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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发生及应对的过程，对今后的国际政治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的竞争。
人们还会记得列宁说过的那句话：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最大的政治是经济，最大的经济是政治。关于当前全世界所面对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已经有大量的专家学者从经济角度进行了分析，但也需要从政治角度进行分析，以对它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从政治角度来观察金融危机的形成、影响和应对，可有如下十个观点。
第一，美国霸权泡沫引发金融危机。美国的债务总数高达100万亿美元，而每年的GDP只有14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财政破产。为什么一个财政破产的国家能够持续有效地运转，而且还有那么多国家要购买美元和美元资产?可以说，美国霸权是金融危机最大的政治原因。
当前国际体系的最大特征是“一超多强”，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强大综合实力远远超出其他几强。美国拥有27万亿羡元资产，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场，在各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占60％，全球2/3的国际贸易用美元结算，美国还是金融创新、金融技术、金融人才和网络最集中的国家。所以，依靠美元贬值和增发美元，美国可以把相当一部分损失和风险转移给其他国家。正是美国霸权的过度透支导致金融泡沫乃至金融危机。美国霸权不退，再次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仍然存在。
第二，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金融危机的中介和催化剂。冷战以后，美国发动了多场战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开始的阿富汗战争，直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如果不是金融危机和布什下台，也许美国还想打伊朗战争，还想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胁。美国穷兵黩武的直接后果就是，2001－2008年，其军费增加绝对数高达12387亿美元，相当于2008年10月美国用于救市7000亿美元资金的近一倍；2009年，美国国防部提交批准的基本军费为5854亿美元，加上反恐和其他费用，总军费将达到7000亿美元，也相当于救市的资金。这加重了美国的财政负担和经济负担。战争的第二个后果，是催生了国际石油价格飚升，从2004年8月的每桶20美元涨到2008年8月的140美元。美国国内出现新一轮经济繁荣的假象，大量金融泡沫产生，为应对通胀，美联储接连提高利率，从2004年到2006年年中，美国利率从1％升高到5.25％，而正因为利率升高，还不起借贷的消费者点燃了此次次贷危机的导火线。
第三，金融危机是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与自由市场经济的必然反映。金融危机一不小心就露出了美国民主的另一面：即美国民主给予美国选民直接选举的权利，但它带有浓厚的大金融资本的阴影。金融资本支持政治精英，政治精英庇护金融资本，当金融资本大赚其钱时，政府默不作声，当金融资本陷入危机时，美国政府首先救助的就是金融资本。
第四。金融创新对国家安全造成负面影响。从目前的结果来看，金融创新危害相当大。此次金融危机已经使全球股市减少了29万亿美元，而一战使得全球损失了3380亿美元，二战损失了4万亿美元，此次金融危机已经相当于进行了多场世界大战。因此，必须把金融问题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给予高度重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立足国情，慎重放开国内金融领域，一方面要使中国落后的金融体制现代化，吸纳金融人才为我所用，但另一方面，要谨防被一些国内外利益串联的大集团所利用。
第五，金融危机重创美国影响力。金融危机表明，美国的制度存在重大缺陷，美国的自由经济模式也存在重大弊端，也需要改革和改变。这使得美国制度的国际影响力大打折扣，今后，美国在世界上要以武力推销美国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恐怕将面临更多障碍。金融危机对美国的经济实力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对美国今后在国际上的军事行动和政治影响力也影响颇多。金融危机制止了美国单边主义的政策，以武力解决伊朗、朝鲜或其他地区问题自可能性大大降低。对世界来说，这是件好事。
第六，金融危机拉近了中美关系，也绑架了中国的外汇。金融危机使得中美两国经济关系更加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攸关。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时，其他国家都在减持美国的国债和债券，中国却在增加，从2008年初的4000多亿美元增持到10月的6528亿美元。美国国内甚至出现了主张中美结盟的观点，这对中国有有利的一面，可以减少来自美国的压力和干扰，更好地专注于解决国内问题，而另一方面，明知美元不断贬值的大趋势，但中国除了投资美元资产又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中国反对美国霸权，但又不得不支持美国霸权，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
第七，认为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格局，这个论调还为时过早。德国财长施泰因布吕克曾说过一个观点，认为美国很可能会丧失它在全球体系中的超级强国地位。这可能言过其实。
金融危机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国的霸权，但金融危机还不能说就是美国霸权的危机。因为格局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力量对比的问题。现在的力量对比，并非美国下降而其他大国上升，在金融危机中，几大力量中心都受到了伤害，美国受了伤害，欧日俄印也伤得不轻，甚至可能还更重。相对来说，中国所受的影响比较小，所以中国在国际体制中的影响力比危机前要相对增加，但若说中国目前已可以取代美国，那是自欺欺人。
一个国家何以强大?主要因素是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法制程度、经济发展程度、人才与教育、开放程度、科技创新、国家的动力能力与组织能力、领导人的素质与决策水平等。在这些方面，美国的基本情况相当不错，从历史来看，美国的自我修复能力、自我疗伤能力非常强大。
而即使在经济方面，金融危机对美国总体经济影响力的损害也有限。金融危机中，美国道琼斯指数从最高峰的12000点，跌到2008年10月的8000点，跌幅仅为33％，而俄罗斯跌去了73％，中国股市则从2007年10月的6120点跌到了2008年11月的1700点，跌幅达70％。金融危机重创了西方发达国家，但可能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影响更大。由于发展中国家受西方的影响较大，抵御危机的能力比较弱，所以经常出现因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的情况。比如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导致政治危机；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导致了东亚多国的政治危机；2001年12月，阿根廷的金融危机引发政治危机，导致德拉鲁阿总统辞职。目前，金融危机的第一波浪潮在西方，但如果金融危机继续发展，发展中国家就可能成为第二波，甚至可能由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危机。
第八，金融危机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机会。从政治角度处理经济问题，是中国的特点，也是中国的优点。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巨大成就不仅仅因 为采取了改革和开放的政策，更主要的还在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也就是权力高度集中，领导集体决策没有出现重大失误，政策的连续性保证了较好的政治稳定，能够集中全国的政治经济资源来处理和解决重大问题。比如，2008年的南方冰灾、通货膨胀、汶川地震、奥运会等重大事件的处理与运作，都是如此。
目前，防止金融危机的影响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成为全国全党最大的政治工作，实际上是一种全国的政治动员，近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表现了出手快、出拳重、力度大的特点。但同时，还必须从政治上关注金融危机，从战略上改变中国发展模式，从重出口推动经济转向拉动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
金融危机表现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很大缺陷，就是对外部市场依赖过大，在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上，中国仅仅具有初级加工制造的优势，而在金融、物流、科技创新、贸易、品牌等方面，处处受制于西方中国还只处于西方为中心的体系外围，在经济链条中处于低端位置，同时，中国还要付出低廉工资和牺牲环境的巨大代价。不妨把此次金融危机看成是西方国家从经济上集体抵制和制裁中国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一种预演，也就是说，假如有一天，西方与中国发生了重大冲突，西方国家集体不从中国进口商品，中国怎么办?对中国来说，出口依赖太大、内部市场消费太小的模式不能再持续下去，中国必须借金融危机的机会，下决心转变模式。把扩大内需提到重要位置。
从政治上看，它不应只成为应对危机的临时之计，而必须成为中国的一个战略思想。让国内市场更充分地发展起来，不仅要国内国际市场并重，而且应让国内市场高于和重于国外市场，形成以国内市场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与其说这是一种经济发展选择，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战略选择。
第九，应对金融危机必须关注反腐败问题。可以说，现在的经济工作安排有一个重大的政治缺失，就是没有相应地强化反腐败措施。扩大内需的4万亿元，加上地方财政配套，总数将占到18万亿元，其中80％～90％的资金将投入各项工程建设，其中重点又是住房、交通、基础设施等工程，而这些全都是最近几年来的腐败高发领域。四川、重庆、安徽、河南、新疆等10多个省市区的20多个厅局长因交通工程而走上腐败之路，其中河南省先后三任交通厅长因腐败被判刑。1979年，陈云提出党风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至今30年过去，腐败成了一个屡反不掉的顽疾，甚至连被称为社会公正和反腐最后防线的司法系统也产生了严重的腐败行为。
在缺乏进一步有力反腐措施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大规模上马这么多工程，不知又有多少资金安排要成为贪官们的盘中餐、囊中物。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出台配套的反腐措施，放开新闻媒体监督和群众监督，强化对与工程决策、审批、施工、公安等权力腐败重点单位和部门的一把手的权力监督，强化阳光透明工程，实行异地任职、异地评审、异地招投标等措施，要把政情公开等措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落实社会、媒体和民众的知情权。
第十，应对金融危机须与建立和发展社会、教育、医疗、养老、退休等保障体系联系起来。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有巨大成就，但也有许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还没有建立起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日本用30年发展的经济收入，建立了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所以日本虽然连续十多年经济不发展，但也没有出现大的政治动乱等问题。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一方面是高居不下的存款，总数高达46万亿元，另一方面是极低的人均消费，这种情况存在的主要原因就是相当多的人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找不到工作或工作不稳。若社会保障不完善，再加上外来因素的刺激，就成为社会政治问题。
在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刻，中国也已进入矛盾高发期，这主要表现为近几年来的群体性事件大大增加。仅2008年，就有6月贵州省翁安县群体事件、7月19日云南孟连群体事件、9月7日湖南吉首非法集资导致的群体事件等等，同时，在重庆、广西、浙江等地均有群体事件发生。除了官员的腐败等政治原因外，发生这些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群众在民生方面上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低收入者群体、农民群体和社会失业者多为群体事件参与者。目前中央采取的扩大内需措施中，也突出强调倾向民生，但问题在于间接解决民生的资金安排过高。4万亿元中，约有35000亿元用于工程建设，这对解决失业和提供解决民生的基础设施有利，但重投资，轻消费，周期较长，中间环节多，对三大类弱势群体的直接帮助不大。所以，有必要对资金安排进行调整，加大用于直接民生、增加民众收入、直接刺激消费的款项。
从长远来看，金融危机的发生及其应对的过程，对今后的国际政治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的竞争：谁更能防止危机和能更好地解决问题，谁就将在竞争中占上风。如果中国能更好地应对危机，把危机变成改善发展模式的机会，那么，中国的模式就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4万亿元中，约有35000亿用于工程建设，但重投资轻消费，对弱势群体的直接帮助不大。
人们还会记得列宁说过的那句话：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最大的政治是经济，最大的经济是政治。关于当前全世界所面对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已经有大量的专家学者从经济角度进行了分析，但也需要从政治角度进行分析，以对它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从政治角度来观察金融危机的形成、影响和应对，可有如下十个观点。
第一，美国霸权泡沫引发金融危机。美国的债务总数高达100万亿美元，而每年的GDP只有14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财政破产。为什么一个财政破产的国家能够持续有效地运转，而且还有那么多国家要购买美元和美元资产?可以说，美国霸权是金融危机最大的政治原因。
当前国际体系的最大特征是“一超多强”，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强大综合实力远远超出其他几强。美国拥有27万亿羡元资产，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场，在各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占60％，全球2/3的国际贸易用美元结算，美国还是金融创新、金融技术、金融人才和网络最集中的国家。所以，依靠美元贬值和增发美元，美国可以把相当一部分损失和风险转移给其他国家。正是美国霸权的过度透支导致金融泡沫乃至金融危机。美国霸权不退，再次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仍然存在。
第二，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金融危机的中介和催化剂。冷战以后，美国发动了多场战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开始的阿富汗战争，直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如果不是金融危机和布什下台，也许美国还想打伊朗战争，还想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胁。美国穷兵黩武的直接后果就是，2001－2008年，其军费增加绝对数高达12387亿美元，相当于2008年10月美国用于救市7000亿美元资金的近一倍；2009年，美国国防部提交批准的基本军费为5854亿美元，加上反恐和其他费用，总军费将达到7000亿美元，也相当于救市的资金。这加重了美国的财政负担和经济负担。战争的第二个后果，是催生了国际石油价格飚升，从2004年8月的每桶20美元涨到2008年8月的140美元。美国国内出现新一轮经济繁荣的假象，大量金融泡沫产生，为应对通胀，美联储接连提高利率，从2004年到2006年年中，美国利率从1％升高到5.25％，而正因为利率升高，还不起借贷的消费者点燃了此次次贷危机的导火线。
第三，金融危机是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与自由市场经济的必然反映。金融危机一不小心就露出了美国民主的另一面：即美国民主给予美国选民直接选举的权利，但它带有浓厚的大金融资本的阴影。金融资本支持政治精英，政治精英庇护金融资本，当金融资本大赚其钱时，政府默不作声，当金融资本陷入危机时，美国政府首先救助的就是金融资本。
第四。金融创新对国家安全造成负面影响。从目前的结果来看，金融创新危害相当大。此次金融危机已经使全球股市减少了29万亿美元，而一战使得全球损失了3380亿美元，二战损失了4万亿美元，此次金融危机已经相当于进行了多场世界大战。因此，必须把金融问题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给予高度重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立足国情，慎重放开国内金融领域，一方面要使中国落后的金融体制现代化，吸纳金融人才为我所用，但另一方面，要谨防被一些国内外利益串联的大集团所利用。
第五，金融危机重创美国影响力。金融危机表明，美国的制度存在重大缺陷，美国的自由经济模式也存在重大弊端，也需要改革和改变。这使得美国制度的国际影响力大打折扣，今后，美国在世界上要以武力推销美国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恐怕将面临更多障碍。金融危机对美国的经济实力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对美国今后在国际上的军事行动和政治影响力也影响颇多。金融危机制止了美国单边主义的政策，以武力解决伊朗、朝鲜或其他地区问题自可能性大大降低。对世界来说，这是件好事。
第六，金融危机拉近了中美关系，也绑架了中国的外汇。金融危机使得中美两国经济关系更加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攸关。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时，其他国家都在减持美国的国债和债券，中国却在增加，从2008年初的4000多亿美元增持到10月的6528亿美元。美国国内甚至出现了主张中美结盟的观点，这对中国有有利的一面，可以减少来自美国的压力和干扰，更好地专注于解决国内问题，而另一方面，明知美元不断贬值的大趋势，但中国除了投资美元资产又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中国反对美国霸权，但又不得不支持美国霸权，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
第七，认为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格局，这个论调还为时过早。德国财长施泰因布吕克曾说过一个观点，认为美国很可能会丧失它在全球体系中的超级强国地位。这可能言过其实。
金融危机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国的霸权，但金融危机还不能说就是美国霸权的危机。因为格局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力量对比的问题。现在的力量对比，并非美国下降而其他大国上升，在金融危机中，几大力量中心都受到了伤害，美国受了伤害，欧日俄印也伤得不轻，甚至可能还更重。相对来说，中国所受的影响比较小，所以中国在国际体制中的影响力比危机前要相对增加，但若说中国目前已可以取代美国，那是自欺欺人。
一个国家何以强大?主要因素是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法制程度、经济发展程度、人才与教育、开放程度、科技创新、国家的动力能力与组织能力、领导人的素质与决策水平等。在这些方面，美国的基本情况相当不错，从历史来看，美国的自我修复能力、自我疗伤能力非常强大。
而即使在经济方面，金融危机对美国总体经济影响力的损害也有限。金融危机中，美国道琼斯指数从最高峰的12000点，跌到2008年10月的8000点，跌幅仅为33％，而俄罗斯跌去了73％，中国股市则从2007年10月的6120点跌到了2008年11月的1700点，跌幅达70％。金融危机重创了西方发达国家，但可能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影响更大。由于发展中国家受西方的影响较大，抵御危机的能力比较弱，所以经常出现因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的情况。比如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导致政治危机；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导致了东亚多国的政治危机；2001年12月，阿根廷的金融危机引发政治危机，导致德拉鲁阿总统辞职。目前，金融危机的第一波浪潮在西方，但如果金融危机继续发展，发展中国家就可能成为第二波，甚至可能由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危机。
第八，金融危机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机会。从政治角度处理经济问题，是中国的特点，也是中国的优点。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巨大成就不仅仅因 为采取了改革和开放的政策，更主要的还在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也就是权力高度集中，领导集体决策没有出现重大失误，政策的连续性保证了较好的政治稳定，能够集中全国的政治经济资源来处理和解决重大问题。比如，2008年的南方冰灾、通货膨胀、汶川地震、奥运会等重大事件的处理与运作，都是如此。
目前，防止金融危机的影响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成为全国全党最大的政治工作，实际上是一种全国的政治动员，近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表现了出手快、出拳重、力度大的特点。但同时，还必须从政治上关注金融危机，从战略上改变中国发展模式，从重出口推动经济转向拉动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
金融危机表现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很大缺陷，就是对外部市场依赖过大，在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上，中国仅仅具有初级加工制造的优势，而在金融、物流、科技创新、贸易、品牌等方面，处处受制于西方中国还只处于西方为中心的体系外围，在经济链条中处于低端位置，同时，中国还要付出低廉工资和牺牲环境的巨大代价。不妨把此次金融危机看成是西方国家从经济上集体抵制和制裁中国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一种预演，也就是说，假如有一天，西方与中国发生了重大冲突，西方国家集体不从中国进口商品，中国怎么办?对中国来说，出口依赖太大、内部市场消费太小的模式不能再持续下去，中国必须借金融危机的机会，下决心转变模式。把扩大内需提到重要位置。
从政治上看，它不应只成为应对危机的临时之计，而必须成为中国的一个战略思想。让国内市场更充分地发展起来，不仅要国内国际市场并重，而且应让国内市场高于和重于国外市场，形成以国内市场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与其说这是一种经济发展选择，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战略选择。
第九，应对金融危机必须关注反腐败问题。可以说，现在的经济工作安排有一个重大的政治缺失，就是没有相应地强化反腐败措施。扩大内需的4万亿元，加上地方财政配套，总数将占到18万亿元，其中80％～90％的资金将投入各项工程建设，其中重点又是住房、交通、基础设施等工程，而这些全都是最近几年来的腐败高发领域。四川、重庆、安徽、河南、新疆等10多个省市区的20多个厅局长因交通工程而走上腐败之路，其中河南省先后三任交通厅长因腐败被判刑。1979年，陈云提出党风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至今30年过去，腐败成了一个屡反不掉的顽疾，甚至连被称为社会公正和反腐最后防线的司法系统也产生了严重的腐败行为。
在缺乏进一步有力反腐措施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大规模上马这么多工程，不知又有多少资金安排要成为贪官们的盘中餐、囊中物。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出台配套的反腐措施，放开新闻媒体监督和群众监督，强化对与工程决策、审批、施工、公安等权力腐败重点单位和部门的一把手的权力监督，强化阳光透明工程，实行异地任职、异地评审、异地招投标等措施，要把政情公开等措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落实社会、媒体和民众的知情权。
第十，应对金融危机须与建立和发展社会、教育、医疗、养老、退休等保障体系联系起来。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有巨大成就，但也有许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还没有建立起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日本用30年发展的经济收入，建立了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所以日本虽然连续十多年经济不发展，但也没有出现大的政治动乱等问题。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一方面是高居不下的存款，总数高达46万亿元，另一方面是极低的人均消费，这种情况存在的主要原因就是相当多的人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找不到工作或工作不稳。若社会保障不完善，再加上外来因素的刺激，就成为社会政治问题。
在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刻，中国也已进入矛盾高发期，这主要表现为近几年来的群体性事件大大增加。仅2008年，就有6月贵州省翁安县群体事件、7月19日云南孟连群体事件、9月7日湖南吉首非法集资导致的群体事件等等，同时，在重庆、广西、浙江等地均有群体事件发生。除了官员的腐败等政治原因外，发生这些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群众在民生方面上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低收入者群体、农民群体和社会失业者多为群体事件参与者。目前中央采取的扩大内需措施中，也突出强调倾向民生，但问题在于间接解决民生的资金安排过高。4万亿元中，约有35000亿元用于工程建设，这对解决失业和提供解决民生的基础设施有利，但重投资，轻消费，周期较长，中间环节多，对三大类弱势群体的直接帮助不大。所以，有必要对资金安排进行调整，加大用于直接民生、增加民众收入、直接刺激消费的款项。
从长远来看，金融危机的发生及其应对的过程，对今后的国际政治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的竞争：谁更能防止危机和能更好地解决问题，谁就将在竞争中占上风。如果中国能更好地应对危机，把危机变成改善发展模式的机会，那么，中国的模式就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4万亿元中，约有35000亿用于工程建设，但重投资轻消费，对弱势群体的直接帮助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