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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难当头、群情激愤之时，罗家伦这个激情、叛逆、煽动力十足的年轻人，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然而短短一年之后，他却对自己一手策划的大游行做了彻底的否定。一起参与那场“创造历史的运动”的青年学生，也各自走向不同的道路。
就这样，这个在同学眼中有着“粗鲁的外表”、“熊爪”，以及“爱炫耀”的年轻人，很快便跻身学生领袖之列。以至于20年后，在延安的窑洞中，毛泽东还不无伤感地对美国记者斯诺提起他：“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认出一些……头面人物，如傅斯年、罗家伦等，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而在国难当头、群情激愤之时，这个激情、叛逆、煽动力十足的年轻人，终于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鼓动者
1919年4月底，巴黎和会上不利中国的消息传来，北京的学生组织“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工学会、同言会、共学会等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7日举行“国耻纪念日”示威大游行，同时向全国各报馆、团体发出电报，以求声援。这项决议得到了北京所有大专院校学生团体的响应。
就在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5月2日，国务院总理钱能训密电命令巴黎的中国代表团签约。北大校长蔡元培第一时间将此事告知北大学生。5月3日晚7时，各校学生代表一千余人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紧急临时会议，决定游行提前到次日举行。
作为三名学生总代表之一，罗家伦一夜未眠。次日早10点，就当他准备和大家一起去游行的时候，被同学狄福鼎一把抓住：“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罢！”
于是在短短十五分钟内，罗家伦一气呵成那篇著名的180字《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这篇慷慨激昂的宣言，被迅速印刷了两万份拿到街头去散发，也是当天唯一的印刷品。
5月4日下午一点半，天安门广场上，各校学生陆续到达，“凡先到者辄欢迎后来者以掌声，而后来者则应和之以摇旗，步伐整齐，仪容严肃，西人见者，莫不啧啧称赞”。
北京《晨报》记者目睹了广场上人群如潮、旗帜如海的盛况：学生们“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大会主席段锡朋宣布开会后，游行总指挥傅斯年慷慨陈词：“……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危机已发，幸共图之！”台下掌声雷动，“废除不平等条约！”、“惩治卖国贼！”的口号此起彼伏。
一个小时后，三千学生晃动着小旗、呐喊着口号，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了。
大游行
“这是一个将要创造历史的运动……那天早晨他们的爱国热情达到了沸点”。
学生们继续向其他使馆进发，在即将到达日本使馆的时候，他们被拦住了。北洋政府派来的军警，以及使馆区的巡捕封锁了东交民巷，禁止学生继续前进。青年们愤怒了，“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土，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使馆界！什么是使馆界？是我们的耻辱！”
满腔的悲愤、长时间的对峙和等待，让这些年轻人渐渐忘记了临行前有条不紊的计划，他们开始泄气并躁动不安。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嗅到了这种不安的因子，老师胡适离京之前的嘱咐言犹在耳：“随机应变，适可而止。”黑黝黝的枪口对准学生，一不小心就可能触发流血冲突，而他和罗家伦等人的本意，只是想使游行成为“有纪律的抗议”，“岂能让它酿成暴力的风潮”。
“我们队伍退出巷口，绕道到其他主要大街去游行一下，散发散发传单，就各自回校去！”已是精疲力竭的傅斯年向同学们大声喊着，可是情势已经不是他能掌控了……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到赵家楼找曹汝霖去！”已经失去理智的学生们便蜂拥着由崇文门内大街转向东长安街，进入米市大街，向赵家楼胡同涌去……
暴力与分歧
就在5月3日晚上北大举行千人大会的时候，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西花厅里，也在进行着一场秘密会议。
“游行，不过是喊几句口号，散发一些传单，发表一通演说，能惩治卖国贼吗？要惩治，就要来真的，让他们知道民众是不好惹的。”发言的是该校数理部学生，湖南人匡互生。
这里的学生在为应该采取游行还是暴力的方式而争论，而持暴力论最坚定的，便是这个匡互生：“我们没有大炮，有这双拳头，可以打死他几个卖国贼。”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血钟不响，民众是不可能从酣梦中醒来对媚外的政府示威的”，所以要“作一度流血大牺牲”。
为了敲响这“血钟”，匡互生和几个死党已经秘密做好了详尽的准备，诸如调查曹、章、陆的行迹以及住址门牌号码，弄到三人的照片等等。出发之前，他们就已经下了必死的决心：“我只觉得有同往牺牲的快乐，绝无丝毫恐惧和苟且偷安的念头。”
因此，当游行的学生受阻于使馆区时，他们又转向赵家楼，并且能顺利到达目的地，就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件了。
当匡互生“纵步跃上右边小窗户……迅速而机警的把大门打开后，并且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汽油和火柴，点燃第一把火时，学生们完全陷入了某种疯狂的状态之中，没有什么可以控制住他们无边的怒火和发泄的快感了。”
若干年后，这个当初置身事外的湖南农村青年，实现了罗家伦当年“俄国革命是世界新潮”的预言，并且对罗家伦一生最重大的事件做出了盖棺定论的评价：“‘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
就这样，这个在同学眼中有着“粗鲁的外表”、“熊爪”，以及“爱炫耀”的年轻人，很快便跻身学生领袖之列。以至于20年后，在延安的窑洞中，毛泽东还不无伤感地对美国记者斯诺提起他：“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认出一些……头面人物，如傅斯年、罗家伦等，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而在国难当头、群情激愤之时，这个激情、叛逆、煽动力十足的年轻人，终于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鼓动者
1919年4月底，巴黎和会上不利中国的消息传来，北京的学生组织“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工学会、同言会、共学会等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7日举行“国耻纪念日”示威大游行，同时向全国各报馆、团体发出电报，以求声援。这项决议得到了北京所有大专院校学生团体的响应。
就在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5月2日，国务院总理钱能训密电命令巴黎的中国代表团签约。北大校长蔡元培第一时间将此事告知北大学生。5月3日晚7时，各校学生代表一千余人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紧急临时会议，决定游行提前到次日举行。
作为三名学生总代表之一，罗家伦一夜未眠。次日早10点，就当他准备和大家一起去游行的时候，被同学狄福鼎一把抓住：“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罢！”
于是在短短十五分钟内，罗家伦一气呵成那篇著名的180字《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这篇慷慨激昂的宣言，被迅速印刷了两万份拿到街头去散发，也是当天唯一的印刷品。
5月4日下午一点半，天安门广场上，各校学生陆续到达，“凡先到者辄欢迎后来者以掌声，而后来者则应和之以摇旗，步伐整齐，仪容严肃，西人见者，莫不啧啧称赞”。
北京《晨报》记者目睹了广场上人群如潮、旗帜如海的盛况：学生们“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大会主席段锡朋宣布开会后，游行总指挥傅斯年慷慨陈词：“……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危机已发，幸共图之！”台下掌声雷动，“废除不平等条约！”、“惩治卖国贼！”的口号此起彼伏。
一个小时后，三千学生晃动着小旗、呐喊着口号，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了。
大游行
“这是一个将要创造历史的运动……那天早晨他们的爱国热情达到了沸点”。
学生们继续向其他使馆进发，在即将到达日本使馆的时候，他们被拦住了。北洋政府派来的军警，以及使馆区的巡捕封锁了东交民巷，禁止学生继续前进。青年们愤怒了，“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土，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使馆界！什么是使馆界？是我们的耻辱！”
满腔的悲愤、长时间的对峙和等待，让这些年轻人渐渐忘记了临行前有条不紊的计划，他们开始泄气并躁动不安。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嗅到了这种不安的因子，老师胡适离京之前的嘱咐言犹在耳：“随机应变，适可而止。”黑黝黝的枪口对准学生，一不小心就可能触发流血冲突，而他和罗家伦等人的本意，只是想使游行成为“有纪律的抗议”，“岂能让它酿成暴力的风潮”。
“我们队伍退出巷口，绕道到其他主要大街去游行一下，散发散发传单，就各自回校去！”已是精疲力竭的傅斯年向同学们大声喊着，可是情势已经不是他能掌控了……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到赵家楼找曹汝霖去！”已经失去理智的学生们便蜂拥着由崇文门内大街转向东长安街，进入米市大街，向赵家楼胡同涌去……
暴力与分歧
就在5月3日晚上北大举行千人大会的时候，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西花厅里，也在进行着一场秘密会议。
“游行，不过是喊几句口号，散发一些传单，发表一通演说，能惩治卖国贼吗？要惩治，就要来真的，让他们知道民众是不好惹的。”发言的是该校数理部学生，湖南人匡互生。
这里的学生在为应该采取游行还是暴力的方式而争论，而持暴力论最坚定的，便是这个匡互生：“我们没有大炮，有这双拳头，可以打死他几个卖国贼。”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血钟不响，民众是不可能从酣梦中醒来对媚外的政府示威的”，所以要“作一度流血大牺牲”。
为了敲响这“血钟”，匡互生和几个死党已经秘密做好了详尽的准备，诸如调查曹、章、陆的行迹以及住址门牌号码，弄到三人的照片等等。出发之前，他们就已经下了必死的决心：“我只觉得有同往牺牲的快乐，绝无丝毫恐惧和苟且偷安的念头。”
因此，当游行的学生受阻于使馆区时，他们又转向赵家楼，并且能顺利到达目的地，就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件了。
当匡互生“纵步跃上右边小窗户……迅速而机警的把大门打开后，并且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汽油和火柴，点燃第一把火时，学生们完全陷入了某种疯狂的状态之中，没有什么可以控制住他们无边的怒火和发泄的快感了。”
若干年后，这个当初置身事外的湖南农村青年，实现了罗家伦当年“俄国革命是世界新潮”的预言，并且对罗家伦一生最重大的事件做出了盖棺定论的评价：“‘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