、数据、技术等方面与中国抗衡;可能时，在平等竞争与互惠的基础上推动与中国的合作。
德国绿党籍的总理候選人安娜莱娜·贝尔伯克则公开表示，如果绿党获得执政，德国将会收紧对华政策，其中就包括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贝尔伯克提出，欧盟需要对中国输欧产品采取更严格的措施，并呼吁对这些产品征收更高关税，以此削弱中国产品的竞争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绿党还在竞选纲领中对新疆、西藏、香港等中国内政问题指手画脚。
德国社民党（社会民主党）曾被普遍认为是对华友好的德国主要政党，但其也在此次竞选纲领中提出与中国的利益、价值观冲突正在增多。
上述三个党派是目前德国大选中支持率排名靠前的。从他们的公开表态看，最终无论谁胜出，都很可能或多或少地收紧对华政策。
或重构欧盟内产业链
德国在欧盟工业结构中位置的改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德国政府、工业界对待中国市场的态度。
德国是外向型经济体。其庞大的对外贸易得益于德国高水平、规模庞大且种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汽车、机械和化工等领域的工业制成品是德国的经济支柱。这样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德国离不开高度开放的国际市场;中国市场是国际市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德国需要与中国保持密切的经贸联系。
德国同时也是欧盟的轴心国，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受益者。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德国成功在欧盟产业链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德国利益与欧盟利益的重合度也越来越高。近些年，德国工业界越来越把欧盟产业链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例如在《国家工业战略2030》（2019年发布）中，德国政府就被认为“以一种势力范围的思维来看待欧盟产业链”。该文件认为欧元区应该保持一个闭环的工业增值链，认为如果增值链的所有环节都在欧盟区域内完成，那整个链条将具有更强的对外部竞争的抵御能力。
以后，在看待中德经贸合作的时候，德国可能更多地站在欧盟整体利益上而非中德立场上。
不仅如此，在欧洲，一些人对中国企业的迅速崛起、中国在欧洲的投资抱有很强的戒备与不信任心理;有一部分人担心中国制造业的持续崛起会威胁德国对欧盟产业链的主导地位。而持续了一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很可能不会减轻而是加重了这种疑虑。
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供应链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脆弱性。全球化推动市场分工、产业分工走向价值链分工，同时，分工越细，链条越紧密，资源配置效率越高，但这也意味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链条都会受到影响。假设德国企业生产一辆汽车需要从全世界购买100个零部件才行，那么疫情期间，因为生产、运输等任何一个环节的阻塞，德国只能购买99个零部件，汽车就无法完成生产。完全要求德国自己生产这100个零部件是不现实的，成本太高;但如果一步一步要求100个零部件全部在欧盟内部生产呢？可操作性将大大增强。
政治态度的改变、对华经贸立场的改变，都会对中德经贸产生持续影响，令其作为中欧经贸关系“压舱石”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