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长河流到了北宋。钧瓷窑变艺术从唐始，经五代至宋数百年的发展完善，技艺上已经成熟。铜元素在釉料中的应用，使釉面出现了紫红相映、灿若云霞的窑变效果，完成了钧瓷艺术品位的跨越，一举跨入宋代五大名窑（钧、汝、官、哥、定）之列。
　　北宋钧官窑的建立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宋钧官窑的建立与宋徽宗赵佶的性格爱好有着直接的关系。
　　历史上的宋徽宗赵佶，可算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风流皇帝，艺术天份极高，他的绘画、书法水平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直到当代，徽宗的传世书画作品仍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徽宗皇帝为了自己的喜好和享乐的需要，在位期间，在苏州、杭州设置“造作局”，专门采用象牙、犀角、金、玉、竹、藤、丝、绸等原料，制造各种珍奇工艺品，以供皇家赏玩。徽宗还在皇宫中大兴土木、修建明堂、亭台殿阁、凿池修泉。为了布置室内，装饰庭院，在平江、苏杭设“应奉局”，寻求南方名贵花木、奇石异珍以供奉宫廷之用，名曰“花石纲”。李辉柄认为：“由‘花石纲’之故，朝廷为了种植远路运来的奇花异草和制作怪石盆景，便在河南禹县立官钧窑，以烧制各式花盆、奁、鼓钉洗等陈设用瓷。”
　　1965年，位于禹州城北部古钧台附近的宋钧官窑遗址被发现，1975年被发掘出土的产品，其釉色、造型与故宫博物院所藏传世宋钧完全一致，为宋代钧官窑的存在提供了实物依据。而钧官窑的建立，与徽宗皇帝骄奢淫逸、选运“花石纲”有直接关系。
　　有人认为宋钧官窑紧邻古钧台，所以叫“钧台官窑”。这是不对的，因为宋时官窑附近并没有古钧台。今天的古钧台是清康熙三十八年经禹州知州于国壁修建的象征性建筑物。古钧台原址在城南十里的柏塔山上，但作为夏启举行开国大典的地方，影响力是巨大的。禹州（宋时称阳翟）境内有钧台，禹州建的官窑叫：“钧台官窑”，是合理的，成立的。钧台官窑简称“钧窑”，所产瓷器简称“钧瓷”。
　　从此，一代名瓷有了定名。
　　之后，钧瓷从生活日用瓷升格为艺术观赏瓷。在此之前，禹州民窑所产钧瓷属生活用品，即盘、碗、罐、钵之类的器皿；而钧官窑则以花瓶、花盆、尊、洗等观赏类制品为主。二者性质不同，是商品和非商品之间的差异，是受窑口性质与生产目的所决定的。
　　钧官窑的工匠是从民间精选而来。
　　皇家富有四海，官窑烧制瓷器可以不计工时，不惜黄金，务求极精极美。加上工匠都是从民间选来的能工巧匠，所以制品的精细程度和艺术品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钧官窑瓷器物釉色有玫瑰紫、海棠红、天青、月白等，乳浊感强，色调过渡自然，窑变意境美丽。这类钧官窑瓷器底部均分别刻有不同的一至十的号码字样，标明每种器物都有从大到小的十种型号。象这样的钧瓷珍品，出窑后即被选送入宫廷，世代相传并保存至今，被称为“传世宋钧”。
　　钧官窑的艺术成就一方面是造型形成了雄浑大气、简洁自然的风格特征，另一方面是将窑变技艺演绎升华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宋徽宗在位25年间，是钧瓷生产的鼎盛时期。这期间钧官窑在民窑天青釉和紫红斑釉的基础上，成功地创烧了蓝、红、紫、青、灰诸色融合相间的窑变釉，由早期民窑的单色发展到官窑青紫并重的基本格调。青蓝釉施于器内，红紫釉多施器外。内青外紫，对比强烈的釉面色泽具有较强的视觉效果。官钧青、蓝釉也不像早期民钧釉那样单一，而是在一个较深的青、蓝背景上布满带乳白汗珠状的流纹，这种现象被一些文献称为“宋钧之紫汗漫全体，青葱紫倩蜡泪之成堆”。从釉的艺术风格上看，它追求的是模仿花玛璃一般花的效果，或大自然中瞬息万变的自然景观。宋钧官窑釉色极为丰富，大体可分为红青两大类十余种窑变色彩。青者如月白、天青、葱绿、湖蓝等；红者如玫瑰紫、海棠红、胭脂红、丁香紫、丹红等。亦有紫红交错、青绿一体者，不同色彩相互渗透，别有情趣。
　　《中国陶瓷史》说：“宋代的钧窑首先创造性地烧造成功铜红釉，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
　　赵青云在《钧窑》一书中写道：“钧窑工艺独特为世人共识，其成熟的窑变机理和烧造工艺，为中国陶瓷美术发展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75年，河南省文物局考古队对禹州钧台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同年，《河南禹县（今禹州）钧台窑址的发掘》⑤问世。从出土的文化遗存发现，其所烧制的器物，造型、釉色与故宫博物院所藏传世钧瓷完全相同。出土的窑具、钱模，为钧台窑即北宋官窑提供了实物依据。李辉柄在《宋代官窑瓷器》中写道：“禹州钧台窑是一座官办的瓷窑。官钧窑窑址的发掘，证明宋末宫内陈设所用官钧瓷，即烧于此地。……由此证明，它是北宋末年建立起来的‘官窑’”。
　　【作者单位：禹州市星航钧瓷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