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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灾中，中国展示了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调配资源以应对危机的能力，但危机也暴露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更根本的缺陷
危难之中，方显本色。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春节前后的一场冰雪灾害，是SARS以来中国面临的首次严峻考验。SARS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若以美元计，已比当时翻了一番。从积极的方面看，中国再次展示了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调配资源以应对危机的能力。中国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在这种需要全国一心的时刻显示了优势。
计划的短视
但这场危机也暴露了中国经济管理的弱点，以及发展模式中更根本的缺陷。中国的经济计划及经济权力的集中都名声在外，但中国的经济管理却不够有远见。
这场雪灾虽是多年不遇，但以全球标准衡量，并非特别罕见。北欧、北美、日本等都时常经历这种程度的风雪，但并未出现此次中国的混乱。区别就在于处理危机的基础机制。过去十年，中国大兴基础设施建设，决策者却未能在其体系中设置一个好的缓冲机制以应对危机。
经济计划的缺乏远见也造成了其他方面的代价。例如，对于通胀的预计就不理想。学习经济学的人都应该知道，通胀是经济周期中一个滞后指标。但在中国，很多人却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争论增长与通胀的因果关系上。高通胀率出现时，信贷增长率被降到名义GDP增长率之下，这就意味着紧缩。在紧缩期间，中国必须有耐心，才能降低通胀。因为通胀一旦发生，是不可能很快降低的。政府的政策目标应该是，首先通过信贷紧缩限制住通胀预期，然后在未来三年内引导通胀率逐渐下降。
能源短缺也部分地反映了经济计划的短视。虽然有不少大型国有企业成长起来，但总体来说，中国的煤炭行业还一直是朝小规模采矿的方向发展。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授予煤矿开采权的那些地方企业，资产规模小，缺乏开采的专业经验。这个行业变得极端分散、资本不足，也很不安全。如果更早就开始实行安全标准，煤炭行业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也许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多资金不足的矿主。采矿安全标准姗姗来迟后，许多小煤矿被关闭，导致了暂时性的缺煤。雪灾来临之时，有些人又提出要重新开放那些不安全的煤窑。但这是错的。在现今的高价刺激下，那些大型的、安全的煤矿会逐渐增加供给。政府的责任首先在于加强安全标准，至于市场的稳定，价格机制能够办到。
还有一个更为战略性的问题是，中国为何不发展核能？如果中国十年前就开始行动，今天的能源形势将大为不同。也许有人说，后见之明也不错。但是，中国有这么多的经济计划者，他们应该有此先知先觉。核能工业的推动已经晚了一步，也还不够充分。沿现有轨道发展，再过20年，核能也难以成为中国主要的能源供应部门，而那时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可能已经走过了80％。现在花大力气来促进核能的更大规模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有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和日益上升、难以处理的外汇储备，为什么不多投资于核能技术的进口呢？中国还应多买入那些核能工业巨头的股票。铁矿石价格低廉时，中国没有买进。现在价格上涨，中国又想买了。保障中国未来所需，这是经济计划者们的另一个责任，却没有履行好。
中国的经济计划体系在项目实施和应对危机方面做得不错，但在预计危机方面就不那么突出了。中国人口虽多，民意却往往局限于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这种文化有助于支撑起强势政府，在管理经济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前瞻性动机的缺乏。这种前瞻也许现在不受欢迎，但对未来却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加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是保证中国经济计划有效性的关键。
既然经济计划不尽如人意，中国就应该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来管理经济。经济计划的原则应该是，经济计划者证明他们能比市场做得更好。食品和能源的定价是今天中国经济的核心，这两个部门是通胀的主要因素。是应该通过行政指令之类的做法来压低价格，还是让高价引起供给上升，从而使价格下降呢？有人认为，第一种方法通过压制通胀，能够延长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其实，由于低价抑制了供给面的反应，通胀状况只会越来越糟。价格控制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正确的方法是通过将信贷增长控制在名义GDP增长速度之下，来应对通胀压力，并允许通胀商品的高价来引发供给和需求的反应，从而重建平衡。只要市场能够回到供求平衡，高增长就能够继续。过去50年，许多国家的经济管理都获得了这样的经验，中国还是不要另起炉灶为好。
住房最紧要
比起这场雪灾暴露出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缺陷，以上这些问题可能都不算什么。低廉的劳动力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而低廉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工。他们是外贸工厂的工人，也是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者。然而，在30年的经济发展之后，他们仍然被称为“农民工”。他们不能在城里扎根，每到春节，他们就要返乡，因为家乡才有“家”的感觉。这很不正常。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经济发展早期也有大量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但他们能够迅速扎根。中国的城市化中，高房价和户口体制，已成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扎根的最关键障碍。
如果到墨西哥城或是孟买看一看，你会看到城市贫民窟中种种令人不安的景象。然而，贫民窟却是城市化的重要部分。由于外来工人工资较低，他们没有能力负担那些现代化的住宅。贫民窟为他们及其家人提供了价格低廉的住宅，帮助他们在城市扎根。如果他们的孩子能够得到适当的教育，那么他们就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然后搬到现代化的住宅中去。当然，如果没有合理的教育政策，贫民窟的居民可能掉进贫困“陷阱”。
中国为消灭贫民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农民工往往在工厂宿舍有一个床位，或是住在建筑工地的工棚里，他们没有地方来给他们的家人居住。所以，他们的孩子只能留在乡下跟祖父母生活。这些孩子并不成长于城市，而当他们成长起来后，很可能还是农民工。农民工们挣了钱，最大的梦想就是在老家盖一所大房子。这可能是一种浪费，因为工作机会都在大城市，他们跟他们的孩子可能都不会住在乡村。
我并不是支持重建贫民窟，进一步深化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其他选择。但现在的情况不仅是令人不满，还会引发不稳定。虽然我很钦佩那些冒着大风雪赶回家的人，但数以亿计的人都对他们工作和度过大部分时间的地方没有归属感，这不是一个好现象。甚至，他们可能心生怨恨——在偌大的城市中没有栖身之地，他们建起来的所有楼房都被高价售给少部分炒房人，然后空置在那儿。
对此，解决方案是大规模发展廉租房。只要地方政府不对土地收费，就可能把此类房的开发成本控制在每平方米2000元。假设收益率5％，那么租金就可以设在每月每平方米8元。假设一个外来务工家庭需要60平方米，那么每月租金就不到500元，这是大部分大城市的外来务工家庭能够承受的。当然，这样的房子必须配以适当的交通设施，以便居住者上下班。
要发展这样的房产项目，中国并不缺钱。假设有5亿人需要这样的住房，也就是需要大约100亿平方米的总供给，价钱大约是20万亿元（2007年GDP的83％）。这样的计划可以历时15年，也就是每年6亿多平方米，花费还不到2008年GDP的5％。中国2007年的经常账户盈余将近GDP的10％，应该把这些盈余用来建低价房。花费一半的盈余来发展这样的房产项目，从而保证中国城市化的成功，着实必要。中国GDP每七年就翻一番，到2015年，此项目的花费就只占GDP的2.5％；到2022年，不过1.3％。中国付得起这笔钱。问题不在钱，而在决心。
这样庞大的工程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管理。美国在城市化过程中，为管理类似的住房项目，设立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中国可以考虑采用一个相似的管理机制，来引导中国的城市化。而为了支持城市化和工业化，交通和能源方面也应该有相应举措。现在，这些都属于发改委的管辖范围。在一个机构中集中这么多权力是不够有效率的。即便日本和韩国，都没有在一个机构中集中过这么多的权力。
户口问题求解
住房是深化中国城市化进程最为紧迫的问题，但对于长远的成功，更为重要的是教育。只有对下一代的教育，才能消除当地人和外地人的差别。农民工在下一代人的词汇中应该消失。只有当农民工子女能够接受大学教育，并且竞争白领职位时，城市化或者说经济发展，才算是成功了。这是目前对于中国发展成功最重要的障碍。日本和韩国都非常成功地实现了过渡，巴西和墨西哥则没有。中国应该学习前者，避免重蹈后者的覆辙。
户口体制是对中国城市化的巨大障碍。1949年后，中国建立了这样的体制来阻止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因为当时的经济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几十年以后，这样的体制产生了一个横贯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巨大鸿沟。只有改革开放后，城市里的工厂需要招募农民工来发展生产、促进外向型经济的时候，这两个世界才相连接。但因为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已如此之大，城市更不愿让农民工融入进来。因为城镇人口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都将引致高成本，如果农民工能享受到同等待遇，所有农村人口都将涌入城市，城市有可能面临破产。
美国面临相似的问题。来自墨西哥的1200万非法移民构成了美国经济的一部分。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没有资格享受社会保障或医疗等福利。在美国的一些州，他们的孩子不允许进入公立学校学习。如果美国对这些非法移民授以公民权，所有墨西哥人可能都会涌入美国，美国的福利体系将不堪重负。
但是，美国不时会对非法移民进行大赦，使那些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人得到公民身份。在没有社会福利的条件下工作了这么多年，他们已经对社会体系做了足够的贡献。因此，他们享有社会福利，不会给该体系造成重压。
或许中国也应考虑建立一个类似的体系。对那些在城市工作满十年的农民工，当地政府可以承认他们是一般城市居民，并据此为他们提供福利。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够格，也许会有1亿人。教育方面，这一改变也不会压垮教育系统，因为城市学校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正面临生源缩减。医疗保障方面也如此，因为医院已经在大多数服务中收费了。而在最低生活保障方面，这些新居民要享有该福利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
转危为机是可能的。这场冰雪灾难揭示了中国的长处和弱点。如果吸取经验教训，中国的发展将会更加稳健。中国的目标，应该是消除农民工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差异。农民工家庭也能住在城里，也能在工作地过年的那一天，中国的发展才算成功。
作者为《财经》杂志特约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
危难之中，方显本色。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春节前后的一场冰雪灾害，是SARS以来中国面临的首次严峻考验。SARS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若以美元计，已比当时翻了一番。从积极的方面看，中国再次展示了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调配资源以应对危机的能力。中国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在这种需要全国一心的时刻显示了优势。
计划的短视
但这场危机也暴露了中国经济管理的弱点，以及发展模式中更根本的缺陷。中国的经济计划及经济权力的集中都名声在外，但中国的经济管理却不够有远见。
这场雪灾虽是多年不遇，但以全球标准衡量，并非特别罕见。北欧、北美、日本等都时常经历这种程度的风雪，但并未出现此次中国的混乱。区别就在于处理危机的基础机制。过去十年，中国大兴基础设施建设，决策者却未能在其体系中设置一个好的缓冲机制以应对危机。
经济计划的缺乏远见也造成了其他方面的代价。例如，对于通胀的预计就不理想。学习经济学的人都应该知道，通胀是经济周期中一个滞后指标。但在中国，很多人却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争论增长与通胀的因果关系上。高通胀率出现时，信贷增长率被降到名义GDP增长率之下，这就意味着紧缩。在紧缩期间，中国必须有耐心，才能降低通胀。因为通胀一旦发生，是不可能很快降低的。政府的政策目标应该是，首先通过信贷紧缩限制住通胀预期，然后在未来三年内引导通胀率逐渐下降。
能源短缺也部分地反映了经济计划的短视。虽然有不少大型国有企业成长起来，但总体来说，中国的煤炭行业还一直是朝小规模采矿的方向发展。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授予煤矿开采权的那些地方企业，资产规模小，缺乏开采的专业经验。这个行业变得极端分散、资本不足，也很不安全。如果更早就开始实行安全标准，煤炭行业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也许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多资金不足的矿主。采矿安全标准姗姗来迟后，许多小煤矿被关闭，导致了暂时性的缺煤。雪灾来临之时，有些人又提出要重新开放那些不安全的煤窑。但这是错的。在现今的高价刺激下，那些大型的、安全的煤矿会逐渐增加供给。政府的责任首先在于加强安全标准，至于市场的稳定，价格机制能够办到。
还有一个更为战略性的问题是，中国为何不发展核能？如果中国十年前就开始行动，今天的能源形势将大为不同。也许有人说，后见之明也不错。但是，中国有这么多的经济计划者，他们应该有此先知先觉。核能工业的推动已经晚了一步，也还不够充分。沿现有轨道发展，再过20年，核能也难以成为中国主要的能源供应部门，而那时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可能已经走过了80％。现在花大力气来促进核能的更大规模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有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和日益上升、难以处理的外汇储备，为什么不多投资于核能技术的进口呢？中国还应多买入那些核能工业巨头的股票。铁矿石价格低廉时，中国没有买进。现在价格上涨，中国又想买了。保障中国未来所需，这是经济计划者们的另一个责任，却没有履行好。
中国的经济计划体系在项目实施和应对危机方面做得不错，但在预计危机方面就不那么突出了。中国人口虽多，民意却往往局限于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这种文化有助于支撑起强势政府，在管理经济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前瞻性动机的缺乏。这种前瞻也许现在不受欢迎，但对未来却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加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是保证中国经济计划有效性的关键。
既然经济计划不尽如人意，中国就应该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来管理经济。经济计划的原则应该是，经济计划者证明他们能比市场做得更好。食品和能源的定价是今天中国经济的核心，这两个部门是通胀的主要因素。是应该通过行政指令之类的做法来压低价格，还是让高价引起供给上升，从而使价格下降呢？有人认为，第一种方法通过压制通胀，能够延长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其实，由于低价抑制了供给面的反应，通胀状况只会越来越糟。价格控制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正确的方法是通过将信贷增长控制在名义GDP增长速度之下，来应对通胀压力，并允许通胀商品的高价来引发供给和需求的反应，从而重建平衡。只要市场能够回到供求平衡，高增长就能够继续。过去50年，许多国家的经济管理都获得了这样的经验，中国还是不要另起炉灶为好。
住房最紧要
比起这场雪灾暴露出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缺陷，以上这些问题可能都不算什么。低廉的劳动力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而低廉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工。他们是外贸工厂的工人，也是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者。然而，在30年的经济发展之后，他们仍然被称为“农民工”。他们不能在城里扎根，每到春节，他们就要返乡，因为家乡才有“家”的感觉。这很不正常。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经济发展早期也有大量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但他们能够迅速扎根。中国的城市化中，高房价和户口体制，已成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扎根的最关键障碍。
如果到墨西哥城或是孟买看一看，你会看到城市贫民窟中种种令人不安的景象。然而，贫民窟却是城市化的重要部分。由于外来工人工资较低，他们没有能力负担那些现代化的住宅。贫民窟为他们及其家人提供了价格低廉的住宅，帮助他们在城市扎根。如果他们的孩子能够得到适当的教育，那么他们就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然后搬到现代化的住宅中去。当然，如果没有合理的教育政策，贫民窟的居民可能掉进贫困“陷阱”。
中国为消灭贫民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农民工往往在工厂宿舍有一个床位，或是住在建筑工地的工棚里，他们没有地方来给他们的家人居住。所以，他们的孩子只能留在乡下跟祖父母生活。这些孩子并不成长于城市，而当他们成长起来后，很可能还是农民工。农民工们挣了钱，最大的梦想就是在老家盖一所大房子。这可能是一种浪费，因为工作机会都在大城市，他们跟他们的孩子可能都不会住在乡村。
我并不是支持重建贫民窟，进一步深化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其他选择。但现在的情况不仅是令人不满，还会引发不稳定。虽然我很钦佩那些冒着大风雪赶回家的人，但数以亿计的人都对他们工作和度过大部分时间的地方没有归属感，这不是一个好现象。甚至，他们可能心生怨恨——在偌大的城市中没有栖身之地，他们建起来的所有楼房都被高价售给少部分炒房人，然后空置在那儿。
对此，解决方案是大规模发展廉租房。只要地方政府不对土地收费，就可能把此类房的开发成本控制在每平方米2000元。假设收益率5％，那么租金就可以设在每月每平方米8元。假设一个外来务工家庭需要60平方米，那么每月租金就不到500元，这是大部分大城市的外来务工家庭能够承受的。当然，这样的房子必须配以适当的交通设施，以便居住者上下班。
要发展这样的房产项目，中国并不缺钱。假设有5亿人需要这样的住房，也就是需要大约100亿平方米的总供给，价钱大约是20万亿元（2007年GDP的83％）。这样的计划可以历时15年，也就是每年6亿多平方米，花费还不到2008年GDP的5％。中国2007年的经常账户盈余将近GDP的10％，应该把这些盈余用来建低价房。花费一半的盈余来发展这样的房产项目，从而保证中国城市化的成功，着实必要。中国GDP每七年就翻一番，到2015年，此项目的花费就只占GDP的2.5％；到2022年，不过1.3％。中国付得起这笔钱。问题不在钱，而在决心。
这样庞大的工程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管理。美国在城市化过程中，为管理类似的住房项目，设立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中国可以考虑采用一个相似的管理机制，来引导中国的城市化。而为了支持城市化和工业化，交通和能源方面也应该有相应举措。现在，这些都属于发改委的管辖范围。在一个机构中集中这么多权力是不够有效率的。即便日本和韩国，都没有在一个机构中集中过这么多的权力。
户口问题求解
住房是深化中国城市化进程最为紧迫的问题，但对于长远的成功，更为重要的是教育。只有对下一代的教育，才能消除当地人和外地人的差别。农民工在下一代人的词汇中应该消失。只有当农民工子女能够接受大学教育，并且竞争白领职位时，城市化或者说经济发展，才算是成功了。这是目前对于中国发展成功最重要的障碍。日本和韩国都非常成功地实现了过渡，巴西和墨西哥则没有。中国应该学习前者，避免重蹈后者的覆辙。
户口体制是对中国城市化的巨大障碍。1949年后，中国建立了这样的体制来阻止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因为当时的经济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几十年以后，这样的体制产生了一个横贯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巨大鸿沟。只有改革开放后，城市里的工厂需要招募农民工来发展生产、促进外向型经济的时候，这两个世界才相连接。但因为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已如此之大，城市更不愿让农民工融入进来。因为城镇人口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都将引致高成本，如果农民工能享受到同等待遇，所有农村人口都将涌入城市，城市有可能面临破产。
美国面临相似的问题。来自墨西哥的1200万非法移民构成了美国经济的一部分。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没有资格享受社会保障或医疗等福利。在美国的一些州，他们的孩子不允许进入公立学校学习。如果美国对这些非法移民授以公民权，所有墨西哥人可能都会涌入美国，美国的福利体系将不堪重负。
但是，美国不时会对非法移民进行大赦，使那些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人得到公民身份。在没有社会福利的条件下工作了这么多年，他们已经对社会体系做了足够的贡献。因此，他们享有社会福利，不会给该体系造成重压。
或许中国也应考虑建立一个类似的体系。对那些在城市工作满十年的农民工，当地政府可以承认他们是一般城市居民，并据此为他们提供福利。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够格，也许会有1亿人。教育方面，这一改变也不会压垮教育系统，因为城市学校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正面临生源缩减。医疗保障方面也如此，因为医院已经在大多数服务中收费了。而在最低生活保障方面，这些新居民要享有该福利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
转危为机是可能的。这场冰雪灾难揭示了中国的长处和弱点。如果吸取经验教训，中国的发展将会更加稳健。中国的目标，应该是消除农民工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差异。农民工家庭也能住在城里，也能在工作地过年的那一天，中国的发展才算成功。
作者为《财经》杂志特约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