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作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一生只能做好一件事。”然而，真正能够沉下心来，付出毕生精力去做一件事并且把这件事做好的人，其实并不多见，因为这需要执着的精神和坚韧的毅力。从陈梧桐先生身上，我就深切感受到这种精神和毅力。因1969年被下放安徽凤阳“五七干校”，陈先生无意中与朱元璋结下缘分。在此后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陈先生紧紧抓住朱元璋这个题目不放，成为学界公认的朱元璋研究权威。即使年过八旬，依然精神矍铄，笔耕不辍，最近又推出一部新著，就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朱元璋传》。
　　陈先生的第一部朱元璋传记，是1993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洪武皇帝大传》，此时陈先生已专心研究朱元璋十几年，积累了大量资料，并发表了近20篇论文。在此以前，真正具有学术影响的朱元璋传记，只有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但受研究条件所限和意识形态影响，此书在资料和观点方面都有值得商榷之处。陈先生的《洪武皇帝大传》，是改革开放后首部出版的朱元璋传记，因资料翔实，观点平允，甫一出版即受到学界高度重视，公认该书是继吴晗《朱元璋传》之后“又一部有影响的朱元璋传记”，“不仅挖掘了许多新的史料，订正了不少史籍记载的错误，而且大大拓宽了研究的领域，加深了论述的深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001年，台湾明史专家朱鸿先生发表《近十年来（1989-2000年）有关朱元璋研究之介绍》（《汉学研究通讯》第20卷第1期），在比较了当时行世的几部朱元璋传记后，认为“以陈著的学术成就最高，论者谓其超越吴晗之作，绝非溢美之词”。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尽管《洪武皇帝大传》受到学界充分肯定，陈先生自己却感到还有不少需要充实和深化的地方。经过几年努力，陈先生不但搜集了大量新资料，对于朱元璋的认识也不断深化。比如，改革开放初期，曾掀起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浪潮，朱元璋推行的一系列制度和政策，被认为把封建专制主义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受到学者们的严厉抨击。《洪武皇帝大传》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这种思潮影响，对朱元璋接受和恢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提倡尊孔崇儒、施行礼法之治，都当作文化专制的举措加以否定，显然不够客观和全面。于是陈先生再接再厉，耗时数年，对《洪武皇帝大传》进行了全面改写，最终以《洪武大帝朱元璋传》为名，2005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新著不但将篇幅由原来50万字扩充至近70万字，在学术观点上也有许多推陈出新之处。比如关于《大明律》，原来只强调它是“朱元璋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锐利武器”，新著则强调了其在“降低封建官僚的法律特权，提高劳动者的身份地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新著出版后，再次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大家公认此书“是朱元璋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著名明史专家王春瑜先生以《超越吴晗》为题发表书评，认为此书“无论是在对朱元璋研究的广度上还是深度上，尤其是史料的掌握上，都超越了吴晗”。
　　《洪武大帝朱元璋传》体大思精，固然能够全面而充分地反映陈先生的研究精髓，但也有一个不利之处，这就是便于专家利用而不便于大众阅读，难以走出“象牙塔”。近些年来，通俗史学大盛，朱元璋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人物之一，各种类型的朱元璋传记层出不穷。但据笔者观察，似乎存在这样一种现象：越是出自专家之手的作品，受到大众关注的程度越低；而那些风行一时、洛阳纸贵的作品，大多出自业余作者之手。这是因为，专家撰写通俗讀物时，往往放不下高头讲章的架式，自己觉得够通俗了，但在普通读者看来，仍然觉得学术气太浓，面貌呆板，语言无味。而出自业余作者之手的读物，固然文风轻松，语言幽默，很接地气，但往往对史事随意演绎，对史料不加考辨，带有颇多“戏说”的成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希望史学专家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大专家写小书，深道理浅叙述”，向大众普及正确的历史知识。作为朱元璋研究专家的陈先生，自然成为众望所归的人士，大家都希望他能化繁为简，撰写一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朱元璋传记。陈先生果然不负众望，又耗时数年，撰写了这部通俗版的《朱元璋传》。
　　需要强调，新版《朱元璋传》虽然是以前两部传记为基础改写的，但绝非简单删减文字而成的“压缩饼干”，而是颇有新意的重新创作，除补充了一些新资料外，还充分吸收了作者本人和明史学界的最新学术成果，反映了朱元璋研究的前沿水平。仅举全书开始的一个小例子：关于朱元璋的出生地，史籍记载是“钟离之东乡”，但其具体地点在今天什么地方，向来有不同看法，近年还曾出现激烈争论。吴晗《朱元璋传》对此未做考究，径直采用“钟离之东乡”的说法。在1993年版的《洪武皇帝大传》中，陈先生根据当时所掌握的资料，将“钟离之东乡”确定为安徽省嘉山县（后改明光市）治明光镇北赵府村，得到一些明史学者的认可和引用。但陈先生后来经过仔细考证和斟酌，觉得明光镇之说证据不足，而根据现有资料难以判断确切地点，所以在2005年版《洪武大帝朱元璋传》中，秉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谨慎态度，正文只说朱元璋出生在“濠州钟离（治所在今安徽凤阳临淮东板桥镇境内）东乡的一个村庄”，而用脚注的形式详细介绍了相关史料和不同看法。近几年经过学界反复研讨，关于朱元璋出生的具体地点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所以在新版《朱元璋传》中，陈先生也明确说明朱元璋出生在“河南行省安丰路濠州钟离县东乡（今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燃灯社区金桥村）”。三个版本的变化，鲜活地反映了陈先生和明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断深化的曲折过程，也反映了陈先生“为学日进，常写常新”的治学境界和写作态度。
　　新版《朱元璋传》另一个值得强调的特点，是寓“学术”于“通俗”之中。面对通俗史学泛滥、戏说盛行的局面，有人发出“通俗史学也要有学”的呼吁，但这种呼吁迅即被淹没在市场浪潮中，似乎很少有人加以理会。陈先生虽然立志要撰写一部通俗传记，但在学术质量上绝不肯降低标准。正如他自己所谈到的，历史通俗读物“不是一般的通俗读物”，撰写时“应该遵循史学的写作规范，所有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描述，都要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上，符合客观的历史事实，做到言之有据，不能信马由缰地胡乱编造与虚构，而且还必须由表及里，从纷繁复杂的历史镜像中揭示出历史规律，让人受到启迪”。该书以朱元璋的经历为经，以其政策举措为纬，抓住重要的历史节点和重大的历史事件，结合元末明初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动展开叙述，勾勒了朱元璋复杂而曲折的人生经历，展示了元末明初的社会风貌。通读全书，我深感这既是一本生动活泼、趣味盎然的人物传记，又是一本立论扎实、分析深入的学术著作。
　　（作者单位：北京行政学院校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