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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关于中国地理的文献
自16世纪后半期开始，随着西人来华日益增多，关于中国的文献也大量出现了。
1585年，西班牙奥斯定会士门多萨以西班牙文在罗马出版《中华大帝国史》。这是欧洲第一本系统介绍中国地理和历史的著作。该书被翻译成意大利文、法文、英文、德文、拉丁文等多种语言。此书记载的有关中国的地理知识和统计数字是由他的同事奥斯定会会士西班牙人拉达提供的。拉达在1575年来中国福建传教，著有《中国记行》。张铠认为，拉达第一次正确地把马可波罗描述的蒙元时的“契丹”考证为16世纪的中国（明），但是由于拉达的书于1848年才出版，此前西方人已经从1615年出版的利玛窦日记中得知。
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1571-1618）在1602年3月19日致古斯曼主教的信中第一部分介绍了中国地理的内容，包括中国的地理方位、邻国、行政区划和城市概貌，第四、五、六部分讲述了中国的人文地理，包括贸易、资源、婚丧礼仪、文化、兵治、官政等。庞迪我在信中纠正了当时欧洲通行的地图和地理书刊中把北京纬度定位北纬50°的错误，将之定为北纬40°。庞迪我在信中提到“契丹”即是中国。
1615年，《利玛窦中国札记》拉丁文本的出版轰动了欧洲。这是第一本由西方人写的较全面真实地介绍中国的著作。该书第一章至第三章集中介绍了中国地理方面的内容，包括名称、位置、版图、物产等。
奥地利人耶稣会士白乃心（Jean Grueber，1623-1680）来华后与汤若望一起在宫廷供职三年，随后奉教皇指令与同事吴尔铎从北京出发探寻陆路来华的道路。他们经西藏、尼泊尔、印度、波斯返回罗马，返回后白乃心在匈牙利病故。白乃心是第一个向欧洲讲述中国西藏情况的外国人，他曾将自己探险经历的部分资料寄给罗马汉学家基旭尔。基歇尔根据这些资料编成《中国宗教、世俗和各种自然、技术奇观及富有价值的实物资料汇编》（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is qua profanis， Nec non varris Naturae & Artis Spectaculis， Aliarumque rerum memorabilium Argumentis illustrata），简称《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该书首次于1667年以拉丁文出版，全书237页，共五部分，内容包括了许多西藏和中国内地的自然和人文情况。
法国人耶稣会士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1685年来华，在陕西、山西传教。他回国后于1696年在巴黎出版著作《中国现状回忆录》（旧译《中国现势新志》（Noveaux me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sent de la Chine ），简称《中国新志》。该书被译为荷兰文、英文、意大利文、德文等多国文字，影响甚广。书中介绍了北京海拔约40米，分鞑靼城、中国城两部分，多风沙，人口有两百多万，城墙规模三十六平方古里（每古里合24里），街道宽直，住家多四合院。李明描述了北京城的地域广大，并将巴黎与北京进行了比较，认为巴黎还没有鞑靼城的一半大，还不到整个北京城的四分之一。在当时的欧洲，很多人认为巴黎是世界上最大最好的城市，李明介绍的北京城，显然令当时许多的欧洲人感到吃惊。
法国人耶稣会士杜赫德（Du Halde）虽然未到过中国，但是他根据来华耶稣会士提供的丰富资料，于1725年出版了四卷本《中华帝国全志》，全名为《中华帝国及中国属领鞑靼之地理、历史、纪年、政治与自然界全志》。该书在18世纪的欧洲影响深远，被认为是欧洲汉学的奠基之作。
西方世界关于中国地理的著作
这一时期，除了以上这些影响较大的西方早期的中国地理文献，在西方还流传着一些颇有影响的中国地理的著作。
多明我会士克路士，以葡萄牙文写过《中国志》，后由博克舍译为英文，收录在1937年于伦敦出版的《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克鲁兹在书中提到长城、中国与邻国关系。
葡萄牙籍耶稣会士鄂本笃（Benoit de Goes ，1562-1607）在中国西北的旅行历险经历由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在其《利玛窦中国札记》（即《基督教远征中国史》（Christina expeditiom apud sinas））中出版。鄂本笃在自己的旅行经历中证实了当时回教商人口中传闻的“契丹”确为中国，马可·波罗称誉的“汗八里”确为北京。
波西米亚籍耶稣会士严嘉乐（Charles Slaviczek， 1678-1735），著有《北京内外城图说》，1717年3月19日的信札中谈到广州赴北京的行程。严嘉乐1716年3月到中国，1716年11月9日自广州出发，于次年1月2日抵达北京。此后，他常居北京，曾赴广州、九江、南昌等地。
法国籍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著有《广州城图说》、《北京志》（该书是里斯本与平格尔根据宋君荣1752年8月4日的一信札所撰写）、《和林方位考》、《安南、西藏、琉球及征服额鲁特记》（其中有琉球记录四条，记诸岛方位、沿革、宗教、风俗、册封礼节，采自1721年刊行的徐葆光著《中山传信录》）、《云南与安南之境界》、《长城及蒙古若干地域》等。
俄国东正教传教士亚金甫（1777-1853） 1808年来华，著有《中国及其居民、风俗和教育》。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4-1884），著有《中国地志》，内有中华帝国各省县行政区名及经纬度列表，按字母顺序排列，该书于1844年出版。
（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语言与战略传播研究所所长）
自16世纪后半期开始，随着西人来华日益增多，关于中国的文献也大量出现了。
1585年，西班牙奥斯定会士门多萨以西班牙文在罗马出版《中华大帝国史》。这是欧洲第一本系统介绍中国地理和历史的著作。该书被翻译成意大利文、法文、英文、德文、拉丁文等多种语言。此书记载的有关中国的地理知识和统计数字是由他的同事奥斯定会会士西班牙人拉达提供的。拉达在1575年来中国福建传教，著有《中国记行》。张铠认为，拉达第一次正确地把马可波罗描述的蒙元时的“契丹”考证为16世纪的中国（明），但是由于拉达的书于1848年才出版，此前西方人已经从1615年出版的利玛窦日记中得知。
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1571-1618）在1602年3月19日致古斯曼主教的信中第一部分介绍了中国地理的内容，包括中国的地理方位、邻国、行政区划和城市概貌，第四、五、六部分讲述了中国的人文地理，包括贸易、资源、婚丧礼仪、文化、兵治、官政等。庞迪我在信中纠正了当时欧洲通行的地图和地理书刊中把北京纬度定位北纬50°的错误，将之定为北纬40°。庞迪我在信中提到“契丹”即是中国。
1615年，《利玛窦中国札记》拉丁文本的出版轰动了欧洲。这是第一本由西方人写的较全面真实地介绍中国的著作。该书第一章至第三章集中介绍了中国地理方面的内容，包括名称、位置、版图、物产等。
奥地利人耶稣会士白乃心（Jean Grueber，1623-1680）来华后与汤若望一起在宫廷供职三年，随后奉教皇指令与同事吴尔铎从北京出发探寻陆路来华的道路。他们经西藏、尼泊尔、印度、波斯返回罗马，返回后白乃心在匈牙利病故。白乃心是第一个向欧洲讲述中国西藏情况的外国人，他曾将自己探险经历的部分资料寄给罗马汉学家基旭尔。基歇尔根据这些资料编成《中国宗教、世俗和各种自然、技术奇观及富有价值的实物资料汇编》（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is qua profanis， Nec non varris Naturae & Artis Spectaculis， Aliarumque rerum memorabilium Argumentis illustrata），简称《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该书首次于1667年以拉丁文出版，全书237页，共五部分，内容包括了许多西藏和中国内地的自然和人文情况。
法国人耶稣会士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1685年来华，在陕西、山西传教。他回国后于1696年在巴黎出版著作《中国现状回忆录》（旧译《中国现势新志》（Noveaux me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sent de la Chine ），简称《中国新志》。该书被译为荷兰文、英文、意大利文、德文等多国文字，影响甚广。书中介绍了北京海拔约40米，分鞑靼城、中国城两部分，多风沙，人口有两百多万，城墙规模三十六平方古里（每古里合24里），街道宽直，住家多四合院。李明描述了北京城的地域广大，并将巴黎与北京进行了比较，认为巴黎还没有鞑靼城的一半大，还不到整个北京城的四分之一。在当时的欧洲，很多人认为巴黎是世界上最大最好的城市，李明介绍的北京城，显然令当时许多的欧洲人感到吃惊。
法国人耶稣会士杜赫德（Du Halde）虽然未到过中国，但是他根据来华耶稣会士提供的丰富资料，于1725年出版了四卷本《中华帝国全志》，全名为《中华帝国及中国属领鞑靼之地理、历史、纪年、政治与自然界全志》。该书在18世纪的欧洲影响深远，被认为是欧洲汉学的奠基之作。
西方世界关于中国地理的著作
这一时期，除了以上这些影响较大的西方早期的中国地理文献，在西方还流传着一些颇有影响的中国地理的著作。
多明我会士克路士，以葡萄牙文写过《中国志》，后由博克舍译为英文，收录在1937年于伦敦出版的《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克鲁兹在书中提到长城、中国与邻国关系。
葡萄牙籍耶稣会士鄂本笃（Benoit de Goes ，1562-1607）在中国西北的旅行历险经历由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在其《利玛窦中国札记》（即《基督教远征中国史》（Christina expeditiom apud sinas））中出版。鄂本笃在自己的旅行经历中证实了当时回教商人口中传闻的“契丹”确为中国，马可·波罗称誉的“汗八里”确为北京。
波西米亚籍耶稣会士严嘉乐（Charles Slaviczek， 1678-1735），著有《北京内外城图说》，1717年3月19日的信札中谈到广州赴北京的行程。严嘉乐1716年3月到中国，1716年11月9日自广州出发，于次年1月2日抵达北京。此后，他常居北京，曾赴广州、九江、南昌等地。
法国籍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著有《广州城图说》、《北京志》（该书是里斯本与平格尔根据宋君荣1752年8月4日的一信札所撰写）、《和林方位考》、《安南、西藏、琉球及征服额鲁特记》（其中有琉球记录四条，记诸岛方位、沿革、宗教、风俗、册封礼节，采自1721年刊行的徐葆光著《中山传信录》）、《云南与安南之境界》、《长城及蒙古若干地域》等。
俄国东正教传教士亚金甫（1777-1853） 1808年来华，著有《中国及其居民、风俗和教育》。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4-1884），著有《中国地志》，内有中华帝国各省县行政区名及经纬度列表，按字母顺序排列，该书于1844年出版。
（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语言与战略传播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