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后现代农业”在西方不仅成为后现代思想中的常用概念，而且在实践中也已开始了它的初步尝试。从价值取向的思想实验到生态文明的实践尝试，它立基于生态学的高度建构了土地关怀理念，并适时地提出了再生性农业及三大原则，十分具体地指明了如何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来保持土壤肥力、保护生物种类，以改善土地的健康状况。后现代农业的初步尝试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典范并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贡献，且在实证着后现代思想的总体观念：人类成功与否取决于人类如何理解他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如何提升适应自然的能力。
[关键词]后现代农业；土地关怀；再生性农业；有机农业；生态学；生态文明
“后现代农业”一词，在西方已然成为后现代思想中的常用概念。在后现代主义思想代表性人物大卫·雷·格里芬（David Kay Griffin）编撰的《后现代精神》一书中，就有迪恩·弗罗伊登博格（C. Dean Freudenberger）专门撰写的《后现代世界中的农业》一章，其中“后现代农业”已是其反复使用的固定概念了。弗罗伊登博格宣称：“在我看来，我们在农业方面已进入了一个后现代世界。我之所以坚持这一看法，是因为我坚信，这个曾养育了我的现代世界已处于崩溃的边缘。而与此同时，新的希望的曙光正在微微展露。”①他确信，后现代思想中的生态观及其对土地的关怀精神，即其曙光之所在，因此他适时地提出了“后现代农业”这一概念。他如是说道：“至此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要想展望后现代农业，需要有一个全新的范式，要求彻底实现由还原论向生态学观点的转变。”②显然，弗氏是立足于现代生态观视角推出他的“后现代农业”概念并作出他的预言的。而我们若要认真从学术史范畴追论的话，则学科意义之“生态”（Eco）概念源于古希腊词语，其意为生存环境，即生物在一定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且指生物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丝丝相扣的深层关系③。而在1869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提出“生态学”概念后，它已然成为了一门正式的现代学科。
然而，我们必须确知的是，无论后现代思想如何先进，它终究是建立于对现代主义的反思与解构基础上的。如果说现代思想的核心是个体主义的话，那么后现代精神则重在整体意义或事物之内在关系的实在性上，这一价值取向使后现代精神富有一个重要特征，即有机主义，而在这一有机主义的思想前提下，“與自然融为一体的后现代意识同实利主义的现代意识之间有着天壤之别”①。可见，与自然融为一体是后现代有机主义精神的突出特征。值得一提的是，后现代思想中的这种整体的有机主义观念，与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整体观多少有合拍之处。与其说中国古代思想早就具有了后现代特征，毋宁说从思维方式上考察，中国古代的整体思维、综合思维，恰与后现代思想中的有机主义观念偶合。
一、何为后现代农业的土地关怀
笔者试图从后现代思想中提取出“土地关怀”这一概念，仍是基于弗罗伊登博格的基本理念。他断言：“未来的农业将会体现出关怀土地的精神。”②他坚信，这种土地关怀精神，决非源于追求一己私利之动机，而只能是源于人们对生命的感恩情怀：
从精神角度看，后现代农业追求新的价值、新的目标以及对个人和社区的新的自我理解。它追求土地的健康价值、人类与土地间融洽关系的价值、人类和非人类生命之间的公正价值、工作和关系中的意义价值。后现代农业以改进土地、农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为奋斗目标，它的最终目的在于对这个星球上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命的进化过程作出贡献。后现代农业按照有助于而且促进同它发生相互作用的自然体系的思路来设计和运转。它能使自然体系变得更完整、美丽、和谐。未来的农业将会体现出关怀土地的精神，而对土地的这种关怀，不是来源于追求私利的动机，而是来自人们对生命的感恩之情。③
其实，后现代农业的这种土地关怀，一直有其鲜明的方向与目标感，故其“最终目的在于对这个星球上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命的进化过程作出贡献”。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十分清晰地点出了“生命进化过程”，也就是说，在逻辑上后现代思想仍承认这一进化过程的合理性。诚如中国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钱穆所标举的“人文演进”观，既承认人类文化的演进，但又将其纳入中国古代思想的“天人合一”观，坚称中国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才是对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事实上，古今中外的生态观皆不乏土地关怀。中国西周时期就曾颁布过《伐崇令》，其中就有不准乱伐树木、破坏水源的条律。而在思想观念中，中国古代的土地关怀，则是离不开天、地、人三才观与天地“生生”的生命观：“古代中国有所谓的三才说，三才就是天、地、人，这三者有一些很微妙的对应和呼应关系。天上有风，地下有水，人也有经络气脉血流，据说，地和人一样，有‘生气流注’的脉络，这种脉络也叫龙脉。”④中国古人极重视这种地脉，地脉自有其地势走向，整体上构成一个连贯脉络，故在中国古人眼中，这种生气流注而运行无碍的脉络是不能被随意切割破坏的。而在现代科学体系中，它则属之于“环境地学”⑤范畴。18世纪时，西方就已有了专门探讨人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学派，所谓“地理环境决定”论就是其时的产物。
当然，后现代农业的土地关怀，决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取向与目标方向，它还十分具体地体现在两个十分重要的范畴上：保持土壤肥力与保存生物种类。诚如弗氏所言：“美妙的是，在后现代农业中，人们将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来改善土地的健康状况（保持土壤的肥力，保存生物种类）。那种旧的为了攫取财富和权力而对自然系统加以控制和操纵的价值观，将让位于同自然的合作和对它的培育，这是一种出于感恩之心而去关怀自然系统的人类精神的表现。”①显然，这种土地关怀，其前提不仅是须具备一种价值观与精神取向，更重要的是实践行动——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去具体落实到对土壤肥力的保持、对生物各类的保存上。
二、后现代农业中的再生性农业及其基本原则
重要的是，后现代农业无可避免地要面对现代农业中的种种复杂性问题。这里有必要提及，所有生态系统都天然地具有其内在的复杂性，现代人工系统条件下的生态文明，则使这种复杂性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而，后现代农业既要面对这一复杂性系统，又要尽其所能地利用既定生物群落中的生物多样性特点，这就使其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再生性农业概念”②这一命题。弗罗伊登博格声称：“我们已在着手寻找一条不再引起土壤和食物系统毒性增加的新途径。”③同时，他还关注到，土壤表层的流失已达到空前的程度，从数量上看，人类已然侵蚀地球土壤蓄积量的50%，此外，土地沙化还将继续掠夺30%的土地。据此，他问道：超出60亿的地球人口如何利用4%—5%的土地养活自己？这是后现代农业所面对的一个需要多学科合作分工的交叉性大课题：既要开辟出一条去除土壤与食物毒性的新途径，又要保持水土不再流失，更要以极其有限的土地养活如此众多的人口。 也许，正是在这一课题视野下，后现代农业适时地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再生性农业”概念，用弗罗伊登博格极为严肃的话语说：世界当前已面临着的农业危机，正在深刻孕育着一种极具挑战性的观念，而这一观念深深扎根在一个历史漫长而又无可挽回的破坏性传统中，故其必然要创造出一个“自力更生的再生性农业”。弗氏对此认真地进行了界定：“为了定义和讨论的方便，我们可以对再生性农业下这样一个定义：再生性农业出于对社会和未来利益的考虑，力图寻找一条可以把生物的再生机制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之上的道路。再生性农业的运作在给生产社区带来更高的声望和更大的福利的同时，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改进物理和生物环境。它能够把‘大地’恢复到它的原初形态。它模拟一个既定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模拟更原始的生物群落。再生性的、自力更生的农业对当下的环境、生物栖息地或自足的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成分都给予足够的重视。”④这个长长的定义，不仅表明了弗罗伊登博格对后现代农业生态观的学理性质之极其重视，更表征了他对后现代农业基本原则的坚定持守。先看他是如何对待再生性农业生态系统中的无机物与有机物组成的。在他的界定的后半部，有一极富辩证学理的说明：一方面，这些环境或生态系统无疑是由无机物和有机物组成的；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由共同生活于群落之内的多样性的生物构成。这就包含着一个生物本质论的分类与生物个体进化论的辩证关系问题，如生物学家林奈（Carl von Linna）就认为，生物物种中的一些特性是本质性的，而物种须依据其本质特性进行划分。林奈还坚持认为，本质特性对于作为自然类的生物物种的成员身份，其条件是充分而又必要的，一旦某个有机体丧失其特定的本质特性，它就无法归属于相应物种中。而问题是，物种本质论的分类学说与达尔文的生物个体进化论有不相容之处：个体进化论所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生物物种不可能是共相的自然类；物种进化意味着个体的特殊性在前，所有个体生命的演化都源于生命对生存环境的适应性，这使得物种在分类时具有内在的悖论，即物种受时空限制，一旦灭绝就不可能重新进化，但作为共相的类是不受时空限制的，而且概念的类也不会灭绝。这种辩证关系，在现代科学中已然逼出了物体“再生性”的概念与实践。
据于这种辩证关系，同时又立于现代科学的再生性高度，弗氏断然提出了他的基本原则。当然，这个基本原则也是有前提的，这就是任何有机体，无论其为高等之人或低等之蝾螈，若要生存，就必须同时具备下述三个条件。而且，用弗氏的话来说：“一个农业系统要想成为后现代的，必须按照以下三条原则运作。”①这里，我们将其完整地呈现于下：
1.对可再生性能源的使用必须以既定的生物区域的再生能力为度。
2.所有重要的不可再生的东西都必须重新利用。
3.生物圈内所产生的废物量必须限制在生物区域的消解能力范围之内。②
弗氏认为，要在信念上牢记此三项原则并非难事，然而要建立起一个既满足如此限制性条件，又能可持续地养活全球人口的粮食系统，则是相当之艰难的。因而，对后现代农业而言，需要有一个全新的可持續范式，而且在这个范式下，要真正实现由还原论向生态学理念的深刻转变。须知，这是显示后现代农业追求新价值观的重要思维取向。更重要的是，新的价值观及思维取向，须落实在一系列的尝试性行动中。
在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整体性观念中，对土地的理念首先是从“化育”的视角来看的，它无疑属于可持续的“悠久无疆”观念范畴。此诚如《中庸》所言：“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攸久无疆”③，从而可“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最终达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④的恒久生态文明境界。
三、后现代农业的初步尝试
弗罗伊登博格极度强调，后现代农业的前景就在于迈向真正的生态农业：“要想展望后现代农业，需要有一个全新的范式，要求彻底实现由还原论向生态学观点的转变。”⑤这几乎是一个宣言式的号召，当然也涵括了深刻的学理。然而必须注意，这其中极为关键的是如何实现“还原论向生态学观点的转变”。在弗氏看来，这正是初步尝试中应包含的极为丰富的内容，这些内容甚至涉及社会、政治、经济与科技等诸方面。
这里我们有必要来看看美国20世纪的土地生态环境问题，唐纳德·休斯在他极受关注的《世界环境史》一书中指出：“水土流失这时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了，不过在20世纪却变得空前严重。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包括地表植被遭到破坏、过度放牧，在干旱或陡坡地区开垦耕种，特别是顺着陡坡方向犁沟耕种。这三个原因都是引发美国西部的高地平原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①显然，这一现象受到了他们的关注。
弗罗伊登博格首先关注到的是受到国家政权管辖范围的微型生物群落的再生性承载能力及其限制问题。接着，他逻辑地延续了这一思路，认为再生性农业系统的维持，必然地要由社会来承担生物——阳光集约型农业经济体系的生产费用，因为国家不能再仅仅依靠增加土地、石油和农业等方面的债务来维持农业政策的实施。接下来，他极为明确地指向了国际合作领域，而且这一合作的前提是每个国家都必须优先考虑以国际合作方式来建立起一个再生性“自力更生的粮食生产系统”。再接下来，最受人注目的后现代农业中的前沿性范畴相继出现：先是“全球农业研究机构、农业教育机构以及农业推广机构应成为研究和设计生态农业的中心”，这显然是依据最具先进性的科研先行观提出的设想；接踵而来的是作为“后现代农业是生物阳光集约型农业”的管理问题的提出。最后，弗氏还极富洞见地提出：“要想培养农业同自然系统之间的共生或互补关系，就必须培养乡村社区。乡村社区必须经过一次复兴”，“后现代农业意味着在价值基础上将实现一种转变：农业的首要目标将不是生产财富，而是更关心那种对负责任的社会承担责任的自由的价值观，关心工作和生活的意义，关心所有生命的神圣性和后代人的福利以及他们的生存模式的神圣性”②。这种对人类价值观神圣性的倡言，全然彰显了后现代哲学与文化的思维指向与价值取向。 有了上述这些对后现代农业的阐述，接下来就是如何进行初步尝试了。弗罗伊登博格在他撰写的《后现代世界中的农业》一文中的最后一节，直接以“初步尝试”为题而展开了他的叙述。在这里，笔者有必要将其叙述中穿插着的那种乐观精神先展示给大家：“正是在这种危机的刺激下，人们看到了新希望之光。目前人们已经积极地开展一些具有深远意义的活动，这些活动以非正式的形式表现在所谓的有机农业运动中，出现在私立或公共的未来再生性农业研究发展中心中。人们已经找到了新的共同关心的焦点，新的价值观也正在形成之中。在全球农业危机的背景下，人们已经达成了一项新的共识：我们必须另辟蹊径。我相信我们并不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就可以对现代农业体系作出必要的调整。在许多地方，人们都把这一危机视为寻求新的发展机遇。从过去10—15年来的相对较新的活动中，人们开始看到了后现代世界中的后现代农业的广阔前景。”③这段极富乐观情绪的叙述实际已透露出，在后现代农业的初步尝试中不仅有了新的共识，而且新的价值观也正在形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极有意义的有机农业运动的展开，是这一初步尝试的关键项目，而它靠的是各种“私立或公共的未来再生性农业研究发展中心”之成立。当知，没有这种研究与发展中心的探究、谋划，后现代农业的尝试将一筹莫展。
其实，相对所谓初步尝试而言，最重要的是，弗罗伊登博格必须十分具体地展现那些具有典范性的先行尝试行为。弗氏果然不愧为极有抱负的后现代农业倡导人，他首先洞见并指出，美国堪萨斯州里纳土地研究所的韦斯·杰克逊（Wes Jackson）具有前沿意义的探索，是迈向后现代农业的一次很有意义的科研范畴下的尝试性行动，“作为一名遗传学家，他的办法是在多種种植的环境中促进某些多年生草本植物的生长。其理想是在美洲辽阔的大草原上结束小麦、燕麦和大麦的种植，建立起与更原始的草地群落相类似的草原生态。目前这个理想已胜利在望”①。相对于笔者在前段内容中点出的管理范畴，弗氏又十分明智地展现了这一方面具有典范性的初步尝试：“霍普克拉夫特在他称之为自然系统管理工作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他是我在这次旅程中碰到的在模拟更原始的生物群落方面成绩最突出的人。这些模拟动植物群落的产量以及对资源环境的改善，都是令人惊奇的。”②在后现代农业一系列有价值的尝试中，弗氏还高度赞扬了在综合性农林研究领域中出现的诸多机构，因其面临的任务是用种植土生土长的植物来恢复自然原貌，并依靠储藏下来的基因而建立起新型农业。他还提及，为建立新型农业，亚洲、欧洲许多国家已开始在政治、社会及经济结构上有改革之举。有了这一系列的初步尝试，弗氏对后现代农业远景的乐观，是十分自然的。尤须一提的是，在弗氏眼中，所有这些尝试都毫无例外地关涉了土地关怀这一生态主题。
的确，心系土地关怀的弗罗伊登博格，对后现代农业的未来自有憧憬：人们必定是以一代接一代的努力来改善土地状况的，后现代主义必须怀抱感恩之心去拥抱大自然、去关怀大自然。须知，这正是后现代农业的整体精神所在。而后现代农业的一系列初步尝试，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生态文明典范，并为全球范围内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贡献。事实上，它的思想实验与实践尝试都又断在实证着它的总体观念：人类成功与否取决于人类如何理解他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如何提升适应自然的能力。
责任编辑：胡颖峰
[关键词]后现代农业；土地关怀；再生性农业；有机农业；生态学；生态文明
“后现代农业”一词，在西方已然成为后现代思想中的常用概念。在后现代主义思想代表性人物大卫·雷·格里芬（David Kay Griffin）编撰的《后现代精神》一书中，就有迪恩·弗罗伊登博格（C. Dean Freudenberger）专门撰写的《后现代世界中的农业》一章，其中“后现代农业”已是其反复使用的固定概念了。弗罗伊登博格宣称：“在我看来，我们在农业方面已进入了一个后现代世界。我之所以坚持这一看法，是因为我坚信，这个曾养育了我的现代世界已处于崩溃的边缘。而与此同时，新的希望的曙光正在微微展露。”①他确信，后现代思想中的生态观及其对土地的关怀精神，即其曙光之所在，因此他适时地提出了“后现代农业”这一概念。他如是说道：“至此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要想展望后现代农业，需要有一个全新的范式，要求彻底实现由还原论向生态学观点的转变。”②显然，弗氏是立足于现代生态观视角推出他的“后现代农业”概念并作出他的预言的。而我们若要认真从学术史范畴追论的话，则学科意义之“生态”（Eco）概念源于古希腊词语，其意为生存环境，即生物在一定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且指生物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丝丝相扣的深层关系③。而在1869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提出“生态学”概念后，它已然成为了一门正式的现代学科。
然而，我们必须确知的是，无论后现代思想如何先进，它终究是建立于对现代主义的反思与解构基础上的。如果说现代思想的核心是个体主义的话，那么后现代精神则重在整体意义或事物之内在关系的实在性上，这一价值取向使后现代精神富有一个重要特征，即有机主义，而在这一有机主义的思想前提下，“與自然融为一体的后现代意识同实利主义的现代意识之间有着天壤之别”①。可见，与自然融为一体是后现代有机主义精神的突出特征。值得一提的是，后现代思想中的这种整体的有机主义观念，与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整体观多少有合拍之处。与其说中国古代思想早就具有了后现代特征，毋宁说从思维方式上考察，中国古代的整体思维、综合思维，恰与后现代思想中的有机主义观念偶合。
一、何为后现代农业的土地关怀
笔者试图从后现代思想中提取出“土地关怀”这一概念，仍是基于弗罗伊登博格的基本理念。他断言：“未来的农业将会体现出关怀土地的精神。”②他坚信，这种土地关怀精神，决非源于追求一己私利之动机，而只能是源于人们对生命的感恩情怀：
从精神角度看，后现代农业追求新的价值、新的目标以及对个人和社区的新的自我理解。它追求土地的健康价值、人类与土地间融洽关系的价值、人类和非人类生命之间的公正价值、工作和关系中的意义价值。后现代农业以改进土地、农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为奋斗目标，它的最终目的在于对这个星球上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命的进化过程作出贡献。后现代农业按照有助于而且促进同它发生相互作用的自然体系的思路来设计和运转。它能使自然体系变得更完整、美丽、和谐。未来的农业将会体现出关怀土地的精神，而对土地的这种关怀，不是来源于追求私利的动机，而是来自人们对生命的感恩之情。③
其实，后现代农业的这种土地关怀，一直有其鲜明的方向与目标感，故其“最终目的在于对这个星球上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命的进化过程作出贡献”。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十分清晰地点出了“生命进化过程”，也就是说，在逻辑上后现代思想仍承认这一进化过程的合理性。诚如中国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钱穆所标举的“人文演进”观，既承认人类文化的演进，但又将其纳入中国古代思想的“天人合一”观，坚称中国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才是对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事实上，古今中外的生态观皆不乏土地关怀。中国西周时期就曾颁布过《伐崇令》，其中就有不准乱伐树木、破坏水源的条律。而在思想观念中，中国古代的土地关怀，则是离不开天、地、人三才观与天地“生生”的生命观：“古代中国有所谓的三才说，三才就是天、地、人，这三者有一些很微妙的对应和呼应关系。天上有风，地下有水，人也有经络气脉血流，据说，地和人一样，有‘生气流注’的脉络，这种脉络也叫龙脉。”④中国古人极重视这种地脉，地脉自有其地势走向，整体上构成一个连贯脉络，故在中国古人眼中，这种生气流注而运行无碍的脉络是不能被随意切割破坏的。而在现代科学体系中，它则属之于“环境地学”⑤范畴。18世纪时，西方就已有了专门探讨人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学派，所谓“地理环境决定”论就是其时的产物。
当然，后现代农业的土地关怀，决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取向与目标方向，它还十分具体地体现在两个十分重要的范畴上：保持土壤肥力与保存生物种类。诚如弗氏所言：“美妙的是，在后现代农业中，人们将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来改善土地的健康状况（保持土壤的肥力，保存生物种类）。那种旧的为了攫取财富和权力而对自然系统加以控制和操纵的价值观，将让位于同自然的合作和对它的培育，这是一种出于感恩之心而去关怀自然系统的人类精神的表现。”①显然，这种土地关怀，其前提不仅是须具备一种价值观与精神取向，更重要的是实践行动——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去具体落实到对土壤肥力的保持、对生物各类的保存上。
二、后现代农业中的再生性农业及其基本原则
重要的是，后现代农业无可避免地要面对现代农业中的种种复杂性问题。这里有必要提及，所有生态系统都天然地具有其内在的复杂性，现代人工系统条件下的生态文明，则使这种复杂性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而，后现代农业既要面对这一复杂性系统，又要尽其所能地利用既定生物群落中的生物多样性特点，这就使其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再生性农业概念”②这一命题。弗罗伊登博格声称：“我们已在着手寻找一条不再引起土壤和食物系统毒性增加的新途径。”③同时，他还关注到，土壤表层的流失已达到空前的程度，从数量上看，人类已然侵蚀地球土壤蓄积量的50%，此外，土地沙化还将继续掠夺30%的土地。据此，他问道：超出60亿的地球人口如何利用4%—5%的土地养活自己？这是后现代农业所面对的一个需要多学科合作分工的交叉性大课题：既要开辟出一条去除土壤与食物毒性的新途径，又要保持水土不再流失，更要以极其有限的土地养活如此众多的人口。 也许，正是在这一课题视野下，后现代农业适时地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再生性农业”概念，用弗罗伊登博格极为严肃的话语说：世界当前已面临着的农业危机，正在深刻孕育着一种极具挑战性的观念，而这一观念深深扎根在一个历史漫长而又无可挽回的破坏性传统中，故其必然要创造出一个“自力更生的再生性农业”。弗氏对此认真地进行了界定：“为了定义和讨论的方便，我们可以对再生性农业下这样一个定义：再生性农业出于对社会和未来利益的考虑，力图寻找一条可以把生物的再生机制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之上的道路。再生性农业的运作在给生产社区带来更高的声望和更大的福利的同时，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改进物理和生物环境。它能够把‘大地’恢复到它的原初形态。它模拟一个既定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模拟更原始的生物群落。再生性的、自力更生的农业对当下的环境、生物栖息地或自足的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成分都给予足够的重视。”④这个长长的定义，不仅表明了弗罗伊登博格对后现代农业生态观的学理性质之极其重视，更表征了他对后现代农业基本原则的坚定持守。先看他是如何对待再生性农业生态系统中的无机物与有机物组成的。在他的界定的后半部，有一极富辩证学理的说明：一方面，这些环境或生态系统无疑是由无机物和有机物组成的；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由共同生活于群落之内的多样性的生物构成。这就包含着一个生物本质论的分类与生物个体进化论的辩证关系问题，如生物学家林奈（Carl von Linna）就认为，生物物种中的一些特性是本质性的，而物种须依据其本质特性进行划分。林奈还坚持认为，本质特性对于作为自然类的生物物种的成员身份，其条件是充分而又必要的，一旦某个有机体丧失其特定的本质特性，它就无法归属于相应物种中。而问题是，物种本质论的分类学说与达尔文的生物个体进化论有不相容之处：个体进化论所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生物物种不可能是共相的自然类；物种进化意味着个体的特殊性在前，所有个体生命的演化都源于生命对生存环境的适应性，这使得物种在分类时具有内在的悖论，即物种受时空限制，一旦灭绝就不可能重新进化，但作为共相的类是不受时空限制的，而且概念的类也不会灭绝。这种辩证关系，在现代科学中已然逼出了物体“再生性”的概念与实践。
据于这种辩证关系，同时又立于现代科学的再生性高度，弗氏断然提出了他的基本原则。当然，这个基本原则也是有前提的，这就是任何有机体，无论其为高等之人或低等之蝾螈，若要生存，就必须同时具备下述三个条件。而且，用弗氏的话来说：“一个农业系统要想成为后现代的，必须按照以下三条原则运作。”①这里，我们将其完整地呈现于下：
1.对可再生性能源的使用必须以既定的生物区域的再生能力为度。
2.所有重要的不可再生的东西都必须重新利用。
3.生物圈内所产生的废物量必须限制在生物区域的消解能力范围之内。②
弗氏认为，要在信念上牢记此三项原则并非难事，然而要建立起一个既满足如此限制性条件，又能可持续地养活全球人口的粮食系统，则是相当之艰难的。因而，对后现代农业而言，需要有一个全新的可持續范式，而且在这个范式下，要真正实现由还原论向生态学理念的深刻转变。须知，这是显示后现代农业追求新价值观的重要思维取向。更重要的是，新的价值观及思维取向，须落实在一系列的尝试性行动中。
在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整体性观念中，对土地的理念首先是从“化育”的视角来看的，它无疑属于可持续的“悠久无疆”观念范畴。此诚如《中庸》所言：“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攸久无疆”③，从而可“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最终达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④的恒久生态文明境界。
三、后现代农业的初步尝试
弗罗伊登博格极度强调，后现代农业的前景就在于迈向真正的生态农业：“要想展望后现代农业，需要有一个全新的范式，要求彻底实现由还原论向生态学观点的转变。”⑤这几乎是一个宣言式的号召，当然也涵括了深刻的学理。然而必须注意，这其中极为关键的是如何实现“还原论向生态学观点的转变”。在弗氏看来，这正是初步尝试中应包含的极为丰富的内容，这些内容甚至涉及社会、政治、经济与科技等诸方面。
这里我们有必要来看看美国20世纪的土地生态环境问题，唐纳德·休斯在他极受关注的《世界环境史》一书中指出：“水土流失这时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了，不过在20世纪却变得空前严重。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包括地表植被遭到破坏、过度放牧，在干旱或陡坡地区开垦耕种，特别是顺着陡坡方向犁沟耕种。这三个原因都是引发美国西部的高地平原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①显然，这一现象受到了他们的关注。
弗罗伊登博格首先关注到的是受到国家政权管辖范围的微型生物群落的再生性承载能力及其限制问题。接着，他逻辑地延续了这一思路，认为再生性农业系统的维持，必然地要由社会来承担生物——阳光集约型农业经济体系的生产费用，因为国家不能再仅仅依靠增加土地、石油和农业等方面的债务来维持农业政策的实施。接下来，他极为明确地指向了国际合作领域，而且这一合作的前提是每个国家都必须优先考虑以国际合作方式来建立起一个再生性“自力更生的粮食生产系统”。再接下来，最受人注目的后现代农业中的前沿性范畴相继出现：先是“全球农业研究机构、农业教育机构以及农业推广机构应成为研究和设计生态农业的中心”，这显然是依据最具先进性的科研先行观提出的设想；接踵而来的是作为“后现代农业是生物阳光集约型农业”的管理问题的提出。最后，弗氏还极富洞见地提出：“要想培养农业同自然系统之间的共生或互补关系，就必须培养乡村社区。乡村社区必须经过一次复兴”，“后现代农业意味着在价值基础上将实现一种转变：农业的首要目标将不是生产财富，而是更关心那种对负责任的社会承担责任的自由的价值观，关心工作和生活的意义，关心所有生命的神圣性和后代人的福利以及他们的生存模式的神圣性”②。这种对人类价值观神圣性的倡言，全然彰显了后现代哲学与文化的思维指向与价值取向。 有了上述这些对后现代农业的阐述，接下来就是如何进行初步尝试了。弗罗伊登博格在他撰写的《后现代世界中的农业》一文中的最后一节，直接以“初步尝试”为题而展开了他的叙述。在这里，笔者有必要将其叙述中穿插着的那种乐观精神先展示给大家：“正是在这种危机的刺激下，人们看到了新希望之光。目前人们已经积极地开展一些具有深远意义的活动，这些活动以非正式的形式表现在所谓的有机农业运动中，出现在私立或公共的未来再生性农业研究发展中心中。人们已经找到了新的共同关心的焦点，新的价值观也正在形成之中。在全球农业危机的背景下，人们已经达成了一项新的共识：我们必须另辟蹊径。我相信我们并不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就可以对现代农业体系作出必要的调整。在许多地方，人们都把这一危机视为寻求新的发展机遇。从过去10—15年来的相对较新的活动中，人们开始看到了后现代世界中的后现代农业的广阔前景。”③这段极富乐观情绪的叙述实际已透露出，在后现代农业的初步尝试中不仅有了新的共识，而且新的价值观也正在形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极有意义的有机农业运动的展开，是这一初步尝试的关键项目，而它靠的是各种“私立或公共的未来再生性农业研究发展中心”之成立。当知，没有这种研究与发展中心的探究、谋划，后现代农业的尝试将一筹莫展。
其实，相对所谓初步尝试而言，最重要的是，弗罗伊登博格必须十分具体地展现那些具有典范性的先行尝试行为。弗氏果然不愧为极有抱负的后现代农业倡导人，他首先洞见并指出，美国堪萨斯州里纳土地研究所的韦斯·杰克逊（Wes Jackson）具有前沿意义的探索，是迈向后现代农业的一次很有意义的科研范畴下的尝试性行动，“作为一名遗传学家，他的办法是在多種种植的环境中促进某些多年生草本植物的生长。其理想是在美洲辽阔的大草原上结束小麦、燕麦和大麦的种植，建立起与更原始的草地群落相类似的草原生态。目前这个理想已胜利在望”①。相对于笔者在前段内容中点出的管理范畴，弗氏又十分明智地展现了这一方面具有典范性的初步尝试：“霍普克拉夫特在他称之为自然系统管理工作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他是我在这次旅程中碰到的在模拟更原始的生物群落方面成绩最突出的人。这些模拟动植物群落的产量以及对资源环境的改善，都是令人惊奇的。”②在后现代农业一系列有价值的尝试中，弗氏还高度赞扬了在综合性农林研究领域中出现的诸多机构，因其面临的任务是用种植土生土长的植物来恢复自然原貌，并依靠储藏下来的基因而建立起新型农业。他还提及，为建立新型农业，亚洲、欧洲许多国家已开始在政治、社会及经济结构上有改革之举。有了这一系列的初步尝试，弗氏对后现代农业远景的乐观，是十分自然的。尤须一提的是，在弗氏眼中，所有这些尝试都毫无例外地关涉了土地关怀这一生态主题。
的确，心系土地关怀的弗罗伊登博格，对后现代农业的未来自有憧憬：人们必定是以一代接一代的努力来改善土地状况的，后现代主义必须怀抱感恩之心去拥抱大自然、去关怀大自然。须知，这正是后现代农业的整体精神所在。而后现代农业的一系列初步尝试，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生态文明典范，并为全球范围内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贡献。事实上，它的思想实验与实践尝试都又断在实证着它的总体观念：人类成功与否取决于人类如何理解他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如何提升适应自然的能力。
责任编辑：胡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