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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上开满了美丽的鲜花，而在牛羊的眼中，那只是饲料；国学应该是人心中超越生活的优雅、从容，而不是“救命稻草”。
似乎是一夜之间，国学又火了。这次助燃国学的不是寒窗苦读的学者，也不是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而是似乎从来被国学所“不齿”的商界！
是中国企业家们为了突破西式管理的瓶颈去寻求传统管理之道吗？还是因为这些先富阶层们太急于为解决自己的精神无助寻找最终的归宿？真的能在国学中得到管理学上的启示吗？
又该如何在这次热潮之中取其精华，舍其糟粕呢？为此，《中外管理》独家专访了北师大教授于丹，她对热衷于国学的中国企业家们提出了忠告。
国学是一种心态
《中外管理》：国学热盛行已久，而今年，管理国学更是达到了一个沸点，您认为“国学”到底指的是什么？是古典文史哲吗？
于丹：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想先说一点，我不下任何的界定，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说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民族可以做什么。我所说的都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所理解的国学，是一种心态，一种情怀，一种个人内心涵养的建立。它不仅仅是文史哲简单的社会科学，更是一种超越生活的优雅、从容。
当然，国学也可以理解为传统文化，这种传统文化是我们无论何时都不应该抛弃的。现在这种观点被很多人所肯定了，他们也认为国学就是血液里的基因，还是可以在正确的时候指导人们做正确的事的。
《中外管理》：您认为现在的国学热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回归，还是仅仅是一个浮躁的潮流？
于丹：就自身而言，我并不喜欢国学热，因为我不喜欢什么东西突然就火起来了，其实我更喜欢一种平淡的、松散的态度。
国学在今天突然这么热，是因为这个世纪选择更加多元化，所以每一个人的心态中都面临着很多迷惑。如果说物质世界很贫匮，价值判断很单纯的时候，就不会有人非要寻找这样一个坐标。
国学是热了，但并没有什么人从外在要求大家都去学国学，它的热肯定是一种内心需求的折射。
我们并不能说传统文化是一种回归，因为所有的回归都有一种被期待的理由，但你说这里是不是就有一些浮躁呢？国学肯定是好东西，但是要把好东西当成救命药的话，呼啦一下就扑上去，就不对了
。面对国学，企业家们应该有平和的心态。
杜绝急功近利
《中外管理》：如果说，企业界的“国学热”折射了现在中国企业家的迷茫，有点病急乱投医，那您认为企业家应该从“国学”中学习什么呢？对于企业家来说，学习国学更多的是一种管理方法的学习，还是个人素质的提升？
于丹：我想更多的应该从个人素质开始，比如说从国学中拿到孙子兵法就马上移植成管理国学经验，我觉得就太急功近利了，我是一个不喜欢急功近利的人。
山坡上开满了美丽的鲜花，而在牛羊的眼中，那只是饲料。并不是说牛羊的眼光不好，而是用功利的眼光只能看到狭隘的功利的结果，因为饲料是可以吃的，鲜花则不同，那是精神的审美。当面对一个好的东西用超乎功利的心去面对的时候，获得的将会是其间美好的品质。
个人素质的提升并不是马上就能转化成为利润的，但它能让你的心里多一点智慧、多一点选择的依据、多一点情怀、多一点快乐的能力。只要这些东西都有了，管理经验就是一通百通的。
《中外管理》：从提高素质的角度出发，企业家们该如何入手呢？是多听“百家讲坛”？还是自己从阅读中感悟？
于丹：我从来都不主张，我们一定要在哪本书里得出确定性价值。在我看来，经典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就在于它在几千年前提出，但是在今天，它仍然具有多元解读的可能性，这也是国学火的原因之一。如果你是刻舟求剑，僵死地要把哪句话搬过来一定要做今天的指导，那肯定是不行的。
比如：这两年兴起了中式服装，但是如果你一定要穿清朝的旗服上街去，那你就成了怪物了，因为中式的设计是一个元素，你看一个领口、一个叉肩、一个盘扣，移植在今天的服装上，大家就觉得赏心悦目。对于国学，绝对不能用刻舟求剑的方式，不能总是谈教条的指导意义。
国学训练是修养的酝酿，是企业家站在自己内心生命的经历上，再把这种经历和国学相匹配，寻找契合点的一段旅途，只有把国学融入生命中，再拿出来用，才是有意义的国学学习。
《中外管理》：有很多企业家把阴阳八卦、风水命理也当作一种“国学”，甚至非常崇拜，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
于丹：怎么说呢……我并不想对这种事情做什么评判。我引用孔子的话，大家心里都明白。
学生问孔子怎么侍鬼神，孔子说：“未能侍人，焉能侍鬼？”也就是说人的事你管好了吗？没管好你管什么鬼神呢？那人又问：“老师，死亡是怎么回事？”老师说：“未知生，焉知死。”就是这样的。
管理，用脑更要用心
《中外管理》：中国的典籍多讲的是“道”而非“术”。但我们现在有很多“国学”管理理论就是在“术”化典籍，您认同吗？您认为应用到管理，学习国学，悟“道”重要还是悟“术”重要？
于丹：我是一个反“术”的人，明确地说，我不喜欢技术至上。
我们今天生活的悲哀就是用脑子太多，用心灵太少，一言以蔽之，就是用“术”太多了。因为技术是很表层的东西，它可以很直接地转化成一个效果，也许一时很管用，但是时间久了，就会对技术产生依赖，而越来越忽略自己内心的彻悟。管理是不能像工业流水线一样的，教给大家一个标准去处事，只有内心的通透才是长久的。
一个大企业家，是应该有大人格、大文化、大情怀的，技术只能让一个人成为出色的匠人，而不是真正的大师。我觉得，思想的大师、管理的大师，都一定和人生的境界和格局有关，这个东西不依托于技术。
樊迟（孔子的弟子）问老师：什么是智慧？老师就说了两个字：知人。意思是智慧就是知人。所以，管理之道体现在这里就是你用什么人。
国学不是纯技术的启发，但它会教你很多交往，怎么用人、怎么和客户打交道，一旦出现了商业欺诈，怎么面对。我们过去有一种道德观叫“以德抱怨”，说这样是不是就很好呢？但是孔子的回答说：“以德抱怨，何以报德？”所以孔子的回答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要用正直坦率去面对一些恶怨，用恩德去回报值得回报的人。
所以我认为国学训练其实是一个桥梁，为人们提供今天国学和他的领域相结合的地方，而不是提供直接的技能。
《中外管理》：从言必杜拉克到今日的国学管理，您认为，学了这么多年洋学的中国管理界，这次是在用中学来补充西学的缺陷吗？
于丹：管理不是技能，更不是拼图，不能说西方管理学填充之后，缺的用中国国学补上了，补完了这个图，拿来就可以用了。西学也好，中学也好，还是这个问题，如果企业家不能平和地寻找自己内心与文化基因之间的契合点，不管东方西方，都不行。
责任编辑：李源
似乎是一夜之间，国学又火了。这次助燃国学的不是寒窗苦读的学者，也不是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而是似乎从来被国学所“不齿”的商界！
是中国企业家们为了突破西式管理的瓶颈去寻求传统管理之道吗？还是因为这些先富阶层们太急于为解决自己的精神无助寻找最终的归宿？真的能在国学中得到管理学上的启示吗？
又该如何在这次热潮之中取其精华，舍其糟粕呢？为此，《中外管理》独家专访了北师大教授于丹，她对热衷于国学的中国企业家们提出了忠告。
国学是一种心态
《中外管理》：国学热盛行已久，而今年，管理国学更是达到了一个沸点，您认为“国学”到底指的是什么？是古典文史哲吗？
于丹：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想先说一点，我不下任何的界定，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说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民族可以做什么。我所说的都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所理解的国学，是一种心态，一种情怀，一种个人内心涵养的建立。它不仅仅是文史哲简单的社会科学，更是一种超越生活的优雅、从容。
当然，国学也可以理解为传统文化，这种传统文化是我们无论何时都不应该抛弃的。现在这种观点被很多人所肯定了，他们也认为国学就是血液里的基因，还是可以在正确的时候指导人们做正确的事的。
《中外管理》：您认为现在的国学热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回归，还是仅仅是一个浮躁的潮流？
于丹：就自身而言，我并不喜欢国学热，因为我不喜欢什么东西突然就火起来了，其实我更喜欢一种平淡的、松散的态度。
国学在今天突然这么热，是因为这个世纪选择更加多元化，所以每一个人的心态中都面临着很多迷惑。如果说物质世界很贫匮，价值判断很单纯的时候，就不会有人非要寻找这样一个坐标。
国学是热了，但并没有什么人从外在要求大家都去学国学，它的热肯定是一种内心需求的折射。
我们并不能说传统文化是一种回归，因为所有的回归都有一种被期待的理由，但你说这里是不是就有一些浮躁呢？国学肯定是好东西，但是要把好东西当成救命药的话，呼啦一下就扑上去，就不对了
。面对国学，企业家们应该有平和的心态。
杜绝急功近利
《中外管理》：如果说，企业界的“国学热”折射了现在中国企业家的迷茫，有点病急乱投医，那您认为企业家应该从“国学”中学习什么呢？对于企业家来说，学习国学更多的是一种管理方法的学习，还是个人素质的提升？
于丹：我想更多的应该从个人素质开始，比如说从国学中拿到孙子兵法就马上移植成管理国学经验，我觉得就太急功近利了，我是一个不喜欢急功近利的人。
山坡上开满了美丽的鲜花，而在牛羊的眼中，那只是饲料。并不是说牛羊的眼光不好，而是用功利的眼光只能看到狭隘的功利的结果，因为饲料是可以吃的，鲜花则不同，那是精神的审美。当面对一个好的东西用超乎功利的心去面对的时候，获得的将会是其间美好的品质。
个人素质的提升并不是马上就能转化成为利润的，但它能让你的心里多一点智慧、多一点选择的依据、多一点情怀、多一点快乐的能力。只要这些东西都有了，管理经验就是一通百通的。
《中外管理》：从提高素质的角度出发，企业家们该如何入手呢？是多听“百家讲坛”？还是自己从阅读中感悟？
于丹：我从来都不主张，我们一定要在哪本书里得出确定性价值。在我看来，经典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就在于它在几千年前提出，但是在今天，它仍然具有多元解读的可能性，这也是国学火的原因之一。如果你是刻舟求剑，僵死地要把哪句话搬过来一定要做今天的指导，那肯定是不行的。
比如：这两年兴起了中式服装，但是如果你一定要穿清朝的旗服上街去，那你就成了怪物了，因为中式的设计是一个元素，你看一个领口、一个叉肩、一个盘扣，移植在今天的服装上，大家就觉得赏心悦目。对于国学，绝对不能用刻舟求剑的方式，不能总是谈教条的指导意义。
国学训练是修养的酝酿，是企业家站在自己内心生命的经历上，再把这种经历和国学相匹配，寻找契合点的一段旅途，只有把国学融入生命中，再拿出来用，才是有意义的国学学习。
《中外管理》：有很多企业家把阴阳八卦、风水命理也当作一种“国学”，甚至非常崇拜，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
于丹：怎么说呢……我并不想对这种事情做什么评判。我引用孔子的话，大家心里都明白。
学生问孔子怎么侍鬼神，孔子说：“未能侍人，焉能侍鬼？”也就是说人的事你管好了吗？没管好你管什么鬼神呢？那人又问：“老师，死亡是怎么回事？”老师说：“未知生，焉知死。”就是这样的。
管理，用脑更要用心
《中外管理》：中国的典籍多讲的是“道”而非“术”。但我们现在有很多“国学”管理理论就是在“术”化典籍，您认同吗？您认为应用到管理，学习国学，悟“道”重要还是悟“术”重要？
于丹：我是一个反“术”的人，明确地说，我不喜欢技术至上。
我们今天生活的悲哀就是用脑子太多，用心灵太少，一言以蔽之，就是用“术”太多了。因为技术是很表层的东西，它可以很直接地转化成一个效果，也许一时很管用，但是时间久了，就会对技术产生依赖，而越来越忽略自己内心的彻悟。管理是不能像工业流水线一样的，教给大家一个标准去处事，只有内心的通透才是长久的。
一个大企业家，是应该有大人格、大文化、大情怀的，技术只能让一个人成为出色的匠人，而不是真正的大师。我觉得，思想的大师、管理的大师，都一定和人生的境界和格局有关，这个东西不依托于技术。
樊迟（孔子的弟子）问老师：什么是智慧？老师就说了两个字：知人。意思是智慧就是知人。所以，管理之道体现在这里就是你用什么人。
国学不是纯技术的启发，但它会教你很多交往，怎么用人、怎么和客户打交道，一旦出现了商业欺诈，怎么面对。我们过去有一种道德观叫“以德抱怨”，说这样是不是就很好呢？但是孔子的回答说：“以德抱怨，何以报德？”所以孔子的回答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要用正直坦率去面对一些恶怨，用恩德去回报值得回报的人。
所以我认为国学训练其实是一个桥梁，为人们提供今天国学和他的领域相结合的地方，而不是提供直接的技能。
《中外管理》：从言必杜拉克到今日的国学管理，您认为，学了这么多年洋学的中国管理界，这次是在用中学来补充西学的缺陷吗？
于丹：管理不是技能，更不是拼图，不能说西方管理学填充之后，缺的用中国国学补上了，补完了这个图，拿来就可以用了。西学也好，中学也好，还是这个问题，如果企业家不能平和地寻找自己内心与文化基因之间的契合点，不管东方西方，都不行。
责任编辑：李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