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美国挑起贸易战以来，为达到遏制中国、逼中国就范的目的，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步步紧逼、逐步加码，已经到了不讲国际交往基本规则、不讲信用的地步。由此也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
　　可以预见，美国与中国的冲突不会是短时期的，更将远超出贸易范围。美国副总统彭斯5月30日在加拿大公开声称：有必要时会对中国输美商品征税两倍以上。美国白宫原首席战略师班农认定把华为赶出西方市场比贸易上的较量重要10倍，也是他叫嚣要把中国企业统统从资本市场赶出去。特朗普最喜欢的电视台Fox主持人公开呼吁要动用金融工具与中国打金融战。
　　事态越来越清楚，美中的战场绝不限于贸易领域，一定是技术、信息、金融搏杀交织而来，同时美国还可能在其他问题上给中国添堵，其实这已是一种准冷战。现在中国一方面在诸多技术领域要亡羊补牢、做补课追赶的事，另一方面一定要在金融方面有些准备，要对贸易战的纵深战场——金融市场防卫御敌有全面的应战筹划，包括应对离岸市场对人民币资产的做空及外资从中国资本市场的撤离和产业转移。不仅要考虑在贸易领域与对手博弈的战略战术，更要考虑在金融市场各方面应对冲击和挑战的战略战术;不仅要考虑在国内御敌的战略战术，更要考虑在海外市场御敌的战略战术。
　　要在长时间的贸易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在贸易战的延伸战场——金融市场有全面的应战防御部署，包括支付结算的、汇率管理的、产业融资的、资本市场应力强化的等方面。对因贸易战、技术战甚至金融战所可能引起金融冲突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要有系统的检讨，找出薄弱环节和潜在风险点，尽快形成弥补措施和强化部署，以免在未来博弈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

要着重解决经济活动杠杆水平过高问题

　　首先应当看到，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必须经历国际金融市场博弈及洗礼过程，国际金融挑战又分两种：一是因境外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传染;一种是域外对手出于遏制、扰乱目的而有意发起的攻击。
　　虽然中国金融业在资产规模、机构数量上都应是金融大国，但却存在包括拥有巨额金融总资产，但发展质量不高、大而不强;国家流动性充沛但实体经济面临融资难、融资贵困扰;拥有相对完备的金融管理体系，但是防控系统性风险的形势仍然严峻等问题。具体主要表现在大而不强、供给水平低、融资结构偏狭，资本市场缺乏韧性、行业风险抵御能力弱等方面。
　　要提高中国金融业抵御外部挑战的能力，当务之急在于强筋健骨，活血化瘀：要着重解决经济活动杠杆水平过高，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国企负债过高的问题、证券市场应力严重不足及货币传导机制不畅问题。消除病灶：主要消除中小型银行不良资产水平过高、存在潜在流动性危机的问题，保险公司资产从规模上不能覆盖负债、从期限上二者错配乃至偿付能力不足问题。
　　关键在两方面要有可靠的准备：一是要清楚有关金融机构的风险底数，二是要有能防患于未然的必须准备。
　　对中国而言，当前及今后的一段时间尤其要警惕金融业出现风险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濒临爆发点的存量风险要采取单点引爆的方法，而不能批量释放;对增量金融资源投放反倒要严格过滤风险，不能在增大投资的同时过度吞纳风险，这必然加大金融市场的脆弱程度。
　　同时要看到，随着中美冲突范围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一些处于上游产业链的企业不排除会转移，会导致产业链的重组甚至断裂，会带来信用风险的集中爆发，对此，要前瞻性地形成应对预案，设定风险抵御底线，力保不发生不可控局面。

稳定汇率預期和资本市场预期应是重中之重

　　不同经济体发生贸易战，贸易量、关税、价格变化只是双方短兵相接的部分，最后一定在货币市场、汇率市场、证券市场变化中表现出来，如近日离岸人民币汇率离破7已是一步之遥。
　　应当看到，现代金融战一定围绕货币汇率、证券市场波动博弈展开，随着贸易战局势的变化，美国定会将汇率变为贸易战武器，墨西哥、加拿大去年在美国贸易赤字对手国榜单上分别位列第2和第10名，但并未被列入外汇报告监察名单，原因无非是两国早前与美达成《美墨加协议》，而其他对美国存有顺差的主要贸易国：中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爱尔兰、马来西亚及越南，最近均被列入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年度外汇报告。
　　而未来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更会成为境外投资者取舍是否投资人民币资产的重要考虑，也会成为境外某些资金做空人民币资产的关键突破口。因此在中美贸易战局势未明朗之前，稳定汇率预期和资本市场预期应是中国丝毫不能放松的重中之重，并应为此形成互相呼应的防御机制和有效市场手段。在两国贸易、技术冲突博弈期间一定要以市场稳定为先。

致力创造华为级金融企业发展所需的开放环境

　　贸易战背后是资金在全球的流动及在不同经济体间的结存变化，并进而会对本身及他方的金融市场产生影响，贸易战必然引起金融市场变化甚至震荡，而金融市场的韧性及效率波动，又反过来会影响到贸易战的局势及博弈变化。为赢得贸易战的最后胜利，强化中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强化资本市场的应力刚性无疑是极为关键的方面。
　　要立足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博弈，持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构建能在各金融领域占据竞争制高点和铸就铩手锏的新的体制机制，致力创造华为级金融企业发展所需的开放环境。
　　众所周知，高质量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更高水平的开放来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的金融供给和金融服务来支撑，这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更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意。中国今天的金融开放不能仅聚焦于机构数量的增多，而是要着眼于金融产品供给层次的提高、服务水平的提升、风险化解能力的增强及金融市场效率的持续改善。 　　无论在哪里，金融产品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大的差异，但围绕产品的中后台效率和风险管理却是问题的关键，从这里可以看出一国、一个行业的真正竞争能力和服务能力，看出产品的性价比。

持续增加对发达国家资本的吸引力

　　金融战成败得失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资本的流向变化，对中国来说，持续增加对发达国家资本的吸引力无疑是应对贸易战持续的一个关键方面。这一方面应是存量外国投资的继续存留，另一方面则是吸引更多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进入。而为了真正达到目的，中国就要致力形成确立被国际市场认可的金融监管标准、手段及效率，建设以服务和效率论优劣的市场文化，促进整个行业励优汰劣市场机制的形成。
　　与此同时，要清醒意识到，与以往大国发生冲突所处的时代不同，当前发生在美中之间的遏制与反遏制正处数字经济时代，必须承认，在金融与数字技术的某些领域美国是占有优势的，即便按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美国虽为守成大国，但仍然不失为创新强国。从增强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力及应对外部金融挑战两方面考虑中国金融业、金融市场优化问题，中国必须在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上有更系统的部署，立足赶超，力争早着先鞭。中国目前在移动支付领域已形成了独特的优势，应在改变全球金融支付体系上有所谋划并争取有所成就，积极推动扩大有关服务技术在海外市场的应用，以利未来掌握国际金融竞争的主动权。

对国内企业海外投资要有所引导和控制

　　金融结构直接影响到金融行业的功能及竞争力，影响到应对国际外部冲击和挑战的能力。金融资源二元配置形态在中国金融行业广泛存在，这无疑会大大削弱整個行业的协同性和效率，如行业内部的资源配置结构、不同市场的功能衔接结构、不同融资体系的效率结构等。
　　如至2019年4月，我国存款类机构的本外币国内贷款达到了144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中长期贷款89万亿，占国内贷款总额的62%，可谓是非常之高。这不仅是导致融资难、融资贵的成因之一，也会对贸易战局势下的资金运筹造成一定掣肘。
　　故未来一段时间从国家层面，一应考虑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合作性金融的统筹配置比例和效率要求，二要从行业层面考虑贷款期限结构不同对全社会资金运用的不同掣肘。即使是政策性金融也要讲究风险控制和效率约束，不能在某种政策目的之下搞粗放式经营，更不能成为跑冒滴漏金融资源的平台。
　　考虑美国发起的对全球多国贸易战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中国现阶段的对外投资应采取更为审慎的原则，在规模、地域和步伐上应有所控制，这既是为了防范有关投资的风险，也应是为了于未来能下好国家外汇管理的这盘大棋。
　　当前中国对那些已陷入债务风险的国家投资一定要慎之又慎，尤其要避免成为议价能力衰减模式（obsolescing bargain model）的受害者，即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投资越多，其议价能力就会越低。政府有关部门对国内企业海外投资的地域、结构及规模要有所引导和控制，以防止向对手输送弹药的不当情形出现。
　　一国金融业的发展水平高低及竞争力强弱与监管水平如何具有绝对的关系，监管不到位就是养痈遗患，只能造成行业混乱;监管水平低绝不能换来金融业的高水平发展。在贸易战向纵深市场延伸的当下，金融监管机构应更多地承担起金融市场应战统筹的任务，在摸清对手可能发难的套路、时点和方向上及早形成判断，及时发出预警指引，以使整个行业能做到有备无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