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的脑海中，散落的记忆碎片，都是一把开启历史的钥匙，一面还原真实的镜子。
　　四十年前，“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正随着当兵的父亲住在江苏无锡的一个炮兵军营里；三十年前，我随着转业的父亲离开军营回到湖南老家后不久，“文化大革命”落下了帷幕。而我的童年，正是在军营里度过，并贯穿了“文革”的始终。
　　“要文斗，不要武斗”是大多数人对文革的记忆。
　　无锡市的“武斗”情况我知之不详，但1967年我父亲被派到无锡市某印刷厂“支左”，因此我对“文革”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武斗”的喧嚣和枪声。
　　当时我家住在市区中心地带五爱广场的附近。五爱广场是两条大街交会而形成的一个圆形广场，许多政治活动都在这里举行，自然也是“武斗”的主要“战场”之一：“造反派”的游行队伍汇集到这儿，不同派别之间进行“大辩论”，各自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尤其是毛(泽东)的“语录”表达对某事的看法，“批判”对方，闹来闹去，就觉得“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过瘾，于是就大打出手了。大致说来，最初的“武斗”使用的是“原始兵器”：拳头、棍棒、砖块石头等等。后来，不知“造反组织”从哪儿弄到了枪枝，于是“武斗”就进入了“现代化”阶段。
　　我的记忆中，当时有好长一段时间，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能听到像单响鞭炮爆炸似的枪声，有的还带着长长的尾音。当时我年龄小，并不觉得害怕，但母亲就很紧张，天天都要叮嘱正上小学的大哥大姐不准出去看热闹，还举例说某某人家的孩子在哪条街上被打死了。
　　我对“文革”初期的印象实在模糊，但那繁嚣街市传来的单响鞭炮般的枪声，和母亲惶恐不安的表情，却成为了我对文革最直接的记忆。
　　
　　“防空洞”，孩子们的成长乐园
　　
　　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父亲结束了“支左”的任务，回到了他所在的炮兵十六团军营。
　　总的来说，我对1969年以前军营里发生的事没太多印象，直到那轰轰烈烈的大挖“防空洞”运动发生，才在我记忆的屏幕上留下了影子。
　　记忆中，1969年的大挖“防空洞”运动可谓展现了“人民战争”或“人海战术”的场面：当地老百姓挖，部队战士挖，就连军营里的随军家属们也参与了进去。
　　记得当时规定随军家属每家都要在家属住宅区旁边的山上挖一个洞。家属区位于军营外左前方，共有七八排房子，我家住在第一排房子最左侧，旁边隔着一条一米多宽的沟就是山梁，我家的“防空洞”就挖在了房子旁。部队给每家都发了镐头、铲子、箩筐等工具。挖洞时，母亲和大哥轮流用镐头刨、用铲子把土装进箩筐，我和姐姐则负责把土运出洞外。现在想来，挖洞非但没有使我觉得累，反而成了我们这些孩子们的乐趣。再加上听说有了这“防空洞”，打仗时就能防轰炸，甚至能防原子弹原子弹，我们就产生了正在干大事的自豪感。
　　“防空洞”一般是照直挖进去两三水，再拐弯与旁边另一家的洞联通。这样一家家的洞串起来，也许就是所谓“地下长城”的意思吧。但实际上，有些洞已经联通了，而大多数的洞并没有联通，只挖了一半就停止了——现在想来，“半途而废”的原因显然是有某级领导终于“发现”靠这样的“防空洞”土抵御轰炸简直是开国际玩笑!
　　不过，这些“防空洞”并没有荒废，它们成为随军孩子们绝好的游戏场所：捉迷藏，玩“打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洞逐渐被树木遮掩，洞中长出杂草，成为蛇、蛙等动物的家，这就更成为男孩子们赌狠斗气的地方：谁敢进去钻一趟，就是大胆!
　　
　　“红小兵”的课堂
　　
　　从1971年下半年起我开始上小学。
　　上一二年级时的学校距我们家只有几百米：出军营大门，沿高大繁茂的梧桐树夹护着的鹅卵石大道前行几十米，往右一转，穿过一大片桑葚树林，走过跨在一条小沟上的石桥，绕过一些池塘农田，爬上一个小山丘，就到了。这学校只有一大一小两间房屋：大的是教室，小的则是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学生有三、四十名，一小部份是军营的干部子弟，大多数则是当地农家子弟。整个学校只有一位不到三十岁的贝老师。上课时两个年级的学生分坐在那一间教室的两边，老师先给一个年级讲课，然后布置他们做作业，再给另一个年级讲课。
　　我们上学时，学校已从“文革”初期的纷乱中大致恢复了正常，但却不是“文革”前的体制，而是“教育革命”下的新内容。
　　


　　1966年以后，按照《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传达的精神，我们整个小学阶段的“以学为土”就是语文、算术加上宣传“阶级斗争”的政治。“学工”、由于地处郊区农村，没有什么工厂，所以基本没做。“学农”是做了的，那就是由学校组织，每年农村播种时去学插秧，收割季节则去帮着抬稻穗。“学军”倒是近水楼台，但也不过是排着队在军营里转一圈，看看大炮，听听团史介绍。现在看来，这些活动对小学生们来说还是有点儿意思的，只是过份神圣化了，加了许多让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政治含义。
　　“文革”期间的学校里是完全没有“师道尊严”一说的。小学前期，学生们虽然都入了“红小兵”，但由于年龄小，所以还没有学会“红卫兵”的“斗争精神”，对老师的管教还是听的。但到了后期，随着年龄的增大，“阅历”的逐渐丰富，“斗争精神”就产生了。记得在小学最后一年的五年级师生间的矛盾就多于，有的学生上课时就不管不顾地走出教室，到外面玩一圈，买点东西吃，而学生因为老师批评自己就挥拳相向的事儿也不少。
　　
　　短缺时代的“享乐”生活
　　
　　文革那些年，我随父亲住在军营里。一般军营里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家属们也可以说是衣食无忧，但并不像现在一样想吃饺子就吃饺子，想吃红烧肉就吃红烧肉。小孩子们几乎没有零食，偶尔父亲出差回来带点儿糖果饼干，足以让我们高兴几天。而平时，嘴馋了只能到桑树林中摘一些桑椹，或去老百姓的地里偷挖几块“地瓜”；夏天则到房前屋后从泥土地的小洞里捉尚未蜕壳羽化的“知了”烧着吃——那时已经觉得是天下美味。
　　我们兄妹穿的衣服基本上是用军装改的，再戴上顶军帽，虽然不很合身，但在当时也算是最“时髦”的打扮。部队的大澡堂一周开放两三次，虽然那浴池中常常是人满为患，像煮饺子一般，那水也总是浑得像肉汤，但跟外面的老百姓比起来这还真算足条件优裕了。
　　部队里也常搞一些文体活动，像“宣传毛泽东思想义艺演出”啦，进行篮球比赛啦，这些都带给我们童年的快乐。当然，最快乐的是部队常放电影，尤其是夏季，吃完晚饭，天还大亮着，我们就呼朋唤友到家属区后面的篮球场上为家人占位子：在最好的位置划几个格子，或是放上几条小板凳，以示此地已有主，不许侵……
　　后记
　　随着时间的久远，人们对“文革”的记忆也逐渐变淡。然而，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段又总是在不经意间串连起来，成为鲜活的画面，直至勾起人们的怀旧情愫，勾起人们对那个年代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