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最為矛盾，其對華政策是在矛盾中制訂，也是在矛盾中實施下去的。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國力仍然弱小，並且在對付前蘇聯方面，中國是和美國站在一起的，美國總體上對中國抱非常積極的看法。在克林頓政府期間，美國對華基本上在“接觸”與“接觸+圍堵”之間。到小布希政府，美國新保守主義崛起，開始在如何圍堵中國方面下功夫。
　　但不巧，“911”恐怖主義事件發生，美國不得不改變其對華政策，中美兩國勉強地找到了一些共同的利益，或者共同的“敵人”，即恐怖主義。到奧巴馬政府，美國提出“重返亞洲”策略，在南中國海等問題上對中國咄咄逼人。在國際經濟上，奧巴馬強調，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的主要目標，就是美國要繼續保持其“書寫規則”的權利，而絕不容許中國擁有這份權利。
　　的確，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世界秩序的重要一員、第二大經濟體，並且會很快趕上和超過美國，是最大的貿易國。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等，都讓美國異常憂慮甚至恐懼，因為這些意味著中國已經開始改寫或者重新制定國際規則的過程。
　　為什麼美國和西方對中國如此恐懼呢？簡單地說，美國這幾年來逐漸形成了對中國的三個冷戰判斷，即政治上的權威主義；經濟上的國家資本主義；國際關係上的新擴張主義。儘管對中國來說，這幾個判斷是完全錯誤和帶偏見的，但這些判斷對美國的對華政策的影響則是確實的。
　　第一，西方對中國發展過程中的政治制度抱冷戰思維。近代以來，政治制度的不同往往是國家之間對抗和衝突的其中一個重要根源。在這方面，西方和中國的價值觀全然不同。中國相信不同政治制度的和諧共存，而西方往往對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視為競爭者甚至敵人。
　　對後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政治變化，西方一直抱有希望。在80年代，西方相信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中國會演變成西方那樣的自由民主制度國家。1989年天安門事件對西方是一個嚴重的打擊。
　　但90年代以來，鄧小平所實施的一些重要舉措，緩解了西方對中國的看法。西方認為，這些方面的變化構建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民主”。在胡錦濤時代，西方趨向於接受當時提出的“黨內民主引導人民民主”的中國政治發展過程，即黨內民主在先，社會民主在後。
　　但近年來，西方在這個方面的希望消失得很快。西方的一些精英一方面理解中共十八大以後的集權，因為無論是頂層設計，還是反腐敗或是黨內反寡頭政治，都需要權力集中，但另一方面，他們也認為這些促成了中國走上了一條和西方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
　　概括地說，當西方看到中國不僅沒有走西方式“民主道路”，而且發展出了自己的政治模式的時候，西方就莫名其妙地感覺到了“威脅”。今天，西方基本的判斷是中國的“權威主義”趨於永久化。對西方來說，更為嚴峻的是，中國的“權威主義”政治體制已經對非西方國家產生很大影響，越來越多的國家會仿照中國的體制。在西方看來，這是對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挑戰和最大的“威脅”。
　　第二，對中國經濟制度的冷戰思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制度漸趨成熟，形成了具有自己特殊的“混合經濟模式”。不過，西方簡單地把中國視為是“國家資本主義”模式。80年代，西方相信中國會從計劃經濟轉型到自由市場經濟，但現在已經沒有這種觀點了。近年來，西方一直在炒作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概念。
　　今天西方所認定的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內外部影響，主要包括如下幾個層面：一、國家資本主義導致中國內部市場的不開放，西方企業在中國失去了“競爭力”；二、中國國有企業在國際市場上政治原則高於經濟原則，影響西方企業的競爭力；三、國家資本主義是中國“外部擴張”的主要政治工具。在西方看來，正如前蘇聯經濟模式是對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模式的最大威脅，今天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已經成為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的最大經濟威脅。
　　第三，對所謂的中國“新帝國主義”的冷戰思維。主要表現在西方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冷戰式思維，認為這是中國國際擴張主義的體現。德國外長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的言論可以視為是西方國家態度的變化。在2018年慕尼克安全會議上，這位外長指中國借“一帶一路”打造有別於自由、民主與人權等西方價值觀的制度，自由世界的秩序正在解體，“目前中國是唯一擁有、而且堅定實現全球性地緣政治目標的國家”，西方國家應當提出對策。這位外長還警告歐洲被中國和俄羅斯分化的危險。
　　緊接著，德國總理默克爾也警告中國，認為中國不應對巴爾幹國家的投資與政治問題聯繫起來。歐洲國家包括德國早先對“一帶一路”持積極的態度，但現在立場出現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並非僅限於德國，而是相當普遍。美國本來就反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國務卿蒂勒森在被特朗普解職之前，到處說中國是“新帝國主義”。美國現任國防部長更是在各個場合把中國“塑造”成“新擴張主義”，似乎中國的目標就是要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新霸權。
　　視中國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
　　對中國來說，絕對不可以忽視美國為核心的西方對中國的這三個判斷。歷史地看，所有國家的重大外交決策，就是建立在對時代和其他國家的判斷之上的。實際上，這三個判斷基本上也是冷戰前美國對前蘇聯的判斷。細讀一下美國駐蘇代辦喬治·肯南（George Frost Kennan）在1946年發出的8000字電文，其核心就是這樣的判斷。二戰期間，美國和蘇聯還是盟友，但因為有這樣的判斷，兩國很快就陷入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對中國的戰略基本上包括三個方面：一、圍堵和遏止中國崛起，至少防止中國挑戰西方的霸權；二、鼓勵中國進入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不想失去中國，即不想讓中國成為另外一個“蘇聯”；三、改變中國成為一個類似西方的國家。但現在這些選項都沒有用了。西方的新冷戰思維是：既然西方沒有能力圍堵遏止中國，也沒有能力改變中國，因此，一個可行的選擇就是中國變成另一個“蘇聯”，和中國進行一場新的冷戰，這樣西方至少可以團結起來，盡最大的努力遏止中國的擴張，並且也能孤立中國。 　　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以及美國國防部2018年1月分別發表的國家戰略報告與國防戰略報告，都直接稱中國和俄羅斯是美國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並聲稱美國將聚集資源應對中俄的挑戰。非常有意思的是，白宮新聞發言人把美國的這份國家戰略報告，稱之為美國“新時代的新國家安全戰略”。這種稱呼和中國領導人所提出“新時代”相呼應，其針對中國的目標昭然若揭。
　　和中國的新冷戰會如何進行呢？這個問題需要去問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但不是基辛格本人，而是要去研讀他的作品，研讀他對國際關係史和世界外交史的科學分析和深刻洞見。基辛格在外交上是赤裸裸的現實主義。可以說，基辛格主義是馬基雅維利主義在外交領域的體現。
　　人們可以把基辛格主義歸納為三條：一、無意識形態性，即不要用任何意識形態來分析國際關係和外交政策，國際關係的核心是赤裸裸的利益，儘管這種利益不僅僅是物質意義上的；二、無道德性，即不要用任何道德觀來影響人們處理外交關係，今天的敵人可以是明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可以是明天的敵人；三、手段上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即目的證明手段正確，只要能夠實現國家利益和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只要能夠擊敗敵人，使用什麼樣的手段都是正當的。
　　美國以什麼對中國發動冷戰
　　在特朗普剛剛當選總統的時候，美國傳出基辛格在為新政府設計“聯俄抗中”的思路。儘管“聯俄抗中”因為特朗普的“通俄門”而中止，但這個思路是符合基辛格的邏輯的。“聯俄抗中”要轉化成實踐並不那麼容易，因為在漫長的冷戰期間，美國社會累積起來的對蘇聯（俄羅斯）的仇恨，並沒有那麼容易消解。今天，“聯俄抗中”不提了，但又出現了美國可以發動冷戰的“抓手”，包括貿易戰、朝鮮核危機、臺灣、南中國海等問題。
　　很多人在思考如何贏得和美國的競爭甚至戰爭，主要還是從中美的武力衝突著眼的。不過，中美兩國同為核大國，之間爆發大規模的熱戰的可能性不是沒有，但概率極低。即使發生衝突，也會只是局部性的，並且不會在本土，而在其他地區。即使像南中國海這樣的地方，也不太會發生熱戰，因為南中國海島礁是中國領土，攻擊南中國海島礁會被視為是攻擊中國本土。對美國來說，武力較量很重要，但武力較量只是為了更有效地進行一場新冷戰。就美國與蘇聯冷戰的成功經驗來說，美國也會選擇冷戰，而非熱戰。
　　因此，對中國來說，不僅要化解熱戰的威脅，更要有勇氣和美國打一場新冷戰。要從最壞處著想，往最好處努力。一旦貿易戰演變成為冷戰，這會是一場全方位的冷戰，包括朝鮮半島、臺灣、南中國海、西藏、新疆、“一帶一路”、產業政策、開放政策、政治模式和意識形態等等，都會成為戰場。
　　地緣政治的變遷可以說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前些年大家都在討論中美兩國會不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擔心並非沒有道理。正如哈佛大學教授、“修昔底德陷阱”理論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領導的研究小組所發現的，自1500年以來，人類歷史上經歷了16次主要的權力轉移，即從一個大國轉移到另一個大國，有12次發生了戰爭，只有四次避免了戰爭。
　　就是說，中美之間的衝突乃至戰爭的概率是相當高的。正因為這樣，多年來，中國提出了和美國建設新型大國關係的政策導向，目標就是要有意識地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但要避免這個陷阱，需要中美雙方的共同努力。現在，美國開始貿易戰，要通過貿易戰來拖慢甚至遏止中國的崛起。不過，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吳下阿蒙了，有能力和美國較量了。說穿了，冷戰總比熱戰好。
　　最後，還是一句話，歷史上，任何一個大國的大國地位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更不是別國給的，而是鬥爭出來的。中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