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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难当头、群情激愤之时,罗家伦这个激情、叛逆、煽动力十足的年轻人,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然而短短一年之后,他却对自己一手策划的大游行做了彻底的否定。一起参与那场“创造历史的运动”的青年学生,也各自走向不同的道路。
就这样,这个在同学眼中有着“粗鲁的外表”、“熊爪”,以及“爱炫耀”的年轻人,很快便跻身学生领袖之列。以至于20年后,在延安的窑洞中,毛泽东还不无伤感地对美国记者斯诺提起他:“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认出一些……头面人物,如傅斯年、罗家伦等,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而在国难当头、群情激愤之时,这个激情、叛逆、煽动力十足的年轻人,终于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鼓动者
1919年4月底,巴黎和会上不利中国的消息传来,北京的学生组织“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工学会、同言会、共学会等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7日举行“国耻纪念日”示威大游行,同时向全国各报馆、团体发出电报,以求声援。这项决议得到了北京所有大专院校学生团体的响应。
就在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5月2日,国务院总理钱能训密电命令巴黎的中国代表团签约。北大校长蔡元培第一时间将此事告知北大学生。5月3日晚7时,各校学生代表一千余人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紧急临时会议,决定游行提前到次日举行。
作为三名学生总代表之一,罗家伦一夜未眠。次日早10点,就当他准备和大家一起去游行的时候,被同学狄福鼎一把抓住:“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罢!”
于是在短短十五分钟内,罗家伦一气呵成那篇著名的180字《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这篇慷慨激昂的宣言,被迅速印刷了两万份拿到街头去散发,也是当天唯一的印刷品。
5月4日下午一点半,天安门广场上,各校学生陆续到达,“凡先到者辄欢迎后来者以掌声,而后来者则应和之以摇旗,步伐整齐,仪容严肃,西人见者,莫不啧啧称赞”。
北京《晨报》记者目睹了广场上人群如潮、旗帜如海的盛况:学生们“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大会主席段锡朋宣布开会后,游行总指挥傅斯年慷慨陈词:“……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危机已发,幸共图之!”台下掌声雷动,“废除不平等条约!”、“惩治卖国贼!”的口号此起彼伏。
一个小时后,三千学生晃动着小旗、呐喊着口号,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了。
大游行
“这是一个将要创造历史的运动……那天早晨他们的爱国热情达到了沸点”。
学生们继续向其他使馆进发,在即将到达日本使馆的时候,他们被拦住了。北洋政府派来的军警,以及使馆区的巡捕封锁了东交民巷,禁止学生继续前进。青年们愤怒了,“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土,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使馆界!什么是使馆界?是我们的耻辱!”
满腔的悲愤、长时间的对峙和等待,让这些年轻人渐渐忘记了临行前有条不紊的计划,他们开始泄气并躁动不安。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嗅到了这种不安的因子,老师胡适离京之前的嘱咐言犹在耳:“随机应变,适可而止。”黑黝黝的枪口对准学生,一不小心就可能触发流血冲突,而他和罗家伦等人的本意,只是想使游行成为“有纪律的抗议”,“岂能让它酿成暴力的风潮”。
“我们队伍退出巷口,绕道到其他主要大街去游行一下,散发散发传单,就各自回校去!”已是精疲力竭的傅斯年向同学们大声喊着,可是情势已经不是他能掌控了……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到赵家楼找曹汝霖去!”已经失去理智的学生们便蜂拥着由崇文门内大街转向东长安街,进入米市大街,向赵家楼胡同涌去……
暴力与分歧
就在5月3日晚上北大举行千人大会的时候,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西花厅里,也在进行着一场秘密会议。
“游行,不过是喊几句口号,散发一些传单,发表一通演说,能惩治卖国贼吗?要惩治,就要来真的,让他们知道民众是不好惹的。”发言的是该校数理部学生,湖南人匡互生。
这里的学生在为应该采取游行还是暴力的方式而争论,而持暴力论最坚定的,便是这个匡互生:“我们没有大炮,有这双拳头,可以打死他几个卖国贼。”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血钟不响,民众是不可能从酣梦中醒来对媚外的政府示威的”,所以要“作一度流血大牺牲”。
为了敲响这“血钟”,匡互生和几个死党已经秘密做好了详尽的准备,诸如调查曹、章、陆的行迹以及住址门牌号码,弄到三人的照片等等。出发之前,他们就已经下了必死的决心:“我只觉得有同往牺牲的快乐,绝无丝毫恐惧和苟且偷安的念头。”
因此,当游行的学生受阻于使馆区时,他们又转向赵家楼,并且能顺利到达目的地,就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件了。
当匡互生“纵步跃上右边小窗户……迅速而机警的把大门打开后,并且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汽油和火柴,点燃第一把火时,学生们完全陷入了某种疯狂的状态之中,没有什么可以控制住他们无边的怒火和发泄的快感了。”
若干年后,这个当初置身事外的湖南农村青年,实现了罗家伦当年“俄国革命是世界新潮”的预言,并且对罗家伦一生最重大的事件做出了盖棺定论的评价:“‘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
就这样,这个在同学眼中有着“粗鲁的外表”、“熊爪”,以及“爱炫耀”的年轻人,很快便跻身学生领袖之列。以至于20年后,在延安的窑洞中,毛泽东还不无伤感地对美国记者斯诺提起他:“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认出一些……头面人物,如傅斯年、罗家伦等,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而在国难当头、群情激愤之时,这个激情、叛逆、煽动力十足的年轻人,终于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鼓动者
1919年4月底,巴黎和会上不利中国的消息传来,北京的学生组织“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工学会、同言会、共学会等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7日举行“国耻纪念日”示威大游行,同时向全国各报馆、团体发出电报,以求声援。这项决议得到了北京所有大专院校学生团体的响应。
就在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5月2日,国务院总理钱能训密电命令巴黎的中国代表团签约。北大校长蔡元培第一时间将此事告知北大学生。5月3日晚7时,各校学生代表一千余人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紧急临时会议,决定游行提前到次日举行。
作为三名学生总代表之一,罗家伦一夜未眠。次日早10点,就当他准备和大家一起去游行的时候,被同学狄福鼎一把抓住:“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罢!”
于是在短短十五分钟内,罗家伦一气呵成那篇著名的180字《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这篇慷慨激昂的宣言,被迅速印刷了两万份拿到街头去散发,也是当天唯一的印刷品。
5月4日下午一点半,天安门广场上,各校学生陆续到达,“凡先到者辄欢迎后来者以掌声,而后来者则应和之以摇旗,步伐整齐,仪容严肃,西人见者,莫不啧啧称赞”。
北京《晨报》记者目睹了广场上人群如潮、旗帜如海的盛况:学生们“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大会主席段锡朋宣布开会后,游行总指挥傅斯年慷慨陈词:“……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危机已发,幸共图之!”台下掌声雷动,“废除不平等条约!”、“惩治卖国贼!”的口号此起彼伏。
一个小时后,三千学生晃动着小旗、呐喊着口号,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了。
大游行
“这是一个将要创造历史的运动……那天早晨他们的爱国热情达到了沸点”。
学生们继续向其他使馆进发,在即将到达日本使馆的时候,他们被拦住了。北洋政府派来的军警,以及使馆区的巡捕封锁了东交民巷,禁止学生继续前进。青年们愤怒了,“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土,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使馆界!什么是使馆界?是我们的耻辱!”
满腔的悲愤、长时间的对峙和等待,让这些年轻人渐渐忘记了临行前有条不紊的计划,他们开始泄气并躁动不安。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嗅到了这种不安的因子,老师胡适离京之前的嘱咐言犹在耳:“随机应变,适可而止。”黑黝黝的枪口对准学生,一不小心就可能触发流血冲突,而他和罗家伦等人的本意,只是想使游行成为“有纪律的抗议”,“岂能让它酿成暴力的风潮”。
“我们队伍退出巷口,绕道到其他主要大街去游行一下,散发散发传单,就各自回校去!”已是精疲力竭的傅斯年向同学们大声喊着,可是情势已经不是他能掌控了……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到赵家楼找曹汝霖去!”已经失去理智的学生们便蜂拥着由崇文门内大街转向东长安街,进入米市大街,向赵家楼胡同涌去……
暴力与分歧
就在5月3日晚上北大举行千人大会的时候,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西花厅里,也在进行着一场秘密会议。
“游行,不过是喊几句口号,散发一些传单,发表一通演说,能惩治卖国贼吗?要惩治,就要来真的,让他们知道民众是不好惹的。”发言的是该校数理部学生,湖南人匡互生。
这里的学生在为应该采取游行还是暴力的方式而争论,而持暴力论最坚定的,便是这个匡互生:“我们没有大炮,有这双拳头,可以打死他几个卖国贼。”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血钟不响,民众是不可能从酣梦中醒来对媚外的政府示威的”,所以要“作一度流血大牺牲”。
为了敲响这“血钟”,匡互生和几个死党已经秘密做好了详尽的准备,诸如调查曹、章、陆的行迹以及住址门牌号码,弄到三人的照片等等。出发之前,他们就已经下了必死的决心:“我只觉得有同往牺牲的快乐,绝无丝毫恐惧和苟且偷安的念头。”
因此,当游行的学生受阻于使馆区时,他们又转向赵家楼,并且能顺利到达目的地,就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件了。
当匡互生“纵步跃上右边小窗户……迅速而机警的把大门打开后,并且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汽油和火柴,点燃第一把火时,学生们完全陷入了某种疯狂的状态之中,没有什么可以控制住他们无边的怒火和发泄的快感了。”
若干年后,这个当初置身事外的湖南农村青年,实现了罗家伦当年“俄国革命是世界新潮”的预言,并且对罗家伦一生最重大的事件做出了盖棺定论的评价:“‘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