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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要去拍一个陌生人的肩膀，尤其当他背对你的时候。
我有两个禁忌，第一，从不告诉别人我是Rh阴性的血型，第二，从不问路。
第一个禁忌，因为这种血型很稀有，我读大学时吃过这个亏，别人献了200cc血，我被拖到医院里，一年献了800cc都不够。毕业之后我就一直隐瞒自己的血型。
关于第二条禁忌，后面细说。
还是说血型的事。这座城市唯一知道我血型的是区小华，她是我的女友，已经谈了两年，有一度我们打算结婚，但房子问题没解决。拖久了，双方都有点疲，这是题外话。区小华是第二人民医院的大夫，我一直瞒着她关于血型的事，直到半个月前。
那次我陪老板去应酬，半夜才结束。老板喝多了，开着他的普桑，我坐在副驾，我从来不喝酒。当时我要到二院去找区小华，她在急诊室值班。也是顺路，老板开车拉我过来，老板的酒量好，一瓶红酒下肚，车速照样保持在80迈，开得稳稳的。
那是郊区，道路很宽，路上几乎没有行人。我们超了一辆越野车，它一直跟在后面，可能觉得被普桑超车有点丢人吧，它把车速拉起来，两次想超车都没成功。老板骂了一句，提速，越野车也不示弱，在我们后面打亮大灯。我提醒老板，这不是飙车的时候，话还没说完，越野车从我们身后超了过去，忽然听见尖锐的刹车声，越野车斜冲进我们的车道，老板猛踩刹车，普桑啪地一声撞在了越野车侧面。
我们一起下车，只见越野车车轮后面两道血迹，十几米开外躺着一个人，一动不动。现场非常惨。
越野车上跳下来两个人，都吓傻了。我的老板脸色惨白，我掏出手机打110，又给区小华打了个电话，说出了车祸，要晚些到她那里。我把情况说了，刚把手机合上，忽然发现在道路另一边还躺着一个人，是个小女孩，也被撞了，但还有呼吸。越野车撞了两个人!我抱起她就往医院方向狂奔，事发地点离医院只有五百米。
区小华正在当班。把孩子送进去之后，我询问她情况，她说孩子的伤势很重，正准备动手术，又说这孩子是Rh阴性的血型，非常稀有，血库里根本没有，也找不到孩子的家人。我告诉区小华，我也是这种血型，她非常惊讶地看了我眼，立刻拖我进去抽血。
抽完血，区小华陪我坐在急诊室门口的长椅上，她给我泡了杯牛奶。交警过来调查情况，我说车是我开的，把驾照拿给他看，过一会儿到现场去。我问警察：“那肇事司机怎么样了?”
警察说：“酒后驾车，全责，一死一伤啊。”
“死的那个是谁?”
“孩子的妈。”
我愣了片刻，虚弱地点点头。
区小华当然知道，我不会开车，我的驾照是花钱买来的，专门替老板扣分。她还知道那晚开车的其实是老板也醉了。他没撞着人算他运气。第二天，区小华说：“假如查出你老板是酒后驾车，会怎么样?”我说至少拘留，但也可能更复杂，我要是说他和越野车司机在那里飙车，恐怕他也要承担连带责任，但我没研究过交通法，不能肯定。我当然不会在警察面前供出我的老板。
區小华说：“我可以说你是谋杀犯的同谋。”
我说：“一点没错，要不是我，老板根本不会走那条路。他是特地捎我到医院来找你的。”
此话一出，我和区小华都沉默了，无形之中我们都成了这起事故的制造者，很多偶然因素支配着。区小华说：“孩子的父亲昨天来过了，坐在医院门口哭了一个小时，拉都拉不走。三十多岁的男人，穿得很寒酸，一个人坐那里哭，后来拉他的人也不管他了。我看了真是难过。能让你老板赔点钱吗?算是抚恤金?
我说：“他不会愿意的。”
“不愿意就去举报他。”
“这更不可能。”
区小华抬头，对我说：“我看我们还是分开一阵子吧，我觉得你这个人……”
“我怎么了?”
“你不地道。”
我知道区小华不喜欢我的老板，我也不喜欢他，但我还得在他手底下打工。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我把自己该做的都做了，送女孩来医院，献血，垫付医药费，没想到区小华还是会对我失望。她说我这个人不地道，这句话伤了我。
我说那就分手吧，分开一阵子和分手还是有区别的，我说的是“分手”。区小华脸色阴沉，甩手就走。
当天下午再去医院看那孩子，我终于知道，区小华有理由难过。那孩子心脏衰竭，中午时候死了。
三天后，我辞了职。老板试图挽留我，被我拒绝了，临走他给了我一笔钱，说是兄弟一场。其实我再清楚不过，这钱是封口费。老板慷慨地说，只要我想回公司，什么时候都可以。我点点头，假装还有点留恋的样子，事实上我是再也不想看见他了。
我迅速搬出了原来的住所，迅速消失。我在郊区租了一个一室户，很旧的筒子楼，离第二人民医院不远。这一带房租也比较便宜。我去找了区小华，很认真地谈了一次，我并不想与她分手，之前说的都是气话。我把辞职以及搬家的情况告诉了她，我想和她恢复过去的关系，毕竟在这座城市里，区小华是我唯一可以联络的人了。
区小华说：“假如我不答应呢?”
我说那样的话，我也就没必要留在这个地方了，可能去广东。
区小华说：“让我考虑考虑吧。对了，那孩子的父亲今天来了，他付不起医药费。你垫付的押金，我对他说了，一共是四千元整，我估计他一时还不出来。
我说：“算了，这钱我不要了。”我从包里掏出老板给我的钱，一起交给区小华，“这些钱都给他。大概有一万吧，我没点过。”
我独自回到住所，心情非常恶劣。一闭上眼睛，我就看见血淋淋的孩子在臂弯里，我抱着她狂奔，两旁的景物带着巨响向后退去。后来连做梦都是这个场景，梦里更恐怖些，孩子忽然睁开眼睛，对我说：“叔叔，等等我妈妈。”我一下子崩溃了，我信鬼神，看过很多怨灵之类的恐怖电影，我能感觉到这对母女的怨气围绕在我身边。我把手机关了，门窗紧闭，好几天都没有出门。很多梦缠绕着我，梦里的天空是血红色的，我怎么也找不到医院。这个梦仿佛还有更恐怖的场景，但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醒来时我就看着自己的臂弯，那里空荡荡的，我那件衣服上应该也沾着血，衣服呢?我记得是扔在医院了……我这么折腾自己，几天之后，意识都模糊了。这期间门铃响过一次，我迷迷糊糊地去开门，蓦然看见门口站着个七八岁小女孩，把我吓得，魂都冻住了。后来才知道是楼下人家的女儿，也不知道找我借什么东西。
我得了抑郁症。
五天之后，雪灾不期而至。
先是停电，停水，电话网线手机信号一概中止，大雪下得铺天盖地，交通瘫痪，我根本联系不到区小华，也没办法出门。雪灾反而让我清楚了些，我总不能冻死饿死在这里，我像所有的灾民一样，靠一些矿泉水和干粮，缩在家里熬时间。一天，两天，三天，到第五天上，电力总算恢复了。人们还是不能上街，因为雪还在下，外面的香樟树一棵接一棵地倒，听说街上死了人，也听说很多人滞留在火车站。这是百年不遇的雪灾。 那天深夜，我在家里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我正在屋子里看一份过期报纸，她按了我的门铃。拉开门一看，是个面貌清秀的女人
三十岁左右
她自我介绍说，她叫徐明兰，住在我楼上，我是新搬来的，几天来都不出门，对左邻右舍很不熟悉。我问她有什么事，她直接地说：“我女儿在发烧，我需要有人帮忙送她去医院。”
这幢筒子楼，我租着一间朝北的房间，下雪之后异常的冷。我估摸着她也是租房的，因为她操着外地口音。很奇怪她为什么单单找我，此時交通瘫痪，家家户户都躲在屋子里，要找个帮手还是很容易的。徐明兰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说：“我昨天在楼道里看见过你，你挺像运动员的，这种天气，一般人哪肯出去啊?”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我也刚搬来没多久，楼上楼下都不熟。”
她确实找对了人，我很健壮，这个身材是最适合在雪灾之夜背小孩去医院的。我也有这个意愿，我听不得孩子，如果我可以救一个孩子，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好听的话就不说了。我陪着徐明兰到楼上去，原来她就住在我的正上方。搬进来好几天，有时会听见天花板发出嘭嘭的声音，很闷，有节奏。我在楼梯上问她这到底是什么声音，她抱歉地说：“我女儿在玩一个网球，没想到动静那么大，真是打搅你了。”我说没关系，反正我也迷糊着，有点动静总比没动静好。这么一说，她特地问：“你在哪里上班?”
“失业。”我说。
她的房间也朝北，只是比我家更冷。电力恢复之后，这一带的电压还是不行，空调基本用不上，仍然得靠干粮和矿泉水度日，估计她的情况和我差不多。大人可以熬，孩子顶不住了。
白炽灯亮着，只是光线暗淡，我用眼睛扫一下，屋子里很干净，几乎没有什么家具，那张双人床显得特别醒目。孩子在床上，用被子裹着，看不清脸，按身量推断应该四五岁左右。桌上还点着根蜡烛。筒子楼里都是一室户，一眼就能看清房间的全貌。
除此之外，我还注意到床头柜上有个镜框，里面是徐明兰和她女儿的合影，背景似乎是上海的东方明珠。
我当时根本没多想，我差不多有十天没跟人说话，徐明兰的出现，不管从哪种意义上都使我的心情稍稍好转。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可能会理解，这种时候需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缓解内心的压力。人心深处的黑暗是不能长时间去碰触的。
徐明兰说：“你行不行?你脸色不太好。”
我说可以，我这几天确实都没吃好睡好，但身体底子还在。另外我又添了一句：“你先生不在?”
“在别处，路都堵了，过不来。”
“给孩子量过体温吗?”
“三十九度八，我给她吃了两片药，还是老样子。”
“那得快，挂急诊，去二院?”
“二院最近，”她在屋子里大致指了个方向，“但我叫不到车。”
“这种天气是不可能有车了。”我从床上抱起孩子，感觉很轻。孩子被惊动了，嘤嘤地哭了几声。我说立刻出发吧也不用考虑了。徐明兰套上一件大衣，又在孩子身上盖了一件棉风衣。出门时，她很仔细地锁了门。
经过我家时，我把孩子交到徐明兰手里，进去换了一双登山鞋，拿了一个手电筒，又从抽屉里数了八百块钱揣上。我怕她钱不够。我锁门时发现她抱着孩子已经去了楼下，赶紧追下去，她已经站在街道旁。外面在下雪，不是很大，积雪堆得很厚，也分不清人行道和车道。我踏出一脚，试了试积雪，倒吸了一口冷气。雪已经到我小腿，这种天气出门!我几乎就要建议她打120，等救护车来，哪怕等一个晚上。
还是决定往前走，我估计就算我打退堂鼓，徐明兰也会抱着孩子往雪中去的。
我抱着孩子在街上走，让她的脸搁在我的肩膀上。风从背后吹过来，一半是在推我，让我轻松些，一半也吹在孩子脸上。街上路灯还亮着。徐明兰手里挎着包，打着伞，跟在我身后。风很大，她的伞基本上起不了作用，反而让她失去了平衡，在过街的时候她摔了一跤，我试图腾出一只手去拉她，但她朝我摆摆手，自己站了起来。她摔倒的时候，嘴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这让我有点难过。
我让她把伞收起来。我去过黄山，知道在这种天气里打伞是件危险的事，最好还是穿雨披，但我没有雨披。我想是否能在街上买到，放眼望去，街上所有店都关着，这一带本身就是城乡结合部。
这条路我走过一次，去二院我区小华，在下雪的夜里，我有点辨不清方向，全靠徐明兰指路。我只知道按平时的行速，到二院不会超过三十分钟。这是晚上十点半的事。
零点时我们还在路上。
这段路我承认，非常艰苦，比码头扛包还累。并不是我体能差，而是这段时间里雪忽然下大了，沉重的雪片像火山灰一样在路灯的光晕中横冲直撞，气温直降，路上全无行人。再往前走，我们离开了这一带的居民区，马路倒是很宽，但两侧全是没封顶的楼盘，白色的围墙延绵向远处，新栽的树木全都倒在了地上。这一带没有住户。
孩子在我手里，起初还觉得轻，越走越沉。我的两条手臂已经不听使唤了，脚有点发木，背上起了一层汗，全都冻在衣服里了。这些都还不算严重，关键是我们迷路了，我们走的那条路正在挖沟，这是去二院的必经之路，一下子就被堵住了。我想起下雪之前确实是民工在这里工作，当时没在意，没想到挖得这么深。雪一下，工地也就被撂下了，仅剩一条很窄的通道，得沿沟而行，这一段根本没有路灯，也不知道前面到底通不通，我们两个不敢带着小孩走这条路。只能再折返回去，转弯之后向前走，必须绕路，到下一个街口的时候我们俩都迷糊了。
前面是一座桥，横跨护城河，过桥就是市区。徐明兰说，二院在北边，我们应该转弯。可到底是过桥以后转弯，还是在桥堍下转弯呢?
我们站在桥下时，有一辆越野车从身后飞速驶来，往桥上去。车在雪地上开过的声音特别响。我一回头看见了它，把孩子交到徐明兰手里，当即往街当中跑，想拦车。这车大灯频闪，按喇叭，意思是不能拉我上去。我立在街心不动，我要和这越野车司机比比心理素质。徐明兰在我身后猛拽了我一把，越野车“呼”地一声，贴着我的肋骨开走了。这是我当晚在路上见到的唯一一辆车。
我没想到徐明兰的力气这么大，我一米八五的个头，即使男人想拽动我都不是那么容易。显然她是急了。我说：“不是你这一把，我就横尸当场了。”
徐明兰一字字地说：“那车不会停的。”
我承认我有点冲动，我拿命在赌什么?这越野车的司机是个老手，他不减速，同时他知道在这样的路况下，无论刹车还是打弯都有可能车毁人亡，他就冲着我开过来。
我一下子想起半个月前的事。
我把孩子抱过来。徐明兰说：“以后不要做这么危险的事。”说完替我掸了掸肩膀上的雪。我说谢谢，我一下子对她有了好感，在冻得僵硬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但她迅速地扭过头去，向着桥那边张望。
现在我们该决定是过桥以后转弯呢，还是在桥堍下转弯。这座桥很长，东西走向，影影绰绰的路灯在桥两则，大概可以 看清桥的轮廓，能见度很低，再往前望去就是一片漆黑了。之前我只是打车经过这里，桥具体有多长，通往哪里，我完全没有概念。桥堍下有一条道路，南北走向，一侧是河，一侧是一片仓库的围墙。走这条路的话，我们就不用过桥了，直接从一条小路下去就可以。
“医院不用过桥，”我指指桥堍下的道路，“但这条路我从来没走过，通医院?”
“通的。”
这就成了一个两难的选择，桥堍下的那条近路比较窄，更黑一些，沿路很可能没有住户，假如过桥的话，再绕回来(势必还要再找到另一座桥)，我们很可能两个小时都到不了医院。当然还有一种办法，索性过桥到市区去找医院，这样的话，时间就完全不在掌控之中。行得通吗?
这时我和徐明兰发生了分歧，我认为过桥比较好，市区那边可能会有车，哪怕找到个派出所，民警肯定会帮忙，但徐明兰说，从桥堍这边过去就是医院，可能只需要五分钟。她态度很坚持。我半开玩笑地说：“危机时刻，要选择去人多的地方。”徐明兰说：“如果桥堍下面走不通，最多再折回来，风险比较小。要是过桥我们到底要走多久，天知道。”她这么说也有道理。
这时我听见手机短信响了一下。市里的移动网早就断了，手机根本不能打，短信是断断续续的。我急忙从兜里掏出手机看了看。我双手抱着孩子，道理上说，不应该那么急地腾出手去看短信，但我实在是太想看到短信内容了。我与外界的联络断了足足五天!
我看短信的时候，徐明兰在一边问我：“有什么消息吗?”
“一个朋友，问我情况。”我把手机放回口袋里，没回，“又没信号了。看看你的手机，有信号吗?”
徐明蘭摇摇头，“我没手机。”
“怎么不备一个?现在手机多便宜。”
“是我忘记带了。”
我吁了口气，现在是必须走桥堍下了。我抱着孩子从桥的一侧下去，到了小路上，得转弯，穿过桥洞往北走。雪丝毫没有减弱的意思，从河面上卷过来的风简直冷到骨子里，我下意识地加快脚步，转弯时滑了一下，总算没有跌倒。我说：“我简直不知道，该诅咒老天，还是祈求我的登山鞋保佑我。”徐明兰说：“小心桥洞下面，有冰。”我回头看了她一眼，我意识到她是一个非常冷静的女人，思路清晰，预判准确。一个焦急的母亲在这种时候还能选择走桥堍下(以风险成本来衡量)，意识到桥洞里有冰(摔在冰面上比摔在厚厚的积雪上危险)，以及在吉普车开来的时候拽了我一把(告诉我它是不会停下的)。她在一边扶着我的胳膊，把收起来的雨伞当拐杖使，这样我们两个人形成了多点支撑的格局。在冰面上行走，重心得前倾些，她很自然地走到我前面，稍稍撑住我，免得我前倾过度。我也想好了，就算跌倒，我也情愿摔着自己，不能摔着孩子。
走进桥洞。
我想起我的手电筒还在口袋里，正想掏出来，我对徐明兰说：“小心，这里很暗。”但我立刻闭嘴。
桥洞里有光，闪闪烁烁的，是火光，显然是有人在烤火。这么冷的天有人在桥洞里烤火，这实在是太古怪了。
我和徐明兰对看了一眼，都没吱声。桥洞里的路面上没有雪，踩上去就知道完全是溜冰场。我们一步三摇，颤颤巍巍地向火光亮处走去。那火在桥洞凹进去的地方，这是个避风的场所，走得越近，看得越真切。
我松了口气，是一个乞丐，蜷缩在墙角，他正用一个废柴油桶在烧火。火光照亮了路面。他听到脚步声，但他并没有抬头。
我警惕地看着他，我知道这个夜晚绝不简单，我可能会出事。走过他的那当口我看清楚了，流浪汉是个女的，花白的头发盖住了脸颊，身上披着脏兮兮的棉袄。她没抬头，但我能感到她用眼角的余光瞟了我一眼，她在笑。我觉得全身的毛孔都缩到了皮肤里。徐明兰扶着我胳膊的手一下子捏紧了。
我有两个禁忌，第一，从不告诉别人我是Rh阴性的血型，第二，从不问路。
第一个禁忌，因为这种血型很稀有，我读大学时吃过这个亏，别人献了200cc血，我被拖到医院里，一年献了800cc都不够。毕业之后我就一直隐瞒自己的血型。
关于第二条禁忌，后面细说。
还是说血型的事。这座城市唯一知道我血型的是区小华，她是我的女友，已经谈了两年，有一度我们打算结婚，但房子问题没解决。拖久了，双方都有点疲，这是题外话。区小华是第二人民医院的大夫，我一直瞒着她关于血型的事，直到半个月前。
那次我陪老板去应酬，半夜才结束。老板喝多了，开着他的普桑，我坐在副驾，我从来不喝酒。当时我要到二院去找区小华，她在急诊室值班。也是顺路，老板开车拉我过来，老板的酒量好，一瓶红酒下肚，车速照样保持在80迈，开得稳稳的。
那是郊区，道路很宽，路上几乎没有行人。我们超了一辆越野车，它一直跟在后面，可能觉得被普桑超车有点丢人吧，它把车速拉起来，两次想超车都没成功。老板骂了一句，提速，越野车也不示弱，在我们后面打亮大灯。我提醒老板，这不是飙车的时候，话还没说完，越野车从我们身后超了过去，忽然听见尖锐的刹车声，越野车斜冲进我们的车道，老板猛踩刹车，普桑啪地一声撞在了越野车侧面。
我们一起下车，只见越野车车轮后面两道血迹，十几米开外躺着一个人，一动不动。现场非常惨。
越野车上跳下来两个人，都吓傻了。我的老板脸色惨白，我掏出手机打110，又给区小华打了个电话，说出了车祸，要晚些到她那里。我把情况说了，刚把手机合上，忽然发现在道路另一边还躺着一个人，是个小女孩，也被撞了，但还有呼吸。越野车撞了两个人!我抱起她就往医院方向狂奔，事发地点离医院只有五百米。
区小华正在当班。把孩子送进去之后，我询问她情况，她说孩子的伤势很重，正准备动手术，又说这孩子是Rh阴性的血型，非常稀有，血库里根本没有，也找不到孩子的家人。我告诉区小华，我也是这种血型，她非常惊讶地看了我眼，立刻拖我进去抽血。
抽完血，区小华陪我坐在急诊室门口的长椅上，她给我泡了杯牛奶。交警过来调查情况，我说车是我开的，把驾照拿给他看，过一会儿到现场去。我问警察：“那肇事司机怎么样了?”
警察说：“酒后驾车，全责，一死一伤啊。”
“死的那个是谁?”
“孩子的妈。”
我愣了片刻，虚弱地点点头。
区小华当然知道，我不会开车，我的驾照是花钱买来的，专门替老板扣分。她还知道那晚开车的其实是老板也醉了。他没撞着人算他运气。第二天，区小华说：“假如查出你老板是酒后驾车，会怎么样?”我说至少拘留，但也可能更复杂，我要是说他和越野车司机在那里飙车，恐怕他也要承担连带责任，但我没研究过交通法，不能肯定。我当然不会在警察面前供出我的老板。
區小华说：“我可以说你是谋杀犯的同谋。”
我说：“一点没错，要不是我，老板根本不会走那条路。他是特地捎我到医院来找你的。”
此话一出，我和区小华都沉默了，无形之中我们都成了这起事故的制造者，很多偶然因素支配着。区小华说：“孩子的父亲昨天来过了，坐在医院门口哭了一个小时，拉都拉不走。三十多岁的男人，穿得很寒酸，一个人坐那里哭，后来拉他的人也不管他了。我看了真是难过。能让你老板赔点钱吗?算是抚恤金?
我说：“他不会愿意的。”
“不愿意就去举报他。”
“这更不可能。”
区小华抬头，对我说：“我看我们还是分开一阵子吧，我觉得你这个人……”
“我怎么了?”
“你不地道。”
我知道区小华不喜欢我的老板，我也不喜欢他，但我还得在他手底下打工。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我把自己该做的都做了，送女孩来医院，献血，垫付医药费，没想到区小华还是会对我失望。她说我这个人不地道，这句话伤了我。
我说那就分手吧，分开一阵子和分手还是有区别的，我说的是“分手”。区小华脸色阴沉，甩手就走。
当天下午再去医院看那孩子，我终于知道，区小华有理由难过。那孩子心脏衰竭，中午时候死了。
三天后，我辞了职。老板试图挽留我，被我拒绝了，临走他给了我一笔钱，说是兄弟一场。其实我再清楚不过，这钱是封口费。老板慷慨地说，只要我想回公司，什么时候都可以。我点点头，假装还有点留恋的样子，事实上我是再也不想看见他了。
我迅速搬出了原来的住所，迅速消失。我在郊区租了一个一室户，很旧的筒子楼，离第二人民医院不远。这一带房租也比较便宜。我去找了区小华，很认真地谈了一次，我并不想与她分手，之前说的都是气话。我把辞职以及搬家的情况告诉了她，我想和她恢复过去的关系，毕竟在这座城市里，区小华是我唯一可以联络的人了。
区小华说：“假如我不答应呢?”
我说那样的话，我也就没必要留在这个地方了，可能去广东。
区小华说：“让我考虑考虑吧。对了，那孩子的父亲今天来了，他付不起医药费。你垫付的押金，我对他说了，一共是四千元整，我估计他一时还不出来。
我说：“算了，这钱我不要了。”我从包里掏出老板给我的钱，一起交给区小华，“这些钱都给他。大概有一万吧，我没点过。”
我独自回到住所，心情非常恶劣。一闭上眼睛，我就看见血淋淋的孩子在臂弯里，我抱着她狂奔，两旁的景物带着巨响向后退去。后来连做梦都是这个场景，梦里更恐怖些，孩子忽然睁开眼睛，对我说：“叔叔，等等我妈妈。”我一下子崩溃了，我信鬼神，看过很多怨灵之类的恐怖电影，我能感觉到这对母女的怨气围绕在我身边。我把手机关了，门窗紧闭，好几天都没有出门。很多梦缠绕着我，梦里的天空是血红色的，我怎么也找不到医院。这个梦仿佛还有更恐怖的场景，但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醒来时我就看着自己的臂弯，那里空荡荡的，我那件衣服上应该也沾着血，衣服呢?我记得是扔在医院了……我这么折腾自己，几天之后，意识都模糊了。这期间门铃响过一次，我迷迷糊糊地去开门，蓦然看见门口站着个七八岁小女孩，把我吓得，魂都冻住了。后来才知道是楼下人家的女儿，也不知道找我借什么东西。
我得了抑郁症。
五天之后，雪灾不期而至。
先是停电，停水，电话网线手机信号一概中止，大雪下得铺天盖地，交通瘫痪，我根本联系不到区小华，也没办法出门。雪灾反而让我清楚了些，我总不能冻死饿死在这里，我像所有的灾民一样，靠一些矿泉水和干粮，缩在家里熬时间。一天，两天，三天，到第五天上，电力总算恢复了。人们还是不能上街，因为雪还在下，外面的香樟树一棵接一棵地倒，听说街上死了人，也听说很多人滞留在火车站。这是百年不遇的雪灾。 那天深夜，我在家里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我正在屋子里看一份过期报纸，她按了我的门铃。拉开门一看，是个面貌清秀的女人
三十岁左右
她自我介绍说，她叫徐明兰，住在我楼上，我是新搬来的，几天来都不出门，对左邻右舍很不熟悉。我问她有什么事，她直接地说：“我女儿在发烧，我需要有人帮忙送她去医院。”
这幢筒子楼，我租着一间朝北的房间，下雪之后异常的冷。我估摸着她也是租房的，因为她操着外地口音。很奇怪她为什么单单找我，此時交通瘫痪，家家户户都躲在屋子里，要找个帮手还是很容易的。徐明兰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说：“我昨天在楼道里看见过你，你挺像运动员的，这种天气，一般人哪肯出去啊?”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我也刚搬来没多久，楼上楼下都不熟。”
她确实找对了人，我很健壮，这个身材是最适合在雪灾之夜背小孩去医院的。我也有这个意愿，我听不得孩子，如果我可以救一个孩子，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好听的话就不说了。我陪着徐明兰到楼上去，原来她就住在我的正上方。搬进来好几天，有时会听见天花板发出嘭嘭的声音，很闷，有节奏。我在楼梯上问她这到底是什么声音，她抱歉地说：“我女儿在玩一个网球，没想到动静那么大，真是打搅你了。”我说没关系，反正我也迷糊着，有点动静总比没动静好。这么一说，她特地问：“你在哪里上班?”
“失业。”我说。
她的房间也朝北，只是比我家更冷。电力恢复之后，这一带的电压还是不行，空调基本用不上，仍然得靠干粮和矿泉水度日，估计她的情况和我差不多。大人可以熬，孩子顶不住了。
白炽灯亮着，只是光线暗淡，我用眼睛扫一下，屋子里很干净，几乎没有什么家具，那张双人床显得特别醒目。孩子在床上，用被子裹着，看不清脸，按身量推断应该四五岁左右。桌上还点着根蜡烛。筒子楼里都是一室户，一眼就能看清房间的全貌。
除此之外，我还注意到床头柜上有个镜框，里面是徐明兰和她女儿的合影，背景似乎是上海的东方明珠。
我当时根本没多想，我差不多有十天没跟人说话，徐明兰的出现，不管从哪种意义上都使我的心情稍稍好转。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可能会理解，这种时候需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缓解内心的压力。人心深处的黑暗是不能长时间去碰触的。
徐明兰说：“你行不行?你脸色不太好。”
我说可以，我这几天确实都没吃好睡好，但身体底子还在。另外我又添了一句：“你先生不在?”
“在别处，路都堵了，过不来。”
“给孩子量过体温吗?”
“三十九度八，我给她吃了两片药，还是老样子。”
“那得快，挂急诊，去二院?”
“二院最近，”她在屋子里大致指了个方向，“但我叫不到车。”
“这种天气是不可能有车了。”我从床上抱起孩子，感觉很轻。孩子被惊动了，嘤嘤地哭了几声。我说立刻出发吧也不用考虑了。徐明兰套上一件大衣，又在孩子身上盖了一件棉风衣。出门时，她很仔细地锁了门。
经过我家时，我把孩子交到徐明兰手里，进去换了一双登山鞋，拿了一个手电筒，又从抽屉里数了八百块钱揣上。我怕她钱不够。我锁门时发现她抱着孩子已经去了楼下，赶紧追下去，她已经站在街道旁。外面在下雪，不是很大，积雪堆得很厚，也分不清人行道和车道。我踏出一脚，试了试积雪，倒吸了一口冷气。雪已经到我小腿，这种天气出门!我几乎就要建议她打120，等救护车来，哪怕等一个晚上。
还是决定往前走，我估计就算我打退堂鼓，徐明兰也会抱着孩子往雪中去的。
我抱着孩子在街上走，让她的脸搁在我的肩膀上。风从背后吹过来，一半是在推我，让我轻松些，一半也吹在孩子脸上。街上路灯还亮着。徐明兰手里挎着包，打着伞，跟在我身后。风很大，她的伞基本上起不了作用，反而让她失去了平衡，在过街的时候她摔了一跤，我试图腾出一只手去拉她，但她朝我摆摆手，自己站了起来。她摔倒的时候，嘴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这让我有点难过。
我让她把伞收起来。我去过黄山，知道在这种天气里打伞是件危险的事，最好还是穿雨披，但我没有雨披。我想是否能在街上买到，放眼望去，街上所有店都关着，这一带本身就是城乡结合部。
这条路我走过一次，去二院我区小华，在下雪的夜里，我有点辨不清方向，全靠徐明兰指路。我只知道按平时的行速，到二院不会超过三十分钟。这是晚上十点半的事。
零点时我们还在路上。
这段路我承认，非常艰苦，比码头扛包还累。并不是我体能差，而是这段时间里雪忽然下大了，沉重的雪片像火山灰一样在路灯的光晕中横冲直撞，气温直降，路上全无行人。再往前走，我们离开了这一带的居民区，马路倒是很宽，但两侧全是没封顶的楼盘，白色的围墙延绵向远处，新栽的树木全都倒在了地上。这一带没有住户。
孩子在我手里，起初还觉得轻，越走越沉。我的两条手臂已经不听使唤了，脚有点发木，背上起了一层汗，全都冻在衣服里了。这些都还不算严重，关键是我们迷路了，我们走的那条路正在挖沟，这是去二院的必经之路，一下子就被堵住了。我想起下雪之前确实是民工在这里工作，当时没在意，没想到挖得这么深。雪一下，工地也就被撂下了，仅剩一条很窄的通道，得沿沟而行，这一段根本没有路灯，也不知道前面到底通不通，我们两个不敢带着小孩走这条路。只能再折返回去，转弯之后向前走，必须绕路，到下一个街口的时候我们俩都迷糊了。
前面是一座桥，横跨护城河，过桥就是市区。徐明兰说，二院在北边，我们应该转弯。可到底是过桥以后转弯，还是在桥堍下转弯呢?
我们站在桥下时，有一辆越野车从身后飞速驶来，往桥上去。车在雪地上开过的声音特别响。我一回头看见了它，把孩子交到徐明兰手里，当即往街当中跑，想拦车。这车大灯频闪，按喇叭，意思是不能拉我上去。我立在街心不动，我要和这越野车司机比比心理素质。徐明兰在我身后猛拽了我一把，越野车“呼”地一声，贴着我的肋骨开走了。这是我当晚在路上见到的唯一一辆车。
我没想到徐明兰的力气这么大，我一米八五的个头，即使男人想拽动我都不是那么容易。显然她是急了。我说：“不是你这一把，我就横尸当场了。”
徐明兰一字字地说：“那车不会停的。”
我承认我有点冲动，我拿命在赌什么?这越野车的司机是个老手，他不减速，同时他知道在这样的路况下，无论刹车还是打弯都有可能车毁人亡，他就冲着我开过来。
我一下子想起半个月前的事。
我把孩子抱过来。徐明兰说：“以后不要做这么危险的事。”说完替我掸了掸肩膀上的雪。我说谢谢，我一下子对她有了好感，在冻得僵硬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但她迅速地扭过头去，向着桥那边张望。
现在我们该决定是过桥以后转弯呢，还是在桥堍下转弯。这座桥很长，东西走向，影影绰绰的路灯在桥两则，大概可以 看清桥的轮廓，能见度很低，再往前望去就是一片漆黑了。之前我只是打车经过这里，桥具体有多长，通往哪里，我完全没有概念。桥堍下有一条道路，南北走向，一侧是河，一侧是一片仓库的围墙。走这条路的话，我们就不用过桥了，直接从一条小路下去就可以。
“医院不用过桥，”我指指桥堍下的道路，“但这条路我从来没走过，通医院?”
“通的。”
这就成了一个两难的选择，桥堍下的那条近路比较窄，更黑一些，沿路很可能没有住户，假如过桥的话，再绕回来(势必还要再找到另一座桥)，我们很可能两个小时都到不了医院。当然还有一种办法，索性过桥到市区去找医院，这样的话，时间就完全不在掌控之中。行得通吗?
这时我和徐明兰发生了分歧，我认为过桥比较好，市区那边可能会有车，哪怕找到个派出所，民警肯定会帮忙，但徐明兰说，从桥堍这边过去就是医院，可能只需要五分钟。她态度很坚持。我半开玩笑地说：“危机时刻，要选择去人多的地方。”徐明兰说：“如果桥堍下面走不通，最多再折回来，风险比较小。要是过桥我们到底要走多久，天知道。”她这么说也有道理。
这时我听见手机短信响了一下。市里的移动网早就断了，手机根本不能打，短信是断断续续的。我急忙从兜里掏出手机看了看。我双手抱着孩子，道理上说，不应该那么急地腾出手去看短信，但我实在是太想看到短信内容了。我与外界的联络断了足足五天!
我看短信的时候，徐明兰在一边问我：“有什么消息吗?”
“一个朋友，问我情况。”我把手机放回口袋里，没回，“又没信号了。看看你的手机，有信号吗?”
徐明蘭摇摇头，“我没手机。”
“怎么不备一个?现在手机多便宜。”
“是我忘记带了。”
我吁了口气，现在是必须走桥堍下了。我抱着孩子从桥的一侧下去，到了小路上，得转弯，穿过桥洞往北走。雪丝毫没有减弱的意思，从河面上卷过来的风简直冷到骨子里，我下意识地加快脚步，转弯时滑了一下，总算没有跌倒。我说：“我简直不知道，该诅咒老天，还是祈求我的登山鞋保佑我。”徐明兰说：“小心桥洞下面，有冰。”我回头看了她一眼，我意识到她是一个非常冷静的女人，思路清晰，预判准确。一个焦急的母亲在这种时候还能选择走桥堍下(以风险成本来衡量)，意识到桥洞里有冰(摔在冰面上比摔在厚厚的积雪上危险)，以及在吉普车开来的时候拽了我一把(告诉我它是不会停下的)。她在一边扶着我的胳膊，把收起来的雨伞当拐杖使，这样我们两个人形成了多点支撑的格局。在冰面上行走，重心得前倾些，她很自然地走到我前面，稍稍撑住我，免得我前倾过度。我也想好了，就算跌倒，我也情愿摔着自己，不能摔着孩子。
走进桥洞。
我想起我的手电筒还在口袋里，正想掏出来，我对徐明兰说：“小心，这里很暗。”但我立刻闭嘴。
桥洞里有光，闪闪烁烁的，是火光，显然是有人在烤火。这么冷的天有人在桥洞里烤火，这实在是太古怪了。
我和徐明兰对看了一眼，都没吱声。桥洞里的路面上没有雪，踩上去就知道完全是溜冰场。我们一步三摇，颤颤巍巍地向火光亮处走去。那火在桥洞凹进去的地方，这是个避风的场所，走得越近，看得越真切。
我松了口气，是一个乞丐，蜷缩在墙角，他正用一个废柴油桶在烧火。火光照亮了路面。他听到脚步声，但他并没有抬头。
我警惕地看着他，我知道这个夜晚绝不简单，我可能会出事。走过他的那当口我看清楚了，流浪汉是个女的，花白的头发盖住了脸颊，身上披着脏兮兮的棉袄。她没抬头，但我能感到她用眼角的余光瞟了我一眼，她在笑。我觉得全身的毛孔都缩到了皮肤里。徐明兰扶着我胳膊的手一下子捏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