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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南海“社案”大赛望破解社会难题
地方政府正在创新其公益资本的运作手段，使财政资金更高效地服务社会。佛山市南海区政府就在进行这样的探索，为了更好解决社会问题，南海区政府在尝试了地方财政直接出资购买社会服务之后，他们开始使用类似“创投比赛”的方式来向各界征集“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简称“社案”），并为之提供配套资金。
第一部门（政府）在以第二部门（企业）的方式邀约第三部门（社会组织）来合力解决社会问题，这实在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他们将此尝试命名为—家·南海“社案”1+1创新大赛。
“社案”的前世今生
社会建设创新项目奖励的工作开展已经在佛山市南海区进入了第三个年头，而自去年5月开始试行的“社会政策观测体系”建设也通过行政的方式进行了一年的探索推动。在南海区社会工作委员会看来，既要延续这种社会建设的创新奖励的模式，又要让更多的社会多元共治主体参与到这个制度中，更好地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就需要有一个更大的平台来推广它。正是这个契机，家·南海“社案”1+1创新大赛应运而生。
自去年开始提出的这种社会政策观测体系以来，南海区建立各种主题的社会政策观测站，赋权“政府机构、社会组织、自治组织、研究机构”四大多元主体通过向区委区政府提交“社案”这一载体的方式参与社会治理。南海区社工委副主任余海生认为，让民众尤其是参赛的主体了解“社案”也是他们面临的一大问题。
那么“社案”到底是什么？余海生说，只关注某一个学校、某一个人群设计的项目只是普通的公益项目，而“社案”是关于整个大群体问题的综合解决方案。在设计方案之后，还需要有民主协商的程序，征询相关人员的意见，如家长、学校以及学生等。修改之后提交的，才是“社案”。
怎样评价“社案”是否优秀？在余海生看来，标准其实很简单：“只要它是一个真正的‘社案’，就已经很优秀了。”“社案”需要如此大规模的投入也意味着能被评判为优秀的参赛“社案”，其参赛方势必是具有社会主动性的机构。此次得奖“社案”—“发展民间应急救援队伍，增强社会应急救援力量”的参赛方菠萝义工服务中心就是这样一家机构。除了南海区政府的投入，参赛方还自筹303348元推动“社案”的落地。
广东省社工与志愿者合作促进会长谭建光认为，这次大赛的最主要优点是“问题导向、创新解决”，通过收集全区最突出的“四十问”，鼓励区内外团队参与策划思路、解决问题。这样从实际和具体的问题出发，在征集“社案”的过程又具有辐射价值，对国家和地区都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大赛采用不同角度的评审方式，也让谭建光眼前一亮。他说，这种创新的做法，有评审社案理念价值的，有评审实施可行性的，还有评审经费合理性的。应该说，对于申报团队是很大挑战。这迫使公益团队不断学习和进步，让他们知道，不仅是“有好的理念就能成功”，还要学会好理念与操作性、规范性、效率性的结合。
恩友财务执行理事周早英直接将这次大赛的可取之处归纳为三点：第一，针对本地40个社会问题进行命题式征集项目，确保资金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第二，不同领域的评委，能从不同的角度看项目的可执行性，提高了项目的可落实性；第三，当场公开评分及优秀项目推选，确保了整个环节的公开、公正。
政府社会建立互信
除了社会组织，另外一批参赛方也颇为值得关注，那就是政府机构。在南海，每个政府部门的行政工作虽然都有充足的资金配套，但往往“专款专用”，一点随意不得。目前，不少党政机关希望承担更大的责任，他们花心思设计创新的公益项目，并参与到“社案”大赛中，这在不少公益人看来，是“挺有意思的现象”。中国扶贫基金会广东办事处主任李振说：“进来一块玩，是要遵守这个游戏规则的。你的项目能解决问题，可衡量，大家才选你，选了你，你还要对大家负责。”
政府机构的积极参与意味着政府部门对社会组织工作理念的逐步认可。余海生认为，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合作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我们跟社会组织之间，以后可能会形成一种合作或者伙伴关系，或者说合同关系，因为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购买服务。而对它们有更深刻的了解肯定会推动我们工作开展得更好。这也是为了让我们的财政资源、让我们的民众服务更加有保障，所以我觉得跟社会组织之间有更多的互动跟了解是非常必要的。”余海生说。
目前有关社会治理的研究有很多，但都有相对统一的说法：社会治理跟以前的管治不一样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多元共治也许是更好的治理思路。在广州慈善会秘书长汪中芳看来，这种整合多方力量，特别是政社互动合作，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确实是一个社会治理的模式创新。
汪中芳十分认同这种模式，特别在激活多元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社区组织以及企业、市民参与社区治理自主性、自治性，协力解决社会问题，会逐步成为一种趋势。从政府角度来讲，此次南海区举办的这场大赛最大的难处是如何有效实现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利益博弈与合作。这次大赛，首先体现了政府开放的姿态，推动社会创新的努力。其次，各类社会组织，特别基层社区组织被动员起来，对进一步建立政社互信、互动合作，最终实现社会善治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从长远来说，社会进步是一个慢变量，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各方面各领域共同、长时间的努力。但在目前的发展大环境下，公益行业越来越成熟，机构数量也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在这个前提下，合理高效的分工与合作肯定是以后的趋势。
李振认为，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但NGO在体制上独立于政府，它们虽然不属于政府建制，但并不意味着不与政府发生任何关系。从另一个层面来说，NGO的发展更不可能离开政府，很多工作也在反作用于政府，影响着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捐赠人、NGO、政府、志愿者或者其他任何相关方，都应明确责任与义务，要有明确的边界。在这个前提下取长补短、互相协作、资源共享、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才能更好地发现与解决社会问题。
落地难，实施严
当然，一些看上去很美的“社案”，未必能真切解决社会问题。
部分优秀“社案”在南海现有的资源里不足以得到解决，在落地实施上面临的困难也客观存在。广东省社工与志愿者合作促进会长谭建光说：“这次仍然存在专业团队有很多‘好点子’、行动团队有很多‘好经验’，但是难以融合创新，也难以实现‘落地部门’即区镇方面的需求。”对如何解决这类问题，南海区给出的答案是将奖项划分为“实施类社案”和“建议类社案”，期冀在不远的将来“建议类社案”也能在南海区开展起来。
幸好，在解决“落地”问题后，如何评判“社案”的成功与否，此次“社案”大赛也有相应的解决方案。南海区政府预计用一年时间催动和观察“社案”的落地，除了平时由镇（街道）社工委跟进监督，每隔半年还会进行一次第三方评估，奖金分三次分发。“相对公平、相对客观。”余海生在接受采访时，在“相对”两字上加了重音。
李振却从另一个层面指出大赛仍需完善的地方，他认为，大赛应该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而不是用社工解决问题的方案。毋庸置疑，社工的专业性在特定的领域会使问题更好地解决，但并不是所有的公益项目都必须依靠社工。而在本次评审中可以看到不少项目明明不需要专业社工，但是参赛机构好像有一种“没有社工这项目就不专业，就不能拿到资助”的感觉，于是“为了社工而社工”。“与此同时，相当高比例的项目预算只能用于社工的劳务费，造成资源浪费。”（文/孙睿）
地方政府正在创新其公益资本的运作手段，使财政资金更高效地服务社会。佛山市南海区政府就在进行这样的探索，为了更好解决社会问题，南海区政府在尝试了地方财政直接出资购买社会服务之后，他们开始使用类似“创投比赛”的方式来向各界征集“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简称“社案”），并为之提供配套资金。
第一部门（政府）在以第二部门（企业）的方式邀约第三部门（社会组织）来合力解决社会问题，这实在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他们将此尝试命名为—家·南海“社案”1+1创新大赛。
“社案”的前世今生
社会建设创新项目奖励的工作开展已经在佛山市南海区进入了第三个年头，而自去年5月开始试行的“社会政策观测体系”建设也通过行政的方式进行了一年的探索推动。在南海区社会工作委员会看来，既要延续这种社会建设的创新奖励的模式，又要让更多的社会多元共治主体参与到这个制度中，更好地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就需要有一个更大的平台来推广它。正是这个契机，家·南海“社案”1+1创新大赛应运而生。
自去年开始提出的这种社会政策观测体系以来，南海区建立各种主题的社会政策观测站，赋权“政府机构、社会组织、自治组织、研究机构”四大多元主体通过向区委区政府提交“社案”这一载体的方式参与社会治理。南海区社工委副主任余海生认为，让民众尤其是参赛的主体了解“社案”也是他们面临的一大问题。
那么“社案”到底是什么？余海生说，只关注某一个学校、某一个人群设计的项目只是普通的公益项目，而“社案”是关于整个大群体问题的综合解决方案。在设计方案之后，还需要有民主协商的程序，征询相关人员的意见，如家长、学校以及学生等。修改之后提交的，才是“社案”。
怎样评价“社案”是否优秀？在余海生看来，标准其实很简单：“只要它是一个真正的‘社案’，就已经很优秀了。”“社案”需要如此大规模的投入也意味着能被评判为优秀的参赛“社案”，其参赛方势必是具有社会主动性的机构。此次得奖“社案”—“发展民间应急救援队伍，增强社会应急救援力量”的参赛方菠萝义工服务中心就是这样一家机构。除了南海区政府的投入，参赛方还自筹303348元推动“社案”的落地。
广东省社工与志愿者合作促进会长谭建光认为，这次大赛的最主要优点是“问题导向、创新解决”，通过收集全区最突出的“四十问”，鼓励区内外团队参与策划思路、解决问题。这样从实际和具体的问题出发，在征集“社案”的过程又具有辐射价值，对国家和地区都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大赛采用不同角度的评审方式，也让谭建光眼前一亮。他说，这种创新的做法，有评审社案理念价值的，有评审实施可行性的，还有评审经费合理性的。应该说，对于申报团队是很大挑战。这迫使公益团队不断学习和进步，让他们知道，不仅是“有好的理念就能成功”，还要学会好理念与操作性、规范性、效率性的结合。
恩友财务执行理事周早英直接将这次大赛的可取之处归纳为三点：第一，针对本地40个社会问题进行命题式征集项目，确保资金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第二，不同领域的评委，能从不同的角度看项目的可执行性，提高了项目的可落实性；第三，当场公开评分及优秀项目推选，确保了整个环节的公开、公正。
政府社会建立互信
除了社会组织，另外一批参赛方也颇为值得关注，那就是政府机构。在南海，每个政府部门的行政工作虽然都有充足的资金配套，但往往“专款专用”，一点随意不得。目前，不少党政机关希望承担更大的责任，他们花心思设计创新的公益项目，并参与到“社案”大赛中，这在不少公益人看来，是“挺有意思的现象”。中国扶贫基金会广东办事处主任李振说：“进来一块玩，是要遵守这个游戏规则的。你的项目能解决问题，可衡量，大家才选你，选了你，你还要对大家负责。”
政府机构的积极参与意味着政府部门对社会组织工作理念的逐步认可。余海生认为，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合作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我们跟社会组织之间，以后可能会形成一种合作或者伙伴关系，或者说合同关系，因为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购买服务。而对它们有更深刻的了解肯定会推动我们工作开展得更好。这也是为了让我们的财政资源、让我们的民众服务更加有保障，所以我觉得跟社会组织之间有更多的互动跟了解是非常必要的。”余海生说。
目前有关社会治理的研究有很多，但都有相对统一的说法：社会治理跟以前的管治不一样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多元共治也许是更好的治理思路。在广州慈善会秘书长汪中芳看来，这种整合多方力量，特别是政社互动合作，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确实是一个社会治理的模式创新。
汪中芳十分认同这种模式，特别在激活多元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社区组织以及企业、市民参与社区治理自主性、自治性，协力解决社会问题，会逐步成为一种趋势。从政府角度来讲，此次南海区举办的这场大赛最大的难处是如何有效实现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利益博弈与合作。这次大赛，首先体现了政府开放的姿态，推动社会创新的努力。其次，各类社会组织，特别基层社区组织被动员起来，对进一步建立政社互信、互动合作，最终实现社会善治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从长远来说，社会进步是一个慢变量，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各方面各领域共同、长时间的努力。但在目前的发展大环境下，公益行业越来越成熟，机构数量也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在这个前提下，合理高效的分工与合作肯定是以后的趋势。
李振认为，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但NGO在体制上独立于政府，它们虽然不属于政府建制，但并不意味着不与政府发生任何关系。从另一个层面来说，NGO的发展更不可能离开政府，很多工作也在反作用于政府，影响着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捐赠人、NGO、政府、志愿者或者其他任何相关方，都应明确责任与义务，要有明确的边界。在这个前提下取长补短、互相协作、资源共享、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才能更好地发现与解决社会问题。
落地难，实施严
当然，一些看上去很美的“社案”，未必能真切解决社会问题。
部分优秀“社案”在南海现有的资源里不足以得到解决，在落地实施上面临的困难也客观存在。广东省社工与志愿者合作促进会长谭建光说：“这次仍然存在专业团队有很多‘好点子’、行动团队有很多‘好经验’，但是难以融合创新，也难以实现‘落地部门’即区镇方面的需求。”对如何解决这类问题，南海区给出的答案是将奖项划分为“实施类社案”和“建议类社案”，期冀在不远的将来“建议类社案”也能在南海区开展起来。
幸好，在解决“落地”问题后，如何评判“社案”的成功与否，此次“社案”大赛也有相应的解决方案。南海区政府预计用一年时间催动和观察“社案”的落地，除了平时由镇（街道）社工委跟进监督，每隔半年还会进行一次第三方评估，奖金分三次分发。“相对公平、相对客观。”余海生在接受采访时，在“相对”两字上加了重音。
李振却从另一个层面指出大赛仍需完善的地方，他认为，大赛应该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而不是用社工解决问题的方案。毋庸置疑，社工的专业性在特定的领域会使问题更好地解决，但并不是所有的公益项目都必须依靠社工。而在本次评审中可以看到不少项目明明不需要专业社工，但是参赛机构好像有一种“没有社工这项目就不专业，就不能拿到资助”的感觉，于是“为了社工而社工”。“与此同时，相当高比例的项目预算只能用于社工的劳务费，造成资源浪费。”（文/孙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