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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净宗是中国大陆最早也是最著名的专门宏扬善导大师净土思想的法师之一。1966年生于安徽宣城，毕业于中国民航学院，后离俗出家。历时十数年，恢复重建安徽宣城弘愿寺，使之成為国内广为人知的净土宗专修道场。释净宗现任鉴真佛学院名誉院长、鉴真文化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研究生导师。同时担任终南山下悟真寺住持，致力于善导大师祖庭的恢复重建。编校著作《善导大师全集》《念佛胜易》《善导大师净土思想》《心籁》等，发行逾数百万册。并屡次应邀前往东南亚、美国、加拿大等地授课弘法，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
2017年5月，本刊记者对释净宗进行专访，就社会、宗教、文化与公益事业进行了广泛对话。从释净宗的谈话中，我们有机会得以一窥中国历史悠久的净土宗的真谛，并看到一个具有忧思精神与创新意识的佛教思想者的身影。
《中国周刊》记者：“中国梦”是全民的梦想。作为一名出家人，在中华民族的复兴当中，又有着什么样的“中国梦”呢？
释净宗：作为一名出家人，做生意是不可能的；搞科研，也不可能。作为一名念佛人，能够让净土宗的教法安顿，能够让苦恼众生的心，焦躁、浮动的社会，得到清凉、调适和平复，这就是我们能够为社会所做的贡献，也是我们对佛法应该抱有的责任。我提出“复兴净土宗，我的中国梦”，是广大“中国梦”当中的一个音符。
我去了美国回来之后发现，中国确实是在复兴当中。你要对比才能知道，中国的复兴是欣欣向荣的。虽然有很多问题，但这是发展过程当中的问题，中国的复兴几乎是不可阻挡。看一个国家，其实就像看一棵树一样。这棵树如果到了秋天，树叶往下掉，或者枝都萎缩了没有劲，那这个树当然就不行了。如果万叶葱荣、生机勃勃，那当然就在复兴。
民族的复兴最终归结为文化的复兴。复兴是一个综合的过程，但是经济、科技、军事等再怎么发达，但是如果文化没有复兴起来，都谈不上复兴。如果仅是经济非常发达，人的幸福感不高，也谈不上复兴。
净土宗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一部分，我觉得，至少在民族复兴当中有几点作用：一个就是为民族的复兴建立一种信仰支撑的系统。文化复兴跟信仰密切相关，有各种不同的信仰，至少净土宗是信仰支撑的一种系统。第二，为民族复兴建立了一个价值评判的系统。第三，可以提供一个消弭纷争的系统。
《中国周刊》记者：社会快速发展带来人心浮躁、社会趋于功利，人们生存的环境不断恶化，净土宗通过什么方式来改善我们的生态环境？
释净宗：治理污染，从治理人心污染开始。从佛教的角度来看，这个世间所有一切问题的存在，其实都是因为爱心不够。像现在的贫富不均，表面看起来是财富的问题，但根本上还是爱表达的不均匀。如果我们在爱心当中都平等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会非常的有序、健康。家庭当中也是一样。
有句话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有的时候，在很贫穷的状态下，比如文革以前，大家都认为比较平等，觉得好像没那么大落差。但现在的人，生活其实比以前要富裕很多，但对生活的不满也有很多。难道是因为他觉得贫困吗？不是。是因为他得不到平等与尊重，感觉爱心分配不平等。但是人的爱心是有限的，因为人都是自私的，人都是为了自我。可是阿弥陀佛的救度就不一样，他有无限量的爱心，并且表现为无量的光明和无量的寿命。
“阿弥陀佛”名字的意思，就是无量的光明，无量的寿命。如果以非常直白的语言来讲，光明也好，寿命也好，都是代表了爱心和福德，要福佑一切众生。
净土宗对于治理污染，也有特别的优势。因为一切的污染，以佛法来看，它是来自于人心的污染。比如说为什么现在环境污染这么严重呀？它是贪欲，它不光是一个科技手段的问题，当然科技手段也非常重要。但主要来讲是贪欲过度，对于大自然掠夺性地开发，没有节俭惜福。
贪欲止息了，自然就放下很多，就不会掠夺，去强取豪夺。这样他就自自然然地对这个社会起到好的作用。
《中国周刊》记者：从佛教的角度怎么来看待“爱”这个名词？
释净宗：在十二缘起法当中，“爱”是代表爱欲，有“爱”才有“有”，才有生死轮回的根本。但是，佛法对这个词，也有双面的解释，分为染污的和清净的。染污的就是一种以占有欲这种贪染、贪爱；清净的就是善法爱，就是对良好的愿望的满足，菩萨热爱众生。
更加专业的表达就是慈悲。如果以我们现在通用的语言，是对众生的爱心，需要一些特别的说明，就是清净无染的爱心。
比如阿弥陀佛，他对众生的爱心，是无条件的、无染污的，是清净的、无我的。当然，这个爱我们很难理解，也只有真正的，就是圣者他心中，他已经证悟到无我的境界，他才会涌现一种，从佛性里边涌现出大慈大悲。
如果人只要有我执的话，那么一定是跟我相应的，我才爱你；你跟我相反的，因为他有“我”的存在，一定是对立和冲突的，我怎么会爱你呢？我没法爱你啊！我们两个是相反的。可是佛菩萨不一样，他是无我，所以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无缘”就是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代价，没有任何要求；“同体”就是我跟你一样。为什么他能跟你一样？因为他无我，所以他视一切众生的生命为他的本来。“众生安乐我安乐，众生苦恼我苦恼”。这种爱心是彻底、究竟、无条件、清净的。这样他才有力量，会涌生这样的爱心出来。
《中国周刊》记者：据媒体报道，有信众购买鸟类或鱼类用于放生，由此造成了一些黑暗的野生动物买卖和杀戮的利益链，怎样看待放生这一行为？
释净宗：放生当然非常好，生命是最宝贵的。如果别人放了你的生命，你会多感动呀，你当然很感谢他。 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专门花钱，雇人把你捆起来，然后再花钱，把你打开，把你搞得皮开肉绽的，再把你放生，我自己捞一点功德。你还会感动，感谢我吗？
现在很多放生产生了很多弊端。信徒或者说这些人，抱着作功德的心，说“放生有功德”。如“明天是菩萨圣诞了，我准备放生五万块。”“你要放生五万块，我们赶紧下河捞啊。”要不放生的话，那个鱼在河里挺好的，因为你要放生，做大功德，花五万块钱买，有人才下河去捞。如果放生其他动物，就上山去捕。捕来之后，一笼子装着送给你，然后你自我感觉良好“我这么多的功德”。以别人的苦难建立你的功德。当然，放生的人可能没想这么多，但事实是这样，就是消费刺激了生产。
所以，放生一定出自内心，真诚，随缘，然后是以救人救难为目的，不是为了挣功德花钱。这些事情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有时候在一些名山大刹，特别逢佛菩萨圣诞，有些人固执地认为“在这个时间放生更有功德”，或者大家都知道，放的款项都相当多。那么，提前就有很多的捕捞者、鱼贩子，他们很辛苦下江、下河去捞。他们也都知道，你去放生，他们就等着再打捞，这样的放生很不恰当。
所以，放生也要如法，要真正从慈悲出发，这样你就不至于产生误解。这些好事，要把它做好。好事做好就是要有好的发心，不要带有名利的夹杂，或者说要不张扬自己的功德。
由此需要强调，净土宗认为“罪恶生死凡夫”。对此，有些人也许会感到失望。因为他们一直对自己的评价都蛮高的。
这种失望是相对我们的期望，有个落差。这是因为有时候人们对于佛教看得非常的轻薄。你看，我本来挺有修行的，以前在社会上，人家说我是善人，来你这儿，你给我带个帽子——“罪恶生死凡夫”。
现在人就这样子，人的心就是比较虚华一些。比如说一般的信众来到寺院里边，你要跟他合个掌说：“功德无量！”你说他功德无量，他就很高兴。他其实知道自己也没什么功德。你对他说：“你有生必有死。”虽然他八十岁了，也不愿意听。他九十岁，也不愿意听。人们不愿意接受事实真相。
那么你说他是罪恶生死凡夫，在人的骄慢心的情况下，很少有人愿意听。但是人就是罪恶生死凡夫，这是个事实。如果有人能听进去这句话，我觉得是非常之人。这个非常之言能入非常之耳，他要非常之人才能听得懂。所以一般来讲呢，这个佛法它真正所说的意涵，人们并不能够去了解它。
《中國周刊》记者：佛教起源于印度，于2000年前传入中国，您认为佛教怎么更好的和传统文化相结合？
释净宗：我最近仔细学习了一些文件，对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四个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我有强烈的认同感，我认为是很精准的表述。中华民族是善于学习的一个民族，既然有这个自信，在我们中华文化本有基础之上，可以借鉴吸收西方文明，包括制度、文化等的一些长处。但是，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有它的民族特性，有它的土壤，照搬照抄是不适合的。
文明没有什么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不同。比如体育运动员心脏好着呢，给了你，排异；他的肝好是他的，拿到你的就不好；他的鼻子长得好是他的，放你脸上就不一定美。所以一定要细致考察。
我们不能妄自菲薄。走自己特色的道路，复兴民族靠我们自己的文化基因，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有了这样的成就，我们会慢慢沉淀下来，冷静下来，发现我们文化的优点和长处在哪里。
中华文化中，没有信仰人格化创造的造物主这样的概念。比如说道家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道”并不代表一个有形可见的有情感、有意志的一个神。它没有这种概念。再比如说，道家讲“道法自然”，对自然是完全尊重的。儒家讲求“天人合一”。佛家讲“缘起性空”，一切是种种因缘所组成的。那么所有的一切是依赖于万缘和合才存在，这种思想和现代这种全球化、一体化，是完全合拍的节奏，和这种方向完全吻合。
《中国周刊》记者：您认为净土宗应该怎样改革，才能适应当今世界的新需求？
释净宗：佛教也有流弊，其变成一种自说自话的、脱离时代和社会，这种情况应该是存在的。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之后，经过两千多年，它确确实实已经从佛法变为佛教了。佛法跟佛教有什么不同？如果说是佛的宗教，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宗教是一个世俗的组织，是一个世俗的现象，它一旦成为一种宗教，就要维护这个宗教团体、宗教组织、宗教机构、宗教人员等的种种利益。这样就会有很多私心在当中，时间长了，可能就会流久生弊。脱离佛陀慈悲众生、怜悯众生、救拔众生这样一个本怀，变成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说话，这样就不好了。
中国近代有一位太虚法师，他提倡佛教改革。不过他自己就说，我的改革失败了。鲁迅说过，在中国讲改革是不容易的。我记得看过鲁迅先生的一段话，大意是你把一张桌子，从堂屋搬到侧屋，都要付出流血的代价。当时看，这太夸张了吧，搬个桌子而已。但是，人固有的思想，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不容碰触的。你要敢碰一点点，就会有人跟你拼了老命。所以说到改革，是一个很冒风险的事情。我们不讲改革，我们讲“复兴净土宗”，做好净土宗自己的事。
但是，做好净土宗自己的事，也有可能会触碰到别人的利益。我们不希望触碰人家的利益，但是要做好自己的事，必须把属于净土宗这一方面的事情，比如理论教义问题等，进行正本清源。正本清源，触碰到别人的利益，别人不愿意了，说我们本来就挺好的，能够有碗饭吃，日子过得美好，你现在正本清源，我们就不好弄了呀。所以，“复兴净土宗”是不容易的。我们希望正本清源，愿意把问题弄得很清晰，但是有很多人就愿意搞得很含糊。或许是混水摸鱼吧。
净土宗必须与时代、与社会相适应，也一定能够与时代、与社会相适应，不仅要相适应，而且要正确的引导、教化人心。我们需要做的，不光是被动地适应问题，还需要主动地向积极正确的方向引导。因为我们相信弥陀的救度，相信无条件的爱心，相信阿弥陀佛这句名号。那这怎么会跟这个时代不适应呢？我们完全有这样的信心。 “南无阿弥陀佛”永不改变。佛陀救度我们的本怀，不容偏离，不容曲解。至于说其他的形式，我觉得都可以改。如果能够有助于彰显阿弥陀佛救度的本质，当然就可以改变或使用它。什么是佛法？穿着漂亮的袈裟，打着华丽的宝盖，吹着悦耳的音乐，然后坐在高高的法座上，搞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这个根本就不是佛法。这些东西统统可以改，当然有的人不愿意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说穿海清。海清其实是中国古代的俗服，宽袍大袖，而且袖子特别长，那一副海清，要摊好几套衣服的布料。来寺院的老年妇女多穿海清，但她们其实在家里都不怎么穿这种衣服，专门到庙里才穿。穿海清，却总是牵上挂下，错前搭后，拜佛的时候，跪倒在往地上，一起来，要么踩到自己的衣襟，往后搞个人仰马翻，要不然就垮啦一响，衣服撕掉了，扣环又坏了。特别下雨的时候，经常一身狼狈。
寺院里的门槛都比较高，有时候还要上下楼，穿着海清，踩着这些台阶上上下下，一边要做佛事，一边还得小心走路。既不安全，又不庄严，也不好看。然后走路绕佛的时候，又不能专心，因为容易踩着。我们希望能重新设计一个服装，能比较庄严，又比较方便，大家念佛也比较专心。
这个想法，也算小小的改革吧。我们希望大家能有简便的居士服可以穿，方便大家。如果没有海清，我们就穿一般的居士服或者常服，整整齐齐的，坐凳子方便，上下楼也方便，且不专门训练就能把衣服穿好，不是很好嘛。但是，卻有很多人反对。他们认为，这是标新立异，改了古代传统的东西。其实犯不着讲这么重，就是怎么方便，怎么穿衣服。就一点小事，但别人总觉得那都是大事。
如果你觉得，你的目标是要让大家都赞叹你是高僧大德，让人家都赞叹你，说你永远正确，那你就什么都不要做了，只说别人爱听的话就好了。如果你无所谓，那当然就无所谓，只专心做正确的事情就好了。
《中国周刊》记者：中国佛教讲“农禅并重”，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农禅并重”要如何适应现在的社会发展？
释净宗：中国现在的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以及经济形态等已经改变，佛教在两千年的过程当中和封建时期的农业生产的中国相适应，未必能够和现代的社会主义的时代相适应。“商净融合”是现代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有益的探索。
中国佛教首先讲“农禅并重”。“农禅并重”其实就是一次佛教的改革。在印度佛教的时候，是没有这个说法的，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种“叛逆”。因为在印度佛教中，比丘是不事生产的。比丘既不可以去做农业生产，也不可以从事手工业或者商业买卖，一切都不能做。他是专业的修道人，也不可以储蓄金钱。
但是佛教传到中国之后，这个就行不通了。因为中国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如果说你专门在那里打坐修行，别人会觉得你是懒汉，你不为社会做贡献，你专门剥夺我们。像在印度你去托钵乞食，大家非常尊重这个出家人，认为是在为家人修福报，会给你饮食。到中国来，你托着钵去乞食，人家会轻贱这个僧人，也会轻贱佛法。
所以，中国的祖师大德结合中国的特点提出，我们要自己生产，尤其是经过了法难的时候。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需要靠帝王的支持；而在民间，佛教又不具备托钵乞食，即大家普遍供养衣食的一种民间的氛围，佛教不是彻底断根了吗？中国祖师大德为了佛法的生存，用智慧和勇气，提出了“农禅并重”，一边干农活，一边参禅打坐修行。“禅”代表修行的总称，而不一定代表禅宗，代表一切修行的解脱法门。“农”代表经济上要自主。“农禅并重”就是要在经济、修行这两方面，都能够有一定“自主权”，或者说配合着去发展。
佛法传入中国，基本上是个农耕的时代，所以它提出“农禅并重”。“农禅并重”代表“禅”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也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生活方式。你必须跟它协调，要能够生存下来。在中国，“农禅并重”结合得非常成功。所以中国的寺院往往都有田产、茶园等，就反映出这样一个形态来。
来到今天这个时代，农业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了，现在农民自己都抛荒了，也很少有人去种田，即使种田也大都机械化。现在的时代已经进入了工商的时代、信息化的时代、网络的时代。佛法的修行法门也从参禅或者一切的禅观修行，自力的禅观修行转移到了净土，仰靠阿弥陀佛的本愿，就是靠他力。禅是靠自力的，不管你是禅宗的禅，还是天台的禅等等一切，都是靠自力的。这种自力的修行方法跟自力的农耕的生活形态，它是相适应的。
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把握就是从农业时代已经到了金融、工商的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佛法应该怎样跟它结合呢？在修行的方法当中，从自给自足的自力修行的形态要转变依靠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缘起。就是以他力为缘起，共同和合的一个修行形态。这个是和我们目前时代的生产力相应的。比如你会用手机打电话或者发微信，而不会跑着腿去喊人；出门你一定是搭车，出远门一定坐飞机或者坐动车，你不会走路；甚至我们做衣服，过去都是自己做裁缝，或者自己纺纱织布，现在直接买现成的。生活已经给你说得非常清楚，一切要靠互相帮忙。你在修行方法当中，也一定是要跟这个时代相应的。就是这种周围的时代环境代表我们时代众生的生存空间。外在物质生活的身体生存空间，反映到内在里面的精神生活空间也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净土法门在这个时代就要大行其道。
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移位。“农”让位给了“商”，“禅”让位给了“净”。就是把“农”变为“商”。过去讲“农禅并重”，现在就是用合理的逻辑推断，用历史的逻辑推断，走向今天，提出了“商净融合”的命题。
但是说“融合”，大家不要错误理解，说：“你们和尚做生意。”不是那个意思。“商净融合”是说你要了解商业时代的生产规模、生产方式等等，这些观念、行为和做法，怎么样借助于这个时代的种种方式来推广佛法，跟它融合，然后净化这个时代。尤其商业时代，人心可能比农耕时代更加地浊染一些。因为农耕时代比较淳朴、比较保守一点。而商业是一个大的熔炉，可能因为跟金钱打交道，难免就更加地浮躁一些。那在这个时代当中，怎样救度众生，怎样适合这个时代的特点，我觉得这也是与时俱进，跟国家所提倡的方向，我认为是很一致的。如果我们现在还是保守在农耕的时代，已经不能够佛教中国化了。 《中国周刊》记者：新时代下，青年需要怎样的信仰？
释净宗：我希望我们的中国，永远是青年的中国；我希望我们中国的人民，永远是青年的人民；我希望我们现在的青年人，永远是青年人。我也希望现在看上去白发苍苍的老人，也能变为青年人。
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对“青年”这个词，要有正确的理解，青年不是一个年龄的问题。十七岁的人，可以是老年；七十岁的人，也可以是青年。如果我们拥有一颗青春的心，那我们就永远是青年。
青年代表什么？代表他有永恒的生命活力，代表他有不竭的创新热情，代表他的思想永远不封闭，永远面向未来。我觉得这样的精神，就是青年的精神。那么，如果你怀有这样的心情，你即使活到七十岁，你不仍然也是青年吗？“哀莫大于心死”，如果你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老气横秋，享受啃老，那你不是老年吗？所以青年并不是年龄的问题。
青年人最重要的就是“生命力”，这种生命力的表现是行动，我觉得青年人，他的思想不封闭，表现在他相信真理的存在；然后为追求真理，迈出坚定的步伐。为了热爱真理，追求真理，实践真理，他们勇无所惧，这是一个青年人的特点。
真理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是发展的相对的知识结晶。当然，现在很多人都不相信真理。世间有很多宗教，可能他们的宗教教义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它有一条值得肯定——相信真理的存在。至于说它对“真理”怎么解释，可能各有各的解释，但是相信真理的存在，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真理的存在，有的人是用艺术来探寻，有的人是用科学来探寻，有的人是以哲学来探寻，有的人是以自己的生命或用信仰來探索。
那么相信真理，就要探寻真理。老年人可能没有这样的雄心、勇气，但青年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所以，我希望青年人能永远保留这种上进心，积极进取。
另外，我觉得有几个不是“青年”。享乐不是青年，颓废不是青年，骄傲不是青年，我们的青春是生命给我们的尊贵礼物，不是拿来用以骄人、虚耗、浪费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怀有这样的想法，我认为这个人基本上就是浪费了。在青春这个时代，如果浪费了这样的时光，你的整个人生，输在这个地方，就全部输掉了。如果在我们青春年华的时候，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人生目的，然后又建立正确的信仰和理念、理想，怀有远大的抱负，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拥有人生所有的一切，因为这条路你走对了。
人生在于不同的过程，人生可以立体地生活。我们可以在同样一个时间点，活出生命的全过程，从婴儿活到青年，然后活到中年，最后活到老年。都应该有一种抱真、守真、拙朴，柔软的心态。当我们成为青年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天真无邪。当我们年龄成长为青年的时候，我们仍然保留着婴儿那样的心态，那样的天真，没有邪气。那样的倚赖对爱的表达，这样你就是丰富的。
（本文仅代表受访者观点，不代表《中国周刊》立场）
2017年5月，本刊记者对释净宗进行专访，就社会、宗教、文化与公益事业进行了广泛对话。从释净宗的谈话中，我们有机会得以一窥中国历史悠久的净土宗的真谛，并看到一个具有忧思精神与创新意识的佛教思想者的身影。
《中国周刊》记者：“中国梦”是全民的梦想。作为一名出家人，在中华民族的复兴当中，又有着什么样的“中国梦”呢？
释净宗：作为一名出家人，做生意是不可能的；搞科研，也不可能。作为一名念佛人，能够让净土宗的教法安顿，能够让苦恼众生的心，焦躁、浮动的社会，得到清凉、调适和平复，这就是我们能够为社会所做的贡献，也是我们对佛法应该抱有的责任。我提出“复兴净土宗，我的中国梦”，是广大“中国梦”当中的一个音符。
我去了美国回来之后发现，中国确实是在复兴当中。你要对比才能知道，中国的复兴是欣欣向荣的。虽然有很多问题，但这是发展过程当中的问题，中国的复兴几乎是不可阻挡。看一个国家，其实就像看一棵树一样。这棵树如果到了秋天，树叶往下掉，或者枝都萎缩了没有劲，那这个树当然就不行了。如果万叶葱荣、生机勃勃，那当然就在复兴。
民族的复兴最终归结为文化的复兴。复兴是一个综合的过程，但是经济、科技、军事等再怎么发达，但是如果文化没有复兴起来，都谈不上复兴。如果仅是经济非常发达，人的幸福感不高，也谈不上复兴。
净土宗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一部分，我觉得，至少在民族复兴当中有几点作用：一个就是为民族的复兴建立一种信仰支撑的系统。文化复兴跟信仰密切相关，有各种不同的信仰，至少净土宗是信仰支撑的一种系统。第二，为民族复兴建立了一个价值评判的系统。第三，可以提供一个消弭纷争的系统。
《中国周刊》记者：社会快速发展带来人心浮躁、社会趋于功利，人们生存的环境不断恶化，净土宗通过什么方式来改善我们的生态环境？
释净宗：治理污染，从治理人心污染开始。从佛教的角度来看，这个世间所有一切问题的存在，其实都是因为爱心不够。像现在的贫富不均，表面看起来是财富的问题，但根本上还是爱表达的不均匀。如果我们在爱心当中都平等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会非常的有序、健康。家庭当中也是一样。
有句话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有的时候，在很贫穷的状态下，比如文革以前，大家都认为比较平等，觉得好像没那么大落差。但现在的人，生活其实比以前要富裕很多，但对生活的不满也有很多。难道是因为他觉得贫困吗？不是。是因为他得不到平等与尊重，感觉爱心分配不平等。但是人的爱心是有限的，因为人都是自私的，人都是为了自我。可是阿弥陀佛的救度就不一样，他有无限量的爱心，并且表现为无量的光明和无量的寿命。
“阿弥陀佛”名字的意思，就是无量的光明，无量的寿命。如果以非常直白的语言来讲，光明也好，寿命也好，都是代表了爱心和福德，要福佑一切众生。
净土宗对于治理污染，也有特别的优势。因为一切的污染，以佛法来看，它是来自于人心的污染。比如说为什么现在环境污染这么严重呀？它是贪欲，它不光是一个科技手段的问题，当然科技手段也非常重要。但主要来讲是贪欲过度，对于大自然掠夺性地开发，没有节俭惜福。
贪欲止息了，自然就放下很多，就不会掠夺，去强取豪夺。这样他就自自然然地对这个社会起到好的作用。
《中国周刊》记者：从佛教的角度怎么来看待“爱”这个名词？
释净宗：在十二缘起法当中，“爱”是代表爱欲，有“爱”才有“有”，才有生死轮回的根本。但是，佛法对这个词，也有双面的解释，分为染污的和清净的。染污的就是一种以占有欲这种贪染、贪爱；清净的就是善法爱，就是对良好的愿望的满足，菩萨热爱众生。
更加专业的表达就是慈悲。如果以我们现在通用的语言，是对众生的爱心，需要一些特别的说明，就是清净无染的爱心。
比如阿弥陀佛，他对众生的爱心，是无条件的、无染污的，是清净的、无我的。当然，这个爱我们很难理解，也只有真正的，就是圣者他心中，他已经证悟到无我的境界，他才会涌现一种，从佛性里边涌现出大慈大悲。
如果人只要有我执的话，那么一定是跟我相应的，我才爱你；你跟我相反的，因为他有“我”的存在，一定是对立和冲突的，我怎么会爱你呢？我没法爱你啊！我们两个是相反的。可是佛菩萨不一样，他是无我，所以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无缘”就是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代价，没有任何要求；“同体”就是我跟你一样。为什么他能跟你一样？因为他无我，所以他视一切众生的生命为他的本来。“众生安乐我安乐，众生苦恼我苦恼”。这种爱心是彻底、究竟、无条件、清净的。这样他才有力量，会涌生这样的爱心出来。
《中国周刊》记者：据媒体报道，有信众购买鸟类或鱼类用于放生，由此造成了一些黑暗的野生动物买卖和杀戮的利益链，怎样看待放生这一行为？
释净宗：放生当然非常好，生命是最宝贵的。如果别人放了你的生命，你会多感动呀，你当然很感谢他。 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专门花钱，雇人把你捆起来，然后再花钱，把你打开，把你搞得皮开肉绽的，再把你放生，我自己捞一点功德。你还会感动，感谢我吗？
现在很多放生产生了很多弊端。信徒或者说这些人，抱着作功德的心，说“放生有功德”。如“明天是菩萨圣诞了，我准备放生五万块。”“你要放生五万块，我们赶紧下河捞啊。”要不放生的话，那个鱼在河里挺好的，因为你要放生，做大功德，花五万块钱买，有人才下河去捞。如果放生其他动物，就上山去捕。捕来之后，一笼子装着送给你，然后你自我感觉良好“我这么多的功德”。以别人的苦难建立你的功德。当然，放生的人可能没想这么多，但事实是这样，就是消费刺激了生产。
所以，放生一定出自内心，真诚，随缘，然后是以救人救难为目的，不是为了挣功德花钱。这些事情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有时候在一些名山大刹，特别逢佛菩萨圣诞，有些人固执地认为“在这个时间放生更有功德”，或者大家都知道，放的款项都相当多。那么，提前就有很多的捕捞者、鱼贩子，他们很辛苦下江、下河去捞。他们也都知道，你去放生，他们就等着再打捞，这样的放生很不恰当。
所以，放生也要如法，要真正从慈悲出发，这样你就不至于产生误解。这些好事，要把它做好。好事做好就是要有好的发心，不要带有名利的夹杂，或者说要不张扬自己的功德。
由此需要强调，净土宗认为“罪恶生死凡夫”。对此，有些人也许会感到失望。因为他们一直对自己的评价都蛮高的。
这种失望是相对我们的期望，有个落差。这是因为有时候人们对于佛教看得非常的轻薄。你看，我本来挺有修行的，以前在社会上，人家说我是善人，来你这儿，你给我带个帽子——“罪恶生死凡夫”。
现在人就这样子，人的心就是比较虚华一些。比如说一般的信众来到寺院里边，你要跟他合个掌说：“功德无量！”你说他功德无量，他就很高兴。他其实知道自己也没什么功德。你对他说：“你有生必有死。”虽然他八十岁了，也不愿意听。他九十岁，也不愿意听。人们不愿意接受事实真相。
那么你说他是罪恶生死凡夫，在人的骄慢心的情况下，很少有人愿意听。但是人就是罪恶生死凡夫，这是个事实。如果有人能听进去这句话，我觉得是非常之人。这个非常之言能入非常之耳，他要非常之人才能听得懂。所以一般来讲呢，这个佛法它真正所说的意涵，人们并不能够去了解它。
《中國周刊》记者：佛教起源于印度，于2000年前传入中国，您认为佛教怎么更好的和传统文化相结合？
释净宗：我最近仔细学习了一些文件，对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四个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我有强烈的认同感，我认为是很精准的表述。中华民族是善于学习的一个民族，既然有这个自信，在我们中华文化本有基础之上，可以借鉴吸收西方文明，包括制度、文化等的一些长处。但是，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有它的民族特性，有它的土壤，照搬照抄是不适合的。
文明没有什么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不同。比如体育运动员心脏好着呢，给了你，排异；他的肝好是他的，拿到你的就不好；他的鼻子长得好是他的，放你脸上就不一定美。所以一定要细致考察。
我们不能妄自菲薄。走自己特色的道路，复兴民族靠我们自己的文化基因，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有了这样的成就，我们会慢慢沉淀下来，冷静下来，发现我们文化的优点和长处在哪里。
中华文化中，没有信仰人格化创造的造物主这样的概念。比如说道家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道”并不代表一个有形可见的有情感、有意志的一个神。它没有这种概念。再比如说，道家讲“道法自然”，对自然是完全尊重的。儒家讲求“天人合一”。佛家讲“缘起性空”，一切是种种因缘所组成的。那么所有的一切是依赖于万缘和合才存在，这种思想和现代这种全球化、一体化，是完全合拍的节奏，和这种方向完全吻合。
《中国周刊》记者：您认为净土宗应该怎样改革，才能适应当今世界的新需求？
释净宗：佛教也有流弊，其变成一种自说自话的、脱离时代和社会，这种情况应该是存在的。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之后，经过两千多年，它确确实实已经从佛法变为佛教了。佛法跟佛教有什么不同？如果说是佛的宗教，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宗教是一个世俗的组织，是一个世俗的现象，它一旦成为一种宗教，就要维护这个宗教团体、宗教组织、宗教机构、宗教人员等的种种利益。这样就会有很多私心在当中，时间长了，可能就会流久生弊。脱离佛陀慈悲众生、怜悯众生、救拔众生这样一个本怀，变成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说话，这样就不好了。
中国近代有一位太虚法师，他提倡佛教改革。不过他自己就说，我的改革失败了。鲁迅说过，在中国讲改革是不容易的。我记得看过鲁迅先生的一段话，大意是你把一张桌子，从堂屋搬到侧屋，都要付出流血的代价。当时看，这太夸张了吧，搬个桌子而已。但是，人固有的思想，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不容碰触的。你要敢碰一点点，就会有人跟你拼了老命。所以说到改革，是一个很冒风险的事情。我们不讲改革，我们讲“复兴净土宗”，做好净土宗自己的事。
但是，做好净土宗自己的事，也有可能会触碰到别人的利益。我们不希望触碰人家的利益，但是要做好自己的事，必须把属于净土宗这一方面的事情，比如理论教义问题等，进行正本清源。正本清源，触碰到别人的利益，别人不愿意了，说我们本来就挺好的，能够有碗饭吃，日子过得美好，你现在正本清源，我们就不好弄了呀。所以，“复兴净土宗”是不容易的。我们希望正本清源，愿意把问题弄得很清晰，但是有很多人就愿意搞得很含糊。或许是混水摸鱼吧。
净土宗必须与时代、与社会相适应，也一定能够与时代、与社会相适应，不仅要相适应，而且要正确的引导、教化人心。我们需要做的，不光是被动地适应问题，还需要主动地向积极正确的方向引导。因为我们相信弥陀的救度，相信无条件的爱心，相信阿弥陀佛这句名号。那这怎么会跟这个时代不适应呢？我们完全有这样的信心。 “南无阿弥陀佛”永不改变。佛陀救度我们的本怀，不容偏离，不容曲解。至于说其他的形式，我觉得都可以改。如果能够有助于彰显阿弥陀佛救度的本质，当然就可以改变或使用它。什么是佛法？穿着漂亮的袈裟，打着华丽的宝盖，吹着悦耳的音乐，然后坐在高高的法座上，搞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这个根本就不是佛法。这些东西统统可以改，当然有的人不愿意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说穿海清。海清其实是中国古代的俗服，宽袍大袖，而且袖子特别长，那一副海清，要摊好几套衣服的布料。来寺院的老年妇女多穿海清，但她们其实在家里都不怎么穿这种衣服，专门到庙里才穿。穿海清，却总是牵上挂下，错前搭后，拜佛的时候，跪倒在往地上，一起来，要么踩到自己的衣襟，往后搞个人仰马翻，要不然就垮啦一响，衣服撕掉了，扣环又坏了。特别下雨的时候，经常一身狼狈。
寺院里的门槛都比较高，有时候还要上下楼，穿着海清，踩着这些台阶上上下下，一边要做佛事，一边还得小心走路。既不安全，又不庄严，也不好看。然后走路绕佛的时候，又不能专心，因为容易踩着。我们希望能重新设计一个服装，能比较庄严，又比较方便，大家念佛也比较专心。
这个想法，也算小小的改革吧。我们希望大家能有简便的居士服可以穿，方便大家。如果没有海清，我们就穿一般的居士服或者常服，整整齐齐的，坐凳子方便，上下楼也方便，且不专门训练就能把衣服穿好，不是很好嘛。但是，卻有很多人反对。他们认为，这是标新立异，改了古代传统的东西。其实犯不着讲这么重，就是怎么方便，怎么穿衣服。就一点小事，但别人总觉得那都是大事。
如果你觉得，你的目标是要让大家都赞叹你是高僧大德，让人家都赞叹你，说你永远正确，那你就什么都不要做了，只说别人爱听的话就好了。如果你无所谓，那当然就无所谓，只专心做正确的事情就好了。
《中国周刊》记者：中国佛教讲“农禅并重”，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农禅并重”要如何适应现在的社会发展？
释净宗：中国现在的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以及经济形态等已经改变，佛教在两千年的过程当中和封建时期的农业生产的中国相适应，未必能够和现代的社会主义的时代相适应。“商净融合”是现代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有益的探索。
中国佛教首先讲“农禅并重”。“农禅并重”其实就是一次佛教的改革。在印度佛教的时候，是没有这个说法的，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种“叛逆”。因为在印度佛教中，比丘是不事生产的。比丘既不可以去做农业生产，也不可以从事手工业或者商业买卖，一切都不能做。他是专业的修道人，也不可以储蓄金钱。
但是佛教传到中国之后，这个就行不通了。因为中国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如果说你专门在那里打坐修行，别人会觉得你是懒汉，你不为社会做贡献，你专门剥夺我们。像在印度你去托钵乞食，大家非常尊重这个出家人，认为是在为家人修福报，会给你饮食。到中国来，你托着钵去乞食，人家会轻贱这个僧人，也会轻贱佛法。
所以，中国的祖师大德结合中国的特点提出，我们要自己生产，尤其是经过了法难的时候。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需要靠帝王的支持；而在民间，佛教又不具备托钵乞食，即大家普遍供养衣食的一种民间的氛围，佛教不是彻底断根了吗？中国祖师大德为了佛法的生存，用智慧和勇气，提出了“农禅并重”，一边干农活，一边参禅打坐修行。“禅”代表修行的总称，而不一定代表禅宗，代表一切修行的解脱法门。“农”代表经济上要自主。“农禅并重”就是要在经济、修行这两方面，都能够有一定“自主权”，或者说配合着去发展。
佛法传入中国，基本上是个农耕的时代，所以它提出“农禅并重”。“农禅并重”代表“禅”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也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生活方式。你必须跟它协调，要能够生存下来。在中国，“农禅并重”结合得非常成功。所以中国的寺院往往都有田产、茶园等，就反映出这样一个形态来。
来到今天这个时代，农业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了，现在农民自己都抛荒了，也很少有人去种田，即使种田也大都机械化。现在的时代已经进入了工商的时代、信息化的时代、网络的时代。佛法的修行法门也从参禅或者一切的禅观修行，自力的禅观修行转移到了净土，仰靠阿弥陀佛的本愿，就是靠他力。禅是靠自力的，不管你是禅宗的禅，还是天台的禅等等一切，都是靠自力的。这种自力的修行方法跟自力的农耕的生活形态，它是相适应的。
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把握就是从农业时代已经到了金融、工商的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佛法应该怎样跟它结合呢？在修行的方法当中，从自给自足的自力修行的形态要转变依靠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缘起。就是以他力为缘起，共同和合的一个修行形态。这个是和我们目前时代的生产力相应的。比如你会用手机打电话或者发微信，而不会跑着腿去喊人；出门你一定是搭车，出远门一定坐飞机或者坐动车，你不会走路；甚至我们做衣服，过去都是自己做裁缝，或者自己纺纱织布，现在直接买现成的。生活已经给你说得非常清楚，一切要靠互相帮忙。你在修行方法当中，也一定是要跟这个时代相应的。就是这种周围的时代环境代表我们时代众生的生存空间。外在物质生活的身体生存空间，反映到内在里面的精神生活空间也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净土法门在这个时代就要大行其道。
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移位。“农”让位给了“商”，“禅”让位给了“净”。就是把“农”变为“商”。过去讲“农禅并重”，现在就是用合理的逻辑推断，用历史的逻辑推断，走向今天，提出了“商净融合”的命题。
但是说“融合”，大家不要错误理解，说：“你们和尚做生意。”不是那个意思。“商净融合”是说你要了解商业时代的生产规模、生产方式等等，这些观念、行为和做法，怎么样借助于这个时代的种种方式来推广佛法，跟它融合，然后净化这个时代。尤其商业时代，人心可能比农耕时代更加地浊染一些。因为农耕时代比较淳朴、比较保守一点。而商业是一个大的熔炉，可能因为跟金钱打交道，难免就更加地浮躁一些。那在这个时代当中，怎样救度众生，怎样适合这个时代的特点，我觉得这也是与时俱进，跟国家所提倡的方向，我认为是很一致的。如果我们现在还是保守在农耕的时代，已经不能够佛教中国化了。 《中国周刊》记者：新时代下，青年需要怎样的信仰？
释净宗：我希望我们的中国，永远是青年的中国；我希望我们中国的人民，永远是青年的人民；我希望我们现在的青年人，永远是青年人。我也希望现在看上去白发苍苍的老人，也能变为青年人。
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对“青年”这个词，要有正确的理解，青年不是一个年龄的问题。十七岁的人，可以是老年；七十岁的人，也可以是青年。如果我们拥有一颗青春的心，那我们就永远是青年。
青年代表什么？代表他有永恒的生命活力，代表他有不竭的创新热情，代表他的思想永远不封闭，永远面向未来。我觉得这样的精神，就是青年的精神。那么，如果你怀有这样的心情，你即使活到七十岁，你不仍然也是青年吗？“哀莫大于心死”，如果你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老气横秋，享受啃老，那你不是老年吗？所以青年并不是年龄的问题。
青年人最重要的就是“生命力”，这种生命力的表现是行动，我觉得青年人，他的思想不封闭，表现在他相信真理的存在；然后为追求真理，迈出坚定的步伐。为了热爱真理，追求真理，实践真理，他们勇无所惧，这是一个青年人的特点。
真理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是发展的相对的知识结晶。当然，现在很多人都不相信真理。世间有很多宗教，可能他们的宗教教义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它有一条值得肯定——相信真理的存在。至于说它对“真理”怎么解释，可能各有各的解释，但是相信真理的存在，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真理的存在，有的人是用艺术来探寻，有的人是用科学来探寻，有的人是以哲学来探寻，有的人是以自己的生命或用信仰來探索。
那么相信真理，就要探寻真理。老年人可能没有这样的雄心、勇气，但青年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所以，我希望青年人能永远保留这种上进心，积极进取。
另外，我觉得有几个不是“青年”。享乐不是青年，颓废不是青年，骄傲不是青年，我们的青春是生命给我们的尊贵礼物，不是拿来用以骄人、虚耗、浪费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怀有这样的想法，我认为这个人基本上就是浪费了。在青春这个时代，如果浪费了这样的时光，你的整个人生，输在这个地方，就全部输掉了。如果在我们青春年华的时候，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人生目的，然后又建立正确的信仰和理念、理想，怀有远大的抱负，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拥有人生所有的一切，因为这条路你走对了。
人生在于不同的过程，人生可以立体地生活。我们可以在同样一个时间点，活出生命的全过程，从婴儿活到青年，然后活到中年，最后活到老年。都应该有一种抱真、守真、拙朴，柔软的心态。当我们成为青年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天真无邪。当我们年龄成长为青年的时候，我们仍然保留着婴儿那样的心态，那样的天真，没有邪气。那样的倚赖对爱的表达，这样你就是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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