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中国龙王信仰的基础是先秦时代的龙崇拜,之后在佛教影响、民间创造及统治者的推动下不断变化并在宋代最终定型.这一过程涉及三个重要节点:第一个节点是龙神信仰的形成,涉及龙从兽形到人形、祈雨形式从巫术到祭祀的变化,佛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个节点是“龙王”名称的采用及其信仰的普及,宋代统治者出于集权目的 的封赐促成了这一变化;第三个节点是海龙王信仰的形成,涉及四海龙王对传统四海神的取代,这一时期龙王地位的上升、佛教影响的扩大都起到了助推作用.
【机 构】
：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广东广州510275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龙王信仰的基础是先秦时代的龙崇拜,之后在佛教影响、民间创造及统治者的推动下不断变化并在宋代最终定型.这一过程涉及三个重要节点:第一个节点是龙神信仰的形成,涉及龙从兽形到人形、祈雨形式从巫术到祭祀的变化,佛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个节点是“龙王”名称的采用及其信仰的普及,宋代统治者出于集权目的 的封赐促成了这一变化;第三个节点是海龙王信仰的形成,涉及四海龙王对传统四海神的取代,这一时期龙王地位的上升、佛教影响的扩大都起到了助推作用.
其他文献
以资本为原则导向的西方现代性生活,呈现出文明与颓废交织的两难局面.揭穿资本文明时代的"非人化"的一面,意味着开启现代性生活的革命性变更.马克思彻底批判了劳动的"现代形而上学的本质",以"人的解放"为标准,与"形式的""抽象的"劳动观区别开来,倡导以劳动原则为导向,同现代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和为之提供精神支柱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依照劳动原则组织社会生活,引领资本力量的积极走向,创造美好生活,才能走出现代性的困局.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与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有机结合,更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治国理政实践过程中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经验总结.习近平法治思想哲理深刻、内涵丰富、逻辑严密、体系完备、博大精深,具有深远的战略性、高度的人民性和科学的辩证思维,其哲学意蕴丰厚,体现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民在法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坚持系统辩证法,系统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坚持唯物思想与战略思维,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正确的全球认识观,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应当对习近平法治思想进行深入分
20世纪20年代末,杨成志赴滇开展民族调查,往返途中在越南停留月余,收集了不少关于越南的文字、实物与影像材料.此后他根据相关材料撰文对越南社会、历史与文化进行了总体性介绍,成为首位研究越南的中国人类学家.这不仅是中国人类学、民俗学的一笔学术积累,亦彰显出杨成志的家国情怀与其越南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迄今仍对中国人类学的海外研究深具借鉴价值.
表演理论是20世纪美国民俗学对于学界的重要贡献,其核心是“表演”和“语境”.在表演理论提出以后,民俗学经历了从关注文本向强调语境的转向,使得以差异性为基础的本真性再次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议题.然而,在随后以“语境”为中心的研究实践中,研究者们逐渐开始质疑本真性问题存在的逻辑合理性以及在实际民俗活动中的可操作性,研究重点也由此从辨析民俗事象的真伪,转变为讨论本真性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文化政治.正是基于对“本真性”的祛魅,在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实践中,学术话语所追求的本真性与实际操作中的共享原则之间的矛盾,
在中国青铜时代的王都、诸侯国的都城遗址或区域中心,有大量的铸铜祭祀遗存被发现.以往对铸铜祭祀的功能分析多是基于后世文献的相关记载,认为“女性投炉”是确保铸铜能够顺利进行的一种成物祈求.然而从仪式化生产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铸铜祭祀的成物祈求作用并不突出,铸铜祭祀本身可能和铸铜技术一样,作为重要的知识体系为统治阶层所掌控,成为其权力控制的一种方式.
道路作为基础设施的物质存在之所以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就在于往返于道路之上的人与物以及由此衍生而出的文化,与道路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世界,任何人显然都没有办法将自己与道路完全割裂开来.通过梳理既有的道路研究可以发现,道路并非只是一项纯粹的基础设施,人类学家更愿意将其放入到整个社会之中,借以考察道路背后的政治隐喻、权力技术、空间实践以及文化表达.回顾和反思既有的道路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道路以及与道路相关的政治经济学.
面对东汉中后期的各种鄙风陋俗,王符吸收两汉“诸子”的“移风易俗”思想,通过分析民间的风俗事象,剖析政治与风俗之间的关系,打破传统的“以德化俗”思想,将法家思想引入“移风易俗”领域,形成了以“德法兼综”为原则的“变风易俗”思想.该思想包括“以德化俗”“以法治俗”“选贤易俗”“重本抑末以易俗”四个方面,使得风俗秩序与政治秩序达到和谐与补益,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贪婪腐朽的统治者恰恰是这些鄙风陋俗的始作俑者,注定了他们难以践行“变风易俗”思想,要真正改善风俗就只能依靠改朝换代了.
比照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的论述,20世纪中国革命叙事大抵在审美视域和情感结构等方面发生了从"象征"到"寓言"的转折:"新时期"之前的革命叙事如本雅明意义上的"象征"一样,总是与总体性视野相联系,倾向于在瞬间发现历史连续性,并努力在叙述中搭建一座意义的桥梁,而"新时期"以来的"革命重述",则是在对革命的多重反思中,撕裂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意义图景,留下了无数"寓言"化的碎片.除了文学艺术叙事,在现代文学史叙述中对启蒙/革命现代性逻辑的反拨中,在文学批评层面对革命叙事及其传统的"再解读"中,众多批评家一并
农村地区具有先发优势的不同类型特色村,有条件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立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村的丰富实践,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凝练出改革开放以来特色村不同发展模式主导下的三个典型阶段:优势特色农业专业化发展阶段(1978—2002年)、产业、生态、文化"三位一体"发展阶段(2003—2016年)、智慧型发展阶段(2017年至今).虽然三种发展模式依然共存于当前的乡村转型与振兴进程之中,但在时间维度上已经呈现出螺旋式演进特征,总体刻画了中国特色村发展的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亟需构建普惠性金融服务体系,而作为该制度体系重要部分的信用合作却只是星星野火.究竟信用合作出现异化还是一种发展新业态?从合作思想的基点、信用合作实践变迁、中国农村信用社制度异化的独特制度演进与乡村振兴下信用合作重构等方面进行了理论探讨,结合北京市3家样本合作社的信用合作案例剖析,得出了乡村振兴需要合作金融这一人本化制度、实践中信用合作制度演变或成为新业态、信用合作发展需要破解监管的"非法集资"黑洞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