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开玩笑说：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在官员落马方面，这确实有点道理。
　　官員落马与谣言也是相伴而生。这些谣言有些最终被证实，有些则是彻底的谣言。那么何以判断一个官员落马的消息是谣言还是事实呢？这需要通过多个维度进行衡量。
　　辟谣平台很重要
　　首先要看辟谣的平台。官员若是遇到自己落马消息，肯定会紧张，作出回应是必然的。通过什么平台回应相关消息，则直接影响着信息的精度。一般来讲，通过国家级媒体辟谣的可靠性要大于地方省级媒体；地方省级媒体的可靠性大于地方地市级媒体；非本单位人员辟谣的可靠性要大于本单位辟谣。
　　刘铁男案就足以印证本单位辟谣有多不靠谱了。在罗昌平通过微博实名举报发改委主任之后，发改委的新闻发言人迅速出来辟谣，还声称要告诬陷等。但事实是刘铁男最终落马了，发改委的公信力也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影响。通过后来的媒体揭露可知，新闻发言人的辟谣之举完全是由刘铁男授意的。
　　若是在传言四起之后，由新华社出来辟谣，那么此位官员肯定会平安无事。一般来讲，无论是中央媒体还是地方媒体，在进行辟谣活动时并不会直接告诉观者这件事情是假的。因为很多传言都是在民间暗流涌动，没必要直接点破。因此，在诸多辟谣措施中，最为直接的辟谣报道就是大张旗鼓地报道其公开活动。一切尽在不言中，谣言就此化解。
　　坊间曾风传一位退休的高级别官员出事。不久，新华社便公开报道了这位退休高官在南方的调研活动。而某大型网站也接到通知，当天这条退休高官的活动新闻被要求放在网站的要闻区。
　　此前也有东北某省高官被调查的传言。这个传言还被一些国内主流的媒体进行了报道。不过在这些媒体报道之后不久，其就通过公开活动辟谣，执行辟谣的是省一级的机构。截至目前，这名省级大员依旧平安无事。
　　通过公开活动彰显平安无事也成为一些问题官员打障眼法的手段。一位省级媒体的记者表示，一位地方上的官员曾经以与媒体保持距离而著称。但是在一段时间内，这位官员频繁与媒体进行联系，希望省级媒体上能够出现其出席活动的报道。该记者觉得有点奇怪，没有跟进。不久之后，这位官员落马了，这位记者不禁出了一身冷汗。若是答应这位官员的要求，肯定是要招惹政治是非了。
　　通过上述的故事可以梳理出某种线索：一位官员在出现传言后频繁的现身媒体，尤其是与其身份不相匹配的媒体，那么这里边肯定有蹊跷。譬如一位省级大员的报道，未能出现在省报而出现在级别更低的媒体上或者是他参观、考察的机构的新闻网上，这就要值得注意了。虽然通过级别低的媒体或者相关部门的网站释放了自己没事的消息，但这样的消息多少有点心虚的成分。
　　“空窗期”的观察方法
　　其次要看消息流入的平台。一般来讲，从官员的传言四起到正式被调查有一个“空窗期”，这个“空窗期”为各种消息的滥觞提供了土壤。相比一般官员，级别越高其“空窗期”越长。那么如何判断这些“空窗期”的传言精度呢，就需要靠输入的平台来判断。
　　亦如韩国成为朝鲜向世界放风的平台，香港则成为内地“出口转内销”的平台，一般由香港放风的消息准确度较高。
　　在众多香港媒体中，可供作为消息参照系的媒体有偏左的香港商报、大公报和文汇报，立场偏右的明报以及星岛日报。此外，具有内地背景的杂志《广角镜》亦可作参考。除了香港媒体之外，一些国外媒体也可作为参考。不过，以精度排列的顺序为香港媒体>国外媒体>台湾媒体。之所以将台湾媒体放在最后，主要与大陆对台湾媒体的辐射能力弱有关。
　　另外，有时候需视具体情况而定的。一些时候，官员对于传言不予回应，并不意味着传言属实，已经默认。事实上，一些具有强大自信的官员是不屑于回应的。譬如早前曾传言某家族成员跑路海外，但长时间内身处谣言之中的成员并没有刻意公开露面回应。后来，其在一些应该由其参加的场合公开露面，谣言也不攻自破。
　　有一些在谣言传开之后，官员并没有落马，但是在职务调整之后，官员最终还是落马了。譬如原无锡市委书记毛小平的落马。毛在调任省供销合作社副主任之前，关于其落马的传言就已经开始传播了。不过毛小平并没有随着传言而落马，反而进行职务调动。而今看来，这种职务调动是为了平抑政治影响和调虎离山。与之类似的还有2013年9月落马的蒋洁敏。
　　所以，当传言传播开来的时候，还要参考具体的职位调动来衡量落马的可能。若是由实权职务调一般职位，那么这位官员恐怕就离落马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