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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的悠长历史中，“江南”早已不是单纯的地理空间，一经历代文人骚客诗文的歌咏，“江南”成为“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的迷离意象，足以勾起无数中国人无限美妙的联想。江南最美是春天，烟花三月的江南无疑最能代表江南的“美”。然而，江南的婉丽富庶对于像我这样的北方人来说，却长久地停留在古典诗文带给我的空洞的想象里。
一
我出生于三月皖北的乡村，“三月”是诗意的春的季节，但故园的“三月”仍然滞留着冬的萧条，没多少诗意，如果有，也仅是种点缀，绝没有江南的秾丽与凄迷。因“三月”而将自己与“江南”勾连起的间接关联显然有些牵强。我与“江南”本是有“隔”的。长养我的故园地处苏鲁豫皖交界，为黄河流域，江淮大地。著名的淮海战役就发生在这块土地上。
十年前，从恩师吴福辉先生研究“京海”文学，算是自己与“江南”开始有了象征性的关联。我是远离“京海”研究“京海”，比起那些长养与生活于“京海”之地的京海派研究学者终究又缺少着切肤的实感。不过，研究是一种靠近，其人其文无不对我形成无时不在的暗示与影响。“京海”文人多有南方人。京派文人虽活动在北方，但其中的很多却为江南才俊。杨晦先生就曾经说过：五四运动是海派势力延伸到北京去，并进而突破了京派的士大夫传统的结果。后来这个海派势力的一部分重新又南下，另一部分仍留于北京接受了士大夫传统。而海派文人则活动于近现代的上海，上海本身即为江南腹地，海派文人几乎全是江南文人或因长期生活于此而江南化了的文人。实际上，因工商业的领先发展，也使得“江南”之地一度成为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文化的中心并引领了中国文学文化的发展。“新文化运动”的早期领导人如蔡元培、鲁迅、周作人、胡适、刘半农等，最早都是活动及成名于“江南”的上海。“五四”前后，北平曾因政治与新北京大学的崛起等原因而成为文学文化的中心，但时间不长，守旧派的北洋军阀与新文化的领导者天生水火不融，冲突不断且日益加剧，发展到后来的迫害以至屠戮。因此，陈独秀、鲁迅、徐志摩、丁西林、叶公超、闻一多、饶子离、饶孟侃等新文学的干将们又纷纷南下，上海再次成为文学中心，实现了与经济中心的又一次重合。显然，研究京海文学，也就等同于亲炙江南文人与江南文化。人是文化的符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亲近着江南文人，也在感悟且不自觉地认同着江南文化。而感悟人，在其生活的每一根纤维里，似乎都可以咀嚼出那特有的文化意味。以“民以食为天”且习焉不察的“食”为例。“食”即“吃”，“吃”是人之本性，人必以“吃”延续着自然的生命。但“吃”在于文人，却似那样的雅，而且常将“吃”的趣味入诗入文，百谈不厌。这似乎是文人的通性，不独江南文人，如孔子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范仲淹的“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等等。“吃”体现的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以及对生活的热爱，这与作为生活反映的文学艺术有着内在的勾连。但在江南文人的津津乐道的谈“吃”的文字里却常常显现出佳丽地、富贵乡的优裕与精致，体现出江南的滋味，是长养于此的文人因内而符外的自在显现。那“故乡的野菜”与“茶食”，臭豆腐干、冬菜与红米饭，高邮的咸鸭蛋，微风中的咸水花生，“宁波人的吃”， 年三十晚上的爆谷花、接灶圆子以及五花八门的吃酒等，无不体现出周作人、丰子恺、汪曾祺、张爱玲、苏青等的本色与祥和，优裕与安然，显现出“江南”的风雅与情韵。
二
诚然，京海文人更多关注的是由乡入城的心理震荡及都市的日常性，但其视角之一隅所关涉到的“江南”的“美妙”也无疑让人沉醉，这是孕育其人其文的深厚的土壤与大气候。比如：“江南”之“雨”在施蛰存《雨的滋味》（1930年）一文里变得美轮美奂，诗意盎然。试看：烟雾般的雨丝笼罩下，杨柳“曼舞低颦”，花儿“滴粉溶脂”，远处山水失去了边际，斜插入画的“黄莺”与“红襟燕子”更似一个美的点缀。而且，又因这“雨的滋味”联想到古典的美人：长满了绿苔、散着落花的幽幽庭院里，春雨抑或秋雨静静落着，半掩的门中，“可以窥见室中陈列着的屏、帷、炉、镜之类”，一位美人“在静悄悄地无端愁闷”，以颐望落花，倚屏弄裙带……。“雨”与“美人”相得益彰，韵味无穷。“美人”因“雨”而迷离，“雨”更因“美人”而袅袅。“秋”常意味着萧索，尤其体现在北国及北国人的眼里，但倪贻德笔下的江南之秋却别有一番诗意与情调。“天宇暗淡”，“草木凋零”，“秋蝉声苦”，“月桂香清”。“秋”是属于艺术家的，那色彩浓艳的春天“毕竟只好让俗人去玩赏”。（《东海之滨》）“春天虽是娇美可爱，然而她的趣味毕竟是太浅薄：令人一望而无余味，这如同看了轻佻的喜剧，虽有一时的快乐，而无深刻的印象。夏天未免太流于庸俗，我们只要被那种恼人的阳光照着已经够烦闷欲绝了。只有这秋天的情调最为可爱，她虽是悲哀，但这悲哀之中仍有不尽的快慰；她虽是善泣，但这泪珠儿终究是甜蜜而有余味的。”“秋是追怀的时期，秋是堕泪的时期。”初秋“清凉的晚上，悠悠的微风吹过，使人把长夏的烦恼顿时忘去。”（《归乡》）倪氏还把秋天比作“一个美貌的女子，到了中年以后，她娇嫩的容颜慢慢的憔悴了，她浓黑的华发渐渐的稀少了，她往日的恋人也弃她而去了，到这样的时候，她一方面既感慨那似水的流年，一方面又还时时在眷恋着她那如花的青春，然而春花是一去不可复回，年华又一年一年的流向东去，她无可奈何，只是暗暗的背人流泪的样子，一般的具有美妙而悲凉的诗的情味”。（《秦淮暮雨》）诗意的江南给了倪氏诗性的眼睛，萧索之秋似乎也便因此有了唯美的意味。
三
缘于京海文学，我对“江南”有了观望与永恒的驻足。心醉“江南”之际也自然体悟着“江南”之于我的意义。“江南”对于我，并非实有，更多是一种想象。我是“江南”的仰望者。曾几何时，“江南”成为我的精神领地，想象的空间，更是诗意栖居的天堂。“江南”有动人的美，这种美是典型的中国化的，易于勾起原乡梦。在现代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都正处在“离乡”的路上。工商化的进程带来了乡土中国面影的模糊及传统伦理的变迁。原有的乡土中国的一切风俗习惯，地方文化人格等，在渐趋消融与消解，开始着有现代城市的特性。尤其是现代工业文明对环境带来的破坏更是触目惊心，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也正在成为人类奢侈的想象。人类在享受着城市带来的先进的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开始失去那传统乡土文化诗意的灵魂的家。现代人对工商都市的亲近与融入的途中，不自觉地也有着隐隐的原乡情怀，那对于祖居之地与故土族群本能的回归意向，或者说对传统乡土诗意文化的眷恋。以类似于我这样的第一代由乡入城的人来说，虽居城多年，但似乎根还在乡土。灵魂的深处，乡土似乎就是精神的沃土，那里有着自己太多的记忆。这种对家乡的思念与情感的皈依正是所谓的传统的乡愁情结。实际上，乡土文化本身就是一种乡愁文化。“家”是中国人的血脉之源，精神的堡垒，风筝的根线，农工商兵等各色人等难免有离家远游的际遇。离家即为“游子”，并因此恋想家乡的宁静、温情与诗意。然而，现代中国的乡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京派文人那里就已深刻地意识到资本渗入乡间所带来的对乡村文明的冲击及其种种的失望与不如意处。时至当下，资本文明对乡村的浸淫更为明显。它在改变乡村一切传统的和平、率真、淳朴的品质。或者说，商业文明在带来方便、知识与亮光的同时，却也消解了传统的诗意与温馨。今天的乡村与农民早已不再是过去那种简单地依附于土地且以土地为主，而是更多地带有工商文明的特性。就我每年春节回乡的感觉：本来，团圆与温情应是春节的核心主题，然而当下的过年似乎变成了“显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联系也多有失落。走亲访友也多不是为了交流感情，而是变成了一项既有的任务，而见面的“寒暄”也变成了没有多少内涵的客套，甚至是收入多少的讨论。开私车回家常常成为今天的农民工回乡过年在外发财的标志与象征，也是最直接的炫耀方式。交通阻塞这种发生于现代城市的文明病在今天的乡村也变得日益严重。因为都买车了，而买车人并不仅仅为满足回乡的方便，更多为了虚荣的“炫阔”。车的价位、档次不等，只要是车子（更多的农民也并不在意车的档次），就证明着自己“衣锦还乡”，其买车的意义远远超越了“交通”的本身。我有一个表亲，因经商暴富开着一辆一百多万的奔驰回乡过年，就足以成为他傲视一切尤其是知识的资本。资本向农村的渗透更带来了乡村工业垃圾的堆积成山，环境恶化日甚一日。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城市的垃圾尚可有集中的焚烧或掩埋等处理方式，而今天乡村的工业垃圾是基本无人问津的，传统自然的分解方式解决不了时也就任之由之了。而我的这种闻见并非我的家乡独有，已经具有了普遍性。最近网上爆红的上海大学《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乡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就曾详细记录有类似的情况。正因如此，温情与诗意的“江南”也就似乎成为“我”以及如我这样的人的替代性的精神意象与心理补偿，成为我精神意向的“家”。不仅如此，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江南”意象足以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家”。“江南”文化发生于中国最为富庶也最集中代表中国人向往的长江中下游的乡土，“江南”意象历经时间的淘洗，早已形成一种美妙的意识深入很多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成为中国人的一种集体记忆，也是乡愁精神的共同体，即人在文化中的生命的意义。正是在如此的意义上，“江南”意象象征着整个中国人隐性的原乡心结。它已经超越了特定的地理位置，代表着民族文化心理基础上的精神家园、母体文明的不自觉地回望。然而，让人扼腕的是，随着近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江南”的“美妙”受到了冲击。京海文人也曾表达过对“江南”的失望，并因此感到忧郁与不安。叶灵凤在《煤·烟·河》一文里就思考与批判了近现代物质文明给“江南”带来的污染。他说：现在的江南，尤其是上海，如林的烟囱冒出来的煤烟，混沌腐臭了的上海的河流，已经摇撼了“江南明媚静谧空气中的诗意”。“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忆江南》）古人笔下的“江南”多么纯净与明丽！即便带有忧愁，也多是伤春惜别及其因美妙的江南而勾起的流连的哀婉。而叶灵凤感性的“忧郁”中则不无渗透着“乡愁”与“乡思”——那失去灵魂之“家”的痛。
一定的意义上，我以“江南”的意象与想象拯救因现实而带来的内心的悲感，但又因“江南”的失落对现实与未来变得迷茫。“江南”之美似乎也不再是一种永恒。“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今天更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也正试图努力的方向。历史与想象中的“江南”正似风光明丽、文化繁盛、富裕温婉、天地人和的别名，也恰是乡愁文化的象征。物质文明的发展也并不必然以“温情”与“诗意”的巨大损失为代价，在都市化与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希望“江南”意象并非仅仅停留在记忆与想象里。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在站博士后）
一
我出生于三月皖北的乡村，“三月”是诗意的春的季节，但故园的“三月”仍然滞留着冬的萧条，没多少诗意，如果有，也仅是种点缀，绝没有江南的秾丽与凄迷。因“三月”而将自己与“江南”勾连起的间接关联显然有些牵强。我与“江南”本是有“隔”的。长养我的故园地处苏鲁豫皖交界，为黄河流域，江淮大地。著名的淮海战役就发生在这块土地上。
十年前，从恩师吴福辉先生研究“京海”文学，算是自己与“江南”开始有了象征性的关联。我是远离“京海”研究“京海”，比起那些长养与生活于“京海”之地的京海派研究学者终究又缺少着切肤的实感。不过，研究是一种靠近，其人其文无不对我形成无时不在的暗示与影响。“京海”文人多有南方人。京派文人虽活动在北方，但其中的很多却为江南才俊。杨晦先生就曾经说过：五四运动是海派势力延伸到北京去，并进而突破了京派的士大夫传统的结果。后来这个海派势力的一部分重新又南下，另一部分仍留于北京接受了士大夫传统。而海派文人则活动于近现代的上海，上海本身即为江南腹地，海派文人几乎全是江南文人或因长期生活于此而江南化了的文人。实际上，因工商业的领先发展，也使得“江南”之地一度成为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文化的中心并引领了中国文学文化的发展。“新文化运动”的早期领导人如蔡元培、鲁迅、周作人、胡适、刘半农等，最早都是活动及成名于“江南”的上海。“五四”前后，北平曾因政治与新北京大学的崛起等原因而成为文学文化的中心，但时间不长，守旧派的北洋军阀与新文化的领导者天生水火不融，冲突不断且日益加剧，发展到后来的迫害以至屠戮。因此，陈独秀、鲁迅、徐志摩、丁西林、叶公超、闻一多、饶子离、饶孟侃等新文学的干将们又纷纷南下，上海再次成为文学中心，实现了与经济中心的又一次重合。显然，研究京海文学，也就等同于亲炙江南文人与江南文化。人是文化的符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亲近着江南文人，也在感悟且不自觉地认同着江南文化。而感悟人，在其生活的每一根纤维里，似乎都可以咀嚼出那特有的文化意味。以“民以食为天”且习焉不察的“食”为例。“食”即“吃”，“吃”是人之本性，人必以“吃”延续着自然的生命。但“吃”在于文人，却似那样的雅，而且常将“吃”的趣味入诗入文，百谈不厌。这似乎是文人的通性，不独江南文人，如孔子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范仲淹的“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等等。“吃”体现的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以及对生活的热爱，这与作为生活反映的文学艺术有着内在的勾连。但在江南文人的津津乐道的谈“吃”的文字里却常常显现出佳丽地、富贵乡的优裕与精致，体现出江南的滋味，是长养于此的文人因内而符外的自在显现。那“故乡的野菜”与“茶食”，臭豆腐干、冬菜与红米饭，高邮的咸鸭蛋，微风中的咸水花生，“宁波人的吃”， 年三十晚上的爆谷花、接灶圆子以及五花八门的吃酒等，无不体现出周作人、丰子恺、汪曾祺、张爱玲、苏青等的本色与祥和，优裕与安然，显现出“江南”的风雅与情韵。
二
诚然，京海文人更多关注的是由乡入城的心理震荡及都市的日常性，但其视角之一隅所关涉到的“江南”的“美妙”也无疑让人沉醉，这是孕育其人其文的深厚的土壤与大气候。比如：“江南”之“雨”在施蛰存《雨的滋味》（1930年）一文里变得美轮美奂，诗意盎然。试看：烟雾般的雨丝笼罩下，杨柳“曼舞低颦”，花儿“滴粉溶脂”，远处山水失去了边际，斜插入画的“黄莺”与“红襟燕子”更似一个美的点缀。而且，又因这“雨的滋味”联想到古典的美人：长满了绿苔、散着落花的幽幽庭院里，春雨抑或秋雨静静落着，半掩的门中，“可以窥见室中陈列着的屏、帷、炉、镜之类”，一位美人“在静悄悄地无端愁闷”，以颐望落花，倚屏弄裙带……。“雨”与“美人”相得益彰，韵味无穷。“美人”因“雨”而迷离，“雨”更因“美人”而袅袅。“秋”常意味着萧索，尤其体现在北国及北国人的眼里，但倪贻德笔下的江南之秋却别有一番诗意与情调。“天宇暗淡”，“草木凋零”，“秋蝉声苦”，“月桂香清”。“秋”是属于艺术家的，那色彩浓艳的春天“毕竟只好让俗人去玩赏”。（《东海之滨》）“春天虽是娇美可爱，然而她的趣味毕竟是太浅薄：令人一望而无余味，这如同看了轻佻的喜剧，虽有一时的快乐，而无深刻的印象。夏天未免太流于庸俗，我们只要被那种恼人的阳光照着已经够烦闷欲绝了。只有这秋天的情调最为可爱，她虽是悲哀，但这悲哀之中仍有不尽的快慰；她虽是善泣，但这泪珠儿终究是甜蜜而有余味的。”“秋是追怀的时期，秋是堕泪的时期。”初秋“清凉的晚上，悠悠的微风吹过，使人把长夏的烦恼顿时忘去。”（《归乡》）倪氏还把秋天比作“一个美貌的女子，到了中年以后，她娇嫩的容颜慢慢的憔悴了，她浓黑的华发渐渐的稀少了，她往日的恋人也弃她而去了，到这样的时候，她一方面既感慨那似水的流年，一方面又还时时在眷恋着她那如花的青春，然而春花是一去不可复回，年华又一年一年的流向东去，她无可奈何，只是暗暗的背人流泪的样子，一般的具有美妙而悲凉的诗的情味”。（《秦淮暮雨》）诗意的江南给了倪氏诗性的眼睛，萧索之秋似乎也便因此有了唯美的意味。
三
缘于京海文学，我对“江南”有了观望与永恒的驻足。心醉“江南”之际也自然体悟着“江南”之于我的意义。“江南”对于我，并非实有，更多是一种想象。我是“江南”的仰望者。曾几何时，“江南”成为我的精神领地，想象的空间，更是诗意栖居的天堂。“江南”有动人的美，这种美是典型的中国化的，易于勾起原乡梦。在现代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都正处在“离乡”的路上。工商化的进程带来了乡土中国面影的模糊及传统伦理的变迁。原有的乡土中国的一切风俗习惯，地方文化人格等，在渐趋消融与消解，开始着有现代城市的特性。尤其是现代工业文明对环境带来的破坏更是触目惊心，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也正在成为人类奢侈的想象。人类在享受着城市带来的先进的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开始失去那传统乡土文化诗意的灵魂的家。现代人对工商都市的亲近与融入的途中，不自觉地也有着隐隐的原乡情怀，那对于祖居之地与故土族群本能的回归意向，或者说对传统乡土诗意文化的眷恋。以类似于我这样的第一代由乡入城的人来说，虽居城多年，但似乎根还在乡土。灵魂的深处，乡土似乎就是精神的沃土，那里有着自己太多的记忆。这种对家乡的思念与情感的皈依正是所谓的传统的乡愁情结。实际上，乡土文化本身就是一种乡愁文化。“家”是中国人的血脉之源，精神的堡垒，风筝的根线，农工商兵等各色人等难免有离家远游的际遇。离家即为“游子”，并因此恋想家乡的宁静、温情与诗意。然而，现代中国的乡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京派文人那里就已深刻地意识到资本渗入乡间所带来的对乡村文明的冲击及其种种的失望与不如意处。时至当下，资本文明对乡村的浸淫更为明显。它在改变乡村一切传统的和平、率真、淳朴的品质。或者说，商业文明在带来方便、知识与亮光的同时，却也消解了传统的诗意与温馨。今天的乡村与农民早已不再是过去那种简单地依附于土地且以土地为主，而是更多地带有工商文明的特性。就我每年春节回乡的感觉：本来，团圆与温情应是春节的核心主题，然而当下的过年似乎变成了“显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联系也多有失落。走亲访友也多不是为了交流感情，而是变成了一项既有的任务，而见面的“寒暄”也变成了没有多少内涵的客套，甚至是收入多少的讨论。开私车回家常常成为今天的农民工回乡过年在外发财的标志与象征，也是最直接的炫耀方式。交通阻塞这种发生于现代城市的文明病在今天的乡村也变得日益严重。因为都买车了，而买车人并不仅仅为满足回乡的方便，更多为了虚荣的“炫阔”。车的价位、档次不等，只要是车子（更多的农民也并不在意车的档次），就证明着自己“衣锦还乡”，其买车的意义远远超越了“交通”的本身。我有一个表亲，因经商暴富开着一辆一百多万的奔驰回乡过年，就足以成为他傲视一切尤其是知识的资本。资本向农村的渗透更带来了乡村工业垃圾的堆积成山，环境恶化日甚一日。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城市的垃圾尚可有集中的焚烧或掩埋等处理方式，而今天乡村的工业垃圾是基本无人问津的，传统自然的分解方式解决不了时也就任之由之了。而我的这种闻见并非我的家乡独有，已经具有了普遍性。最近网上爆红的上海大学《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乡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就曾详细记录有类似的情况。正因如此，温情与诗意的“江南”也就似乎成为“我”以及如我这样的人的替代性的精神意象与心理补偿，成为我精神意向的“家”。不仅如此，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江南”意象足以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家”。“江南”文化发生于中国最为富庶也最集中代表中国人向往的长江中下游的乡土，“江南”意象历经时间的淘洗，早已形成一种美妙的意识深入很多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成为中国人的一种集体记忆，也是乡愁精神的共同体，即人在文化中的生命的意义。正是在如此的意义上，“江南”意象象征着整个中国人隐性的原乡心结。它已经超越了特定的地理位置，代表着民族文化心理基础上的精神家园、母体文明的不自觉地回望。然而，让人扼腕的是，随着近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江南”的“美妙”受到了冲击。京海文人也曾表达过对“江南”的失望，并因此感到忧郁与不安。叶灵凤在《煤·烟·河》一文里就思考与批判了近现代物质文明给“江南”带来的污染。他说：现在的江南，尤其是上海，如林的烟囱冒出来的煤烟，混沌腐臭了的上海的河流，已经摇撼了“江南明媚静谧空气中的诗意”。“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忆江南》）古人笔下的“江南”多么纯净与明丽！即便带有忧愁，也多是伤春惜别及其因美妙的江南而勾起的流连的哀婉。而叶灵凤感性的“忧郁”中则不无渗透着“乡愁”与“乡思”——那失去灵魂之“家”的痛。
一定的意义上，我以“江南”的意象与想象拯救因现实而带来的内心的悲感，但又因“江南”的失落对现实与未来变得迷茫。“江南”之美似乎也不再是一种永恒。“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今天更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也正试图努力的方向。历史与想象中的“江南”正似风光明丽、文化繁盛、富裕温婉、天地人和的别名，也恰是乡愁文化的象征。物质文明的发展也并不必然以“温情”与“诗意”的巨大损失为代价，在都市化与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希望“江南”意象并非仅仅停留在记忆与想象里。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在站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