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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没有专门的“外语大学”，最早的官办外语专科学校就是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是清政府开办的一所新式学校。两次鸦片战争，清廷让洋人欺负惨了，比如规定中外交涉条约全部要用英文书写，遇到词义不明白的地方，以英文为准。因为语言问题，导致误会不断，冲突加剧，让清政府很头疼，尽快培养自己的英语翻译人才成了当务之急。
“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情性……欲悉各国情形，必诸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1859年，郭嵩焘建议设立外语培训学校。1861年，恭亲王奕訢奏请开办英语翻译培训学校。1862年8月24日，清政府批准在北京成立京师同文馆，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为何叫“同文馆”呢？史料中没有说明，只能猜测。那时根本没有大学的概念，所以不可能称为“大学”。再者，“大学”为综合性高等学府，而作为培养翻译的专科学校，显然还不够格。笔者以为，或许源自古时“学堂词馆”的说法。翻译，无非是和文字、词语较劲，由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再者，在乾隆时就有俄文翻译馆，因此，学校定位为“馆”。所谓“同文”，也就是让不同的语言，翻译成同一种含义。
据《晚清近代社会变迁》记载，京师同文馆第一批学牛只有10人，后来八次出洋的赵本山老乡张德彝是其中一个。当时招生只面向满人，汉人绝无机会，因为清政府要培养无限忠诚于自己的翻译人才，必须选择满人。即使是满人，富裕家庭的子女也是不屑去的，因为社会普遍认为，学习洋文太丢人。寒门子弟为了生活费，才毅然去学习洋文。
京师同文馆开的条件是，每名学生每月三两“膏火银”，学习优秀者还另有奖金。三年学成后，视成绩优异，分别授予七、八、九品官职。即使条件如此优厚，仍然没有人愿意去。出身“大城市”铁岭的张德彝就是破落的八旗子弟，念了几年私塾后，15岁进入京师同文馆学习。
京师同文馆的英语老师，初期是打算采取推荐制。奕新在奏折巾说，“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饬各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但实际效果不佳，广东、江苏说没有人，上海倒是有人，但水平不高，要价却很高。
最终，还是外国人帮了大忙。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向清政府推荐，苏格兰传教士包尔腾精通中文，可胜任英语老师一职。经总理衙门考核，确认“尚属诚实”后，让其担任首任总教习。总理衙门要求包尔腾只能专注教英语，不能传教，并让馆里的中国人暗中监督。
学生有了，老师也有了，近代中国第一所官办的“外语大学”就这样开始了。初期，学业三年，只有一门英语，另外辅以汉语学习。因为有些八旗人的汉语并不扎实，仍需要筑牢基础。
京师同文馆的三年课程具体足如何教的，史料少有提及，大都以“语言学习和翻译实践”的表述一带而过。不過，或许可以根据后期的课程改革进行一下推测。京师同文馆后期分为五年制、八年制，因此，三年制就相当于速成班。
三年英语学习，也就是今天的大专水平。如果要求三年速成的话，各科目也必是快速度的粗略学习。为了保证进度，势必会让学生加大学习量。如第一年的基础阶段，基本可以猜想到，就是填鸭式教育，对英语单词的死记硬背是少不了的，词汇量至少要达到2000个。为了保证效果，每天小考，每月大考，考试不及格就要挨板子。孙中山当年在夏威夷学英语，每天都要接受小测验。
从奕訢要求应聘老师带书籍可以看出，阅读翻译书籍是当时英语学习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学生具备了一定的单词量后，就会要求阅读英文书籍。第二年的学习，估计会以阅读、翻译英文书籍为主。在学习英文书籍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外国文化的了解。第三年进入实战阶段，翻译外国电报。翻译电报应该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求快速、准确，考验学生的快速反应、临时应变能力。收到外国电报后要迅速应对，时间不能耽搁。这是外交工作需要。
张德彝就是三年制学生，毕业后作为翻译，跟随斌椿考察团出访欧洲。三年学习就要胜任翻译，这压力不小。
1869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总教习，对课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简单说，就是三点，一是增加西方科学科目学习，如天文、几何等。二是增加其他外语，如法语、俄语等。三是三年延长为八年。由此，京师同文馆越来越像一所综合性大学。事实上，丁韪良在与美国驻华大使通信中就使用了“大学”的称谓。
八年制的课程相当丰富，包括了英文、天文、数学、地理、物理、化学、历史、法律等众多内容。总之，都是西学知识。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超前的现代教育。
第一年：以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为主。就是英文入门的书写、记忆单词，简单词句的理解等。
第二年：讲解浅书，练习文法，翻译句子。开始系统学习语法知识，练习翻译句子。
第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学习各国地理、历史，学习经典翻译文章。
第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进入数理化学习阶段，同时进行公文的翻译学习。
第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练习译书。学习几何知识，尝试长篇翻译。
第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以机械制造、微积分、航海学为主，同时仍练习长篇翻译。
第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学习化学、天文知识，亮点在学习国际法。
第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最后一年，亮点在“富国策”，也就是现代政治、法治知识。
有一点很关键，八年学习，所有教材一律采用英文课本。学生在学习科学知识的同时，其实仍在学习英文，练习着翻译。在这八年时间，学生还要经历各种考试。如月考、季考、年考、大考。月考，每月初一考试。季考，每季度的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的初一考试。年考，每年十月举行年度大考，也叫岁试。大考，三年一次大考，八年学习基本就是大考三次，第三年、第六年、第八年。第八年的大考也就是毕业考试。
据《同文馆提名录》记载，考试除各学科以外，英文的考试，主要以翻译照会、条约为主。如拿出一份最新的外国照会，令学生现场翻译成汉字。
除了平日课堂里的学习，还有很多实战的机会，也就是实习。根据学校规定，“学生除正课以外，须为总理衙门兼任译员”，“将在馆年久资深学生，特派七八名专司其事”，“按五日为一班，每班八人在馆住宿，以备翻译，不准托故旷误”。这种翻译主要还是以收发、翻译外交电报为主，基本都是笔译。
通过京师同文馆的英语学习，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晚清的学生吏注重英语语法与文字翻译的学习，似乎没有口语的练习。这是什么原因呢？
笔者猜测，重视语法与文字翻译，更大原因在于，当时笔译更重要。因为外交事务，更多依仗书信等形式沟通，当时最先进的通讯方式——电报也需要文字书写。再者，当时风气未开，同文馆的学生还需要将大量的外文书籍翻译成中文，如《公法便览》《其学课艺》《各国史略》等书。这都需要扎实的语法与文字翻译作为基础。
当时口译的机会则比较少，通常是总理衙门召见外国大使，或是与外国举行重大外交活动，如双方谈判，同文馆的学生要进行旁听，防止外国人从中玩阴谋。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所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在当时仍被主流社会看不起。许多学生即使后来进入重要岗位，成了驻外大使，也会被认为足“词臣”，也就是一个文字服务生而已。这群留着长长的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学生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享受着超前的现代教育，是近代我国最早一批接触两方现代文明教育的人。
“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情性……欲悉各国情形，必诸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1859年，郭嵩焘建议设立外语培训学校。1861年，恭亲王奕訢奏请开办英语翻译培训学校。1862年8月24日，清政府批准在北京成立京师同文馆，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为何叫“同文馆”呢？史料中没有说明，只能猜测。那时根本没有大学的概念，所以不可能称为“大学”。再者，“大学”为综合性高等学府，而作为培养翻译的专科学校，显然还不够格。笔者以为，或许源自古时“学堂词馆”的说法。翻译，无非是和文字、词语较劲，由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再者，在乾隆时就有俄文翻译馆，因此，学校定位为“馆”。所谓“同文”，也就是让不同的语言，翻译成同一种含义。
据《晚清近代社会变迁》记载，京师同文馆第一批学牛只有10人，后来八次出洋的赵本山老乡张德彝是其中一个。当时招生只面向满人，汉人绝无机会，因为清政府要培养无限忠诚于自己的翻译人才，必须选择满人。即使是满人，富裕家庭的子女也是不屑去的，因为社会普遍认为，学习洋文太丢人。寒门子弟为了生活费，才毅然去学习洋文。
京师同文馆开的条件是，每名学生每月三两“膏火银”，学习优秀者还另有奖金。三年学成后，视成绩优异，分别授予七、八、九品官职。即使条件如此优厚，仍然没有人愿意去。出身“大城市”铁岭的张德彝就是破落的八旗子弟，念了几年私塾后，15岁进入京师同文馆学习。
京师同文馆的英语老师，初期是打算采取推荐制。奕新在奏折巾说，“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饬各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但实际效果不佳，广东、江苏说没有人，上海倒是有人，但水平不高，要价却很高。
最终，还是外国人帮了大忙。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向清政府推荐，苏格兰传教士包尔腾精通中文，可胜任英语老师一职。经总理衙门考核，确认“尚属诚实”后，让其担任首任总教习。总理衙门要求包尔腾只能专注教英语，不能传教，并让馆里的中国人暗中监督。
学生有了，老师也有了，近代中国第一所官办的“外语大学”就这样开始了。初期，学业三年，只有一门英语，另外辅以汉语学习。因为有些八旗人的汉语并不扎实，仍需要筑牢基础。
京师同文馆的三年课程具体足如何教的，史料少有提及，大都以“语言学习和翻译实践”的表述一带而过。不過，或许可以根据后期的课程改革进行一下推测。京师同文馆后期分为五年制、八年制，因此，三年制就相当于速成班。
三年英语学习，也就是今天的大专水平。如果要求三年速成的话，各科目也必是快速度的粗略学习。为了保证进度，势必会让学生加大学习量。如第一年的基础阶段，基本可以猜想到，就是填鸭式教育，对英语单词的死记硬背是少不了的，词汇量至少要达到2000个。为了保证效果，每天小考，每月大考，考试不及格就要挨板子。孙中山当年在夏威夷学英语，每天都要接受小测验。
从奕訢要求应聘老师带书籍可以看出，阅读翻译书籍是当时英语学习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学生具备了一定的单词量后，就会要求阅读英文书籍。第二年的学习，估计会以阅读、翻译英文书籍为主。在学习英文书籍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外国文化的了解。第三年进入实战阶段，翻译外国电报。翻译电报应该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求快速、准确，考验学生的快速反应、临时应变能力。收到外国电报后要迅速应对，时间不能耽搁。这是外交工作需要。
张德彝就是三年制学生，毕业后作为翻译，跟随斌椿考察团出访欧洲。三年学习就要胜任翻译，这压力不小。
1869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总教习，对课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简单说，就是三点，一是增加西方科学科目学习，如天文、几何等。二是增加其他外语，如法语、俄语等。三是三年延长为八年。由此，京师同文馆越来越像一所综合性大学。事实上，丁韪良在与美国驻华大使通信中就使用了“大学”的称谓。
八年制的课程相当丰富，包括了英文、天文、数学、地理、物理、化学、历史、法律等众多内容。总之，都是西学知识。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超前的现代教育。
第一年：以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为主。就是英文入门的书写、记忆单词，简单词句的理解等。
第二年：讲解浅书，练习文法，翻译句子。开始系统学习语法知识，练习翻译句子。
第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学习各国地理、历史，学习经典翻译文章。
第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进入数理化学习阶段，同时进行公文的翻译学习。
第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练习译书。学习几何知识，尝试长篇翻译。
第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以机械制造、微积分、航海学为主，同时仍练习长篇翻译。
第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学习化学、天文知识，亮点在学习国际法。
第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最后一年，亮点在“富国策”，也就是现代政治、法治知识。
有一点很关键，八年学习，所有教材一律采用英文课本。学生在学习科学知识的同时，其实仍在学习英文，练习着翻译。在这八年时间，学生还要经历各种考试。如月考、季考、年考、大考。月考，每月初一考试。季考，每季度的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的初一考试。年考，每年十月举行年度大考，也叫岁试。大考，三年一次大考，八年学习基本就是大考三次，第三年、第六年、第八年。第八年的大考也就是毕业考试。
据《同文馆提名录》记载，考试除各学科以外，英文的考试，主要以翻译照会、条约为主。如拿出一份最新的外国照会，令学生现场翻译成汉字。
除了平日课堂里的学习，还有很多实战的机会，也就是实习。根据学校规定，“学生除正课以外，须为总理衙门兼任译员”，“将在馆年久资深学生，特派七八名专司其事”，“按五日为一班，每班八人在馆住宿，以备翻译，不准托故旷误”。这种翻译主要还是以收发、翻译外交电报为主，基本都是笔译。
通过京师同文馆的英语学习，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晚清的学生吏注重英语语法与文字翻译的学习，似乎没有口语的练习。这是什么原因呢？
笔者猜测，重视语法与文字翻译，更大原因在于，当时笔译更重要。因为外交事务，更多依仗书信等形式沟通，当时最先进的通讯方式——电报也需要文字书写。再者，当时风气未开，同文馆的学生还需要将大量的外文书籍翻译成中文，如《公法便览》《其学课艺》《各国史略》等书。这都需要扎实的语法与文字翻译作为基础。
当时口译的机会则比较少，通常是总理衙门召见外国大使，或是与外国举行重大外交活动，如双方谈判，同文馆的学生要进行旁听，防止外国人从中玩阴谋。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所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在当时仍被主流社会看不起。许多学生即使后来进入重要岗位，成了驻外大使，也会被认为足“词臣”，也就是一个文字服务生而已。这群留着长长的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学生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享受着超前的现代教育，是近代我国最早一批接触两方现代文明教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