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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尽管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一个概念，但中美自建交以来就一直在摸索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学术界围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讨论多从“求同”视角出发，力图通过发掘两国关系中的共同因素和交集所在，推动合作潜力和空间的扩大。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思考途径。然而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的差异性却不可低估，有些差异甚至是根本性的。突出差异并非否定两国合作的可能性，而是强调在正视和摆正差异前提下如何深化合作。因此，中美之间既要求同，也要比“异”。求同是为了寻找共同合作的基础，比“异”是为了使各自更冷静地思考自己和对方。实际上，在比“异”的基础上求“同”，也正是40多年前《中美上海公报》得以签署的智慧所在。恰当的“比异”，正好可以看出两国的优点和不足，进而为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尊重奠定基础。
【关键词】新型大国关系 比异与求同 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4）01-0026-13
中国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探路者和先行者。新型大国关系虽然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一个概念，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外交实践中，中国一直在国际关系中探索与大国特别是俄罗斯（前苏联）和美国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中俄（苏）关系历经坎坷和磨合，现在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典范，是维护国际和平的关键力量。就中美关系而言，准确地说，中美两国自建交以来就一直在摸索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探索已历经了30多年而未止。
2012年底以来，中美两国首脑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视，使得这个概念迅速升温为中美关系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围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讨论多从“求同”视角出发，力图通过发掘两国关系中的共同因素和交集所在，推动合作潜力和空间的扩大。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思考途径。然而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的差异性却不可低估，有些差异甚至是根本性的。突出差异并非否定两国合作的可能性，而是强调在正视和摆正差异前提下如何深化合作。因此，中美之间既要求同，也要比“异”。求同是为了寻找共同合作的基础，比“异”是为了使各自更冷静地思考自己和对方。实际上，在比“异”的基础上求“同”，也正是40多年前《中美上海公报》得以签署的智慧所在。恰当的“比异”，正好可以看出两国的优点和不足，进而为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尊重奠定基础。本文在“比异”的基础上认识和思考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希望能够为时下学界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提供一个补充。
一、历史与规律
同样的事情重复发生，背后必有规律。人们对某种现象背后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受到时代和立场的局限的。大国关系交替背后有很多规律和可能性。有关守成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必然跳不出对抗的规律，多多少少被学界和一些国家夸大了；而且，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被一边倒地聚焦于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新兴大国“不守规则”、新兴大国“威胁论”上，这种学术舆论环境是不公平也不合常理的，具有误导性。在欧洲内部，大国关系曾经长期表现为以冲突方式来处理实力对比的变化问题；在西方崛起的历史上，长期以战争方式取得对其他世界的优势和支配地位，其崛起史很大意义上就是一部战争和扩张史；在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中，美国自身同样是通过战争方式确立、并惯常以战争或战争威胁方式来护持自己的霸权地位的。
按照这种建立在地区国际政治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规律研判中国未必有效。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经验要复杂得多。西方需要学习中国历史，才能够为其与中国打交道找到新的坐标；反过来，中国也需要跳出西方中心论的偏狭，向西方将自己近代以来中外关系历史讲清楚，帮助别人理解中国与世界的特殊关系。这对崛起中的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都是极为必要的。
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渴望以平等一员的身份参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想要平等，但别人不给你平等。1919年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正待遇粉碎了一大批中国浪漫主义知识分子对列强的幻想。20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很大意义上是由20世纪前20年的重大事件决定的。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100年后回顾这场战争，对我们向前看也许不乏意义。今天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后来的历史至少产生三大影响：其一，俄国十月革命，反抗的是资本主义体系；其二，德国在屈辱中东山再起，反抗的是凡尔赛体系，以致走向极端；其三，中国一大批仁人志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上革命建国的道路，反抗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体系。
在国际体系的变革进程中，中国的作用和意义至少有四个方面被低估了；不了解这四个方面，外人将很难理解中国崛起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前景。第一，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被低估了；第二，中国革命的胜利对战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和非殖民化运动的示范和启蒙效应未受到重视；第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脱离美苏对抗的两极阵营对推动冷战结束的意义被低估了；第四，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以和平方式致力于国际体系改革的意义也很少被重视。
中国与国际体系故事的主线，是从一个国际体系的受害者，到通过自强不息成为参与并推动国际体系改革的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一直是在与各国合作但是又以不同以往的方式在为国际体系改进作贡献。中国显然在以与过去大国不同的方式塑造自己与国际体系的全新关系。世界上许多国家担心中国会成为第二个美国，中国如果盲目学习美国崛起的道路，追求与美国道路之“同”，中美之外的国家会怀疑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因为“更像”美国，也必然会和美国同位竞争而发生冲突。从比“异”意义上，新型大国关系还应该重视对中国这样的“新型大国”的研究。那么，在何种意义上说中国是一种新型大国呢？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四个因素值得注意。 第一，中国制度的节制属性。中国的和平外交并不只是外交修辞，实际上更多地植根于中国的制度。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与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的会谈中，面对对方有关中国是否会侵略扩张搞殖民主义的疑虑，从制度层面上进行了解惑：“我们曾受过殖民主义的祸害，我们也看到了殖民主义的失败，我们怎能走殖民主义的老路去侵略别人呢？这是不许可的。这是我们国家的制度和政策所不许可的。……这一点已经成为我们规定在宪法里的基本政策。……一个在从事和平建设、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国内各民族平等、人民享受民主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殖民主义和侵略思想的，因为被制度和政策限制住了。朋友们也许会想，这只是现在，你们现在还不强，强大以后你们的制度是否保险？中国人民懂得，不仅要有目前的制度，而且这制度还要不断改进，这样就不可能发生那种危险。” 本文不对中国制度与外交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但是中国制度背后的伟大精神应该值得关注。中国制度体系背后的伟大精神是“公”，确保了“公道”理念最大程度地贯穿于治国理政、制度设计、内外政策实践中。“私道”支配的制度，政治因被财团绑架，极易成为财团谋取私利的工具，外交无论在逻辑还是实践上都更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
第二，中国制度的节制与和平属性可以从中国现代化道路实践中得到启示。中国的现代化一直是在以内部制度创新而不是对外扩张转嫁危机的方式消化压力，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过去大国武力扩张的道路。人类近代以来的大国成长历史上难以找到第二个这样的例子，在其现代化历程中以自我创新的方式完成和平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中国在确保军事力量用于国家领土、主权、安全的防御以外，没有参加国际军备竞赛，从而保证财政资源更多地投向民生。历史上许多新兴大国几乎都参与到军备竞赛中，守成大国几乎都迷信黩武主义思想，使得暴力文化成为大国关系的一种氛围和风气，或者一种大国国际政治文化。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以中道思维而不是结盟思维与大国开展外交，这有助于打破历史上大国关系结盟制衡最终走向结盟对抗冲突的规律。中国官方的外交话语中经常会出现“中国是世界上维护和平的关键力量”这句话。国际关系学界对这句话的学理解读还不够。历史上大国关系走向对抗无不先从追求结盟开始。“结伴不结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原则，中国认为结盟是旧时代国际政治的一大缺陷，中国也不支持或反对任何国家领土被他国所用，作为威胁第三国安全的基地。大国关系一旦形成结盟态势，彼此拉帮结派，世界一定会分裂，中小国家将被夹在结盟对抗的大国之间，左右为难。这也正是历史上大国关系和大小国家关系的悲剧。中国作为一个新型大国，坚持可贵的“中道”理念，维护国际团结特别是大国团结，从而成为突破西方历史上大国冲突规律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四，中国历史文化中“报”的含义是丰富的，外人对此若不理解，也很难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走势。总的来说，西方文化中合作的理念主要基于“一报还一报”，少有“以德报怨”的内涵。西方战争史中有无数的“一报还一报”的例子；其社会科学中对合作的研究，主要基于“一报还一报”的逻辑，认为无此则合作难以演进，有此则合作可以延续。中国历史文化中也有“一报还一报”的内容，但绝少“恩将仇报”的事例，同时还有被大大忽视的“以德报怨”的内容。“以德报怨”是一种宽恕，它比宽容的内涵要更广泛。有人对中国崛起过程中始终在国民中进行的“百年国耻”教育不无担忧，其以“一报还一报”的逻辑来理解来推导中国，认为中国强大了会因此而复仇。 这种理解是单向度和肤浅的。中国确实曾经是国际体系的受害者，但中国的理解是，唯有此经历，才知道不能再像他国过去那样加害于人。中国对强大的理解如中国武学的真谛一样，是“不被欺负”，而不是以力胁迫人，去“欺负别人”，中国在道义上接受不了大国强国随意欺负小国的“失德”行径。当然，“以德报怨”绝不意味着牺牲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利益。从此意义上说，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如果顺着美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一报还一报”逻辑讲中国的和平发展理论，别人一定认为你强大了会欺负他国，这也是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构建必须超越美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局限的迫切意义所在。
大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比较和比“异”，至少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中国作为旧国际体系的受害者，以正面心态和行动参与国际体系的和平变革；二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使其更接近一个新型大国去思考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其中，共生而不是对抗是中国作为一个新型大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支配逻辑，这也是中国在努力为新型大国树立的一根标杆。因此，如果从两国集团或者“中国更像美国一样行事”的思路去理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两国之间既可能出现同质竞争带来的冲突，其他国家对这种新型大国关系也会心存疑虑和不安。当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单方面取决于中国是新型大国，也取决于美国是否有向新型大国转化的潜能，如此才能共同打破大国冲突的历史规律，一起走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这需要美国做出艰难的改革，美国确实需要改革，以体现出其作为大国的责任所在。后文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国内政治部分将对此作进一步讨论。
二、秩序与道路
对比美国与国际体系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两国参与国际体系建设的道路有很大差异；其实，彼此对秩序的理解也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也是美国学界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应该回避彼此对世界秩序理解的不同，委屈求同，似乎也不是两国的性格。美国声称维护的是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中国要构建的是一种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中国文明始终存在一种倔强固执的基因和尊严，就是从来不甘寄托在别人的文明羽翼下。美国作为世界大国，自然也不会放弃其苦心建构起来的所谓自由民主世界秩序。不管是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观还是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观，这两种秩序观还与两个大国国内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一致的，都有根深蒂固的国内基础。
中国暂时还没有形成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比较来说，美国已以自己为中心建立了一个以军事联盟、金融、经贸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或霸权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但并不局限于此。中国的崛起在改变世界过去中心—外围的国际经济结构，世界经济中心两百多年来首次出现从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东移的趋势，世界经济的地理格局在一定意义上呈现两个中心两个体系的特征，也即传统的以发达国家为中心所形成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中心—外围寄生型经济体系，以及中国作为关键的新型新兴大国，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或新兴经济体构成的共生型经济体系，中国已成为世界上128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后一种体系既深深参与到前一种体系中，但又保持着较大的独立性；两种体系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口参与工业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有利于巩固后一种体系，同时会削弱前一种体系。这是当前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的一大深刻变化。中国同时与两个体系有分寸地打交道，并从中受益，避免两个体系的对立和冲突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处理好与两个体系的关系并稳固经营和壮大后一种体系，是中国在新时期的战略机遇和条件所在。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秩序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是美国秩序的全面胜利。相反，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推行的世界秩序表现不佳，在走下坡路。美国一直声称其构建及维护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美国崛起以来的几乎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法律、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历史等，都是在论证这一秩序，这一知识体系因为名实不符，现在遇到危机。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观多少带有一点神学色彩，采取二元对立的思维看世界，将世界分为好的与坏的、自由民主与非自由民主的两部分。想要别人做到的，自己必先要做到。欲占领国际道德制高点，自己必先要成为道德楷模，否则就应该独善其身，将自己的事情做好，成为君子之国，礼仪之邦，然后再兼济天下。21世纪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一系列事件，例如关塔那摩虐囚、量化宽松、华尔街庞氏骗局、网络监听、无人机滥用、阿富汗战争、“阿拉伯之春”、利比亚干涉、叙利亚干涉等一系列事件，让美国的秩序观和信誉大受损失，让人感受到美国说的和做的原来差距那么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曾经竭力要求别国做到的那些所谓自由民主标准，正成为别国用以嘲讽美国国内政治的标准。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世界秩序观要更为务实、更为现实。务实和现实并非唯利是图，也非重利轻义，而是实事求是。中国人对世界、对多样文明一直存有敬畏之心。美国认为自己的技术文明优越，中国认为自己的文明悠久。认为自己文明优越的国家容易在对外关系中产生优劣卑贱的观念，认为自己文明悠久的国家容易欣赏别人、尊重别人。文明观的差异，使得中国人从来不把别人想象得和自己一样，也从来不理想化地要把别人变得和自己一样，否则就会犯错误。中国崛起以后，世界上很关注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从新中国外交理念和实践看，中国希望建设的是一种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这种秩序观并没有抽象偏狭的口号，核心内容大致是各国及其人民之间要做到政治互信、经济互利、社会互助、文化互鉴。要做到这一点，公道、共生、包容、有序、协商、共赢等价值就变得很重要。
中美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和实践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秩序观。在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观念中，一个“为公”的天下或者“为公”的国际关系秩序，自然得有“为公”之道。美国的干涉旗号会打上“私道”色彩的“人道”，但是中国人看问题却会认为，没有“公道”，怎么能实现“人道”呢？当今国际关系是有“公道”的衡量之器的，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基本原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都是国际关系基本秩序之“公道”。叙利亚之所以在个别外来势力影响下出现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恰恰是这些外来势力不能秉公行事的结果。叙利亚问题不单是个内政问题，它之所以为大国所关切，是因为一些国家在叙利亚问题上频繁试探和突破主权国际秩序的底线问题，其危险性不仅影响到中东地区政治，更重要的是一旦主权国际秩序被打破，干涉的大门一旦被打开，遭殃的将不只是叙利亚，而可能是更多的小国。一种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内容之一是大国不该随意欺负小国。叙利亚问题让人想起一战前的摩洛哥危机，二战前捷克的苏台德问题，以及冷战结束不久的科索沃问题。
一种世界秩序是否一定以一国价值和制度标准来规范、统一他国，是存问存疑的。在一个多样文明和价值的世界中，学会与他国他人共处共生，而不是以自己的价值指导别人，教训别人，是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中美两国在世界秩序的方向和内容上存在着不同。但是不同并不必然意味着冲突，相同也不必然意味着就会合作。在彼此孤立的世界中，志同才有道合，道同才可为谋。不过，在一个多样多道而又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大国要学会与不同道者合作，在比“异”中相互改进，可能更为必要。
中国改革实践中的和谐思维或许能为中美世界秩序观念之差提供一条和谐的出路。笔者曾用“中国式增量改进”来概括中国的和谐思维。 比较而言，中美世界秩序观念尽管存在不同，但并非是你死我活的不同，因而不宜以冷战思维待之。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美国不需要担忧中国的秩序观会对美国秩序观构成替代。因为本质上，中美两国的世界秩序观都存在能力缺陷，美国有实力，但是缺道义资源，中国有道义资源，但是还缺少足够的实力。比“异”并非是为了寻求对立，用对立的观点看到中美两国的世界秩序观念是不够的。双方在增量改进上形成共识，比单纯的求同可能更有利于促进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三、国内政治
中美两国都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两国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会受制于来自国内的挑战。在过去的40多年中，国内问题始终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应对的问题。两国都要适应彼此的国内政治，而不应该试图改变对方的国内政治。
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国内政治支持。美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自然认为国内政治制度的不同会成为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这套理论会进一步认为，只有彼此都实行美国标准的国内民主政治，才会真正促进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在民主和平论学说中，唯有国内制度的同质，才能奠定稳固且良好的双边合作关系。这种学说使得外交和战略学家产生一种期待甚至幻想，也即如果中国变得和美国一样，那么两国才能真正构建好新型大国关系。这个问题从中国角度来看则是不一样的。中国在思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时，并不认为国内制度的差异会成为健康稳定长期发展的双边关系的决定性阻碍力量，更没有天真地在美国制度会变得与中国一样的设想下去思考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国际政治的原理来说，各国国内政治的差异是绝对的，但这并不妨碍国家之间发展友好合作的关系。试图消除国内政治差异，追求在同质的国内政治下形成一个共同体或者良好的双边关系，是理想主义的。而在国际政治实践中，浪漫化的理想主义往往比其他任何理论所指导的实践都更容易犯更大错误。一旦一个大国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将他国内政的改造作为实现良好关系的前提，其外交上一定容易犯错误。美国外交在过去犯过无数类似的错误，中国在其强大过程中必须引以为戒。
因此，中美国内政治制度的不同不应该被夸大为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障碍。这并不否定国内政治变化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中的作用，两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的变化确实会对外交的取向产生很大的影响。 很少有人会把美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作为认识美国的一个假设条件。但这似乎正在成为一个问题。设想一下，美国面临着国内改革的一些长远挑战，是否会使其进入一个漫长的战略收缩期？经济重心南移提出的南北矛盾问题，人口增加和族群结构变化带来的拉美化和亚洲化，政治制度的极化，意识形态教条化，这些因素都可能使美国变得更内向而不是更外向。第一，美国政治极化提出的政治改革议题。美国最近的国内政治表明，政治极化现象让世界对美国能否像其所声称的那样领导世界表示出怀疑。第二，美国是世界上典型的“拼成”的国家而不是自然成长起来的国家。根据2010年美国的人口统计，全美少数族裔人口总数达1.12亿，占人口总数的36%。全美3143个县中，有348个县白人已成少数族裔。按照过去几个十年美国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到2050年美国人口将达到5-6亿。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美国南部的“拉丁美洲化”和西部的“亚洲化”趋势在加强。美国人口以及人口结构的长期变化趋势对其国家治理体系的影响是全面和深远的。第三，美国呈现经济南移以及人口南移趋势，南方以得克萨斯为代表的州得益于石化等工业，其经济受金融危机冲击小，表现出色。南北经济的对比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会带来美国南北关系的微妙变化，有学者甚至将其上升到美国未来的南北矛盾问题层面，思考其对美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影响。
上述趋势会加深世界对美国国内政治不确定性的担忧。内政愈益成为束缚美国在世界上行动的重要因素，2013年奥巴马因为政府关门事件缺席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和东亚峰会，就是一个例子。与不确定的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变化相比，中国的国家发展要更为确定。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以来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国家发展的蓝图和阶段性目标进行了准确的定位。各国对照中国的发展蓝图，按照自己与中国的比较优势，很容易找到对华关系的合作点。中国的确定性还在于，中国制度提供了内外承诺上的稳定性和预期性。世界各国与中国打交道的成本，与那些分权制国家国内政治经常出现的内外政策上的反复无常相比，显然更低。
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同样离不开国内社会民意支持。建交以来，中美两国关系在政府层面不乏磕磕碰碰。但是在社会交往层面，商业和民间往来一直保持增量发展的态势。经济利益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社会民意联系成为两国关系的黏合剂。在美苏两极政治中，美国和苏联的经贸往来很少，双方的社会人文交流也很沉闷。从这个角度讲，用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来简单地比拟中美关系是不准确的。如果说美苏关系是“你中无我，我中无你”的关系的话，那么现在的中美关系是实实在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以往许多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间关系所不具备的。这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积极和乐观的一面。
两国关系的联系纽带已经使任何极端想法都不具备可能性，但是联系纽带又没有强大到消弭两国民间时而存在的“中美必有冲突”的论调。美国军事重返亚太加剧了此论调，其在亚太地区频繁的军演尤其是在南海和钓鱼岛问题上的不公正表态，在中国国内产生了较大的舆论反应，使美国在中国失去了不少软实力。
新型大国关系的社会民意支持并非只是两国老百姓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中获得多少好处这个问题，关键是双方在民众有关两国关系的教育上要有好的改进举措。在社会信息化时代，媒体在塑造两国老百姓的彼此认知上起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两国建交以后，中国率先放弃了冷战色彩的对美报道形式，中国的官方媒体不再像建交前那样，对美国政治、外交、制度、发展道路、生活方式进行公开的批评，对美国的批评主要局限在当美国直接损害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安全、政治制度、核心价值等议题时所做的回应性批评，如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美国对中国人权的歪曲报道、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表态等。除此之外，中国官方媒体基本上以善意的态度报道美国。在民间教育层面，中国将英语作为国民第一外语，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软实力和文化资源，这是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的巨大文化和语言红利。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像中国这样将英语提升到如此之高的地位。英语在中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绝对主导地位，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中国人本来应有的依靠多元外来信息客观平衡看世界的眼光。中国人看世界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英语的依赖，从而影响到独立判断的能力。中国国内目前关于英语在高考中地位的讨论，也反映了这一对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的担忧。
比较起来，美国至少还没有从冷战国际关系教育观中走出来。冷战思维在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中近乎一种常态，与中国有关的艺术、电影、文学作品、社会科学研究、新闻报道等所有潜在影响到国民对中国认知的教育形式，仍然带有很强的主观和先入为主的色彩。美国主流媒体更是惯于居高临下地以批评的口吻报道中国。美国主流媒体还没有从冷战的教条思维中解放出来，其正在成为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思想负担，也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舆论阻碍因素所在。
结 论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动态和相互的过程。新型大国关系首先需要思维观念上的突破。当彼此只停留在权力交接的思维上看待新型大国关系时，守成国家因为担忧自己的地位被新型大国所取代，会自然采取遏制战略回应新兴大国的崛起；当任何一方以指望“对方变得和自己一样”的思维看待新型大国关系时，相互干涉而不是相互尊重就会主导双边关系；当以两国集团思维看新型大国关系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会使两国被世界所孤立；而当以结盟思维看新型大国关系时，中美之间很可能因为各自寻求结盟阵营而使世界再次对立起来。
本文认为中美之间积累了较为牢固的合作基础，双方的合作逐步产生了惯性效应。本文从比“异”的角度，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差异因素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比“异”并非为了强调和论证双方合作的不可能性，比“异”恰恰是让双方认识到唯有在相互尊重根本性的差异基础上，才可望构建一种“比异”齐飞、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收稿日期：2013-12-22]
[责任编辑：张 春]
【关键词】新型大国关系 比异与求同 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4）01-0026-13
中国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探路者和先行者。新型大国关系虽然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一个概念，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外交实践中，中国一直在国际关系中探索与大国特别是俄罗斯（前苏联）和美国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中俄（苏）关系历经坎坷和磨合，现在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典范，是维护国际和平的关键力量。就中美关系而言，准确地说，中美两国自建交以来就一直在摸索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探索已历经了30多年而未止。
2012年底以来，中美两国首脑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视，使得这个概念迅速升温为中美关系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围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讨论多从“求同”视角出发，力图通过发掘两国关系中的共同因素和交集所在，推动合作潜力和空间的扩大。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思考途径。然而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的差异性却不可低估，有些差异甚至是根本性的。突出差异并非否定两国合作的可能性，而是强调在正视和摆正差异前提下如何深化合作。因此，中美之间既要求同，也要比“异”。求同是为了寻找共同合作的基础，比“异”是为了使各自更冷静地思考自己和对方。实际上，在比“异”的基础上求“同”，也正是40多年前《中美上海公报》得以签署的智慧所在。恰当的“比异”，正好可以看出两国的优点和不足，进而为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尊重奠定基础。本文在“比异”的基础上认识和思考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希望能够为时下学界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提供一个补充。
一、历史与规律
同样的事情重复发生，背后必有规律。人们对某种现象背后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受到时代和立场的局限的。大国关系交替背后有很多规律和可能性。有关守成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必然跳不出对抗的规律，多多少少被学界和一些国家夸大了；而且，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被一边倒地聚焦于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新兴大国“不守规则”、新兴大国“威胁论”上，这种学术舆论环境是不公平也不合常理的，具有误导性。在欧洲内部，大国关系曾经长期表现为以冲突方式来处理实力对比的变化问题；在西方崛起的历史上，长期以战争方式取得对其他世界的优势和支配地位，其崛起史很大意义上就是一部战争和扩张史；在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中，美国自身同样是通过战争方式确立、并惯常以战争或战争威胁方式来护持自己的霸权地位的。
按照这种建立在地区国际政治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规律研判中国未必有效。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经验要复杂得多。西方需要学习中国历史，才能够为其与中国打交道找到新的坐标；反过来，中国也需要跳出西方中心论的偏狭，向西方将自己近代以来中外关系历史讲清楚，帮助别人理解中国与世界的特殊关系。这对崛起中的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都是极为必要的。
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渴望以平等一员的身份参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想要平等，但别人不给你平等。1919年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正待遇粉碎了一大批中国浪漫主义知识分子对列强的幻想。20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很大意义上是由20世纪前20年的重大事件决定的。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100年后回顾这场战争，对我们向前看也许不乏意义。今天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后来的历史至少产生三大影响：其一，俄国十月革命，反抗的是资本主义体系；其二，德国在屈辱中东山再起，反抗的是凡尔赛体系，以致走向极端；其三，中国一大批仁人志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上革命建国的道路，反抗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体系。
在国际体系的变革进程中，中国的作用和意义至少有四个方面被低估了；不了解这四个方面，外人将很难理解中国崛起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前景。第一，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被低估了；第二，中国革命的胜利对战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和非殖民化运动的示范和启蒙效应未受到重视；第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脱离美苏对抗的两极阵营对推动冷战结束的意义被低估了；第四，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以和平方式致力于国际体系改革的意义也很少被重视。
中国与国际体系故事的主线，是从一个国际体系的受害者，到通过自强不息成为参与并推动国际体系改革的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一直是在与各国合作但是又以不同以往的方式在为国际体系改进作贡献。中国显然在以与过去大国不同的方式塑造自己与国际体系的全新关系。世界上许多国家担心中国会成为第二个美国，中国如果盲目学习美国崛起的道路，追求与美国道路之“同”，中美之外的国家会怀疑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因为“更像”美国，也必然会和美国同位竞争而发生冲突。从比“异”意义上，新型大国关系还应该重视对中国这样的“新型大国”的研究。那么，在何种意义上说中国是一种新型大国呢？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四个因素值得注意。 第一，中国制度的节制属性。中国的和平外交并不只是外交修辞，实际上更多地植根于中国的制度。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与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的会谈中，面对对方有关中国是否会侵略扩张搞殖民主义的疑虑，从制度层面上进行了解惑：“我们曾受过殖民主义的祸害，我们也看到了殖民主义的失败，我们怎能走殖民主义的老路去侵略别人呢？这是不许可的。这是我们国家的制度和政策所不许可的。……这一点已经成为我们规定在宪法里的基本政策。……一个在从事和平建设、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国内各民族平等、人民享受民主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殖民主义和侵略思想的，因为被制度和政策限制住了。朋友们也许会想，这只是现在，你们现在还不强，强大以后你们的制度是否保险？中国人民懂得，不仅要有目前的制度，而且这制度还要不断改进，这样就不可能发生那种危险。” 本文不对中国制度与外交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但是中国制度背后的伟大精神应该值得关注。中国制度体系背后的伟大精神是“公”，确保了“公道”理念最大程度地贯穿于治国理政、制度设计、内外政策实践中。“私道”支配的制度，政治因被财团绑架，极易成为财团谋取私利的工具，外交无论在逻辑还是实践上都更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
第二，中国制度的节制与和平属性可以从中国现代化道路实践中得到启示。中国的现代化一直是在以内部制度创新而不是对外扩张转嫁危机的方式消化压力，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过去大国武力扩张的道路。人类近代以来的大国成长历史上难以找到第二个这样的例子，在其现代化历程中以自我创新的方式完成和平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中国在确保军事力量用于国家领土、主权、安全的防御以外，没有参加国际军备竞赛，从而保证财政资源更多地投向民生。历史上许多新兴大国几乎都参与到军备竞赛中，守成大国几乎都迷信黩武主义思想，使得暴力文化成为大国关系的一种氛围和风气，或者一种大国国际政治文化。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以中道思维而不是结盟思维与大国开展外交，这有助于打破历史上大国关系结盟制衡最终走向结盟对抗冲突的规律。中国官方的外交话语中经常会出现“中国是世界上维护和平的关键力量”这句话。国际关系学界对这句话的学理解读还不够。历史上大国关系走向对抗无不先从追求结盟开始。“结伴不结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原则，中国认为结盟是旧时代国际政治的一大缺陷，中国也不支持或反对任何国家领土被他国所用，作为威胁第三国安全的基地。大国关系一旦形成结盟态势，彼此拉帮结派，世界一定会分裂，中小国家将被夹在结盟对抗的大国之间，左右为难。这也正是历史上大国关系和大小国家关系的悲剧。中国作为一个新型大国，坚持可贵的“中道”理念，维护国际团结特别是大国团结，从而成为突破西方历史上大国冲突规律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四，中国历史文化中“报”的含义是丰富的，外人对此若不理解，也很难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走势。总的来说，西方文化中合作的理念主要基于“一报还一报”，少有“以德报怨”的内涵。西方战争史中有无数的“一报还一报”的例子；其社会科学中对合作的研究，主要基于“一报还一报”的逻辑，认为无此则合作难以演进，有此则合作可以延续。中国历史文化中也有“一报还一报”的内容，但绝少“恩将仇报”的事例，同时还有被大大忽视的“以德报怨”的内容。“以德报怨”是一种宽恕，它比宽容的内涵要更广泛。有人对中国崛起过程中始终在国民中进行的“百年国耻”教育不无担忧，其以“一报还一报”的逻辑来理解来推导中国，认为中国强大了会因此而复仇。 这种理解是单向度和肤浅的。中国确实曾经是国际体系的受害者，但中国的理解是，唯有此经历，才知道不能再像他国过去那样加害于人。中国对强大的理解如中国武学的真谛一样，是“不被欺负”，而不是以力胁迫人，去“欺负别人”，中国在道义上接受不了大国强国随意欺负小国的“失德”行径。当然，“以德报怨”绝不意味着牺牲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利益。从此意义上说，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如果顺着美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一报还一报”逻辑讲中国的和平发展理论，别人一定认为你强大了会欺负他国，这也是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构建必须超越美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局限的迫切意义所在。
大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比较和比“异”，至少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中国作为旧国际体系的受害者，以正面心态和行动参与国际体系的和平变革；二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使其更接近一个新型大国去思考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其中，共生而不是对抗是中国作为一个新型大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支配逻辑，这也是中国在努力为新型大国树立的一根标杆。因此，如果从两国集团或者“中国更像美国一样行事”的思路去理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两国之间既可能出现同质竞争带来的冲突，其他国家对这种新型大国关系也会心存疑虑和不安。当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单方面取决于中国是新型大国，也取决于美国是否有向新型大国转化的潜能，如此才能共同打破大国冲突的历史规律，一起走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这需要美国做出艰难的改革，美国确实需要改革，以体现出其作为大国的责任所在。后文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国内政治部分将对此作进一步讨论。
二、秩序与道路
对比美国与国际体系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两国参与国际体系建设的道路有很大差异；其实，彼此对秩序的理解也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也是美国学界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应该回避彼此对世界秩序理解的不同，委屈求同，似乎也不是两国的性格。美国声称维护的是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中国要构建的是一种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中国文明始终存在一种倔强固执的基因和尊严，就是从来不甘寄托在别人的文明羽翼下。美国作为世界大国，自然也不会放弃其苦心建构起来的所谓自由民主世界秩序。不管是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观还是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观，这两种秩序观还与两个大国国内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一致的，都有根深蒂固的国内基础。
中国暂时还没有形成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比较来说，美国已以自己为中心建立了一个以军事联盟、金融、经贸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或霸权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但并不局限于此。中国的崛起在改变世界过去中心—外围的国际经济结构，世界经济中心两百多年来首次出现从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东移的趋势，世界经济的地理格局在一定意义上呈现两个中心两个体系的特征，也即传统的以发达国家为中心所形成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中心—外围寄生型经济体系，以及中国作为关键的新型新兴大国，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或新兴经济体构成的共生型经济体系，中国已成为世界上128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后一种体系既深深参与到前一种体系中，但又保持着较大的独立性；两种体系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口参与工业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有利于巩固后一种体系，同时会削弱前一种体系。这是当前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的一大深刻变化。中国同时与两个体系有分寸地打交道，并从中受益，避免两个体系的对立和冲突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处理好与两个体系的关系并稳固经营和壮大后一种体系，是中国在新时期的战略机遇和条件所在。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秩序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是美国秩序的全面胜利。相反，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推行的世界秩序表现不佳，在走下坡路。美国一直声称其构建及维护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美国崛起以来的几乎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法律、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历史等，都是在论证这一秩序，这一知识体系因为名实不符，现在遇到危机。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观多少带有一点神学色彩，采取二元对立的思维看世界，将世界分为好的与坏的、自由民主与非自由民主的两部分。想要别人做到的，自己必先要做到。欲占领国际道德制高点，自己必先要成为道德楷模，否则就应该独善其身，将自己的事情做好，成为君子之国，礼仪之邦，然后再兼济天下。21世纪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一系列事件，例如关塔那摩虐囚、量化宽松、华尔街庞氏骗局、网络监听、无人机滥用、阿富汗战争、“阿拉伯之春”、利比亚干涉、叙利亚干涉等一系列事件，让美国的秩序观和信誉大受损失，让人感受到美国说的和做的原来差距那么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曾经竭力要求别国做到的那些所谓自由民主标准，正成为别国用以嘲讽美国国内政治的标准。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世界秩序观要更为务实、更为现实。务实和现实并非唯利是图，也非重利轻义，而是实事求是。中国人对世界、对多样文明一直存有敬畏之心。美国认为自己的技术文明优越，中国认为自己的文明悠久。认为自己文明优越的国家容易在对外关系中产生优劣卑贱的观念，认为自己文明悠久的国家容易欣赏别人、尊重别人。文明观的差异，使得中国人从来不把别人想象得和自己一样，也从来不理想化地要把别人变得和自己一样，否则就会犯错误。中国崛起以后，世界上很关注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从新中国外交理念和实践看，中国希望建设的是一种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这种秩序观并没有抽象偏狭的口号，核心内容大致是各国及其人民之间要做到政治互信、经济互利、社会互助、文化互鉴。要做到这一点，公道、共生、包容、有序、协商、共赢等价值就变得很重要。
中美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和实践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秩序观。在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观念中，一个“为公”的天下或者“为公”的国际关系秩序，自然得有“为公”之道。美国的干涉旗号会打上“私道”色彩的“人道”，但是中国人看问题却会认为，没有“公道”，怎么能实现“人道”呢？当今国际关系是有“公道”的衡量之器的，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基本原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都是国际关系基本秩序之“公道”。叙利亚之所以在个别外来势力影响下出现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恰恰是这些外来势力不能秉公行事的结果。叙利亚问题不单是个内政问题，它之所以为大国所关切，是因为一些国家在叙利亚问题上频繁试探和突破主权国际秩序的底线问题，其危险性不仅影响到中东地区政治，更重要的是一旦主权国际秩序被打破，干涉的大门一旦被打开，遭殃的将不只是叙利亚，而可能是更多的小国。一种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内容之一是大国不该随意欺负小国。叙利亚问题让人想起一战前的摩洛哥危机，二战前捷克的苏台德问题，以及冷战结束不久的科索沃问题。
一种世界秩序是否一定以一国价值和制度标准来规范、统一他国，是存问存疑的。在一个多样文明和价值的世界中，学会与他国他人共处共生，而不是以自己的价值指导别人，教训别人，是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中美两国在世界秩序的方向和内容上存在着不同。但是不同并不必然意味着冲突，相同也不必然意味着就会合作。在彼此孤立的世界中，志同才有道合，道同才可为谋。不过，在一个多样多道而又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大国要学会与不同道者合作，在比“异”中相互改进，可能更为必要。
中国改革实践中的和谐思维或许能为中美世界秩序观念之差提供一条和谐的出路。笔者曾用“中国式增量改进”来概括中国的和谐思维。 比较而言，中美世界秩序观念尽管存在不同，但并非是你死我活的不同，因而不宜以冷战思维待之。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美国不需要担忧中国的秩序观会对美国秩序观构成替代。因为本质上，中美两国的世界秩序观都存在能力缺陷，美国有实力，但是缺道义资源，中国有道义资源，但是还缺少足够的实力。比“异”并非是为了寻求对立，用对立的观点看到中美两国的世界秩序观念是不够的。双方在增量改进上形成共识，比单纯的求同可能更有利于促进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三、国内政治
中美两国都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两国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会受制于来自国内的挑战。在过去的40多年中，国内问题始终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应对的问题。两国都要适应彼此的国内政治，而不应该试图改变对方的国内政治。
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国内政治支持。美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自然认为国内政治制度的不同会成为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这套理论会进一步认为，只有彼此都实行美国标准的国内民主政治，才会真正促进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在民主和平论学说中，唯有国内制度的同质，才能奠定稳固且良好的双边合作关系。这种学说使得外交和战略学家产生一种期待甚至幻想，也即如果中国变得和美国一样，那么两国才能真正构建好新型大国关系。这个问题从中国角度来看则是不一样的。中国在思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时，并不认为国内制度的差异会成为健康稳定长期发展的双边关系的决定性阻碍力量，更没有天真地在美国制度会变得与中国一样的设想下去思考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国际政治的原理来说，各国国内政治的差异是绝对的，但这并不妨碍国家之间发展友好合作的关系。试图消除国内政治差异，追求在同质的国内政治下形成一个共同体或者良好的双边关系，是理想主义的。而在国际政治实践中，浪漫化的理想主义往往比其他任何理论所指导的实践都更容易犯更大错误。一旦一个大国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将他国内政的改造作为实现良好关系的前提，其外交上一定容易犯错误。美国外交在过去犯过无数类似的错误，中国在其强大过程中必须引以为戒。
因此，中美国内政治制度的不同不应该被夸大为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障碍。这并不否定国内政治变化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中的作用，两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的变化确实会对外交的取向产生很大的影响。 很少有人会把美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作为认识美国的一个假设条件。但这似乎正在成为一个问题。设想一下，美国面临着国内改革的一些长远挑战，是否会使其进入一个漫长的战略收缩期？经济重心南移提出的南北矛盾问题，人口增加和族群结构变化带来的拉美化和亚洲化，政治制度的极化，意识形态教条化，这些因素都可能使美国变得更内向而不是更外向。第一，美国政治极化提出的政治改革议题。美国最近的国内政治表明，政治极化现象让世界对美国能否像其所声称的那样领导世界表示出怀疑。第二，美国是世界上典型的“拼成”的国家而不是自然成长起来的国家。根据2010年美国的人口统计，全美少数族裔人口总数达1.12亿，占人口总数的36%。全美3143个县中，有348个县白人已成少数族裔。按照过去几个十年美国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到2050年美国人口将达到5-6亿。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美国南部的“拉丁美洲化”和西部的“亚洲化”趋势在加强。美国人口以及人口结构的长期变化趋势对其国家治理体系的影响是全面和深远的。第三，美国呈现经济南移以及人口南移趋势，南方以得克萨斯为代表的州得益于石化等工业，其经济受金融危机冲击小，表现出色。南北经济的对比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会带来美国南北关系的微妙变化，有学者甚至将其上升到美国未来的南北矛盾问题层面，思考其对美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影响。
上述趋势会加深世界对美国国内政治不确定性的担忧。内政愈益成为束缚美国在世界上行动的重要因素，2013年奥巴马因为政府关门事件缺席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和东亚峰会，就是一个例子。与不确定的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变化相比，中国的国家发展要更为确定。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以来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国家发展的蓝图和阶段性目标进行了准确的定位。各国对照中国的发展蓝图，按照自己与中国的比较优势，很容易找到对华关系的合作点。中国的确定性还在于，中国制度提供了内外承诺上的稳定性和预期性。世界各国与中国打交道的成本，与那些分权制国家国内政治经常出现的内外政策上的反复无常相比，显然更低。
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同样离不开国内社会民意支持。建交以来，中美两国关系在政府层面不乏磕磕碰碰。但是在社会交往层面，商业和民间往来一直保持增量发展的态势。经济利益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社会民意联系成为两国关系的黏合剂。在美苏两极政治中，美国和苏联的经贸往来很少，双方的社会人文交流也很沉闷。从这个角度讲，用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来简单地比拟中美关系是不准确的。如果说美苏关系是“你中无我，我中无你”的关系的话，那么现在的中美关系是实实在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以往许多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间关系所不具备的。这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积极和乐观的一面。
两国关系的联系纽带已经使任何极端想法都不具备可能性，但是联系纽带又没有强大到消弭两国民间时而存在的“中美必有冲突”的论调。美国军事重返亚太加剧了此论调，其在亚太地区频繁的军演尤其是在南海和钓鱼岛问题上的不公正表态，在中国国内产生了较大的舆论反应，使美国在中国失去了不少软实力。
新型大国关系的社会民意支持并非只是两国老百姓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中获得多少好处这个问题，关键是双方在民众有关两国关系的教育上要有好的改进举措。在社会信息化时代，媒体在塑造两国老百姓的彼此认知上起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两国建交以后，中国率先放弃了冷战色彩的对美报道形式，中国的官方媒体不再像建交前那样，对美国政治、外交、制度、发展道路、生活方式进行公开的批评，对美国的批评主要局限在当美国直接损害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安全、政治制度、核心价值等议题时所做的回应性批评，如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美国对中国人权的歪曲报道、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表态等。除此之外，中国官方媒体基本上以善意的态度报道美国。在民间教育层面，中国将英语作为国民第一外语，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软实力和文化资源，这是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的巨大文化和语言红利。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像中国这样将英语提升到如此之高的地位。英语在中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绝对主导地位，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中国人本来应有的依靠多元外来信息客观平衡看世界的眼光。中国人看世界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英语的依赖，从而影响到独立判断的能力。中国国内目前关于英语在高考中地位的讨论，也反映了这一对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的担忧。
比较起来，美国至少还没有从冷战国际关系教育观中走出来。冷战思维在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中近乎一种常态，与中国有关的艺术、电影、文学作品、社会科学研究、新闻报道等所有潜在影响到国民对中国认知的教育形式，仍然带有很强的主观和先入为主的色彩。美国主流媒体更是惯于居高临下地以批评的口吻报道中国。美国主流媒体还没有从冷战的教条思维中解放出来，其正在成为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思想负担，也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舆论阻碍因素所在。
结 论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动态和相互的过程。新型大国关系首先需要思维观念上的突破。当彼此只停留在权力交接的思维上看待新型大国关系时，守成国家因为担忧自己的地位被新型大国所取代，会自然采取遏制战略回应新兴大国的崛起；当任何一方以指望“对方变得和自己一样”的思维看待新型大国关系时，相互干涉而不是相互尊重就会主导双边关系；当以两国集团思维看新型大国关系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会使两国被世界所孤立；而当以结盟思维看新型大国关系时，中美之间很可能因为各自寻求结盟阵营而使世界再次对立起来。
本文认为中美之间积累了较为牢固的合作基础，双方的合作逐步产生了惯性效应。本文从比“异”的角度，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差异因素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比“异”并非为了强调和论证双方合作的不可能性，比“异”恰恰是让双方认识到唯有在相互尊重根本性的差异基础上，才可望构建一种“比异”齐飞、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收稿日期：2013-12-22]
[责任编辑：张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