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历史与现状
清代贤良祠有京师与地方之分，本文所指为雍正八年（1730）由清世宗颁谕敕建、十一年建成的京师贤良祠。清代贤良祠的满文译法有二，雍正朝建祠时为：“mergen sain tsitang”[睿智优良（者）的祠堂，[1]乾隆朝改定为：“mergen sain ambasai juktehen”（睿智优良众臣之祠），[2]后者较前者显然更为准确、贴切。清代，贤良祠与贤良寺常被混淆，文献记载也多见讹误。曾国藩入觐进京时在东城贤良寺居住时，就曾在日记中误记为“贤良祠”。[3]实际上，贤良寺与贤良祠是不同时间与地点建造、功能与用途完全不同的两个建筑。贤良寺“旧在东安门外帅府胡同，雍正十二年建。本怡贤亲王故邸，舍地为寺……（乾隆）二十年移建于冰盏胡同。”[4]位于帅府胡同的原贤良寺“以其地近东华，外省大吏入觐，辄喜驻此”[5]而逐渐成为来京官员的临时居所。而贤良祠则为雍正十一年（1733）建成于地安门外关帝庙西侧，系供奉、祭祀全节大功之臣之处，大门外有下马红柱，并设祠户20人（乾隆六年裁为10人）专门管理。
入祀贤良祠是清朝奖赏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的王公大臣莫不以身后入祀贤良祠为平生的最大荣耀，其次为易名之典（赐谥），贤良祠祀礼也因此一直延续至民国建立。20世纪20年代，贤良祠被宛平县借用[6]于三四十年代开办女子职业学校，[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管理使用至今。
贤良祠现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甲103号。其建筑总面积1006.5平方米，建筑群由一条中轴线纵贯南北。其中，大门三间，面积84.7平方米，通面阔12.1米，通进深7米，绿琉璃筒瓦歇山顶。碑亭东西各一，面积各25平方米，均为黄琉璃六角攒尖造型，内立清世宗宪皇帝御制贤良祠碑二通、御碑形制相同，螭首龟趺，下置海墁石。碑身通高5.12米，宽1.17米，厚0.52米。东侧御碑刻写汉文、西侧御碑刻写满文，文意相同，碑首各以满、汉文篆书刻写“敕建”二字。仪门三间，面积68.4平方米，通面阔11.40米，通进深6米，三踩单昂斗栱，绿琉璃筒瓦歇山顶，左右各辟侧门。仪门与前殿之间由一条长9米、宽4米的甬道相连。正殿三间出轩，面积123平方米，通面阔12.3米，通进深10米，五踩重昂斗栱，绿琉璃瓦。东西配房各三间，各86.25平方米。另，东有治牲所三间，90平方米；西有宰牲房三间，90平方米。后殿为五间，237.5平方米，通面阔19米，通进深12.5米。现存贤良祠格局及主体建筑基本保存完整，艺术风格恢宏大气。作为首都一处重要珍贵的文物史迹，贤良祠于1989年被西城区政府定为首批47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定为第六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并划定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
二、祭典与祀臣
雍正八年（1730），世宗颁谕：
国家效忠宣力之臣勋绩茂著，必膺崇报之典，令其世享烝尝。雍正二年朕已敕建昭忠祠，自开国以致命立功，尽忠报国之俦，皆得春秋妥侑，世世血食。顾念古者大烝之祭，凡法施于民，以劳定国者，皆得并列祀典，永受明裀。我朝开国以后，名臣硕辅，先后相望。或勋垂节钺，或节厉冰霜，既树羽仪，宜隆俎豆。俾世世为臣者，观感奋发，知所慕效。庶明良喜起，副予厚期。京师宜择地建祠，命曰贤良祠，春、秋展祀，永光盛典。[8]
雍正十一年（1733）贤良祠建成，世宗御题“崇忠念旧”匾额。清王朝在紧邻皇城北部、皇家“后院”（地安门之西）的紧要之地建起一座奉祀功臣祠宇的目的，显然是基于执政者对开国以来满、汉文武大臣中“才德著闻，完名全节者”进行奉祀，借以彰显“忠君爱国”这一精神主旨。而能否入祀贤良祠则以大臣生前的功绩、名节作为主要依据，由大臣奏请、大学士会同礼部查明详慎开列，具奏请旨，或由皇帝提出人选，命九卿会议具奏，最终决定其入祀与否。具体可见：乾隆六年（1741）五月三十日，署理福建巡抚王恕奏请以高其倬入祀贤良祠；[9]乾隆十年（1746）十二月十三日，礼部侍郎木和林奏请将原任大学士伊桑阿及马齐等入祀贤良祠；[10]乾隆五十四年（1789）五月十六日，伊犁将军保宁奏请将原伊犁将军伊勒图照明瑞之例入祀贤良祠。[11]以上奏议前一份为汉文题本，后两份为满文题本，均由高宗朱批御准。对于皇帝批准的祀臣，会由工部先为其制作牌位，钦天监选择吉期，太常寺恭送入祠，再按爵秩品级叙次安设。获准入祀大臣的亲属会为此向皇帝专上谢恩折。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四月四日，山西巡抚伊桑阿向乾隆帝专折奏谢其胞伯高斌入祀贤良祠。[12]
对于贤良祠建筑规制、祀臣位次、祭器摆放、祭祀礼制等细节均有详细规定：
……正殿、后室各五楹，东、西庑。岁春、秋仲月，诹吉，遣官致祭。前殿各素帛、羊一、豕一、果五盘。后室果品同，唯牲、帛共案而具一。承祭官蟒服，二跪六叩三献。余如常仪。……（乾隆）十年，厘定祠位，前殿正中祀怡亲王允祥，后室诸臣合一龛。首世次最先者，馀分左右行，按世序爵，大学士居前，次领侍卫内大臣、尚书、都统、将军、总督、前锋护军统领、提督、侍郎、巡抚、副都统，以次分列。至世爵有子、男授尚书、都统者，有侯、伯为侍郎、副都统者，仍视官秩为差。[13]
贤良祠的祭祀等级为群祀，即每年春、秋两季由皇帝遣官致祭，由太常寺办理，还要由翰林院撰拟祭文并详考事迹立传。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目前公开的48件贤良祠相关的清代档案中，内容基本为礼部与太常寺官员于每年春、秋季为奏请皇帝派专人致祭贤良祠所奏题本。具体可见：乾隆八年（1743）二月十日，礼部尚书三泰等人为春分派员祭祀贤良祠。[14]嘉庆六年（1801）八月七日，礼部右侍郎札郎阿为八月十七日秋季拣员祭祀贤良祠。[15]道光九年（1829）八月十三日，礼部尚书兼管太常寺事务博启图为八月二十四日秋季遣员致祭贤良祠的题本[16]等。贤良祠由太常寺卿或少卿承祭，先由鸿胪寺官引祀臣后裔入祠北立，承祭官上香、跪叩后恭立在侧，典仪赞奠帛、爵之后当众宣读祭文，祭祀过程庄重而肃穆。 根据《清实录》《清史稿》《清朝续文献通考》《八旗通志》等文献记载可知，贤良祠自清雍正朝建成至清末（1733-1911）的一百八十余年间，历朝皆有大臣在身故后被批准入祀享祭。《清实录》明确记载鄂尔泰、于敏中、和琳、鄂辉四人先祀后撤（鄂辉仍录于《清史稿》），另有明亮、瑞麟、左辅三人记载入祀但未见于《清史稿》志部所列祀臣名录。贤良祠前殿制龛案最初设怡贤亲王牌位，后宇四龛。乾隆十年（1745）后寝四间合为一龛并明确牌位次序：
……首序世次之最先者，余则左右分行，各按世次序其爵秩。[17]
……十年，厘定祠位，前殿正中祀怡贤亲王，后室诸臣合一龛。首世次最先者，余分左右行，按世序爵，大学士居前，次领侍卫内大臣，尚书，都统，将军，总督，前锋护军统领，提督，侍郎，巡抚，副都统，以次分列。至世爵有子，男授尚书，都统者，有侯，伯为侍郎，副都统者，仍视官秩为差。[18]
据此可知，贤良祠在乾隆十年（1745）排定祀臣位序，入祀者按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尚书、都统、将军、总督、前锋统领、护军统领、提督、侍郎、巡抚、副都统排序。即当遇见入祀大臣爵位高而官职低或爵位低而官职高的时候，要统一按照官职而不以爵位的高低或入祀的先后进行排序。在《清史稿》志部所列178位贤良祠祀臣中，共有前殿内祭祀的王3人，后殿内祭祀的大学士、协办大学士88人，领侍卫内大臣3人，尚书20人，都统5人，将军7人，总督31人，护军统领1人，提督6人，侍郎2人，巡抚7人，副都统1人，左都御史1人，其他3人。
通过对贤良祠祀臣群体及个体的研究与分析，不难发现入祀大臣人数与清代历朝时间并不完全“配比”，并非简单地享朝时间越长入祀人数就愈多，而是与入祀者生活时代的国力强弱、社会状况、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好恶等因素密切相关。此外，入祀贤良祠作为清代国家酬奖勋高德硕大臣的深厚荣典之一，清朝前期、中期入祀的文武众臣，或因战功卓著，或因政绩突出，或因侍从年久，大都符合“贤良”之名。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来看，当封建王朝前期处在上升阶段时，亦即封建史家所谓的“明君”治世期、从清朝建立至乾隆（1636-1795）这一大的历史时期内，中华大地涌现出的文臣宿将代不乏人。如崇德朝的范文程，顺治朝的宁完我、爱星阿、李国翰等，康熙朝的施琅、莽依图、于成龙等，雍正朝的田从典、鄂尔泰、杨名时等，乾隆朝的策凌、兆惠、傅恒等。从贤良祠祀臣名录还可看出，嘉庆朝以前入祀人数已经超过祀臣总数的一半。清王朝自乾隆末期以后国势日衰，但能被称为“匡扶社稷”的“中兴”之臣的入祀者反而屈指可数。不难发现，随着封建统治的日渐腐朽与内忧外患的逐步加深，贤良祠入祀人数不增反降，后期更出现了滥施的趋向。而汉族官员入祀比例的大幅增大，既体现了清中后期地方势力崛起的事实，又直接反映出封建王朝核心与上层统治的衰落。
三、文化与传承
学习历史、保护文物的根本目的与关键在于怎样从历史文化中汲取时代智慧与经验教训，服务当代、启迪后世，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与协调发展。而入祀贤良祠的178位清代名臣，包括了当时汉、满、蒙及其他民族中的杰出代表，其中既有王公，如允祥、策棱、奕；也有勋贵，如阿桂、傅恒等；还有众多治绩斐然的文臣如刘墉、王杰、张之洞等，更有大批战功显赫的名将如图海、施琅、兆惠等。不难看出，贤良祠不只是一处供奉功臣的祭祀场所，还是一部入祀群臣以各自勋业写就的“清朝史书”。而从贤良祠入祀群臣中体现出的最强共性与重要意义，在于其中绝大多数者曾对其各自所处时代的社会稳定与发展做出一定贡献，有功于国家与民族。如收复台湾的著名将领施琅、成功治理黄河造福民生的靳辅、廉洁奉公深受百姓爱戴的于成龙、维护祖国西陲稳定的兆惠、提师远征侵掠西藏外敌的福康安、率军生擒叛乱头目张格尔的长龄、收复新疆的左宗棠等众多民族英雄。贤良祠祀臣群体的构成已充分验证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本质特征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各族人民共同推动祖国的前进轨迹与发展规律。诚然，贤良祠入祀者多为封建时代的代表人物，势必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瑕不掩瑜，如果从维护祖国统一与领土完整、捍卫国家尊严、传承中华文化的层面与意义而言，其大多数人尽忠报国的精神情怀与效命全节的品格操守更应得到永久的赞誉与褒扬。
经过各方面长期不懈的努力，贤良祠产权单位已终止与租用单位的合作关系，将所有文物建筑收回管理。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文物部门的推动及全社会的关心下，这处承载着深厚文化内涵、具有悠久历史与重要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清代古祠必将受到更多的重视与更好的保护与利用，焕发新的光彩。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京师贤良祠史料汇编[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140.
[2]安双成.汉满大辞典[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7：1135.
[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湖南：岳麓书社，1989： 1786.
[4]于敏中.钦定日下旧闻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706.
[5]震钧.天咫偶闻[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59.
[6]政部坛庙管理所.北平市坛庙调查报告： 1934 [R].北京：首都图书馆10587：9.
[7]编委会.北京普通中等专业教育志稿[M].北京：朝花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672.
[8]世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87.
[9]王恕.奏请以高其倬入贤良祠：1741-7-12[B].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03-0294-019.
[10]木和林.奏请将原任大学士伊桑阿马齐等入祀贤良祠：1746-1-4[B].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03-0170-0096-001.
[11]保宁.奏请将原伊犁将军伊勒图照明瑞之例入祀贤良祠：1789-6-9[B].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03-0193-3329-013.
[12]伊桑阿.奏谢胞伯高斌入祀贤良祠：1786-5-1[B].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03-0205-063.
[13]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602.
[14]三泰.为春分派员祭贤良祠：1743-3-5[B].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02-02-012-00849-0001.
[15]札郎阿.请八月十七日秋拣员祭贤良祠：1801-9-14[B].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02-02-015-001027-0010.
[16]博启图.为八月二十四日秋遣员祭贤良祠：1829-9-10[B].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02-02-017-001141-0006.
[17]清会典事例[M].北京：中华书局，1991：59.
[18]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2602.
清代贤良祠有京师与地方之分，本文所指为雍正八年（1730）由清世宗颁谕敕建、十一年建成的京师贤良祠。清代贤良祠的满文译法有二，雍正朝建祠时为：“mergen sain tsitang”[睿智优良（者）的祠堂，[1]乾隆朝改定为：“mergen sain ambasai juktehen”（睿智优良众臣之祠），[2]后者较前者显然更为准确、贴切。清代，贤良祠与贤良寺常被混淆，文献记载也多见讹误。曾国藩入觐进京时在东城贤良寺居住时，就曾在日记中误记为“贤良祠”。[3]实际上，贤良寺与贤良祠是不同时间与地点建造、功能与用途完全不同的两个建筑。贤良寺“旧在东安门外帅府胡同，雍正十二年建。本怡贤亲王故邸，舍地为寺……（乾隆）二十年移建于冰盏胡同。”[4]位于帅府胡同的原贤良寺“以其地近东华，外省大吏入觐，辄喜驻此”[5]而逐渐成为来京官员的临时居所。而贤良祠则为雍正十一年（1733）建成于地安门外关帝庙西侧，系供奉、祭祀全节大功之臣之处，大门外有下马红柱，并设祠户20人（乾隆六年裁为10人）专门管理。
入祀贤良祠是清朝奖赏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的王公大臣莫不以身后入祀贤良祠为平生的最大荣耀，其次为易名之典（赐谥），贤良祠祀礼也因此一直延续至民国建立。20世纪20年代，贤良祠被宛平县借用[6]于三四十年代开办女子职业学校，[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管理使用至今。
贤良祠现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甲103号。其建筑总面积1006.5平方米，建筑群由一条中轴线纵贯南北。其中，大门三间，面积84.7平方米，通面阔12.1米，通进深7米，绿琉璃筒瓦歇山顶。碑亭东西各一，面积各25平方米，均为黄琉璃六角攒尖造型，内立清世宗宪皇帝御制贤良祠碑二通、御碑形制相同，螭首龟趺，下置海墁石。碑身通高5.12米，宽1.17米，厚0.52米。东侧御碑刻写汉文、西侧御碑刻写满文，文意相同，碑首各以满、汉文篆书刻写“敕建”二字。仪门三间，面积68.4平方米，通面阔11.40米，通进深6米，三踩单昂斗栱，绿琉璃筒瓦歇山顶，左右各辟侧门。仪门与前殿之间由一条长9米、宽4米的甬道相连。正殿三间出轩，面积123平方米，通面阔12.3米，通进深10米，五踩重昂斗栱，绿琉璃瓦。东西配房各三间，各86.25平方米。另，东有治牲所三间，90平方米；西有宰牲房三间，90平方米。后殿为五间，237.5平方米，通面阔19米，通进深12.5米。现存贤良祠格局及主体建筑基本保存完整，艺术风格恢宏大气。作为首都一处重要珍贵的文物史迹，贤良祠于1989年被西城区政府定为首批47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定为第六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并划定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
二、祭典与祀臣
雍正八年（1730），世宗颁谕：
国家效忠宣力之臣勋绩茂著，必膺崇报之典，令其世享烝尝。雍正二年朕已敕建昭忠祠，自开国以致命立功，尽忠报国之俦，皆得春秋妥侑，世世血食。顾念古者大烝之祭，凡法施于民，以劳定国者，皆得并列祀典，永受明裀。我朝开国以后，名臣硕辅，先后相望。或勋垂节钺，或节厉冰霜，既树羽仪，宜隆俎豆。俾世世为臣者，观感奋发，知所慕效。庶明良喜起，副予厚期。京师宜择地建祠，命曰贤良祠，春、秋展祀，永光盛典。[8]
雍正十一年（1733）贤良祠建成，世宗御题“崇忠念旧”匾额。清王朝在紧邻皇城北部、皇家“后院”（地安门之西）的紧要之地建起一座奉祀功臣祠宇的目的，显然是基于执政者对开国以来满、汉文武大臣中“才德著闻，完名全节者”进行奉祀，借以彰显“忠君爱国”这一精神主旨。而能否入祀贤良祠则以大臣生前的功绩、名节作为主要依据，由大臣奏请、大学士会同礼部查明详慎开列，具奏请旨，或由皇帝提出人选，命九卿会议具奏，最终决定其入祀与否。具体可见：乾隆六年（1741）五月三十日，署理福建巡抚王恕奏请以高其倬入祀贤良祠；[9]乾隆十年（1746）十二月十三日，礼部侍郎木和林奏请将原任大学士伊桑阿及马齐等入祀贤良祠；[10]乾隆五十四年（1789）五月十六日，伊犁将军保宁奏请将原伊犁将军伊勒图照明瑞之例入祀贤良祠。[11]以上奏议前一份为汉文题本，后两份为满文题本，均由高宗朱批御准。对于皇帝批准的祀臣，会由工部先为其制作牌位，钦天监选择吉期，太常寺恭送入祠，再按爵秩品级叙次安设。获准入祀大臣的亲属会为此向皇帝专上谢恩折。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四月四日，山西巡抚伊桑阿向乾隆帝专折奏谢其胞伯高斌入祀贤良祠。[12]
对于贤良祠建筑规制、祀臣位次、祭器摆放、祭祀礼制等细节均有详细规定：
……正殿、后室各五楹，东、西庑。岁春、秋仲月，诹吉，遣官致祭。前殿各素帛、羊一、豕一、果五盘。后室果品同，唯牲、帛共案而具一。承祭官蟒服，二跪六叩三献。余如常仪。……（乾隆）十年，厘定祠位，前殿正中祀怡亲王允祥，后室诸臣合一龛。首世次最先者，馀分左右行，按世序爵，大学士居前，次领侍卫内大臣、尚书、都统、将军、总督、前锋护军统领、提督、侍郎、巡抚、副都统，以次分列。至世爵有子、男授尚书、都统者，有侯、伯为侍郎、副都统者，仍视官秩为差。[13]
贤良祠的祭祀等级为群祀，即每年春、秋两季由皇帝遣官致祭，由太常寺办理，还要由翰林院撰拟祭文并详考事迹立传。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目前公开的48件贤良祠相关的清代档案中，内容基本为礼部与太常寺官员于每年春、秋季为奏请皇帝派专人致祭贤良祠所奏题本。具体可见：乾隆八年（1743）二月十日，礼部尚书三泰等人为春分派员祭祀贤良祠。[14]嘉庆六年（1801）八月七日，礼部右侍郎札郎阿为八月十七日秋季拣员祭祀贤良祠。[15]道光九年（1829）八月十三日，礼部尚书兼管太常寺事务博启图为八月二十四日秋季遣员致祭贤良祠的题本[16]等。贤良祠由太常寺卿或少卿承祭，先由鸿胪寺官引祀臣后裔入祠北立，承祭官上香、跪叩后恭立在侧，典仪赞奠帛、爵之后当众宣读祭文，祭祀过程庄重而肃穆。 根据《清实录》《清史稿》《清朝续文献通考》《八旗通志》等文献记载可知，贤良祠自清雍正朝建成至清末（1733-1911）的一百八十余年间，历朝皆有大臣在身故后被批准入祀享祭。《清实录》明确记载鄂尔泰、于敏中、和琳、鄂辉四人先祀后撤（鄂辉仍录于《清史稿》），另有明亮、瑞麟、左辅三人记载入祀但未见于《清史稿》志部所列祀臣名录。贤良祠前殿制龛案最初设怡贤亲王牌位，后宇四龛。乾隆十年（1745）后寝四间合为一龛并明确牌位次序：
……首序世次之最先者，余则左右分行，各按世次序其爵秩。[17]
……十年，厘定祠位，前殿正中祀怡贤亲王，后室诸臣合一龛。首世次最先者，余分左右行，按世序爵，大学士居前，次领侍卫内大臣，尚书，都统，将军，总督，前锋护军统领，提督，侍郎，巡抚，副都统，以次分列。至世爵有子，男授尚书，都统者，有侯，伯为侍郎，副都统者，仍视官秩为差。[18]
据此可知，贤良祠在乾隆十年（1745）排定祀臣位序，入祀者按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尚书、都统、将军、总督、前锋统领、护军统领、提督、侍郎、巡抚、副都统排序。即当遇见入祀大臣爵位高而官职低或爵位低而官职高的时候，要统一按照官职而不以爵位的高低或入祀的先后进行排序。在《清史稿》志部所列178位贤良祠祀臣中，共有前殿内祭祀的王3人，后殿内祭祀的大学士、协办大学士88人，领侍卫内大臣3人，尚书20人，都统5人，将军7人，总督31人，护军统领1人，提督6人，侍郎2人，巡抚7人，副都统1人，左都御史1人，其他3人。
通过对贤良祠祀臣群体及个体的研究与分析，不难发现入祀大臣人数与清代历朝时间并不完全“配比”，并非简单地享朝时间越长入祀人数就愈多，而是与入祀者生活时代的国力强弱、社会状况、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好恶等因素密切相关。此外，入祀贤良祠作为清代国家酬奖勋高德硕大臣的深厚荣典之一，清朝前期、中期入祀的文武众臣，或因战功卓著，或因政绩突出，或因侍从年久，大都符合“贤良”之名。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来看，当封建王朝前期处在上升阶段时，亦即封建史家所谓的“明君”治世期、从清朝建立至乾隆（1636-1795）这一大的历史时期内，中华大地涌现出的文臣宿将代不乏人。如崇德朝的范文程，顺治朝的宁完我、爱星阿、李国翰等，康熙朝的施琅、莽依图、于成龙等，雍正朝的田从典、鄂尔泰、杨名时等，乾隆朝的策凌、兆惠、傅恒等。从贤良祠祀臣名录还可看出，嘉庆朝以前入祀人数已经超过祀臣总数的一半。清王朝自乾隆末期以后国势日衰，但能被称为“匡扶社稷”的“中兴”之臣的入祀者反而屈指可数。不难发现，随着封建统治的日渐腐朽与内忧外患的逐步加深，贤良祠入祀人数不增反降，后期更出现了滥施的趋向。而汉族官员入祀比例的大幅增大，既体现了清中后期地方势力崛起的事实，又直接反映出封建王朝核心与上层统治的衰落。
三、文化与传承
学习历史、保护文物的根本目的与关键在于怎样从历史文化中汲取时代智慧与经验教训，服务当代、启迪后世，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与协调发展。而入祀贤良祠的178位清代名臣，包括了当时汉、满、蒙及其他民族中的杰出代表，其中既有王公，如允祥、策棱、奕；也有勋贵，如阿桂、傅恒等；还有众多治绩斐然的文臣如刘墉、王杰、张之洞等，更有大批战功显赫的名将如图海、施琅、兆惠等。不难看出，贤良祠不只是一处供奉功臣的祭祀场所，还是一部入祀群臣以各自勋业写就的“清朝史书”。而从贤良祠入祀群臣中体现出的最强共性与重要意义，在于其中绝大多数者曾对其各自所处时代的社会稳定与发展做出一定贡献，有功于国家与民族。如收复台湾的著名将领施琅、成功治理黄河造福民生的靳辅、廉洁奉公深受百姓爱戴的于成龙、维护祖国西陲稳定的兆惠、提师远征侵掠西藏外敌的福康安、率军生擒叛乱头目张格尔的长龄、收复新疆的左宗棠等众多民族英雄。贤良祠祀臣群体的构成已充分验证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本质特征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各族人民共同推动祖国的前进轨迹与发展规律。诚然，贤良祠入祀者多为封建时代的代表人物，势必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瑕不掩瑜，如果从维护祖国统一与领土完整、捍卫国家尊严、传承中华文化的层面与意义而言，其大多数人尽忠报国的精神情怀与效命全节的品格操守更应得到永久的赞誉与褒扬。
经过各方面长期不懈的努力，贤良祠产权单位已终止与租用单位的合作关系，将所有文物建筑收回管理。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文物部门的推动及全社会的关心下，这处承载着深厚文化内涵、具有悠久历史与重要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清代古祠必将受到更多的重视与更好的保护与利用，焕发新的光彩。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京师贤良祠史料汇编[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140.
[2]安双成.汉满大辞典[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7：1135.
[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湖南：岳麓书社，1989： 1786.
[4]于敏中.钦定日下旧闻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706.
[5]震钧.天咫偶闻[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59.
[6]政部坛庙管理所.北平市坛庙调查报告： 1934 [R].北京：首都图书馆10587：9.
[7]编委会.北京普通中等专业教育志稿[M].北京：朝花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672.
[8]世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87.
[9]王恕.奏请以高其倬入贤良祠：1741-7-12[B].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03-0294-019.
[10]木和林.奏请将原任大学士伊桑阿马齐等入祀贤良祠：1746-1-4[B].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03-0170-0096-001.
[11]保宁.奏请将原伊犁将军伊勒图照明瑞之例入祀贤良祠：1789-6-9[B].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03-0193-3329-013.
[12]伊桑阿.奏谢胞伯高斌入祀贤良祠：1786-5-1[B].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03-0205-063.
[13]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602.
[14]三泰.为春分派员祭贤良祠：1743-3-5[B].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02-02-012-00849-0001.
[15]札郎阿.请八月十七日秋拣员祭贤良祠：1801-9-14[B].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02-02-015-001027-0010.
[16]博启图.为八月二十四日秋遣员祭贤良祠：1829-9-10[B].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02-02-017-001141-0006.
[17]清会典事例[M].北京：中华书局，1991：59.
[18]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2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