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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和丁炳昌已经做了35年恩爱夫妻，共同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风雨雨。公平地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夫唱妇随”，也不是“女尊男卑”，我们俩是比翼双飞。用一句世俗的话说，就是“交椅”轮流坐吧。
那个沉默寡言、又常常出乎意料的人
我读大学时是出了名的“一支笔、一张嘴”，对于一般的男生是绝对看不上的。因此，当穿着一身土布衣衫沉默寡言的丁炳昌出现在我们班上时，丝毫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甚至很久都没有跟他讲过一句话。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对他的态度。
1964年盛夏，上海市宝山县杨行公社一个简陋的大礼堂里，密密麻麻坐着200多名“四清工作队员”——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师生员工。先后有5名事先指定的“模范四清队员”上台介绍了心得体会，最后系党总支书记看看手表说：“唔，时间还早嘛，还有哪位想上来说说？”
静场。“观众演员”们只求快点落下帷幕好回家。
“我来讲几句。”偏偏有一个声音出自后排，很沉静很悠闲的声音，绝无前几位的慷慨激昂。在全场不无惊异的目光中，不慌不忙走上台来的竟是学生丁炳昌。他没有讲稿，娓娓而谈，声音平和，语调流畅，犹如在作内心的独白，讲话中既有生动的事例，又有严肃的思考，还有耐人寻思的提问。与会者的情绪很快被他讲的真话调动起来，一会儿一个个捧腹大笑，一会儿又全场鸦雀无声。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走了近1个小时，等他“谢幕”走下讲台时，热烈的掌声响彻礼堂。
从此，丁炳昌便进入我的视线。
真正让我们心灵“触电”是在“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岁末，“革命大串联”中，我和丁炳昌不约而同地聚在了充满火药味的武汉。后来我们十几个来自上海高校的同学，一起结伴沿江而上，被困在了两派交战正酣的四川万县，一待就是半个多月，闲得无聊就在住地下象棋。有一天我俩一口气杀了17盘，连耍赖、带悔棋我“赢”了11盘，简直得意忘形，而丁炳昌却始终面带沉静的微笑，每下完一盘就用手轻轻撩拨一下垂下来的头发。他的雍容大度和沉静优雅，都使我着迷。我忍不住伸手抚弄了一下他的头发，一瞬间，我们的视线连接在一起，而一辈子的缘分也就在这一刹那注定。
不久，我这个复旦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也难逃厄运，要被发配到雁北接受“再教育”，而按照他当时的条件，有可能留在上海。那天，在校园一个僻静的树林子里，我哭得像个泪人儿。而丁炳昌抚摩着我的头发慢悠悠地说：“我打算跟你一起去雁北，世道险恶，又是那种地方，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
我当时怀疑自己听错了，又如何忍心让体弱多病的他跟我去受罪？
然而最终，一列火车把丁炳昌和我从上海拉到了河北省的滹沱河畔。两年后，我们又被送到当初杨家将打仗的古战场——山西雁北。
“启蒙老师”变成“贤内助”
万没想到的是，就在这块荒漠严寒的土地上，我們的命运发生了转折。丁炳昌被分配在县委通讯组，我到了县文化馆。
丁炳昌第一篇打响的稿件是《河泥是怎样挖出来的》，这篇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充满哲思的稿件很快被《雁北报》采用，而且从大同传来编辑部主任很高的评价：“写得太精彩了，我一个字未改，一个字也没法改。”就这样，一篇篇充满激情的报道从我们这两个“编外记者”的笔下流淌出来，并频频在省、地报刊上亮相。
那时报道主要由丁炳昌执笔，草稿出来后再由善于描绘和抒情的我作文字上的润色，也就是说，他是主角，我为配角，他做大师傅，我当小帮手。一些好奇的朋友也曾经想套取“情报”：“快老实交代：究竟是谁的杰作？”每逢此时丁炳昌就两眼朝我一翻，悠闲地调侃：“当然是她罗，人家水平比我高。”而我就哈哈一笑，心安理得地“混水摸鱼”。
那真是一段“琴瑟相和”的好日子。除了新闻写作上的“启蒙”，丁炳昌在生活中的“冷面幽默”尤其令我大开眼界。1975年底，我们双双调往大同。丁炳昌成了《山西日报》驻雁北记者，我被“扣留”在雁北地委通讯组。但他终究还是被调到《山西日报》，我们不得不一南（太原）一北（大同）过起了分居生活。
从那以后，丁炳昌凭着他的哲学功底，写杂文、写评论，很快成了《山西日报》的业务骨干。而不甘寂寞的我也发挥自己的文字优势，与人合作采写了一本文学色彩很浓的人物传记。我的探索和追求就像攀越华山，上了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
1978年9月，我带着自己即将出版的的书稿来到太原，在丁炳昌的悉心支持下叩开了《光明日报》的大门，登上了更大舞台。那一年刚满32岁，精力、激情、勇气和创造欲都处于巅峰时期。
那年冬天丁炳昌已严重失眠，可我采写知识分子典型栾弗每天深夜才归，他每晚做好饭菜倚门而望，进而每夜骑自行车来接我，再后来干脆自己也加入了进来。这篇14000多字的长篇通讯《追求》采写时间长达3个多月，四易其稿，稿件于《光明日报》和《山西日报》头版同天发表后，在全国知识界激起了强烈反响，我在一夜之间成了“名”记者。
但与此同时，丁炳昌却越来越承受着疾病的折磨——在浑源县落下的萎缩性胃炎加重了原先就有的神经衰弱，他渐渐变得羸弱多病，骨瘦如柴，一肩承担写作、一肩承担整个家的压力，对他显然成了力不从心的苦酒。可粗心的我却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我和丁炳昌的地位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看来你今后要爬到我头上了，这种‘前景’真让我‘不寒而栗’呀。”那天丁炳昌翻阅着一摞摞读者来信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不料这个不经意的“玩笑”后来竟变成了“现实”，丁炳昌的智慧、能力和工作业绩被我那“名”记者的“光环”掩盖了整整10年。特别是当他随着我一起调到光明日报湖北记者站之后，我当站长，他为副站长，北京一个电话，我提起行李就走，一年中倒有多半年留下丁炳昌独自守着记者站，也独自支撑着我们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这位豁达、体贴、才华横溢的丈夫和当年的“启蒙老师”，就正儿八经成了妻子超高水平的“秘书”、“助手”和“贤内助”，除了照顾我的二老、两个儿子，还要帮我接待读者、誊写稿件……
他渐渐变得郁郁寡欢
对于家里的这种“角色置换”，特别是每次出差回来看到丁炳昌颧骨高耸、瘦削得可怕的脸，我也曾多次内心掀起巨大的波澜，并信誓旦旦“下不为例”，可惜北京的电话一来，又一切照旧……丁炳昌从来认为我的智商比他低得多，我之所以有所成功不是因为聪明，而是凭着一种“武士道”精神，不达目的誓不休。“别人用3分力气能做成的事，你要用10分，你呀你，笨死了！”丁炳昌经常这样说我。正因为如此，他对我每一个小小的成功都无比珍惜，对我也倍加怜爱和体贴入微。而我也就越发地依赖于他，也越发地任性、我行我素，忘记了他作为一个丈夫和男人应有的尊严和“光芒”。
采写《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使我们之间的隔阂初露“端倪”。那次我和丁炳昌找到外号为“红旗站长”的湖南记者站站长合作。思路确定后，我先写了一稿、二稿，那两位嫌我的文章啰嗦，批得狗屎不如，第三稿我交了“权”，由他们去执笔。
稿子刊出，好评如潮，报社收到1600多封信。这篇“中性报道”作为一种全新的新闻形式得到新闻界的广泛认同，然而明明是3个人共同署名，“出名”的却是我，总编辑会上会下左一个“小樊”，右一个“小樊”，丁炳昌叹息：“唉，唉，跟你这个蠢东西在一起永无出头之日。”我拿话逗他，并笑得前仰后合，可这一次姓丁的可没有跟着我一起嬉皮笑脸，而是正色道：“算了，以后我们各干各的，我不来沾你的光，你也少拉扯我。”
过后一切都照常，小事一桩，我根本没把它放心上。
灾难中我重新思索爱情、家庭和人生
1989年，“夫妻记者站”解体，我这“蠢东西”离开记者队伍“下海”搞科技開发，丁炳昌竭尽全力劝阻而未能奏效。我整年在外，撇下他一个病人形只影单，瘦弱不堪的肩膀挑着两副力不胜任的重担，他的病情迅速加重，连续住了两次医院，却不止一次对朋友们这样说：“我这辈子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放樊云芳‘下’了‘海’，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1992年我“下海”后仍有喜报传来：我登上了首届“范长江新闻奖”的领奖台，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但与此同时，我的家庭却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丁炳昌不仅病魔缠身，形销骨立，又得了忧郁症，整天郁郁寡欢，他对我的任性和无休止的“追求”感到厌倦，我在潜意识里也产生了对他的不满……我们独自相对时已感到缺乏共同语言。
上苍在冥冥之中又一次作出了“出奇”的安排：当年11月初，以精力充沛不知疲倦著称的我，突然一天中连续4次便后大出血，深夜用救护车抢送医院，结论10分钟就出来了：直肠癌后期。
我绝望无语。万没有想到的是，在“灭顶之灾”面前，丁炳昌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敢，为从死神手里抢夺我的生命，他一夜之间就像换了一个人，病容和暮气从他身上一扫而光，他进进出出，张罗着一切，竟然两天内把单位的头头脑脑、还有各地记者站的同事，都鼓动到病房来看我了。“你想干什么？想惊动全世界？”我奇怪地问。“我要搬动一切力量，来挽救你的生命。你不能死。这个家不能没有你。”我又看到了那个“久违”的“他”。
手术后虽然有我的两个妹妹日夜伺候，但早晨我醒来睁开眼睛，第一眼看到的总是他深情的脸庞。每天晚上，他总握着我的手，喃喃细语，一直陪到我睡熟，才悄悄离开。
化疗后，我不愿吃饭。他一天拟出几十样菜名，一遍遍念给我听，我对哪一样表示出一点兴趣，他就千方百计去搞，而且竟然总能搞到。一天快到中午，我正在为又要吃饭而发愁，突然，我中学时代最要好的朋友“涵胖子”，竟然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出现在我眼前，而且带来了热气腾腾的“炒三鲜”与“粉丝油豆腐汤”——我最喜欢吃的菜。我抹着眼睛，怀疑自己是在做梦，“涵胖子”说：“是老丁把我从天津叫来的，他说，我要再不来给你做点好吃的，他就去上吊！”她说：你知道吗？你进医院的那个晚上，老丁哭了一整夜……云芳啊，你知足吧！有这样一个好丈夫，哪辈子修来的！你知道吗，隔壁病房的那些病人都在羡慕你……那天晚上，是我紧握着丁炳昌的手，一直舍不得放开。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的脸庞，内心翻江倒海。近几年是什么遮蔽了我的眼睛，让我看不清他金子般的心、看不到他无与伦比的价值？是什么麻醉了我的神经，使我感受不到他的病痛、他的孤独？这时我才意识到：假如我能早点站在丁炳昌的角度设身处地好好想一想，假如我能对自己的言语行为作个像样的“反思”，假如……那么，我们夫妻间的关系满可以在当时就得到及时调整，我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发展“战略”也会作出合理得多的选择……人啊，往往不会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我终于明白，他患忧郁症是因为孤独，因为失落，因为得不到自己所爱的人应有的理解和尊重，罪魁祸首在我。
由此，我也重新思索爱情、家庭和人生。爱情必须是相互奉献，共同扶持，决不是单方面的支付和索取。以牺牲一个来造就另一个，人为地或无限制地扩大双方的差距，在多数情况下只会扼杀爱情而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金戈铁马建功立业无疑令生命充实，但走向极端把工作变成了生活的全部、把功名视作了人生的真谛，就有违人性常理了，真所谓“真理多走半步就成了谬误。”反过头来回味诸葛亮的至理名言：“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真是意味深长，茅塞顿开。
我也大彻大悟到：自己这20多年最大的幸福，不是事业上的成功，而是有一个世界上最善解人意的丈夫，一个温暖无比的家庭。别人都说我是丁炳昌的上帝，其实他才是我的上帝，是我的精神支柱，我生命的全部。
面对着他那双虽然不再清澈如水，但依然一往情深、依然充满智慧与力量的眼睛，我在心底里暗暗发誓：假如上苍能赐给我第二次生命，我首先要做的，就是以十倍、百倍的爱来回报你、补偿你！
幸福的二次角色置换
1993年底，丁炳昌搀扶着化疗后头发全部掉光、体重不足90斤、走路摇摇晃晃的我，走下飞机，踏上了海南的土地。大病过后的我，“地位”一落千丈，和丁炳昌再一次“交椅轮流坐”。但对此，我心甘情愿，且乐在其中。
于是，当年的镜头现在一遍遍地在家里重复“放映”，不过男女主角的“功能”和“位置”作了根本上的变换：过去，总是丁炳昌帮樊站长抄稿件，可现在倒过来，丁站长动不动就拿两页纸放到樊站员的电脑上，说：“快，这个要急打。”过去夫妻双双出去，总是姓樊的走在前头，姓丁的在后面跟着。“这位是樊站长，这是她的爱人。”——别人这样介绍。而现在，则反过来：“这位是丁站长，这是他的家属。”过去每逢大会发言，均是樊站长发完后丁副站长补上一句：“她发言已经代表我了。”现在倒好，丁站长每次大会发言都伶牙利齿，巧设辞令，大出风头，而樊某人的聪明才智都被他淹没了。有同事开玩笑：“老丁，你现在抖起来了，樊云芳对你言听计从哇！”丁先生摆出一副翻身农奴得解放的得意模样：“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嘛，过去丁某人受苦受难受压迫，今天我是站长，樊云芳是站员，你懂吗？”
1998年我们应邀到武汉，老朋友们见了丁炳昌第一个反应就是惊喜：哎呀，老丁，你的精神好多了，脸色也红起来了，恭喜恭喜！每逢此时，丁炳昌就两眼朝我一翻，悠闲地调侃：“这个嘛，要肯定樊某人的功劳嘛！”现在，丁炳昌早已退休，我的“返聘”也快到期了。从镜子里看，丁炳昌的胡须白了，我的头发白了，当年的“小丁”“小樊”已变成白胡子老爷爷和白头发老太太了。
现在对“白头发老太太”来说，没有比看国际警匪片更过瘾的了；没有比驾车到海边，与“白胡子老爷爷”、沙沙、多多（我和丁炳昌的爱犬）漫步在海滩上更悠闲的了；没有比在下象棋时赢了丁站长更舒心的了；没有比在电脑前浏览世界风云、并一天写3000字更得意的了……
拥有生活，真好！拥有自己所爱的人，真幸福！
那个沉默寡言、又常常出乎意料的人
我读大学时是出了名的“一支笔、一张嘴”，对于一般的男生是绝对看不上的。因此，当穿着一身土布衣衫沉默寡言的丁炳昌出现在我们班上时，丝毫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甚至很久都没有跟他讲过一句话。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对他的态度。
1964年盛夏，上海市宝山县杨行公社一个简陋的大礼堂里，密密麻麻坐着200多名“四清工作队员”——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师生员工。先后有5名事先指定的“模范四清队员”上台介绍了心得体会，最后系党总支书记看看手表说：“唔，时间还早嘛，还有哪位想上来说说？”
静场。“观众演员”们只求快点落下帷幕好回家。
“我来讲几句。”偏偏有一个声音出自后排，很沉静很悠闲的声音，绝无前几位的慷慨激昂。在全场不无惊异的目光中，不慌不忙走上台来的竟是学生丁炳昌。他没有讲稿，娓娓而谈，声音平和，语调流畅，犹如在作内心的独白，讲话中既有生动的事例，又有严肃的思考，还有耐人寻思的提问。与会者的情绪很快被他讲的真话调动起来，一会儿一个个捧腹大笑，一会儿又全场鸦雀无声。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走了近1个小时，等他“谢幕”走下讲台时，热烈的掌声响彻礼堂。
从此，丁炳昌便进入我的视线。
真正让我们心灵“触电”是在“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岁末，“革命大串联”中，我和丁炳昌不约而同地聚在了充满火药味的武汉。后来我们十几个来自上海高校的同学，一起结伴沿江而上，被困在了两派交战正酣的四川万县，一待就是半个多月，闲得无聊就在住地下象棋。有一天我俩一口气杀了17盘，连耍赖、带悔棋我“赢”了11盘，简直得意忘形，而丁炳昌却始终面带沉静的微笑，每下完一盘就用手轻轻撩拨一下垂下来的头发。他的雍容大度和沉静优雅，都使我着迷。我忍不住伸手抚弄了一下他的头发，一瞬间，我们的视线连接在一起，而一辈子的缘分也就在这一刹那注定。
不久，我这个复旦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也难逃厄运，要被发配到雁北接受“再教育”，而按照他当时的条件，有可能留在上海。那天，在校园一个僻静的树林子里，我哭得像个泪人儿。而丁炳昌抚摩着我的头发慢悠悠地说：“我打算跟你一起去雁北，世道险恶，又是那种地方，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
我当时怀疑自己听错了，又如何忍心让体弱多病的他跟我去受罪？
然而最终，一列火车把丁炳昌和我从上海拉到了河北省的滹沱河畔。两年后，我们又被送到当初杨家将打仗的古战场——山西雁北。
“启蒙老师”变成“贤内助”
万没想到的是，就在这块荒漠严寒的土地上，我們的命运发生了转折。丁炳昌被分配在县委通讯组，我到了县文化馆。
丁炳昌第一篇打响的稿件是《河泥是怎样挖出来的》，这篇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充满哲思的稿件很快被《雁北报》采用，而且从大同传来编辑部主任很高的评价：“写得太精彩了，我一个字未改，一个字也没法改。”就这样，一篇篇充满激情的报道从我们这两个“编外记者”的笔下流淌出来，并频频在省、地报刊上亮相。
那时报道主要由丁炳昌执笔，草稿出来后再由善于描绘和抒情的我作文字上的润色，也就是说，他是主角，我为配角，他做大师傅，我当小帮手。一些好奇的朋友也曾经想套取“情报”：“快老实交代：究竟是谁的杰作？”每逢此时丁炳昌就两眼朝我一翻，悠闲地调侃：“当然是她罗，人家水平比我高。”而我就哈哈一笑，心安理得地“混水摸鱼”。
那真是一段“琴瑟相和”的好日子。除了新闻写作上的“启蒙”，丁炳昌在生活中的“冷面幽默”尤其令我大开眼界。1975年底，我们双双调往大同。丁炳昌成了《山西日报》驻雁北记者，我被“扣留”在雁北地委通讯组。但他终究还是被调到《山西日报》，我们不得不一南（太原）一北（大同）过起了分居生活。
从那以后，丁炳昌凭着他的哲学功底，写杂文、写评论，很快成了《山西日报》的业务骨干。而不甘寂寞的我也发挥自己的文字优势，与人合作采写了一本文学色彩很浓的人物传记。我的探索和追求就像攀越华山，上了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
1978年9月，我带着自己即将出版的的书稿来到太原，在丁炳昌的悉心支持下叩开了《光明日报》的大门，登上了更大舞台。那一年刚满32岁，精力、激情、勇气和创造欲都处于巅峰时期。
那年冬天丁炳昌已严重失眠，可我采写知识分子典型栾弗每天深夜才归，他每晚做好饭菜倚门而望，进而每夜骑自行车来接我，再后来干脆自己也加入了进来。这篇14000多字的长篇通讯《追求》采写时间长达3个多月，四易其稿，稿件于《光明日报》和《山西日报》头版同天发表后，在全国知识界激起了强烈反响，我在一夜之间成了“名”记者。
但与此同时，丁炳昌却越来越承受着疾病的折磨——在浑源县落下的萎缩性胃炎加重了原先就有的神经衰弱，他渐渐变得羸弱多病，骨瘦如柴，一肩承担写作、一肩承担整个家的压力，对他显然成了力不从心的苦酒。可粗心的我却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我和丁炳昌的地位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看来你今后要爬到我头上了，这种‘前景’真让我‘不寒而栗’呀。”那天丁炳昌翻阅着一摞摞读者来信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不料这个不经意的“玩笑”后来竟变成了“现实”，丁炳昌的智慧、能力和工作业绩被我那“名”记者的“光环”掩盖了整整10年。特别是当他随着我一起调到光明日报湖北记者站之后，我当站长，他为副站长，北京一个电话，我提起行李就走，一年中倒有多半年留下丁炳昌独自守着记者站，也独自支撑着我们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这位豁达、体贴、才华横溢的丈夫和当年的“启蒙老师”，就正儿八经成了妻子超高水平的“秘书”、“助手”和“贤内助”，除了照顾我的二老、两个儿子，还要帮我接待读者、誊写稿件……
他渐渐变得郁郁寡欢
对于家里的这种“角色置换”，特别是每次出差回来看到丁炳昌颧骨高耸、瘦削得可怕的脸，我也曾多次内心掀起巨大的波澜，并信誓旦旦“下不为例”，可惜北京的电话一来，又一切照旧……丁炳昌从来认为我的智商比他低得多，我之所以有所成功不是因为聪明，而是凭着一种“武士道”精神，不达目的誓不休。“别人用3分力气能做成的事，你要用10分，你呀你，笨死了！”丁炳昌经常这样说我。正因为如此，他对我每一个小小的成功都无比珍惜，对我也倍加怜爱和体贴入微。而我也就越发地依赖于他，也越发地任性、我行我素，忘记了他作为一个丈夫和男人应有的尊严和“光芒”。
采写《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使我们之间的隔阂初露“端倪”。那次我和丁炳昌找到外号为“红旗站长”的湖南记者站站长合作。思路确定后，我先写了一稿、二稿，那两位嫌我的文章啰嗦，批得狗屎不如，第三稿我交了“权”，由他们去执笔。
稿子刊出，好评如潮，报社收到1600多封信。这篇“中性报道”作为一种全新的新闻形式得到新闻界的广泛认同，然而明明是3个人共同署名，“出名”的却是我，总编辑会上会下左一个“小樊”，右一个“小樊”，丁炳昌叹息：“唉，唉，跟你这个蠢东西在一起永无出头之日。”我拿话逗他，并笑得前仰后合，可这一次姓丁的可没有跟着我一起嬉皮笑脸，而是正色道：“算了，以后我们各干各的，我不来沾你的光，你也少拉扯我。”
过后一切都照常，小事一桩，我根本没把它放心上。
灾难中我重新思索爱情、家庭和人生
1989年，“夫妻记者站”解体，我这“蠢东西”离开记者队伍“下海”搞科技開发，丁炳昌竭尽全力劝阻而未能奏效。我整年在外，撇下他一个病人形只影单，瘦弱不堪的肩膀挑着两副力不胜任的重担，他的病情迅速加重，连续住了两次医院，却不止一次对朋友们这样说：“我这辈子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放樊云芳‘下’了‘海’，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1992年我“下海”后仍有喜报传来：我登上了首届“范长江新闻奖”的领奖台，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但与此同时，我的家庭却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丁炳昌不仅病魔缠身，形销骨立，又得了忧郁症，整天郁郁寡欢，他对我的任性和无休止的“追求”感到厌倦，我在潜意识里也产生了对他的不满……我们独自相对时已感到缺乏共同语言。
上苍在冥冥之中又一次作出了“出奇”的安排：当年11月初，以精力充沛不知疲倦著称的我，突然一天中连续4次便后大出血，深夜用救护车抢送医院，结论10分钟就出来了：直肠癌后期。
我绝望无语。万没有想到的是，在“灭顶之灾”面前，丁炳昌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敢，为从死神手里抢夺我的生命，他一夜之间就像换了一个人，病容和暮气从他身上一扫而光，他进进出出，张罗着一切，竟然两天内把单位的头头脑脑、还有各地记者站的同事，都鼓动到病房来看我了。“你想干什么？想惊动全世界？”我奇怪地问。“我要搬动一切力量，来挽救你的生命。你不能死。这个家不能没有你。”我又看到了那个“久违”的“他”。
手术后虽然有我的两个妹妹日夜伺候，但早晨我醒来睁开眼睛，第一眼看到的总是他深情的脸庞。每天晚上，他总握着我的手，喃喃细语，一直陪到我睡熟，才悄悄离开。
化疗后，我不愿吃饭。他一天拟出几十样菜名，一遍遍念给我听，我对哪一样表示出一点兴趣，他就千方百计去搞，而且竟然总能搞到。一天快到中午，我正在为又要吃饭而发愁，突然，我中学时代最要好的朋友“涵胖子”，竟然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出现在我眼前，而且带来了热气腾腾的“炒三鲜”与“粉丝油豆腐汤”——我最喜欢吃的菜。我抹着眼睛，怀疑自己是在做梦，“涵胖子”说：“是老丁把我从天津叫来的，他说，我要再不来给你做点好吃的，他就去上吊！”她说：你知道吗？你进医院的那个晚上，老丁哭了一整夜……云芳啊，你知足吧！有这样一个好丈夫，哪辈子修来的！你知道吗，隔壁病房的那些病人都在羡慕你……那天晚上，是我紧握着丁炳昌的手，一直舍不得放开。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的脸庞，内心翻江倒海。近几年是什么遮蔽了我的眼睛，让我看不清他金子般的心、看不到他无与伦比的价值？是什么麻醉了我的神经，使我感受不到他的病痛、他的孤独？这时我才意识到：假如我能早点站在丁炳昌的角度设身处地好好想一想，假如我能对自己的言语行为作个像样的“反思”，假如……那么，我们夫妻间的关系满可以在当时就得到及时调整，我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发展“战略”也会作出合理得多的选择……人啊，往往不会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我终于明白，他患忧郁症是因为孤独，因为失落，因为得不到自己所爱的人应有的理解和尊重，罪魁祸首在我。
由此，我也重新思索爱情、家庭和人生。爱情必须是相互奉献，共同扶持，决不是单方面的支付和索取。以牺牲一个来造就另一个，人为地或无限制地扩大双方的差距，在多数情况下只会扼杀爱情而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金戈铁马建功立业无疑令生命充实，但走向极端把工作变成了生活的全部、把功名视作了人生的真谛，就有违人性常理了，真所谓“真理多走半步就成了谬误。”反过头来回味诸葛亮的至理名言：“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真是意味深长，茅塞顿开。
我也大彻大悟到：自己这20多年最大的幸福，不是事业上的成功，而是有一个世界上最善解人意的丈夫，一个温暖无比的家庭。别人都说我是丁炳昌的上帝，其实他才是我的上帝，是我的精神支柱，我生命的全部。
面对着他那双虽然不再清澈如水，但依然一往情深、依然充满智慧与力量的眼睛，我在心底里暗暗发誓：假如上苍能赐给我第二次生命，我首先要做的，就是以十倍、百倍的爱来回报你、补偿你！
幸福的二次角色置换
1993年底，丁炳昌搀扶着化疗后头发全部掉光、体重不足90斤、走路摇摇晃晃的我，走下飞机，踏上了海南的土地。大病过后的我，“地位”一落千丈，和丁炳昌再一次“交椅轮流坐”。但对此，我心甘情愿，且乐在其中。
于是，当年的镜头现在一遍遍地在家里重复“放映”，不过男女主角的“功能”和“位置”作了根本上的变换：过去，总是丁炳昌帮樊站长抄稿件，可现在倒过来，丁站长动不动就拿两页纸放到樊站员的电脑上，说：“快，这个要急打。”过去夫妻双双出去，总是姓樊的走在前头，姓丁的在后面跟着。“这位是樊站长，这是她的爱人。”——别人这样介绍。而现在，则反过来：“这位是丁站长，这是他的家属。”过去每逢大会发言，均是樊站长发完后丁副站长补上一句：“她发言已经代表我了。”现在倒好，丁站长每次大会发言都伶牙利齿，巧设辞令，大出风头，而樊某人的聪明才智都被他淹没了。有同事开玩笑：“老丁，你现在抖起来了，樊云芳对你言听计从哇！”丁先生摆出一副翻身农奴得解放的得意模样：“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嘛，过去丁某人受苦受难受压迫，今天我是站长，樊云芳是站员，你懂吗？”
1998年我们应邀到武汉，老朋友们见了丁炳昌第一个反应就是惊喜：哎呀，老丁，你的精神好多了，脸色也红起来了，恭喜恭喜！每逢此时，丁炳昌就两眼朝我一翻，悠闲地调侃：“这个嘛，要肯定樊某人的功劳嘛！”现在，丁炳昌早已退休，我的“返聘”也快到期了。从镜子里看，丁炳昌的胡须白了，我的头发白了，当年的“小丁”“小樊”已变成白胡子老爷爷和白头发老太太了。
现在对“白头发老太太”来说，没有比看国际警匪片更过瘾的了；没有比驾车到海边，与“白胡子老爷爷”、沙沙、多多（我和丁炳昌的爱犬）漫步在海滩上更悠闲的了；没有比在下象棋时赢了丁站长更舒心的了；没有比在电脑前浏览世界风云、并一天写3000字更得意的了……
拥有生活，真好！拥有自己所爱的人，真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