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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国民党23万大军大举进攻延安。面对来势凶猛、疯狂的敌人，中共中央沉着应对，主动撤离。随后，历经艰辛，转战陕北，靠著名的三大战役，奠定了取得全国胜利的基础。对此，毛泽东曾感慨地说，我们是在两个土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而周恩来则有一句名言：“毛主席是在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战争。”
1947年3月，蒋介石把对中共各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收缩为集中进攻陕甘宁和山东两大解放区，分别实施所谓的“重点进攻”。蒋介石在高级军官作战部署会议上说这叫“哑铃战术”。他说：“哑铃一头砸向陕甘宁，捣毁共匪的老窝，活捉老毛；另一头砸向山东。哑铃杆就是整个陇海线。”被称之为“哑铃型攻势”的重点进攻方案，意图非常明显，西攻延安，打击中共首脑机关和军事总部，断其中枢；东攻山东，把华东解放力量赶到狭窄的胶东半岛上，予以全歼，以此解除中共军队对长江三角洲、上海、南京的威胁，保住国民党的首脑机关。如果此两仗得手，东西两路会师北上，再向关内、关外辐射。其重点进攻计划用心歹毒。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对于蒋介石的进攻计划，当然有相应的安排。西北区总兵力只有2万余人，对付十倍兵力的胡宗南部，总体上是防御，仗要打得巧，打得妙。山东解放区，华东野战军实力雄厚，总体上是反进攻，不退不让，专门进攻对方主力。这两仗让有军事指挥艺术、有领袖才华、也有点脾气的彭德怀、陈毅两将军指挥。
内战爆发之初，相对平静的是西北战区，蒋介石为维持愿意与中共谈判的假象，一直推迟对陕北的进攻。此时重点进攻方案一经出台，沉寂的西北战场顿时热闹起来。西北解放区位于陕、甘、宁三省交界处，这一贫瘠的黄土高坡集中了中国一批最优秀的、拯救中华民族的英雄们，中共领导机关、中央军委即驻陕北延安。担负保卫延安总部和西北解放区重任的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野战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晋绥军区司令贺龙、政委习仲勋。而担负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重任的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
人们对彭德怀、胡宗南并不陌生。被毛泽东称为“彭大将军”的彭德怀，早年毕业于湖南陆军讲武堂，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长期受命于中央军委，作战风格是敢打硬仗，好打快仗，拍板果断、干脆。解放战争开始8个月来，其他大区已经战果累累，西北斩获不大，彭德怀本来就性子急，面对胡宗南部多年的封锁，早就有跃跃欲试之心，现在终于有了打仗机会。
胡宗南近十年来一直是彭德怀的对手。胡宗南考进黄埔一期时，彭德怀时为湘军连长；胡宗南参加北伐战争时，彭德怀是北伐军的营长；胡宗南参加“二期北伐”，并率军进军华北后，彭德怀率部发动“平江起义”，走上推翻南京政府之路。彭德怀协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指挥长征到草地时，胡宗南率部阻击；中共中央总部进驻陕北和延安后，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又是胡宗南，至此双方对峙已经11年。就胡宗南来说，手下有足够的军队；就彭德怀来说，深得民众支持。
全面内战爆发后，在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的直接指挥下，王世泰、阎揆要、张仲良负责的陕甘宁军区各部约2万余人，同兵力占绝对优势的胡宗南部巧妙周旋，曾在1946年10月中旬进行过榆横战役，消灭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部3600余人，以清边区北部边境。直接和胡宗南较量，则是在“重点进攻”阶段。胡宗南进攻延安，蓄谋已久，抗战期间和战后且不谈，全面內战开始后就两次向蒋介石提出进攻延安作战计划。蒋介石把进攻延安的重任交给胡宗南，足以见对这位高足的信任。胡在国民党官场混迹多年，对蒋介石如此安排的用心不会不知道，十分清楚此仗如果打胜的价值。他对战局的设想是：捣毁中共中央机关，活捉中共各领袖，这是最好的结果；中共领袖全部撤走，中央各总部机关和西北野战军转移，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粮草物资、文件资料，这是次好的结果；以上两条无望的话，拿下延安空城，则是起码的结果。作为一名高级将领，胡宗南当然知道所谓“胜仗”的含义，一个完整的胜仗应能歼兵、夺城、缴获物资和为下一次进攻创造条件。四者之间，消灭对手有生力量为重；歼兵不行，缴获各类战争物资补充自己也行；如果对方有生力量未破，战争物资无毫，仅拿空城，可以说是劳而无功；如果拿下空城，不利于下次新的进攻，处于被动挨打局面，则是战略上的失误。胡宗南当然希望能打“四位一体”的胜仗，1947年2月18日，到南京专门汇报进攻延安的作战准备时，他曾夸下海口，保证取得最佳战果。可他的战场对手会同意吗？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军委，恰恰是给胡宗南安排一条“被动、挨打”之路，具体方案是，在延安以南西北野战军实行机动防御，给敌以大量杀伤，再主动撤离该城，诱敌深入，寻机歼灭敌人。胡宗南和绝大部分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一样，不自觉地但又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中共的安排。
1947年3月，胡宗南调集董钊、张耀明任正、副军长的整一军（下辖王应遵的整二十七师、罗列的整一师、严明的整九十师），刘戡、李世龙任正、副军长的整二十九军（下辖何文鼎的整十七师、钟松的整二十六师、廖昂的整七十六师），还有西北马家军中马敦静的整十八师、马惇静的整八十一师、马继援的整八十二师和另外2个杂牌旅，作为进攻延安的主要力量。12日，南京方面的空军开始轰炸延安城。13日，兵分两路向延安进击，右路由董钊部负责，沿宜川以北的平路堡，经金盆湾、张家桥方向前进；左路由刘戡部负责，沿洛川至延安的公路前进，总兵力8万多人。彭德怀在延安以南的地区布置两道防线，迎候胡宗南。第一道在临真镇、金盆湾、茶坊地段，正面由罗元发指挥的教导旅和警七团（团长刘英、政委刘昌汉）防守，晋绥军区的一纵（司令为张宗逊）、新四旅（旅长张贤约、政委徐立清）、新十一旅（旅长曹又参、政委高峰）、警一旅（旅长高锦纯）、警三旅（旅长黄罗斌、政委李铁邦）等部则作为预备队，实施机动袭击，牵制、干扰、消灭敌人。激战3日后，西北野战军撤至离延安城不远的第二道防线。至3月18日，中共各机关、学校、部队均安全转移，群众也已疏散完毕，延安成为空城。6天的阻击战打得异常艰苦，胡宗南一线进攻兵力4倍于彭德怀不说，作为中央军的精锐部队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整编军、师、旅均为一级作战部队，士兵经过严格训练，军官经过严格挑选，装备主要由美国提供，一个师的火力能抵上装备简陋的中共几个师的火力。面对强敌，正是靠党中央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和彭德怀的正确指挥，靠2万余将士的忠诚、为民族解放事业的奉献精神，战士们用血肉之躯和年轻的生命，让胡宗南的钢铁、弹药没有发挥应有的效力。3月19日上午8时，国民党右路军进入延安市区，左路军到达三十里铺，胡宗南损兵5200多人，以每天损失近800人的代价，换来一座空城。 对此，胡宗南十分骄狂，大肆宣扬他所捏造的“俘虏敌5万众，缴获武器弹药无数”的所谓“辉煌战果”。21日，蒋介石致电嘉奖胡宗南：“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并授以二等大绶云麾勋章。尽管是最次的战绩并失去战略上的主动，蒋、胡也不放过吹嘘、炫耀的机会，把“攻克”（应是“进入”）延安城说成是空前的胜利、西北军已不堪一击。
放弃延安，并非中共之败！为应付放弃延安的新局面，中共中央分作两部，一部由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察冀边区，具体领导全面的解放战争；一部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昆仑支队”，在陕北坚持斗争。中共放弃延安，只是领导机关的驻地发生改变，其余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当然这一驻地时而在村庄，时而在山坡，时而在大树下，规模虽小，效率、效益极高，可以说，毛泽东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战争。胡宗南“扫荡”中共中央机关的目的没有达到，可主力部队深入陕甘宁边区腹地，却成为西北野战军随时可以进攻的目标。直到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快到延安城郊，在警卫部队一再催促之下才离开住处的毛泽东，临行之际宣布：“一年之后我们就要回到延安城。”他的话有一小小的误差，因为解放军收复延安城是在13个月以后，而非12个月。
国民党军占领延安后，背上了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包袱，而西北野战军则兵力更加集中，提高了机动作战的能力，取得了战场主动权。为了选择有利地形，制造与捕捉战机，把全局的劣势转化为局部的优势，集中兵力歼敌有生力量，打击敌军的疯狂气焰，我军在运动中分别发起了青化砭、羊马河战役，胡宗南两战皆败。延安放弃不过一星期，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军6个旅，在青化砭地区伏击胡部三十一旅，消灭2900多人，俘虏旅长李纪云。4月14日又在羊马河地区猛攻整编一三五旅，全歼该旅代旅长麦宗禹以下4700余人，創西北野战军首次歼敌一个整旅的先例。5月2日至4日，攻克胡部陕北后勤补充点蟠龙镇，消灭6750人，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5月29日至6月16日，西北野战军又把敌人调到陇东，在合水、环县一带消灭胡部4300余人。在占领延安后的3个月内，胡宗南的几万大军被西北野战军牵着鼻子在黄土高坡上转圈，被动挨打，说明对延安的重点进攻已经失败。从延安陷落至收复，西北野战军利用一切机会进攻胡宗南部。1947年8月上旬，进行第一次榆林战役；中旬，进行沙家店战役；9月，进行岔口战役；10月，进行黄龙战役、延清战役、第二次榆林战役；1948年2月，进行宜瓦战役；3月，进行黄龙山麓战役、西府和陇东战役，9次战役共歼敌9.18万多人。9次战役的胜利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蒋介石吹嘘的“哑铃战术”也彻底化为了泡影。西北野战军接连获胜，越战越勇，2月24日，许光达的三纵、贺炳炎和廖汉生的十一纵、王震的二纵、罗元发和徐立清的六纵在瓦子街附近公路上伏击国民党整二十九军。29日刘戡率部进入中共方面预设的埋伏圈，血战4日，刘部全军覆灭，此仗开创了西北野战军一次全歼一个整编军的记录。3月3日，宜川解放，全役歼敌2.94万人。在西府和陇东战役中，中共军队冲出陕甘宁边区，挺进敌后，一度切断西安至兰州的公路和西安至宝鸡的铁路，4月26日还攻克宝鸡城。西北野战军威胁宝鸡、西安之际，胡宗南分外紧张，急调裴昌会的五兵团西进增援，并命令洛川、延安的守军向五兵团靠拢，一起撤兵，免得再被中共各个击破。沦陷13个月的延安城又被中共方面收复，而毛泽东等并没有回到延安，而是在“一年收复延安”的预言得到证实后，放心地离开陕西，去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共同领导人民解放战争中的“大反攻”这一最后但又最辉煌的一幕。
（本文选自：党史纵览 2018年10期）
蒋介石受挫后调兵重点攻延安
1947年3月，蒋介石把对中共各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收缩为集中进攻陕甘宁和山东两大解放区，分别实施所谓的“重点进攻”。蒋介石在高级军官作战部署会议上说这叫“哑铃战术”。他说：“哑铃一头砸向陕甘宁，捣毁共匪的老窝，活捉老毛；另一头砸向山东。哑铃杆就是整个陇海线。”被称之为“哑铃型攻势”的重点进攻方案，意图非常明显，西攻延安，打击中共首脑机关和军事总部，断其中枢；东攻山东，把华东解放力量赶到狭窄的胶东半岛上，予以全歼，以此解除中共军队对长江三角洲、上海、南京的威胁，保住国民党的首脑机关。如果此两仗得手，东西两路会师北上，再向关内、关外辐射。其重点进攻计划用心歹毒。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对于蒋介石的进攻计划，当然有相应的安排。西北区总兵力只有2万余人，对付十倍兵力的胡宗南部，总体上是防御，仗要打得巧，打得妙。山东解放区，华东野战军实力雄厚，总体上是反进攻，不退不让，专门进攻对方主力。这两仗让有军事指挥艺术、有领袖才华、也有点脾气的彭德怀、陈毅两将军指挥。
内战爆发之初，相对平静的是西北战区，蒋介石为维持愿意与中共谈判的假象，一直推迟对陕北的进攻。此时重点进攻方案一经出台，沉寂的西北战场顿时热闹起来。西北解放区位于陕、甘、宁三省交界处，这一贫瘠的黄土高坡集中了中国一批最优秀的、拯救中华民族的英雄们，中共领导机关、中央军委即驻陕北延安。担负保卫延安总部和西北解放区重任的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野战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晋绥军区司令贺龙、政委习仲勋。而担负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重任的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
人们对彭德怀、胡宗南并不陌生。被毛泽东称为“彭大将军”的彭德怀，早年毕业于湖南陆军讲武堂，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长期受命于中央军委，作战风格是敢打硬仗，好打快仗，拍板果断、干脆。解放战争开始8个月来，其他大区已经战果累累，西北斩获不大，彭德怀本来就性子急，面对胡宗南部多年的封锁，早就有跃跃欲试之心，现在终于有了打仗机会。
胡宗南近十年来一直是彭德怀的对手。胡宗南考进黄埔一期时，彭德怀时为湘军连长；胡宗南参加北伐战争时，彭德怀是北伐军的营长；胡宗南参加“二期北伐”，并率军进军华北后，彭德怀率部发动“平江起义”，走上推翻南京政府之路。彭德怀协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指挥长征到草地时，胡宗南率部阻击；中共中央总部进驻陕北和延安后，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又是胡宗南，至此双方对峙已经11年。就胡宗南来说，手下有足够的军队；就彭德怀来说，深得民众支持。
全面内战爆发后，在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的直接指挥下，王世泰、阎揆要、张仲良负责的陕甘宁军区各部约2万余人，同兵力占绝对优势的胡宗南部巧妙周旋，曾在1946年10月中旬进行过榆横战役，消灭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部3600余人，以清边区北部边境。直接和胡宗南较量，则是在“重点进攻”阶段。胡宗南进攻延安，蓄谋已久，抗战期间和战后且不谈，全面內战开始后就两次向蒋介石提出进攻延安作战计划。蒋介石把进攻延安的重任交给胡宗南，足以见对这位高足的信任。胡在国民党官场混迹多年，对蒋介石如此安排的用心不会不知道，十分清楚此仗如果打胜的价值。他对战局的设想是：捣毁中共中央机关，活捉中共各领袖，这是最好的结果；中共领袖全部撤走，中央各总部机关和西北野战军转移，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粮草物资、文件资料，这是次好的结果；以上两条无望的话，拿下延安空城，则是起码的结果。作为一名高级将领，胡宗南当然知道所谓“胜仗”的含义，一个完整的胜仗应能歼兵、夺城、缴获物资和为下一次进攻创造条件。四者之间，消灭对手有生力量为重；歼兵不行，缴获各类战争物资补充自己也行；如果对方有生力量未破，战争物资无毫，仅拿空城，可以说是劳而无功；如果拿下空城，不利于下次新的进攻，处于被动挨打局面，则是战略上的失误。胡宗南当然希望能打“四位一体”的胜仗，1947年2月18日，到南京专门汇报进攻延安的作战准备时，他曾夸下海口，保证取得最佳战果。可他的战场对手会同意吗？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军委，恰恰是给胡宗南安排一条“被动、挨打”之路，具体方案是，在延安以南西北野战军实行机动防御，给敌以大量杀伤，再主动撤离该城，诱敌深入，寻机歼灭敌人。胡宗南和绝大部分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一样，不自觉地但又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中共的安排。
1947年3月，胡宗南调集董钊、张耀明任正、副军长的整一军（下辖王应遵的整二十七师、罗列的整一师、严明的整九十师），刘戡、李世龙任正、副军长的整二十九军（下辖何文鼎的整十七师、钟松的整二十六师、廖昂的整七十六师），还有西北马家军中马敦静的整十八师、马惇静的整八十一师、马继援的整八十二师和另外2个杂牌旅，作为进攻延安的主要力量。12日，南京方面的空军开始轰炸延安城。13日，兵分两路向延安进击，右路由董钊部负责，沿宜川以北的平路堡，经金盆湾、张家桥方向前进；左路由刘戡部负责，沿洛川至延安的公路前进，总兵力8万多人。彭德怀在延安以南的地区布置两道防线，迎候胡宗南。第一道在临真镇、金盆湾、茶坊地段，正面由罗元发指挥的教导旅和警七团（团长刘英、政委刘昌汉）防守，晋绥军区的一纵（司令为张宗逊）、新四旅（旅长张贤约、政委徐立清）、新十一旅（旅长曹又参、政委高峰）、警一旅（旅长高锦纯）、警三旅（旅长黄罗斌、政委李铁邦）等部则作为预备队，实施机动袭击，牵制、干扰、消灭敌人。激战3日后，西北野战军撤至离延安城不远的第二道防线。至3月18日，中共各机关、学校、部队均安全转移，群众也已疏散完毕，延安成为空城。6天的阻击战打得异常艰苦，胡宗南一线进攻兵力4倍于彭德怀不说，作为中央军的精锐部队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整编军、师、旅均为一级作战部队，士兵经过严格训练，军官经过严格挑选，装备主要由美国提供，一个师的火力能抵上装备简陋的中共几个师的火力。面对强敌，正是靠党中央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和彭德怀的正确指挥，靠2万余将士的忠诚、为民族解放事业的奉献精神，战士们用血肉之躯和年轻的生命，让胡宗南的钢铁、弹药没有发挥应有的效力。3月19日上午8时，国民党右路军进入延安市区，左路军到达三十里铺，胡宗南损兵5200多人，以每天损失近800人的代价，换来一座空城。 对此，胡宗南十分骄狂，大肆宣扬他所捏造的“俘虏敌5万众，缴获武器弹药无数”的所谓“辉煌战果”。21日，蒋介石致电嘉奖胡宗南：“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并授以二等大绶云麾勋章。尽管是最次的战绩并失去战略上的主动，蒋、胡也不放过吹嘘、炫耀的机会，把“攻克”（应是“进入”）延安城说成是空前的胜利、西北军已不堪一击。
毛泽东挫败蒋介石的“哑铃战术”
放弃延安，并非中共之败！为应付放弃延安的新局面，中共中央分作两部，一部由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察冀边区，具体领导全面的解放战争；一部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昆仑支队”，在陕北坚持斗争。中共放弃延安，只是领导机关的驻地发生改变，其余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当然这一驻地时而在村庄，时而在山坡，时而在大树下，规模虽小，效率、效益极高，可以说，毛泽东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战争。胡宗南“扫荡”中共中央机关的目的没有达到，可主力部队深入陕甘宁边区腹地，却成为西北野战军随时可以进攻的目标。直到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快到延安城郊，在警卫部队一再催促之下才离开住处的毛泽东，临行之际宣布：“一年之后我们就要回到延安城。”他的话有一小小的误差，因为解放军收复延安城是在13个月以后，而非12个月。
国民党军占领延安后，背上了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包袱，而西北野战军则兵力更加集中，提高了机动作战的能力，取得了战场主动权。为了选择有利地形，制造与捕捉战机，把全局的劣势转化为局部的优势，集中兵力歼敌有生力量，打击敌军的疯狂气焰，我军在运动中分别发起了青化砭、羊马河战役，胡宗南两战皆败。延安放弃不过一星期，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军6个旅，在青化砭地区伏击胡部三十一旅，消灭2900多人，俘虏旅长李纪云。4月14日又在羊马河地区猛攻整编一三五旅，全歼该旅代旅长麦宗禹以下4700余人，創西北野战军首次歼敌一个整旅的先例。5月2日至4日，攻克胡部陕北后勤补充点蟠龙镇，消灭6750人，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5月29日至6月16日，西北野战军又把敌人调到陇东，在合水、环县一带消灭胡部4300余人。在占领延安后的3个月内，胡宗南的几万大军被西北野战军牵着鼻子在黄土高坡上转圈，被动挨打，说明对延安的重点进攻已经失败。从延安陷落至收复，西北野战军利用一切机会进攻胡宗南部。1947年8月上旬，进行第一次榆林战役；中旬，进行沙家店战役；9月，进行岔口战役；10月，进行黄龙战役、延清战役、第二次榆林战役；1948年2月，进行宜瓦战役；3月，进行黄龙山麓战役、西府和陇东战役，9次战役共歼敌9.18万多人。9次战役的胜利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蒋介石吹嘘的“哑铃战术”也彻底化为了泡影。西北野战军接连获胜，越战越勇，2月24日，许光达的三纵、贺炳炎和廖汉生的十一纵、王震的二纵、罗元发和徐立清的六纵在瓦子街附近公路上伏击国民党整二十九军。29日刘戡率部进入中共方面预设的埋伏圈，血战4日，刘部全军覆灭，此仗开创了西北野战军一次全歼一个整编军的记录。3月3日，宜川解放，全役歼敌2.94万人。在西府和陇东战役中，中共军队冲出陕甘宁边区，挺进敌后，一度切断西安至兰州的公路和西安至宝鸡的铁路，4月26日还攻克宝鸡城。西北野战军威胁宝鸡、西安之际，胡宗南分外紧张，急调裴昌会的五兵团西进增援，并命令洛川、延安的守军向五兵团靠拢，一起撤兵，免得再被中共各个击破。沦陷13个月的延安城又被中共方面收复，而毛泽东等并没有回到延安，而是在“一年收复延安”的预言得到证实后，放心地离开陕西，去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共同领导人民解放战争中的“大反攻”这一最后但又最辉煌的一幕。
（本文选自：党史纵览 2018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