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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如水，转眼改革开放已30载。蓦然回首30年的变化，感到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更是变化惊人。改革开放之初，我刚从部队复员回到上海，脱了军装又穿上警服，我成了一名穿白制服的户籍警。期间，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亦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回想起来，现在的派出所发生了许多变化，尤其是观念上的变化。
当初，在辖区里发现外来人员，那时称为“盲流”，户籍警首先会将他们视为可疑对象，马上会把他们带到派出所，用怀疑的目光审视他们，询问来上海干什么？并检查其随身携带的东西。待调查清楚身份和携带东西都没问题后，再将他们送往遣送站。
记得一个秋雨凄迷的夜晚，刚穿上新警服的我在所里值班。指导员老鲍穿上雨披，带着我骑车穿街走巷去巡逻。我们在辖区绕了一大圈后，指导员便熟门熟路地来到那幢正在撤除的旧楼房前，指点我说；“这楼里可能住有外来“盲流”，也时常有流氓在里面搞流飞活动，是我们检查的重点。”
我们手持手电筒逐层搜索，电光似一把利剑刺破了沉沉的夜幕。那时，上海控制得很严，几乎没有外来“盲流”。
果然，在三楼角落里的一件空房内，有一大堆黑黑的影子，指导员用手电不断地扫射人头，大声嚷嚷道；“都起来！都起来！接受检查。”
我们也随之大声高喊。在一阵吆喝声中，破旧的大花被子下的几个人影，终于揉着惺忪的眼睛坐了起来。在强烈的光束下，我发现尽是些头发散乱的黄毛丫头。她们慌乱地穿上棉袄，瞪着小鹿般惊恐的眼睛，浑身发抖地怔怔地看着我们几个身着制服的警察。
指导员厉声问道：“什么地方来的？”
“安徽。”其中一人声音轻得像蚊子。
“安徽什么地方？”
“阜阳。”
“大声一点，来上海干什么？”指导员虎着脸追问。
“换粮票。”对方老实地答道。
“用什么换？”
“鸡蛋。”安徽姑娘无奈地答。
“这是非法的，知道吗？”指导员严肃地告知她们。
对方无言，像犯了错的小学生一般等待发落。
指导员又责令她们：“把所有的东西都集中起来，到派出所去接受检查。”
姑娘们乖乖地站起来，小心翼翼地将口袋里、枕头下的毛巾、梳子、草纸、小本子等小玩意堆在了一起。指导员让我用她们的一块红头巾，裹着那堆杂七杂八的东西，先带她们去派出所值班室等候处理。
我在前面推着自行车，“盲流”们跟在后面，在绵绵的细雨里，她们随我来到了派出所。我开始逐一检查那一大包东西，蓦地在一堆破旧的生活用品里，发现了一本红塑料皮的笔记本。我好奇地翻开检查，见里面塞满了大大小小、皱皱巴巴的粮票。我将粮票通通抠出来放在桌子上，顺便又好奇地翻看小本子里面的内容，见尽是一些名人名言。诸如：“美丽的彩霞在雨后，真正的友谊在别后。”“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等之类的美丽词句。我又发现了扉页上歪歪扭扭地抄着一首普希金的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即将过去；
快乐的日子，即将来临。
……
我见之心里猛地一颤。
这首诗我太熟悉了，在部队最艰苦、最思念妈妈的日子里，就是这首普希金的诗给了我希望和力量。我当年也是将这首诗，抄在了那本绿色的笔记本的扉页上，它伴我度过了6年艰苦的军旅生涯。
我强抑制住自己的情感，问；“这本笔记本是谁的？”
一位带红头巾的女孩声如游丝般地应道：“我的。”
她身着一件臃肿的红棉袄，红扑扑的脸上闪烁着一双会说话的大眸子。
我留下了几张小额粮票，把大多数的粮票悄悄地塞进了小红本内，还给了女孩，并对大眸子道：“快走吧。”
三个女孩似乎不相信眼前的事实，愣愣地瞅着我，站在那里不动。
我扬手一挥：“还不快走！”
三个女孩逃也似的出了大门。临出门前，大眸子蓦地回眸瞥了我一眼，眼里含着忧郁、迷惑、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我也说不清。
当初我的这种行为，应该算是违纪行为，倘若指导员知道我擅自放了这几个“盲流”女孩，一定会严肃处理我的。但我那时还是个新来的实习民警，也不懂派出所的规矩，所以也不知天高地厚地凭着良知，感情用事地擅自处理了此事。好在指导员的事多，也没管得那么细，这事也就稀里糊涂地过去了。时间久了，我才感到这事情的严重性，颇为后怕。
那时，对辖区的治安管理，主要是通过户口来管理的，人口几乎不流动，人员是静态的，居民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户籍警只要对辖区的户口和人员对上号，就万事大吉了，倘若能背下居民的住址和特征，就算业务过硬了。
而现在，社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口大流动，社区里住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可谓是五湖四海。有的房子空关，有的人户分离，有的外来租借房子等等，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这给治安管理带来了诸多难度，也对社区的治安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我们总习惯以“父母官”自居，以家长式的作风来管理人，管住人，规定必须几天内到派出所申报暂住证。现在，则是以服务为主，对于外来居住人员，由户口协管员主动上门送上表格，请对方登记后，去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办理居住证。
如今，我们遇到外来人员，不可能随便检查其东西，更不会随便将他们遣送出去，而是要为他们在上海的打工和生活，提供更多的方便和服务。这不仅是我们派出所工作方式上的变化，更是观念上的变化。
说来有趣，几年前，我买了新房子后，原来的一室一厅房子闲着也是闲着，我便决定租借出去，补贴家用。到房屋中介公司挂牌后的第二天，我便接到了电话。中介公司的女士说，有位外地的女青年看中了我的房子，让我去签合同。我赶到中介公司后，那位女青年已经坐在那里等候。我们彼此寒暄几句后，便切入正题。
她甜甜地叫了一声：“老板，你的房价可否减少100元？”
我笑着说：“我不是老板，我是——”
我刚想说是警察，又怕她听了误解，赶紧改口道：“我是机关干部，你叫我李先生即可。”
她重复说：“李先生，我们在上海打工很不容易的，能否减少100元?”
我没有马上答应她，定价前我的心里是准备还价100元的，只是职业的习惯，我对房客的人品要观察一下，以免有问题的人住进去，我的房子成了藏垢纳污的地方。
我漫不经心地问：“你是什么地方人啊？”
对方很大方地说：“我是湖南人。”
我又刨根问底地问：“你来上海干什么活啊?”
女青年如实道：“我在静安寺附近的公司里，从事电脑设计方面的工作。”
姑娘看出了我的疑虑，便解释说：“我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一听说是复旦大学的大学生，我马上感到眼前这位女青年挺正派，不会做什么有问题的事，便爽快地答应她：“好的，1400元，就按你的价定下来。”
与她签订租房合同后，我对她说：“你一个单身女子住在这里，千万注意安全，不要随便让陌生人进来。如若派出所上门要求办理居住证，你按要求填好表格去登记一下，办个暂住证即可。”
女大学生按我的要求办了居住证，住进去后很安全，也很安静，户籍警从来没有上门盘查过她。
有一次，她突然来电来说：“水龙头坏了。”
我当晚马上赶去更换了水龙头。
我随便地问她：“马上要过年了，你不回家探望父母？”
她为难地说：“单位里正在帮她购买火车票，没想到上海买火车票如此难。”
我听罢马上打电话找朋友帮她订了一张卧铺票，她感激地说：“没想到上海人如此热心。”
这位女青年一年后又要去美国深造，她临走时真诚地说：“我两年后回来，还是租你这里的房子，到时一定要优先照顾我哦。”
我点头笑曰：“一定优先考虑你，而且不涨价。”
她提着手推箱高兴地离去。望着她消失的背影，我不知怎的，突然想起了30年前那个用鸡蛋换粮票的安徽女孩来，同样是来上海闯荡，她们的命运是多么的迥然不同。
是的，转眼近30年过去了，这30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最好时期，也是上海发展的最好时期。不知喜欢普希金诗的那个女孩，现在生活得如何？但我深信普希金的话：犹豫的日子，即将过去；快乐的日子，即将来临！不，已经来临了！■
编辑：韩铁马
李才平：奥运火炬手
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检察官李才平，5月23日在浦东新区参加奥运火炬第128棒的传递，他是上海检察机关唯一一个通过民间报名的方式选拔出来的奥运火炬手。
李才平曾经在部队带领全排荣立集体三等功，在检察机关多次立功受奖。■
摄影报道：程玉玲 编辑：盛汉卿
当初，在辖区里发现外来人员，那时称为“盲流”，户籍警首先会将他们视为可疑对象，马上会把他们带到派出所，用怀疑的目光审视他们，询问来上海干什么？并检查其随身携带的东西。待调查清楚身份和携带东西都没问题后，再将他们送往遣送站。
记得一个秋雨凄迷的夜晚，刚穿上新警服的我在所里值班。指导员老鲍穿上雨披，带着我骑车穿街走巷去巡逻。我们在辖区绕了一大圈后，指导员便熟门熟路地来到那幢正在撤除的旧楼房前，指点我说；“这楼里可能住有外来“盲流”，也时常有流氓在里面搞流飞活动，是我们检查的重点。”
我们手持手电筒逐层搜索，电光似一把利剑刺破了沉沉的夜幕。那时，上海控制得很严，几乎没有外来“盲流”。
果然，在三楼角落里的一件空房内，有一大堆黑黑的影子，指导员用手电不断地扫射人头，大声嚷嚷道；“都起来！都起来！接受检查。”
我们也随之大声高喊。在一阵吆喝声中，破旧的大花被子下的几个人影，终于揉着惺忪的眼睛坐了起来。在强烈的光束下，我发现尽是些头发散乱的黄毛丫头。她们慌乱地穿上棉袄，瞪着小鹿般惊恐的眼睛，浑身发抖地怔怔地看着我们几个身着制服的警察。
指导员厉声问道：“什么地方来的？”
“安徽。”其中一人声音轻得像蚊子。
“安徽什么地方？”
“阜阳。”
“大声一点，来上海干什么？”指导员虎着脸追问。
“换粮票。”对方老实地答道。
“用什么换？”
“鸡蛋。”安徽姑娘无奈地答。
“这是非法的，知道吗？”指导员严肃地告知她们。
对方无言，像犯了错的小学生一般等待发落。
指导员又责令她们：“把所有的东西都集中起来，到派出所去接受检查。”
姑娘们乖乖地站起来，小心翼翼地将口袋里、枕头下的毛巾、梳子、草纸、小本子等小玩意堆在了一起。指导员让我用她们的一块红头巾，裹着那堆杂七杂八的东西，先带她们去派出所值班室等候处理。
我在前面推着自行车，“盲流”们跟在后面，在绵绵的细雨里，她们随我来到了派出所。我开始逐一检查那一大包东西，蓦地在一堆破旧的生活用品里，发现了一本红塑料皮的笔记本。我好奇地翻开检查，见里面塞满了大大小小、皱皱巴巴的粮票。我将粮票通通抠出来放在桌子上，顺便又好奇地翻看小本子里面的内容，见尽是一些名人名言。诸如：“美丽的彩霞在雨后，真正的友谊在别后。”“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等之类的美丽词句。我又发现了扉页上歪歪扭扭地抄着一首普希金的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即将过去；
快乐的日子，即将来临。
……
我见之心里猛地一颤。
这首诗我太熟悉了，在部队最艰苦、最思念妈妈的日子里，就是这首普希金的诗给了我希望和力量。我当年也是将这首诗，抄在了那本绿色的笔记本的扉页上，它伴我度过了6年艰苦的军旅生涯。
我强抑制住自己的情感，问；“这本笔记本是谁的？”
一位带红头巾的女孩声如游丝般地应道：“我的。”
她身着一件臃肿的红棉袄，红扑扑的脸上闪烁着一双会说话的大眸子。
我留下了几张小额粮票，把大多数的粮票悄悄地塞进了小红本内，还给了女孩，并对大眸子道：“快走吧。”
三个女孩似乎不相信眼前的事实，愣愣地瞅着我，站在那里不动。
我扬手一挥：“还不快走！”
三个女孩逃也似的出了大门。临出门前，大眸子蓦地回眸瞥了我一眼，眼里含着忧郁、迷惑、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我也说不清。
当初我的这种行为，应该算是违纪行为，倘若指导员知道我擅自放了这几个“盲流”女孩，一定会严肃处理我的。但我那时还是个新来的实习民警，也不懂派出所的规矩，所以也不知天高地厚地凭着良知，感情用事地擅自处理了此事。好在指导员的事多，也没管得那么细，这事也就稀里糊涂地过去了。时间久了，我才感到这事情的严重性，颇为后怕。
那时，对辖区的治安管理，主要是通过户口来管理的，人口几乎不流动，人员是静态的，居民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户籍警只要对辖区的户口和人员对上号，就万事大吉了，倘若能背下居民的住址和特征，就算业务过硬了。
而现在，社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口大流动，社区里住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可谓是五湖四海。有的房子空关，有的人户分离，有的外来租借房子等等，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这给治安管理带来了诸多难度，也对社区的治安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我们总习惯以“父母官”自居，以家长式的作风来管理人，管住人，规定必须几天内到派出所申报暂住证。现在，则是以服务为主，对于外来居住人员，由户口协管员主动上门送上表格，请对方登记后，去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办理居住证。
如今，我们遇到外来人员，不可能随便检查其东西，更不会随便将他们遣送出去，而是要为他们在上海的打工和生活，提供更多的方便和服务。这不仅是我们派出所工作方式上的变化，更是观念上的变化。
说来有趣，几年前，我买了新房子后，原来的一室一厅房子闲着也是闲着，我便决定租借出去，补贴家用。到房屋中介公司挂牌后的第二天，我便接到了电话。中介公司的女士说，有位外地的女青年看中了我的房子，让我去签合同。我赶到中介公司后，那位女青年已经坐在那里等候。我们彼此寒暄几句后，便切入正题。
她甜甜地叫了一声：“老板，你的房价可否减少100元？”
我笑着说：“我不是老板，我是——”
我刚想说是警察，又怕她听了误解，赶紧改口道：“我是机关干部，你叫我李先生即可。”
她重复说：“李先生，我们在上海打工很不容易的，能否减少100元?”
我没有马上答应她，定价前我的心里是准备还价100元的，只是职业的习惯，我对房客的人品要观察一下，以免有问题的人住进去，我的房子成了藏垢纳污的地方。
我漫不经心地问：“你是什么地方人啊？”
对方很大方地说：“我是湖南人。”
我又刨根问底地问：“你来上海干什么活啊?”
女青年如实道：“我在静安寺附近的公司里，从事电脑设计方面的工作。”
姑娘看出了我的疑虑，便解释说：“我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一听说是复旦大学的大学生，我马上感到眼前这位女青年挺正派，不会做什么有问题的事，便爽快地答应她：“好的，1400元，就按你的价定下来。”
与她签订租房合同后，我对她说：“你一个单身女子住在这里，千万注意安全，不要随便让陌生人进来。如若派出所上门要求办理居住证，你按要求填好表格去登记一下，办个暂住证即可。”
女大学生按我的要求办了居住证，住进去后很安全，也很安静，户籍警从来没有上门盘查过她。
有一次，她突然来电来说：“水龙头坏了。”
我当晚马上赶去更换了水龙头。
我随便地问她：“马上要过年了，你不回家探望父母？”
她为难地说：“单位里正在帮她购买火车票，没想到上海买火车票如此难。”
我听罢马上打电话找朋友帮她订了一张卧铺票，她感激地说：“没想到上海人如此热心。”
这位女青年一年后又要去美国深造，她临走时真诚地说：“我两年后回来，还是租你这里的房子，到时一定要优先照顾我哦。”
我点头笑曰：“一定优先考虑你，而且不涨价。”
她提着手推箱高兴地离去。望着她消失的背影，我不知怎的，突然想起了30年前那个用鸡蛋换粮票的安徽女孩来，同样是来上海闯荡，她们的命运是多么的迥然不同。
是的，转眼近30年过去了，这30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最好时期，也是上海发展的最好时期。不知喜欢普希金诗的那个女孩，现在生活得如何？但我深信普希金的话：犹豫的日子，即将过去；快乐的日子，即将来临！不，已经来临了！■
编辑：韩铁马
李才平：奥运火炬手
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检察官李才平，5月23日在浦东新区参加奥运火炬第128棒的传递，他是上海检察机关唯一一个通过民间报名的方式选拔出来的奥运火炬手。
李才平曾经在部队带领全排荣立集体三等功，在检察机关多次立功受奖。■
摄影报道：程玉玲 编辑：盛汉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