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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透明化不是要将官员的各种活动信息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而是意味着官员要改变以前那种“神秘化”的倾向，可以说官员透明化的过程就是官员的“去神秘化”的过程。
2008年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和职务分工。昆明市的做法，将官员透明化推至前台，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典型个案。
随着民主政治建设的逐步推进，继政府透明化、决策透明化之后，官员透明化现象亦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当然，官员透明化不是要将官员的各种活动信息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而是意味着官员要改变以前那种“神秘化”的倾向，可以说官员透明化的过程就是官员的“去神秘化”的过程。
透明化的亲民政治
神秘化是与现代民主政治相悖的一种特定历史现象。民主政治之前，官员的权力往往被包装成来自于某种神秘的力量，官员的个人能力亦往往被渲染得令常人无法望其项背。可以说，刻意与公众划清界限、保持距离所营造出的那种神秘化，是非民主政治时代官员的为官宝典。
民主政治视官员为公众公共事务的代理人，官员大多经由特定程序竞选产生，官员权力来自公众的授权，官员权力的运行也处在公众监督之下。这样，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就去掉了官员权力的神秘化，为了谋求公众的支持和认同，官员经常接近公众，努力展示自己非神秘的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表明自己代表公众的利益、和公众一样并无二致。这种亲民现象，不断出现在电视屏幕和报刊杂志，和封建时代官员特别是帝王的高高在上不容公众平视形成鲜明对比。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俄罗斯的普京、法国的萨科奇、美国的布什等领导人物划船、游泳、骑自行车、和普通公民拥抱、握手、交谈的场景为什么那么多了。当前西方政坛一个十分有趣的变化是，大国元首越来越平民化，“贵族化”气息越来越淡了。亲民，是这个时代公众对官员的普遍要求。亲民既是官员放下身段亲近民众，也是将官员看作民众的一份子。官员也是人，没有什么特殊的；当官也是一种职业，没有什么神秘，也没有多少特别神圣之处。
在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香港特首曾荫权先生的致辞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会打好这份工的！”曾荫权这句话异常通俗地阐释出了当代官员的非神秘化、非神圣化，一下就把自己和几百万香港民众完全混为一体了。吴仪也用大众化的语言延续自己一贯的亲民作风，她在去年岁末公开发表 “裸退宣言”：“两会”之后退休,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希望你们完全把我忘记”。
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我国各级各类官员更应该都是亲民的，而不是故作神秘的、高高在上的、脱离公众的封建官场老爷。中国共产党能取代国民党，与广大党员干部密切联系公众、坚持和公众站在一起、代表公众利益是密不可分的。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优势，做一个亲民的官员，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但毋庸讳言，由于民主法治不健全，也由于某些官员的认识问题，总体而言，我国官员的透明化、亲民化程度离公众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正视并努力加以改进。可喜的是，昆明市的做法、官员开博客、许多地方的官员发言制度、答记者问、个性化官员的出现等等，以及今年“两会”所传递的亲民化春风，让我们看到了官员透明、亲民的良好趋势。
透明化推进民主监督
推进民主监督是昆明此次官员透明化行动的初衷。
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该市一次会议上要求：各县(市)区、各部门“一把手”要在新闻媒体上公开亮相承诺，并将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并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在昆明市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政协委员们对此展开了热议。政协委员吴庭根认为，“公布电话号码，不仅有利于老百姓直接反映问题，也有利于上级对下级工作的监督，这样做可能会使一些官员不舒服，但官员太舒服了，老百姓就不舒服，所以关键是看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公布官员的办公电话，有利于促使政府更好地履行职责，自觉接受人民监督，使领导干部更有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
公布官员联系电话的报纸在昆明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报纸很快被一抢而空，这是公众前期对官员民主監督无门所导致的监督渴求的释放。
官员监督难、难监督是目前客观存在的现象。民主既是一种官员公开择优选择机制，更是一种官员公开监督机制，因为使被授权的官员在任期内尽责工作、不渎职、不公权私用比选择官员的短暂过程更有实际意义。权力可能导致腐败，不受监督的权力绝对会导致腐败；官员可能腐败，不受监督的官员绝对会腐败。理论和事实均表明，仅仅依靠官员的道德自觉是不可能防治腐败的。以官员相对于公众而言的身份特殊性来要求官员的非透明化待遇，是许多官员腐败的托辞和遮羞布，是等级思想的体现，与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18日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要使政府的工作在阳光下运行，这就需要公开、透明。只有政府了解基层和群众的情况，它才能够进步；也只有人民了解政府行为的真实情况，人民才能给政府以有力的支持和合理的批评。我和我在座的同事们都懂得一个道理：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
如果官员财产透明，没有官员能说自己能购买高档别墅；如果官员子女情况透明，没有官员能让自己的子女送到欧美自费留学；如果官员公款开支透明，没有官员能公款吃喝一顿上万；如果官员行踪透明，没有官员能有情妇轮流转。官员透明化可以从公开其财产、子女教育就业情况、公款开支等方面开始。
官员如何适应透明化趋势
要让官员充分沐浴阳光，不能只停留在理论上，止于口头喊喊而已，而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官员透明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官员的自我革命。包括民主政治建设在内的政治层面的改革是需要领导人的大力推动的，是需要官员的自我“牺牲”的。昆明市委市政府公布领导电话号码，是打造阳光政府、推进官员透明化的一大步，值得称赞。
2007年年初，湖南省在全省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会议上曾提出，从５月份起对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情况进行重新登记，并首次进行公示。云南省施甸县对全县副科级（实职）以上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进行登记，并存入其个人廉政档案。可以预期，随着公众民主政治意识的提高和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类似昆明、湖南等地做法的官员透明化措施一定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具有可操作性。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条件下的官员应该是怎么样的？通过对昆明公开官员电话事件等所做的分析，与透明政府相适应，官员也应该是“透明”的。官员的透明化过程是有阵痛的，需要有魄力的领导人物大力推动，需要国家在干部考核、晋升、任免机制层面做相应的配套改革，通过制度建设来推动和保证改革向纵深发展。
官员自身应该如何应对和适应官员的透明化趋势呢？笔者认为，正确的认识最重要，而正确的认识的关键是要提高官员对民主政治的认识水平和培养官员正确的官民意识。
相比以前 “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明确提出要“扩大人民民主”。服务型政府、透明政府建设、官员透明化，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从社会政治发展的趋势、高度和全局出发来认识和理解官员透明化，有助于官员最大限度的体认民主政治发展、接受官员透明化趋势。
培养正确的官民意识，既要培养健康正确的公民意识也要有平和良好的平民意识。时代在进步，随着公民的意识不断的提高，普通公民对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近年来在各类媒介上，政府官员违规、违纪、腐败甚至触犯刑律事件被披露得越来越多，其重要根本原因在于民众的公民意识的发展。“公民意识”一词首次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引起许多人的关注。
官员要适应透明化趋势必须培育良好的公民意识，在认识到自己工作的职责和义务，为民众尽职尽责工作，努力“打好这份工”的同时，要认识到自己工作、职业与民众的联系和区别，既要有公仆意识，也要有公民意识、平民意识。那种自我神秘化和神圣化的做法是越来越不会有市场的。
2008年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和职务分工。昆明市的做法，将官员透明化推至前台，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典型个案。
随着民主政治建设的逐步推进，继政府透明化、决策透明化之后，官员透明化现象亦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当然，官员透明化不是要将官员的各种活动信息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而是意味着官员要改变以前那种“神秘化”的倾向，可以说官员透明化的过程就是官员的“去神秘化”的过程。
透明化的亲民政治
神秘化是与现代民主政治相悖的一种特定历史现象。民主政治之前，官员的权力往往被包装成来自于某种神秘的力量，官员的个人能力亦往往被渲染得令常人无法望其项背。可以说，刻意与公众划清界限、保持距离所营造出的那种神秘化，是非民主政治时代官员的为官宝典。
民主政治视官员为公众公共事务的代理人，官员大多经由特定程序竞选产生，官员权力来自公众的授权，官员权力的运行也处在公众监督之下。这样，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就去掉了官员权力的神秘化，为了谋求公众的支持和认同，官员经常接近公众，努力展示自己非神秘的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表明自己代表公众的利益、和公众一样并无二致。这种亲民现象，不断出现在电视屏幕和报刊杂志，和封建时代官员特别是帝王的高高在上不容公众平视形成鲜明对比。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俄罗斯的普京、法国的萨科奇、美国的布什等领导人物划船、游泳、骑自行车、和普通公民拥抱、握手、交谈的场景为什么那么多了。当前西方政坛一个十分有趣的变化是，大国元首越来越平民化，“贵族化”气息越来越淡了。亲民，是这个时代公众对官员的普遍要求。亲民既是官员放下身段亲近民众，也是将官员看作民众的一份子。官员也是人，没有什么特殊的；当官也是一种职业，没有什么神秘，也没有多少特别神圣之处。
在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香港特首曾荫权先生的致辞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会打好这份工的！”曾荫权这句话异常通俗地阐释出了当代官员的非神秘化、非神圣化，一下就把自己和几百万香港民众完全混为一体了。吴仪也用大众化的语言延续自己一贯的亲民作风，她在去年岁末公开发表 “裸退宣言”：“两会”之后退休,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希望你们完全把我忘记”。
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我国各级各类官员更应该都是亲民的，而不是故作神秘的、高高在上的、脱离公众的封建官场老爷。中国共产党能取代国民党，与广大党员干部密切联系公众、坚持和公众站在一起、代表公众利益是密不可分的。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优势，做一个亲民的官员，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但毋庸讳言，由于民主法治不健全，也由于某些官员的认识问题，总体而言，我国官员的透明化、亲民化程度离公众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正视并努力加以改进。可喜的是，昆明市的做法、官员开博客、许多地方的官员发言制度、答记者问、个性化官员的出现等等，以及今年“两会”所传递的亲民化春风，让我们看到了官员透明、亲民的良好趋势。
透明化推进民主监督
推进民主监督是昆明此次官员透明化行动的初衷。
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该市一次会议上要求：各县(市)区、各部门“一把手”要在新闻媒体上公开亮相承诺，并将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并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在昆明市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政协委员们对此展开了热议。政协委员吴庭根认为，“公布电话号码，不仅有利于老百姓直接反映问题，也有利于上级对下级工作的监督，这样做可能会使一些官员不舒服，但官员太舒服了，老百姓就不舒服，所以关键是看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公布官员的办公电话，有利于促使政府更好地履行职责，自觉接受人民监督，使领导干部更有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
公布官员联系电话的报纸在昆明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报纸很快被一抢而空，这是公众前期对官员民主監督无门所导致的监督渴求的释放。
官员监督难、难监督是目前客观存在的现象。民主既是一种官员公开择优选择机制，更是一种官员公开监督机制，因为使被授权的官员在任期内尽责工作、不渎职、不公权私用比选择官员的短暂过程更有实际意义。权力可能导致腐败，不受监督的权力绝对会导致腐败；官员可能腐败，不受监督的官员绝对会腐败。理论和事实均表明，仅仅依靠官员的道德自觉是不可能防治腐败的。以官员相对于公众而言的身份特殊性来要求官员的非透明化待遇，是许多官员腐败的托辞和遮羞布，是等级思想的体现，与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18日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要使政府的工作在阳光下运行，这就需要公开、透明。只有政府了解基层和群众的情况，它才能够进步；也只有人民了解政府行为的真实情况，人民才能给政府以有力的支持和合理的批评。我和我在座的同事们都懂得一个道理：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
如果官员财产透明，没有官员能说自己能购买高档别墅；如果官员子女情况透明，没有官员能让自己的子女送到欧美自费留学；如果官员公款开支透明，没有官员能公款吃喝一顿上万；如果官员行踪透明，没有官员能有情妇轮流转。官员透明化可以从公开其财产、子女教育就业情况、公款开支等方面开始。
官员如何适应透明化趋势
要让官员充分沐浴阳光，不能只停留在理论上，止于口头喊喊而已，而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官员透明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官员的自我革命。包括民主政治建设在内的政治层面的改革是需要领导人的大力推动的，是需要官员的自我“牺牲”的。昆明市委市政府公布领导电话号码，是打造阳光政府、推进官员透明化的一大步，值得称赞。
2007年年初，湖南省在全省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会议上曾提出，从５月份起对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情况进行重新登记，并首次进行公示。云南省施甸县对全县副科级（实职）以上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进行登记，并存入其个人廉政档案。可以预期，随着公众民主政治意识的提高和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类似昆明、湖南等地做法的官员透明化措施一定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具有可操作性。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条件下的官员应该是怎么样的？通过对昆明公开官员电话事件等所做的分析，与透明政府相适应，官员也应该是“透明”的。官员的透明化过程是有阵痛的，需要有魄力的领导人物大力推动，需要国家在干部考核、晋升、任免机制层面做相应的配套改革，通过制度建设来推动和保证改革向纵深发展。
官员自身应该如何应对和适应官员的透明化趋势呢？笔者认为，正确的认识最重要，而正确的认识的关键是要提高官员对民主政治的认识水平和培养官员正确的官民意识。
相比以前 “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明确提出要“扩大人民民主”。服务型政府、透明政府建设、官员透明化，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从社会政治发展的趋势、高度和全局出发来认识和理解官员透明化，有助于官员最大限度的体认民主政治发展、接受官员透明化趋势。
培养正确的官民意识，既要培养健康正确的公民意识也要有平和良好的平民意识。时代在进步，随着公民的意识不断的提高，普通公民对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近年来在各类媒介上，政府官员违规、违纪、腐败甚至触犯刑律事件被披露得越来越多，其重要根本原因在于民众的公民意识的发展。“公民意识”一词首次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引起许多人的关注。
官员要适应透明化趋势必须培育良好的公民意识，在认识到自己工作的职责和义务，为民众尽职尽责工作，努力“打好这份工”的同时，要认识到自己工作、职业与民众的联系和区别，既要有公仆意识，也要有公民意识、平民意识。那种自我神秘化和神圣化的做法是越来越不会有市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