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成了路却没有人和车在上面跑,不可能刺激经济增长
　　
　　
　　话说汇率机制僵硬带来的贸易顺差过大、基础货币过多、资产价格和CPI的大起大落,不但给中国企业带来决策的困扰,而且影响体制政策的方向。道理简单,外需过旺就不得不压抑国内的生产和投资,这就形成了抑制性的体制政策。两年前,宋国青有一个比喻,人们怕车跑得太快,又不习惯用汇率、利率这类“刹车”,非在路上挖出一道道沟来强制降速。本来用刹车可以收放自如,可是,靠投资项目审批、土地供应、产业准入政策、环保、安全、劳动等体制性政策来调控,就没有那样灵便了。因为体制性政策很容易形成既得利益,为了限速,你放手让它设路障;等到要鼓励提速时,要撤那路障可难了。
　　所以,对经济下行的严重困难,我不认为仅靠松货币就可以解决问题。货币政策在应对可能的通缩方面有作用,该出手就出手。但也要看到,启动经济,还须把路修好、整平。否则,就是装满货币的车子冲了上去,也难免磕磕碰碰、颠簸不已。
　　经济活动的体制障碍只有针对性强的体制性政策才能扫除。在这个意义上,应对当前困难局面,体制性政策要靠前。
　　首先是取消临时价格干预政策,继续推进价格改革。人们总会对相对价格的变化作出反应,问题是价格体系能不能灵活地反映市场的变化。不让兰州拉面涨价是可以的,但商家被迫把拉面做细,最后消费者不会受益。要是有人以降低品质来对付物价管制,后果就更严重。所以,即使CPI、PPI高企,也没有搞价格管制的道理。现在,物价环境松动,更应明令取消所有临时价格干预措施。要知道,离开了灵活的相对价格指引,连什么是内需、什么是外需也讲不准的。要让灵活的相对价格来告诉企业和顾客,引导供求之间的调整。
　　进一步的价格改革,不但包括一般商品和服务,还要推向资源价格、利率和汇率。近年的一个基本教训就是政府可以控制的只是名义上的相对价格,却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了实际的市场相对价格。“管住”名义变量的结果,是误导产业和企业,延误经济调整的时机,到最后还是躲不开市场调整的现实。像汇率机制这样的问题,不准备重大改革,未来还可能再次酿成大祸。
　　第二是减税。这是政府刺激经济的措施里已经安排了的,问题是力度可能不够。因为仅把投资活动的增值税率调低,在企业实际投资额大幅度减少的条件下,减税效果未必有估算的那么大。何况偏向投资的增值税减少,可能有歧视就业和消费的效果。建议把增值税平头减去若干百分点,给当下摇晃要倒的公司一个立竿见影的帮助。个人所得税方面,有人建议提高起征点到5000元,茅于轼建议8000元。都赞成,关键是出手要快、出拳要重。
　　只减税收、不减行政支出,财政的根基动摇,长远必有代价。至于政府发债搞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是另外一回事,不能与经济困难时期政府减少行政开支混为一谈。“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扩大政府本身的行政管理开支的水平,更不应该提升政府行政消费档次。否则,政府怎么与企业共度难关?
　　第三是扩大市场准入,继续推进行政垄断部门的改革。中国的储蓄率不低,为什么大量转为对外债权,同时国内又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原因很多,其中与国内某些高回报投资领域的开放不够有关。前几年的“非公经济36条”,有非禁即准的规定。当前要认真落实。不但非禁即准,而且有必要审查、收缩“禁”的范围。1998年后,我国在电信、航空、金融、电力等领域有过破除行政垄断的举措,这篇文章继续做下去,可以释放巨大的能量。
　　第四是清理近几年的政策性法规和条例,对产业政策、市场准入、投资、安全、环保、劳动等方面诸多法规条例,作一个系统评估,该坚持的继续坚持,该放松的赶快放松。再不把那些捆着经济实体的那些抑制性绳索解开,经济调整将更加困难。
　　第五,这几年为了防过热,政府一直严控“土根”。现在有必要审时度势,适度扩大供地。更要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逐步缩小征地范围的同时,规范地启动集体非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推动城乡建设,增加国内投资和建设的机会和总量。
　　总之,中国遇到的困难有多重由来,对症下药要采取不同的措施。体制性障碍涉及经济活动的制度成本,对经济行为影响极大。在货币政策已放松、积极的财政政策已出台之际,需要体制性政策靠前,才能激励人们的创业、投资和工作意愿。否则,修成了路却没有人和车在上面跑,不可能刺激经济增长。■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本栏目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位于北大朗润园)部分教授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