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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想，怎么利用我们的行业背景帮助中国和硅谷的公司形成互动？
前几天和丁磊聊天，我们都很感慨，16年一晃就过去了，现在他有三个小孩，我的两个孩子也都是大学生了。时间过得真快。我和丁磊的认识还要追溯到1999年。
1999年底的一天，我代表Excite公司接待了一个年纪不大的男孩，他就是丁磊，陪同他的还有两个同事。丁磊来拜访的目的就是融资。
那时候中国互联网刚刚起步，处在开荒时期。当时最大的搜索引擎之一——Excite也考虑进入中国。1998年，成思危老先生计划推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所以来美国硅谷调研，我接待他，给他做了搜索引擎的演示。当时还没有百度、谷歌中文搜索，我是在Excite做了日本市场后，才自己开发了中文搜索引擎。成老先生让我试搜一下他的名字，当时他所有的资料和演讲都调出来了，成老先生眼睛发亮，觉得很刺激，但又问：“这会有隐私的问题吧？”
前几天在新闻上看到成老先生走了，我自己也很伤感，发了一条怀念他的微博。
初见丁磊
Excite有六个创始人，我很早就加入了。慢慢地，创始人CTO就把整个技术团队交给我了——技术部门是Excite最核心的部分。Excite的技术在当时做得很不错，但后来公司转型去做门户了，那是1998年、1999年，都说内容为王。
我当时并不在公司的最高决策层，觉得挺纳闷：搜索应该是最有前途的，为何公司把整个重心放在门户？1999年底，当谷歌拿到红杉和KPCB投资的时候，我觉得战争已经结束了。
那天丁磊过来时已经快11点了，我们安排了一个会议。1999年的Excite，在硅谷是备受追捧的。不过这个会气氛不算很好，一是中美的文化有差异，二是丁磊当时不会讲英文，需要人帮他翻译。当时Excite国际事业部是一个美国人负责，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丁磊不知道我会说中文，他们在会上用中文小声商量如何回答相关提问，我都听到了，总体感觉网易还是个很早期的初创公司。
丁磊在会上只说了两件事，一是中国的市场很大，二是“我什么都能做”。
12点钟开完了会，按照中国的习惯肯定要安排午餐，但美国公司没有这个习惯。我送他们到停车场时用中文跟他聊，丁磊很惊讶，说没想到这么牛的公司里，管技术的是中国人。他突然觉得这事有戏，说“你一定要帮我”。于是，我自己掏腰包请他们吃饭。
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企业家潜质的人，一是看得很远，二是有野心。丁磊是一个思维非常敏捷的人，普通人看到五步，他可以看到二十步。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网易过冬
到了2000年，中国的互联网已经开始起步，在那个时间点，忽然有很多人想投中国互联网公司。我说服Excite的董事会准备投资网易。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网易很快拿到了新闻集团4200万美金的投资。丁磊很快又让我去网易帮他。
2000年初我加入网易，网易像是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1991年，我来到美国读书，然后工作，按照留学生都在走的路线，也算挺顺的。总觉得中国互联网很有前途，但在美国看中国市场是隔靴搔痒。所以丁磊劝我回国时，我愿意放弃股票等一大堆东西。
2000年6月28日，网易在纳斯达克上市了。我去网易的时候可以说是最好的时机——中国互联网确实是一片处女地，也是最坏的时机——当你满怀信心要大干一场，却很快遭遇了互联网泡沫。
网易上市时没有任何庆祝，因为我们当时在路演时已感觉到风雨要来了。上市后第二天，我发着高烧，还是按原计划从纽约飞往旧金山。7月4日刚好是美国国庆节，我坐在家里的后院思考了许多问题，感觉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果然美国国庆节后，一开盘股市就狂跌。
如果网易当时没赶上上市的末班车，新闻集团那笔投资应该也足够过冬，但是会比较辛苦。突然之间，几个大广告公司都不投广告了，预期的广告收入一夜间都消失了。
我跟丁磊共用一位秘书，股票最低的时候到过六毛二。在硅谷我可以随时招到有经验的工程师，但在国内，当时互联网生态圈还没有建立起来，我就把北大、清华的毕业生或研究生招过来，手把手培养。我跟丁磊说，我们不能裁员，这些工程师是人才，何况我们人也不多，一个顶两个用，我宁愿在其他地方省一点钱，也绝对不能裁员。
所以，网易在2000?2001年可能是唯一一家没裁员的互联网公司。我和丁磊是最后少数没出走的第一代管理层，丁磊是创始人走不掉，我是不死心。当时我和丁磊观察我们的用户从哪里来，整个行业还有哪些机会，所以网易也成了当时最早成立三个事业部的互联网公司。这三个事业部是：游戏、无线、门户。一直到2002年8月份，公司盈利了，我才离京回到硅谷。我去网易的时候是40人，离开的时候网易已经有500多人。
网易这两年半给我一个体会，很多成功是要靠努力的，但有时大局并不是个人所能够把控的，只能尽力而为。在网易的这段时间我的收益很大，认识了一大批业界精英。如果没有这批人，我也不会去微博，当然这是后话。早期在网易的这段时间，虽然大家是竞争对手，但是商业竞争之外，我们又是朋友。
加入微博是一次挑战
2015年初，我和熊明华准备筹办七海资本创投基金。曹国伟表示非常支持这个想法，新浪也成了七海资本的LP之一。我加入新浪微博是个有趣的故事。我一直认为微博是个不错的产品。那时候我在思科总部，对中国的产品一直很关注。201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来访，我代表华源科技学会接待他们，曹国伟刚好在其中。我和老查（曹国伟在新浪微博的名号）之前是认识的。老查问：“你能不能回去帮我？”那时候微博是蒸蒸日上、发展最顺的时候。我没有答应。后来我每次回中国出差，老查都请我吃饭。当时微信已经起来，我看到微博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和机会。 我是一个容易被挑战所吸引的人。微博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它让用户用眼睛看世界，然后通过微博发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它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早期微博曝出了很多重大新闻，但它不该仅仅局限于这个方面，当它能做成一个非常高效的信息交流工具，实现一点对多点的传播时，我觉得会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它值得我去为它花时间。
微博有超过2亿多活跃用户，是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用户的兴趣标签都在微博的大数据中，你是谁的粉丝，看过哪个电影，点评过哪一支股票，经常去哪一个地方……新浪微博最大的价值之一就在于海量的数据，所以我在微博期间花了很大精力将实时数据平台搭建起来。这个数据平台里面的商业价值想象空间很大。
微博早期本来是有机会可以做私密社交功能的，但是微信流行起来后就没有太多机会了，反而是用眼睛通过微博看世界、发声音，这个是朋友圈做不到的。
七海：帮助中美公司互动创新
我很庆幸，以前管理公司时，不管是在硅谷还是在国内，都能够组建非常高效的团队。中国和硅谷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就要形成互动的关系，我一直在想：怎么利用我的行业背景帮助两边的公司形成互动，推动创新？
古代西方人将其认知的七个水域统称为七海，这是我们把这个全新的VC命名为“七海资本”的原因。我的切入点是帮助更多的中美初创企业，加强双向交流。
七海投资了今年硅谷最酷的公司之一——Lily无人机，两个年轻的创始人是伯克利毕业的Antoine和Henry。今年年初，在一个伯克利企业家的聚会上偶然看到这个项目，我就感觉这个产品切入点非常准确，应该会受到市场和用户的喜欢。创始人演讲之后，我就把他拉到一边，跟他说：“我愿意帮你，你需要多少资金？”
第二天我见到了另一个创始人，就像看到了16年前的Larry Page。他很年轻，很有野心，对产品很专注。他想做一个机器人平台，Lily只是第一个产品。
我非常坚定地要帮忙。当时Lily的视频还没有对外发布，他们说等发布再谈投资，我说好。其实我做投资不喜欢追着人家，有中国人的内敛，只会告诉他我的经验或许能帮他们做些什么。缘分不能强求。很快他们就给我写了邮件，觉得我和普通投资人不一样，他们愿意跟七海合作。我的投资经验可能没有其他VC那么多，但是我做过二十几年的互联网产品。5月，他们的产品视频在YouTube上发布，火得一塌糊涂，很多大牌VC都在追，包括国内的。
其实我最早开始做天使投资是在2007年，那个时候我在eBay。我和出口易的CEO肖友泉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他从中山大学毕业以后想做电子商务，他没有马云那么大的野心，只想做eBay上面的一个卖家。eBay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信用机制，如果被投诉超过三次，卖家立刻会被封号。肖友泉经验不足，他卖的国产充电器比别人的便宜很多，出货量很大，但是被投诉了。
2007年我回中山大学做过一次讲座，肖友泉在下面听。我讲完后他来找我说，他是eBay的大卖家，但是几个账号都被冻结了。我问他：你真的没有干过坏事？
他其实打了一些擦边球。但我当晚给主管信用机制的同事打了个电话，我说我面对面地和这个卖家聊过，第一感觉是这个卖家值得扶持，有些事情不能一棍子打死。
他的账户随后被解冻了，解冻后eBay还给他做了一些推广。我跟肖友泉说：“其实你是违规的，但是我觉得你本质很好，做一个企业不应该靠打擦边球，你有企业家的潜质。”
过了两年，肖友泉的业务越做越大。我离开eBay后，他通过电子邮件找不到我了。直到有一天，eBay中国研发中心的总经理写了封邮件给我，说今天eBay中国年会上，有个叫肖友泉的卖家一直在打听我的消息，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很想跟我联系， 是否可以将我的电子邮箱给他。
我这才隐隐约约地记起来。这样他又联系上我，告诉我现在想做“出口易”，我问他需要什么帮助，很快我就投了他；再后来，KPCB和赛富也投了A轮和B轮。这些创业者很不容易，现在看到他们做得很好，作为天使，真的挺欣慰。
前几天和丁磊聊天，我们都很感慨，16年一晃就过去了，现在他有三个小孩，我的两个孩子也都是大学生了。时间过得真快。我和丁磊的认识还要追溯到1999年。
1999年底的一天，我代表Excite公司接待了一个年纪不大的男孩，他就是丁磊，陪同他的还有两个同事。丁磊来拜访的目的就是融资。
那时候中国互联网刚刚起步，处在开荒时期。当时最大的搜索引擎之一——Excite也考虑进入中国。1998年，成思危老先生计划推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所以来美国硅谷调研，我接待他，给他做了搜索引擎的演示。当时还没有百度、谷歌中文搜索，我是在Excite做了日本市场后，才自己开发了中文搜索引擎。成老先生让我试搜一下他的名字，当时他所有的资料和演讲都调出来了，成老先生眼睛发亮，觉得很刺激，但又问：“这会有隐私的问题吧？”
前几天在新闻上看到成老先生走了，我自己也很伤感，发了一条怀念他的微博。
初见丁磊
Excite有六个创始人，我很早就加入了。慢慢地，创始人CTO就把整个技术团队交给我了——技术部门是Excite最核心的部分。Excite的技术在当时做得很不错，但后来公司转型去做门户了，那是1998年、1999年，都说内容为王。
我当时并不在公司的最高决策层，觉得挺纳闷：搜索应该是最有前途的，为何公司把整个重心放在门户？1999年底，当谷歌拿到红杉和KPCB投资的时候，我觉得战争已经结束了。
那天丁磊过来时已经快11点了，我们安排了一个会议。1999年的Excite，在硅谷是备受追捧的。不过这个会气氛不算很好，一是中美的文化有差异，二是丁磊当时不会讲英文，需要人帮他翻译。当时Excite国际事业部是一个美国人负责，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丁磊不知道我会说中文，他们在会上用中文小声商量如何回答相关提问，我都听到了，总体感觉网易还是个很早期的初创公司。
丁磊在会上只说了两件事，一是中国的市场很大，二是“我什么都能做”。
12点钟开完了会，按照中国的习惯肯定要安排午餐，但美国公司没有这个习惯。我送他们到停车场时用中文跟他聊，丁磊很惊讶，说没想到这么牛的公司里，管技术的是中国人。他突然觉得这事有戏，说“你一定要帮我”。于是，我自己掏腰包请他们吃饭。
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企业家潜质的人，一是看得很远，二是有野心。丁磊是一个思维非常敏捷的人，普通人看到五步，他可以看到二十步。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网易过冬
到了2000年，中国的互联网已经开始起步，在那个时间点，忽然有很多人想投中国互联网公司。我说服Excite的董事会准备投资网易。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网易很快拿到了新闻集团4200万美金的投资。丁磊很快又让我去网易帮他。
2000年初我加入网易，网易像是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1991年，我来到美国读书，然后工作，按照留学生都在走的路线，也算挺顺的。总觉得中国互联网很有前途，但在美国看中国市场是隔靴搔痒。所以丁磊劝我回国时，我愿意放弃股票等一大堆东西。
2000年6月28日，网易在纳斯达克上市了。我去网易的时候可以说是最好的时机——中国互联网确实是一片处女地，也是最坏的时机——当你满怀信心要大干一场，却很快遭遇了互联网泡沫。
网易上市时没有任何庆祝，因为我们当时在路演时已感觉到风雨要来了。上市后第二天，我发着高烧，还是按原计划从纽约飞往旧金山。7月4日刚好是美国国庆节，我坐在家里的后院思考了许多问题，感觉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果然美国国庆节后，一开盘股市就狂跌。
如果网易当时没赶上上市的末班车，新闻集团那笔投资应该也足够过冬，但是会比较辛苦。突然之间，几个大广告公司都不投广告了，预期的广告收入一夜间都消失了。
我跟丁磊共用一位秘书，股票最低的时候到过六毛二。在硅谷我可以随时招到有经验的工程师，但在国内，当时互联网生态圈还没有建立起来，我就把北大、清华的毕业生或研究生招过来，手把手培养。我跟丁磊说，我们不能裁员，这些工程师是人才，何况我们人也不多，一个顶两个用，我宁愿在其他地方省一点钱，也绝对不能裁员。
所以，网易在2000?2001年可能是唯一一家没裁员的互联网公司。我和丁磊是最后少数没出走的第一代管理层，丁磊是创始人走不掉，我是不死心。当时我和丁磊观察我们的用户从哪里来，整个行业还有哪些机会，所以网易也成了当时最早成立三个事业部的互联网公司。这三个事业部是：游戏、无线、门户。一直到2002年8月份，公司盈利了，我才离京回到硅谷。我去网易的时候是40人，离开的时候网易已经有500多人。
网易这两年半给我一个体会，很多成功是要靠努力的，但有时大局并不是个人所能够把控的，只能尽力而为。在网易的这段时间我的收益很大，认识了一大批业界精英。如果没有这批人，我也不会去微博，当然这是后话。早期在网易的这段时间，虽然大家是竞争对手，但是商业竞争之外，我们又是朋友。
加入微博是一次挑战
2015年初，我和熊明华准备筹办七海资本创投基金。曹国伟表示非常支持这个想法，新浪也成了七海资本的LP之一。我加入新浪微博是个有趣的故事。我一直认为微博是个不错的产品。那时候我在思科总部，对中国的产品一直很关注。201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来访，我代表华源科技学会接待他们，曹国伟刚好在其中。我和老查（曹国伟在新浪微博的名号）之前是认识的。老查问：“你能不能回去帮我？”那时候微博是蒸蒸日上、发展最顺的时候。我没有答应。后来我每次回中国出差，老查都请我吃饭。当时微信已经起来，我看到微博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和机会。 我是一个容易被挑战所吸引的人。微博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它让用户用眼睛看世界，然后通过微博发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它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早期微博曝出了很多重大新闻，但它不该仅仅局限于这个方面，当它能做成一个非常高效的信息交流工具，实现一点对多点的传播时，我觉得会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它值得我去为它花时间。
微博有超过2亿多活跃用户，是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用户的兴趣标签都在微博的大数据中，你是谁的粉丝，看过哪个电影，点评过哪一支股票，经常去哪一个地方……新浪微博最大的价值之一就在于海量的数据，所以我在微博期间花了很大精力将实时数据平台搭建起来。这个数据平台里面的商业价值想象空间很大。
微博早期本来是有机会可以做私密社交功能的，但是微信流行起来后就没有太多机会了，反而是用眼睛通过微博看世界、发声音，这个是朋友圈做不到的。
七海：帮助中美公司互动创新
我很庆幸，以前管理公司时，不管是在硅谷还是在国内，都能够组建非常高效的团队。中国和硅谷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就要形成互动的关系，我一直在想：怎么利用我的行业背景帮助两边的公司形成互动，推动创新？
古代西方人将其认知的七个水域统称为七海，这是我们把这个全新的VC命名为“七海资本”的原因。我的切入点是帮助更多的中美初创企业，加强双向交流。
七海投资了今年硅谷最酷的公司之一——Lily无人机，两个年轻的创始人是伯克利毕业的Antoine和Henry。今年年初，在一个伯克利企业家的聚会上偶然看到这个项目，我就感觉这个产品切入点非常准确，应该会受到市场和用户的喜欢。创始人演讲之后，我就把他拉到一边，跟他说：“我愿意帮你，你需要多少资金？”
第二天我见到了另一个创始人，就像看到了16年前的Larry Page。他很年轻，很有野心，对产品很专注。他想做一个机器人平台，Lily只是第一个产品。
我非常坚定地要帮忙。当时Lily的视频还没有对外发布，他们说等发布再谈投资，我说好。其实我做投资不喜欢追着人家，有中国人的内敛，只会告诉他我的经验或许能帮他们做些什么。缘分不能强求。很快他们就给我写了邮件，觉得我和普通投资人不一样，他们愿意跟七海合作。我的投资经验可能没有其他VC那么多，但是我做过二十几年的互联网产品。5月，他们的产品视频在YouTube上发布，火得一塌糊涂，很多大牌VC都在追，包括国内的。
其实我最早开始做天使投资是在2007年，那个时候我在eBay。我和出口易的CEO肖友泉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他从中山大学毕业以后想做电子商务，他没有马云那么大的野心，只想做eBay上面的一个卖家。eBay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信用机制，如果被投诉超过三次，卖家立刻会被封号。肖友泉经验不足，他卖的国产充电器比别人的便宜很多，出货量很大，但是被投诉了。
2007年我回中山大学做过一次讲座，肖友泉在下面听。我讲完后他来找我说，他是eBay的大卖家，但是几个账号都被冻结了。我问他：你真的没有干过坏事？
他其实打了一些擦边球。但我当晚给主管信用机制的同事打了个电话，我说我面对面地和这个卖家聊过，第一感觉是这个卖家值得扶持，有些事情不能一棍子打死。
他的账户随后被解冻了，解冻后eBay还给他做了一些推广。我跟肖友泉说：“其实你是违规的，但是我觉得你本质很好，做一个企业不应该靠打擦边球，你有企业家的潜质。”
过了两年，肖友泉的业务越做越大。我离开eBay后，他通过电子邮件找不到我了。直到有一天，eBay中国研发中心的总经理写了封邮件给我，说今天eBay中国年会上，有个叫肖友泉的卖家一直在打听我的消息，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很想跟我联系， 是否可以将我的电子邮箱给他。
我这才隐隐约约地记起来。这样他又联系上我，告诉我现在想做“出口易”，我问他需要什么帮助，很快我就投了他；再后来，KPCB和赛富也投了A轮和B轮。这些创业者很不容易，现在看到他们做得很好，作为天使，真的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