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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周恩来年谱》（1898-1949）是这样记载周恩来1939年初皖南之行的：2月18日，和叶挺离开桂林，准备经赣北去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皖南，代表中共中央向新四军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以及加强新四军领导人的团结……，23日到达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3月14日离开云岭，赴浙江视察并检查东南地区中共地下党的工作。这就是说周恩来在云岭亲历亲为了20天。我们无需知道周恩来在这期间到底做了哪些工作，但我们必须知道周恩来的皖南之行，对新四军建设发展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笔者在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基础上，撰写了此文。
【关键词】新四军；建设发展；周恩来
在周恩来伟大一生的抗战篇章中，有这样一段皖南之行的记述：1939年早春2月的一天，丽日融融，春风阵阵，蜿蜒于黄山大小山脉之间的清弋江江面上，一张两首微翘的竹筏正飞驰而来，竹筏上巍然站着全副武装的周恩来和新四军军长叶挺……。
抗战时期，周恩来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等地进行党的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和代表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谓是肩担重任，日理万机，但仍然时刻关心新组建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在华中皖南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局面新危机来到之前，周恩来在百忙之中亲赴皖南，而且历时20天，堪称皖南战略之行。
一、战略行之一：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周恩来此行皖南的首要战略任务，是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1938年9月至11月，党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会议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会议批评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两种错误倾向，尤其是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强调正确的统战方针是既统一、又独立。全会重申，抗战时期党要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敌后，坚持独立自主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建设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会议号召全党要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抗战时期我党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后来的事实和形势的发展都证明了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是无比正确的。但对会议精神的理解和执行上，不是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能到位的。同华北八路军相比，华中新四军在皖南处于一面临敌，三面被国民党包围的不利境况，活动地区受到很大限制。如不迅速发展，一旦国共合作有变，很可能受到内外夹击，有被吃掉的危险。同时，项英原本代表新四军在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后因叶挺辞职，加之南方局吃紧，会议中途，项英匆匆离开延安返回皖南云岭。为了使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新四军中得到正确的贯彻落实，中央决定委托周恩来同志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会议精神，帮助新四军开拓新局面。
在皖南之行的20天时间里，周恩来把主要精力放在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上。他多次听取新四军领导人的汇报和各支队负责人的意见，召开各部门座谈会，到附近机关、医院、教导总队（即抗大分校）和连队驻地了解部队的生活、学习、军事训练等情况，和军部主要领导一起分析新四军的处境和面临的形势，在新四军干部大会上作《目前形势和新四军任务》的讲话，在新四军活动分子会上作《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耐心地帮助新四军，特别是军部主要领导人端正思想政治路线。
周恩来在同项英谈话过程中，项英一再强调“江南特殊”，认为江南不比延安，不宜自由行动。如要发展就必然和蒋介石发生摩擦，国共合作必然破裂。所以江南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听从三战区的命令。
项英同志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六届六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在党内地位比较高，又是新四军副军长、东南局书记。尤其在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的艰难困苦中，有效地保留了南方游击区的革命支点，保存了革命骨干。他素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等许多优良品质和作风。周恩来十分尊重项英，但项英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理解不透，执行不够及时，一直将新四军军部孤悬皖南，这是很危险的。因此，周恩来非常严肃地对项英指出：“一方面处处向国民党让步，甚至把蒋介石的‘演说’‘宣言’编进新四军政治教材；另一方面对群众、对朋友缩手缩脚，不敢发动，不敢争取。”周恩來还特别强调：“迅速发展抗战力量，这是一个伟大战略任务，关系着今后革命的成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在党中央统一指挥下放手地发展。”接着周恩来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结合新四军“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精辟地阐述了抗战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和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在周恩来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的共同努力下，项英对抗日统一战线既统一、又独立的方针战略开始有了全新的认识，纠正了一味强调“江南特殊”的错误思想。
二、战略行之二：协调叶挺、项英工作关系
周恩来此行皖南除了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还有一个重要战略任务是协调叶挺、项英军部主要领导人的工作关系。这里有一段隐情，毛泽东早就关注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工作关系，在1938年5月4日给项英的电报中要求项英“始终保持与叶挺的良好关系”。项英没有遵循毛泽东的嘱托，他认为叶挺不是党员，只是将叶挺当成统战对象。叶挺既看不到中央给军部的电报指示，也不能参加军部重要会议，所以很难开展工作。叶挺是个有着鲜明个性的人，他注重着装，讲究风度，喜欢摄影，爱好打猎，爱穿夹克衫，喜戴鸭舌帽。对此，平民出生的项英很是看不惯，因此在工作和生活上疏远他。
再说，叶挺任军长后介绍了许多非党人士来军部工作，如敌工部长林植夫和军医处的几位医官。叶挺还大量收容论陷城市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当时新四军军部非党人士之多实属罕见。据此，项英多次向中央电告，指责叶挺将新四军军部非共产党化。叶挺一气之下，带了几十个人到粤西打游击，后在中央电告下，方才返回军部。1939年初，叶挺和项英再次为新四军的发展战略发生分歧，叶挺一气之下再次出走。 叶项之间的矛盾分歧直接关系到新四军的建设和华中抗日斗争的发展，身为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在请示中央同意后，决定亲自出面。他先电告项英：新四军应保持我党领导，不改变现行制度；工作关系不良，应当改善；为统一战线发展，以请叶回新四军工作为利。在征得项英同意后，周恩来约叶挺到重庆交谈，指出共产党对叶挺指挥新四军是完全放心的，中央已决定成立新四军委员会，让他放手去干。叶挺也反省自己因个人意气出走新四军是不对的，收回辞呈，重回新四军军部。并受中央委托，周恩来冒着纷飞的战火，由重庆绕道广西桂林、湖南衡阳、浙江金华和安徽太平，并转乘竹筏，于1939年2月23日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
周恩来一到军部所在地罗里村，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召开会议，听取汇报，找新四军各位领导谈话，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项英办公室里，周恩来在同项英谈话时指出：“国民党和日寇都怕叶挺指挥新四军作战啊！你们可是不给他指挥权！甚至连参谋处也不让和他住在一起，叫他指挥谁啊？可是党中央、毛泽东很尊重叶军长，中央已决定：叶挺同志参加中央军委会新四军分会。今后分会会议一定通知叶挺同志参加！”并进一步指出：解决好叶挺的工作问题，是关系到新四军前途和同情者对我党态度的重大问题。最后，周恩来提出解决叶、项关系的原则性意见：共产党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叶挺的地位和职权应当尊重；项英你多注意新四军总的领导和东南局工作，军事指挥和军事工作多交叶挺办。
此时，一直低头不语的项英抬起头来认真地说：“恩来同志，我们执行中央的指示。”這以后叶项关系有所改善，但后来事实证明，项英依然没有完全消除对叶挺的成见，直到皖南事变的发生。
三、战略行之三：确定新四军发展战略方针
1938年10月，随着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日军调整侵华策略，停止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将主要力量用于打击它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而对国民党则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1939年1月，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的反动方针，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造成各地接连发生反共摩擦事件。一时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并上升，使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新的危机。对此，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抗战的民族矛盾放在首位。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目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正处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过渡期。我国军民要抓紧敌人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弱点，把正面战场的抵抗和敌后广泛的游击战争结合起来，大量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从而促使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全会还制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发展华中，就是要新四军开赴敌后，在大江南北独立自主地开展人民的武装斗争，建设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周恩来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大会上所作《目前形势和新四军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武汉失守以后，日寇侵华政策调整有三大特点：一是认定‘扫荡’敌后是它的中心；二是实行政治为主、军事配合的策略；三是继续战争的局面。”周恩来在报告的最后说道：“新四军在江南敌后地区发展的方向，我看有三个原则：一是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二是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四军的活动；三是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摩擦，利于抗战。”在确立新四军发展战略方向的基础上，周恩来和新四军领导人共同研究制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新四军发展战略方针。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由于正确地执行了这个战略方针，使新四军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由1938年春组建时的万余人，至抗战结束的1945年秋达到了25万人。
周恩来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历时20天，完成了皖南之行的三大战略任务，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和发展华中、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历史磨灭不了这20天。3月14日，在新四军军部门前，周恩来同叶挺、项英、陈毅等多人合影留念，然后微笑着向送别的人们频频挥手告别，前往浙江视察。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3.
[2]《新四军组建与发展》.
【关键词】新四军；建设发展；周恩来
在周恩来伟大一生的抗战篇章中，有这样一段皖南之行的记述：1939年早春2月的一天，丽日融融，春风阵阵，蜿蜒于黄山大小山脉之间的清弋江江面上，一张两首微翘的竹筏正飞驰而来，竹筏上巍然站着全副武装的周恩来和新四军军长叶挺……。
抗战时期，周恩来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等地进行党的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和代表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谓是肩担重任，日理万机，但仍然时刻关心新组建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在华中皖南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局面新危机来到之前，周恩来在百忙之中亲赴皖南，而且历时20天，堪称皖南战略之行。
一、战略行之一：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周恩来此行皖南的首要战略任务，是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1938年9月至11月，党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会议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会议批评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两种错误倾向，尤其是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强调正确的统战方针是既统一、又独立。全会重申，抗战时期党要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敌后，坚持独立自主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建设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会议号召全党要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抗战时期我党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后来的事实和形势的发展都证明了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是无比正确的。但对会议精神的理解和执行上，不是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能到位的。同华北八路军相比，华中新四军在皖南处于一面临敌，三面被国民党包围的不利境况，活动地区受到很大限制。如不迅速发展，一旦国共合作有变，很可能受到内外夹击，有被吃掉的危险。同时，项英原本代表新四军在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后因叶挺辞职，加之南方局吃紧，会议中途，项英匆匆离开延安返回皖南云岭。为了使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新四军中得到正确的贯彻落实，中央决定委托周恩来同志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会议精神，帮助新四军开拓新局面。
在皖南之行的20天时间里，周恩来把主要精力放在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上。他多次听取新四军领导人的汇报和各支队负责人的意见，召开各部门座谈会，到附近机关、医院、教导总队（即抗大分校）和连队驻地了解部队的生活、学习、军事训练等情况，和军部主要领导一起分析新四军的处境和面临的形势，在新四军干部大会上作《目前形势和新四军任务》的讲话，在新四军活动分子会上作《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耐心地帮助新四军，特别是军部主要领导人端正思想政治路线。
周恩来在同项英谈话过程中，项英一再强调“江南特殊”，认为江南不比延安，不宜自由行动。如要发展就必然和蒋介石发生摩擦，国共合作必然破裂。所以江南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听从三战区的命令。
项英同志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六届六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在党内地位比较高，又是新四军副军长、东南局书记。尤其在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的艰难困苦中，有效地保留了南方游击区的革命支点，保存了革命骨干。他素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等许多优良品质和作风。周恩来十分尊重项英，但项英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理解不透，执行不够及时，一直将新四军军部孤悬皖南，这是很危险的。因此，周恩来非常严肃地对项英指出：“一方面处处向国民党让步，甚至把蒋介石的‘演说’‘宣言’编进新四军政治教材；另一方面对群众、对朋友缩手缩脚，不敢发动，不敢争取。”周恩來还特别强调：“迅速发展抗战力量，这是一个伟大战略任务，关系着今后革命的成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在党中央统一指挥下放手地发展。”接着周恩来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结合新四军“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精辟地阐述了抗战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和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在周恩来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的共同努力下，项英对抗日统一战线既统一、又独立的方针战略开始有了全新的认识，纠正了一味强调“江南特殊”的错误思想。
二、战略行之二：协调叶挺、项英工作关系
周恩来此行皖南除了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还有一个重要战略任务是协调叶挺、项英军部主要领导人的工作关系。这里有一段隐情，毛泽东早就关注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工作关系，在1938年5月4日给项英的电报中要求项英“始终保持与叶挺的良好关系”。项英没有遵循毛泽东的嘱托，他认为叶挺不是党员，只是将叶挺当成统战对象。叶挺既看不到中央给军部的电报指示，也不能参加军部重要会议，所以很难开展工作。叶挺是个有着鲜明个性的人，他注重着装，讲究风度，喜欢摄影，爱好打猎，爱穿夹克衫，喜戴鸭舌帽。对此，平民出生的项英很是看不惯，因此在工作和生活上疏远他。
再说，叶挺任军长后介绍了许多非党人士来军部工作，如敌工部长林植夫和军医处的几位医官。叶挺还大量收容论陷城市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当时新四军军部非党人士之多实属罕见。据此，项英多次向中央电告，指责叶挺将新四军军部非共产党化。叶挺一气之下，带了几十个人到粤西打游击，后在中央电告下，方才返回军部。1939年初，叶挺和项英再次为新四军的发展战略发生分歧，叶挺一气之下再次出走。 叶项之间的矛盾分歧直接关系到新四军的建设和华中抗日斗争的发展，身为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在请示中央同意后，决定亲自出面。他先电告项英：新四军应保持我党领导，不改变现行制度；工作关系不良，应当改善；为统一战线发展，以请叶回新四军工作为利。在征得项英同意后，周恩来约叶挺到重庆交谈，指出共产党对叶挺指挥新四军是完全放心的，中央已决定成立新四军委员会，让他放手去干。叶挺也反省自己因个人意气出走新四军是不对的，收回辞呈，重回新四军军部。并受中央委托，周恩来冒着纷飞的战火，由重庆绕道广西桂林、湖南衡阳、浙江金华和安徽太平，并转乘竹筏，于1939年2月23日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
周恩来一到军部所在地罗里村，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召开会议，听取汇报，找新四军各位领导谈话，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项英办公室里，周恩来在同项英谈话时指出：“国民党和日寇都怕叶挺指挥新四军作战啊！你们可是不给他指挥权！甚至连参谋处也不让和他住在一起，叫他指挥谁啊？可是党中央、毛泽东很尊重叶军长，中央已决定：叶挺同志参加中央军委会新四军分会。今后分会会议一定通知叶挺同志参加！”并进一步指出：解决好叶挺的工作问题，是关系到新四军前途和同情者对我党态度的重大问题。最后，周恩来提出解决叶、项关系的原则性意见：共产党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叶挺的地位和职权应当尊重；项英你多注意新四军总的领导和东南局工作，军事指挥和军事工作多交叶挺办。
此时，一直低头不语的项英抬起头来认真地说：“恩来同志，我们执行中央的指示。”這以后叶项关系有所改善，但后来事实证明，项英依然没有完全消除对叶挺的成见，直到皖南事变的发生。
三、战略行之三：确定新四军发展战略方针
1938年10月，随着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日军调整侵华策略，停止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将主要力量用于打击它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而对国民党则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1939年1月，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的反动方针，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造成各地接连发生反共摩擦事件。一时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并上升，使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新的危机。对此，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抗战的民族矛盾放在首位。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目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正处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过渡期。我国军民要抓紧敌人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弱点，把正面战场的抵抗和敌后广泛的游击战争结合起来，大量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从而促使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全会还制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发展华中，就是要新四军开赴敌后，在大江南北独立自主地开展人民的武装斗争，建设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周恩来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大会上所作《目前形势和新四军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武汉失守以后，日寇侵华政策调整有三大特点：一是认定‘扫荡’敌后是它的中心；二是实行政治为主、军事配合的策略；三是继续战争的局面。”周恩来在报告的最后说道：“新四军在江南敌后地区发展的方向，我看有三个原则：一是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二是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四军的活动；三是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摩擦，利于抗战。”在确立新四军发展战略方向的基础上，周恩来和新四军领导人共同研究制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新四军发展战略方针。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由于正确地执行了这个战略方针，使新四军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由1938年春组建时的万余人，至抗战结束的1945年秋达到了25万人。
周恩来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历时20天，完成了皖南之行的三大战略任务，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和发展华中、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历史磨灭不了这20天。3月14日，在新四军军部门前，周恩来同叶挺、项英、陈毅等多人合影留念，然后微笑着向送别的人们频频挥手告别，前往浙江视察。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3.
[2]《新四军组建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