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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20年代随着棉纺织业的繁荣，上海的棉纺织机械制造业也开始踏上以引进和仿制为主的技术创新道路。在创新初期上海棉纺织机械业面临着严峻的市场困境，技术创新存在着需求不足的高风险阻碍。大隆机器厂通过棉铁联营这种纵向一体化战略控制了下游产品市场，保障了技术创新的顺利展开，在行业中产生了引领作用。企业家精神和经济民族主义精神对大隆机器厂的成功转型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后进工业化地区重工业的技术本土化既是市场需求诱发的结果，又面临着市场风险的阻碍，而企业家精神与合适的企业战略是克服障碍、推动创新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重工业；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经济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03-0088-06
技术创新是工业发展的关键动力，对后发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幼稚产业而言，技术创新往往与产业的进口替代密切相关，构成工业化的重要内容。在已有研究中，徐鼎新探讨了科技力量对于近代中国企业的积极效应，其成果可视为对近代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宏观研究。由于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徐著的案例多取自上海企业。在对近代上海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研究中，学者也将工业创新视为城市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分析了其动力机制。已有研究多将目光聚焦于在近代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棉纺织工业等轻工行业，然而，重工业的技术创新在后发国家不仅更为困难，其动力机制也更值得探讨。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档案等史料的梳理，以大隆机器厂和中国铁厂为重点，探讨20世纪20年代上海棉纺织机械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并以此为例观照近代中国重工业技术进步的展开路径与经验教训。
一
本文所谓“创新”并非指原创性的独立发明。而是从经济学意义界定的。在工业经济学视域下，企业技术创新战略可分为进取型、保守型、仿制型和依赖型四种。在近代中国，重工业作为幼稚产业，其“创新”主要是指独立仿制进口机器并适当改进。因此，近代上海棉纺织机械制造业的创新战略主要属于仿制型与依赖型。进一步说，近代上海棉纺织机械制造业的工业技术创新即指民族企业对棉纺织机械实现引进技术的本土化与生产的进口替代。这一进程受到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和市场利益的双重驱动，而20年代是其发轫的关键期。
在清末民初，中国实业界盛行着进口替代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其中也包含着对于发展民族机械制造业的诉求。出于对外经济竞争的考虑，张謇认为，“用机器而不求自制，是欲终古受成于人”。荣德生也从资本积累和缩小贸易逆差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应当兴建本土的机械制造厂，“然机器皆造自外洋，是未及兴利而已流基本金矣。”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思想氛围中，“棉铁联营”的主张也应运而生。当时，在实业界人望甚高的张謇竭力鼓吹“棉铁主义”，造成很大声势。“棉铁主义”的核心在于“推进占进口大宗的棉制品、铁制品的国产化”，因此属于一种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尽管严格意义上的“棉铁主义”与倡导机械制造业发展没有多大关系，但由于张謇在南通尝试过创办资生铁工厂以辅助大生纱厂的实践活动，因此“棉铁主义”此后被泛化为一种要求棉纺织工业与机械制造业联合经营的主张，对日后民族机械制造业的发展路径产生了很大影响。但限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直到1920年前后，“棉铁合作”尚仅仅“为我中华爱国志士欲谋救国而大声疾呼久而未成之大事业”，并无实际成效。然而，棉铁主义这种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广泛流布，既鼓舞了上海企业界实现机械制造进口替代的决心，又使这种决心在棉纺织机械业中尤为突显，一旦时机成熟，这种决心就能转化为行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之后几年间上海棉纺织工业的繁荣为本土棉纺织机械制造业的工业创新提供了催化剂。1914年欧战爆发后，在厚利的刺激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建设纱厂的狂潮。一战结束后，由于1917、1918年进口压力减轻，中国棉纺织业在1919年实现了空前的大幅赢利，拉开了“黄金时期”的序幕。在这样一个“黄金时期”中，上海棉纺织工业的规模急剧扩大。1915年，上海共有纱厂7家，纱锭计162585枚；至1920年，上海有12家纱厂，纱锭303392枚，纱锭数比1915年增加了80.6％。尽管1922年以后行业开始变得不景气，但1925年上海仍有22家纱厂，纱锭677238枚，纱锭数比1920年增加了123.2％。棉纺织业如此大规模的扩张带来了对于棉纺织机械的巨大需求，但由于当时本土民族机械制造业不具备进口替代的技术能力，华商纱厂的机器装备乃至零件只能依赖进口，“不仅价贵，而且运输费时”。加重了民族棉纺织企业的资金负担和运营成本。在大战期间，各工业国“运输力量不够”。上海棉纺织企业“进口的棉纺机器为数有限”；大战结束后，各工业国又“尚在战后恢复之初，对于纺织锭子出口，数量有限”，这就给上海棉纺织企业的扩张带来很大困难。例如，1918年申新一厂“欲添纱机。无买处”，后来“穆藕初添得美机”，“滞滞方到”。而穆藕初也感慨“不料欧战后各国工业膨胀，机器迟到，坐失大好机会”。一方面是棉纺织工业的扩张需求，一方面是机器进口的诸多不便，在市场利润的驱动下，如何实现棉纺织机械的进口替代也就成为当时沪上实业界的重要议题了。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上海的机械制造厂已经能够修配、制造棉纺织机件了，但那些只是局部的简单零件，离整机制造尚有距离。一战以后，主要是在棉纺织业企业家的推动下，上海的部分机械厂开始尝试制造完整的棉纺织机器。据大隆机器厂的第二代企业家严庆祥回忆：“大隆制造织布机……还是穆藕初先生主持厚生纱厂时期。因藕初先生对先父鼓动，并借一部慎昌洋行进口的美国制织机仿造。曾分送若干部给厚生与申新纱厂试用。”这件事情当发生在1922年或之前，因为直到1922年大隆机器厂才试制织布机成功并上市推销。就在大隆厂开始尝试棉纺织机器整机制造的同时，上海棉纺织业企业家联合创办了中国铁工厂，以实践“久而未成”的“棉铁合作”事业。1919年，黄朴奇在时任华商纱厂联合会会长、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经营的恒丰纱厂中实习，向聂云台建议制造纺机，被聂采纳。这一想法也为当时各华商纱厂所支持，遂由聂云台发起组织了专门制造纺织机器的中国铁工厂，出资人都是上海及各地纱厂企业家。1921年，中国铁工厂创立会成立，第二年，该厂正式建成开工。除了创办工厂外，上海实业界还注重对棉纺织业和棉纺织机械业人才进行联合培养。1920年，黄朴奇的兄长黄炎培拟定了《华商纱厂联合会棉铁工业学校计划书》，该计划书是在聂云台、穆藕初等人提案的基础上起草的。计划书拟在学校内建纺纱厂和铁工厂，可算是小规模的棉铁联营了。创办棉铁工业学校的倡议着眼于增强行业技术能力，因为“无精良之技术”已“万难置身于商战 剧烈之场”。棉纺织业企业家的这种诉求也正是推动棉纺织机械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从时间上看，中国铁工厂与大隆机器厂踏上棉纺织机械制造的道路几乎是同时的。除了这两家规模较大的工厂以外，一些小机械厂也在20年代初尝试自主制造纱厂所需的关键机件。例如，上海大昌源铁厂的厂主周大源与大隆厂的厂主严裕棠是旧交，严裕棠鼓励周大源试制锭胆，1922年大昌源铁厂试制成功，成为中国第一家制成锭胆的工厂。总之，1920年代初，在上海棉纺织业企业家的推动下，以大隆机器厂和中国铁工厂为首的上海民族机械制造厂开始启动棉纺织机械生产技术创新的进程，并带动一批规模较小的企业自主生产棉纺织厂所需的关键机件。
不过，综观1920年代上海棉纺织机械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可以认为其进展相当艰难。据调查，1930年代初，上海能制造棉纺织机械的厂家还很有限：“沪厂之能制造纺织机器者以大隆铁工厂为最先，嗣后相继而起者有中国铁工厂、新民机器厂、三星棉铁厂、安泰机器厂、合昌机器厂、东信机器厂及振兴机器厂等”。而且，这些厂家实际的创新进程也是充满曲折的。尽管1920年代初大隆机器厂就能够生产织布机，但这仅仅是具备了制造能力，要到1928年，该厂才开始大量制造织布机。中国铁工厂则连年亏损，终至于无法维持，在1925年辞退了黄朴奇，在1927年盘给国民政府改为制造军火的工厂，陷于失败。然而，到1937年时，大隆机器厂生产的纺织机械已经令英商怡和纱厂的大班“极为注意”，“诚不料中国之大隆厂，竟有如是之优良出品也”，可以认为1920年代是上海棉纺织机械制造业的发展关键期，在一些企业经营失败的同时，另一些企业成功实现转型，为日后创新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二
重工业在后发国家是属于缺乏比较优势的幼稚产业，在从事工业创新的初期面临着资本、技术和市场等多方面的困难，对1920年代的上海棉纺织机械业来说，市场狭小是首要难题，资本匮乏与技术难关在某种程度上都集中到产销矛盾这一市场困境上了。
对后发工业化地区而言，技术革新的启动往往需要从先发工业化地区进行技术转移。大隆机器厂与中国铁工厂都采取了仿制型的创新战略，不过，大隆机器厂走的是一条从依赖型战略到仿制型战略的渐进道路，中国铁工厂则采取了仿制型创新的市场进入战略。依赖型战略是指企业在与其他较强企业的关系中充当附属或次要角色，这种企业常常是分包商，一般没有产品设计的主动权和研发设施，但是依赖型小分包企业也可能会设法提升它们的技术水平，在某些情况下，其主要客户甚至会帮助它们这样做。作为实施依赖型战略的典型企业，大隆起先依附于洋行和外资纱厂，并以此获得关键技术。例如，专营机器订购业务的恒丰洋行为了节省运费，就把机器的传动装置部分分包给大隆代制，然后转以恒丰的名义售出。在这一代工模式下，大隆机器厂“不仅得到了一项大而稳定的活计，而且由于制造的图纸设计和技术指导都由恒丰洋行提供，因此对大隆生产技术经验的积累起了很大的作用”。与大隆相同的是，中国铁工厂的制造技术也来源于先进工业国，但与大隆的依赖型战略不同的是，中国铁工厂的技术是通过中方技术人员在海外机器厂的实习和调查中得来的，因此其成立之初就开始独立仿制，没有经历过依附代工阶段。
然而，当真正开始实施仿制型战略时，两家企业都面临着困难，这种困难首先就是技术层面上的障碍。严庆祥总结大隆机器厂由依赖型战略转向仿制型战略的经验时说：“修配早，物望所归；专造尚在创始。修配工作人少易为，专造工作人多难治。此对内管理之繁难也。兼之从修配跳到专造，中间设施，千条万绪，树机之难，安得若修配之易哉?”这说明近代上海棉纺织机械业从修配转向制造(仿制)的工业创新并不轻松。一方面，在整机制造上，部分工厂虽有制造能力却无法实现量产化，如大隆厂已能够仿制新式织布机，但仅“少量出售”，这就制约了技术改进的空间。中国铁工厂在开工后也由计划中的生产织布机改为生产锭子。另一方面，在锭子等通用机件生产上，由于工作母机的落后与不足，机械厂也无法进行批量生产实现规模效益。1923年，中国铁工厂“制造多时，尚无大批锭子售出”，聂云台解释其原因在于：第一，铁工厂的设计“自定标准式英美锭子，以求各厂各机皆可运用”，不料各纱厂机件“皆有特式，不愿迁就另购一样”，铁工厂只好“特制刀具图模，旷日费时”。第二，铁工厂“原来注重在造布机”，对于制造锭子的工具准备严重不足，“磨床只有二具，机锤亦未置备。其造锭盘、锭座、油管之六角车床，各不过一具”，而这些车床为了应对各厂不同锭子的型号，需要“不时改换各式刀具”，“费力多而成功少”。但在技术困难的背后，可以看到资本匮乏带来的制约。例如，中国铁工厂在工作母机的配置方面“限于资本，未购多机”，其翻砂设备“原为最新最精设备，但因资本不足，未能利用之”。而该厂资本匮乏的原因在于一开始其股本就“缴收未足”。进一步说，无论是从生产织布机改为生产锭子，还是中国铁工厂的资本困难，都与棉纺织机械厂的产品缺乏市场销路有密切关系。
当时，民族机械制造业技术水平落后。轻工行业的企业家多不信赖国产机器，更愿意选择进口机器。例如，大隆仿制织布机虽然是在穆藕初的推动与鼓励下实现的，但机器制成以后，严裕棠在穆藕初所办纱厂推销产品时却没有什么效果。整机制造的生产成本高，如果没有稳定的市场销路，企业很可能会亏损，自然就会转向生产更简易的机件了。然而，当时轻工行业的企业家连对锭子这样简单的产品也是持不信任国货的态度。直到1930年代，湖南第一纱厂在给大隆厂的信中还称“国货锭子之锭心不合用”，而当时第一纱厂根本未曾购用过国货。这种不信任国产机器的心态导致上海民族机械制造业产品市场狭小，进而抑制了机械制造厂的生产技术升级和企业家投资机械业的意愿，阻碍了整个行业的创新进程。中国铁工厂的失败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本来，中国铁工厂是由棉纺织业企业家联合创办的，并得到实业界的广泛支持，其股东包括大生、申新、恒丰、华新、楚兴等全国各地的重要棉纺织企业，以及刘鸿生等大企业家。该厂“股东多系实业领袖，而又为销售机器之大买主，其资本之筹集，制品之推销，对于该厂，可谓易于反掌矣”，这本应是“棉铁联营”思想的一次极好实践。然而，该厂股东“惑于自制之机器，而不敢轻于试用，宁使中国铁工厂濒于危机而购用外国机器，以为稳妥合算”，终至中国铁工厂短短几年间就无法维持。如果说不肯投资于中国铁工厂是因为棉纺织业企业家们面临着巨大的创新风险，不敢在一个缺乏比较优势的行业中轻易尝试，那么，因为不信任国产机器而不肯购买自己企业的产品，则断绝了中国铁工厂通过市场销售实现自我积累的可能性，这就使后续创新无从谈起了。因此，1920年代上海棉纺织机械制造业面临的最大问 题还是市场狭小这一困境。
三
实际上，中国铁工厂所走的棉铁联营道路其初衷也包含有解决市场困难的成分，只是在实践中，限于该厂自身缺陷，棉铁联营失败了。受其失败的刺激，大隆机器厂在走棉铁联营的道路时对下游产品市场采取了更为紧密的控制，终于挺过难关，实现了纵向一体化战略，保障了技术创新的持续推进。此外，大隆机器厂企业家的经济民族主义精神对于技术创新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纺织机械工业属于专用设备制造业，既消耗上游的产品，生产的产品又服务于下游行业，因此，其生产既受上游原材料供给的限制，又受下游用户需求的约束。对1920年代上海的棉纺织机械业而言，其发展更多地是由下游棉纺织厂的市场需求决定的。然而，如前所述，当时处于创新初期的棉纺织机械业市场十分狭窄，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因此，能否保障下游需求的规模性与稳定性就成为棉纺织机械业发展必须解决的瓶颈问题。为应对困境。当时行业内的两大领先企业大隆机器厂与中国铁工厂都采取了棉铁联营的纵向一体化战略。一般而言，纵向一体化的投资动机是防御性的，旨在确保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材料得到稳定的供应，保证规模上的成本优势。大隆等厂的棉铁联营作为一种纵向一体化战略，其动机也是防御性的，不过。与向上游扩张控制原材料不同的是，机械厂的棉铁联营属于向下游扩张控制市场的纵向一体化。大隆机器厂与中国铁工厂的不同命运表明，对下游市场的控制程度直接决定着棉铁联营的实效。
严格地说，中国铁工厂并未真正实现机械厂与纺织厂之间的联营。尽管中国铁工厂的股东为当时各大纱厂和实业界名人，但这样的投资主体过于分散，而且其利益既难协调，愿景又难一致，最后导致股本缴纳不足，且不肯购买该厂制造的机器。从现有史料来看，也没有发现中国铁工厂与作为投资主体的各纱厂之间有任何强有力的协议要求纱厂从铁工厂处采购机器，这就使“联营”徒有其表，缺乏实质内容。可以说，中国铁工厂主要只能靠自己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参与竞争，得不到来自各棉纺织厂的支持，更谈不上一体化战略的落实。中国铁工厂的失败给了大隆机器厂的企业家很大的刺激，促使他们在棉铁联营的道路上迈出更具实质意义的一步。1925年，经营大隆机器厂的严家租下了苏州苏纶纱厂，1927年严家更将苏纶完全买下，从而实现了大隆对于苏纶的绝对控制权。与中国铁工厂松散的投资主体不同的是，严家拥有对大隆和苏纶两厂的完全产权，因此可以用强制的手段促使纺织厂接受机械厂的产品，从而实现真正的一体化联营。用严庆祥的话说：“在常人看来，大隆是大隆，苏纶是苏纶，不知没有大隆，就没有苏纶之产生。”这充分说明了两厂之间关系的密切。由于1920年代大隆机器厂制造机器的能力尚有限，因此大隆主要以苏纶“谋得一用大隆棉业机器之活动样陈列所，以示信于购买棉业机器之顾主，而顾主亦得以亲察中国自制机器之实地工作与效力，而解除往日不解之迷惑”。可以说，大隆机器厂的棉铁联营首先就是要用自己控制的纱厂来作为展示国产机器的窗口，以消除当时社会上对国货的不信任心理。时人即认为“大隆厂与苏纶纺织等厂有密切之经济关系，其制品多送交其有关系之纺织厂使用”，“用意盖为研究制造以求将来之发展，一时虽无大量供社会需求之希望，而其研究精神殊可钦佩也”。
由于大隆的棉铁联营真正控制了一个稳定的下游产品市场，因此，除了前述示范效应以外，苏纶还切实消化了大隆的产品，解决了其产销矛盾，使机器厂得以扩大生产规模，用严庆祥的话说：
“大隆厂在我家参加纺织工业起，制造纺织机比较有开展。”由前文可知，早在1920年代初，大隆机器厂就能仿制织布机了，但直到20年代末才能大批量生产，这种发展状况表明20年代中期的棉铁联营为大隆带来纵向一体化的范围扩张，降低了规模化仿制纺织机械的市场风险，确保了其工业创新的顺利进行。不仅如此，大隆的棉铁联营还带动了当时上海其它棉纺织机械厂的发展。例如，大昌源厂自主试制的锭胆在市场上遇到了日货倾销的打击，国内各棉纺织厂对国货锭胆也抱不信任的态度，只是“由于大隆厂修配苏纶纱厂纺机的机会，锭胆始得陆续销售出去”。因此，可以说棉铁联营这种纵向一体化战略是上海棉纺织机械制造业克服创新初期所遇困难的主要途径。
除了棉铁联营以外，大隆厂经营者优良的企业家精神也对该厂顺利实现转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27年，已经面临失败的中国铁工厂在生产车间仍采用包工制度，
“厂中接制成之物件数目，给与包工工头。然后由该工头转给工人”，在翻砂车间，
“厂中按浇成物件磅数，给与工资(每磅工资一分四厘)然后由工头转给工人”。观察者认为在这种制度下，
“出品数虽多，出品必不佳。且工头易于专制，工人不易管理”。与中国铁厂不同，早在1916年，大隆机器厂的严庆祥进厂之初即深入基层，“与新进艺徒同出沙泥，以此突破了主从关系，师弟兄和好若亲人，方知厂内许多黑幕。在师弟兄协助下，仅月余时间就为厂建立人事监察制度，会计复核制度，工作记录，传票制度”。因此，大隆厂的企业家在生产车间这一层面上建立了更具控制性的管理，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
不过，1920年代大隆厂的企业家精神更表现为一种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大隆厂早期是实行依赖型战略的，在这种战略主导下，企业并无太多创新诉求，相反，在依附于外国资本的情况下，企业只需从事简单的修配工作也能获取厚利。但是，大隆的企业家并不安于现状，毅然选择了仿制型创新战略，向自主制造机器的道路发展。大隆厂的这种转型固然有现实因素的考量，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欲实现机械制造国产化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推动的结果。大隆机器厂的企业家认为拥有独立制造能力的机械工业“为各种事业之基本工业”，发展这种能力是机械企业的重要使命。面对创新初期的巨大困难，他们没有退缩，而是“抱定棉铁事业以大隆为大本营之主张，不为利诱，不为势胁，只向专门制造之途径走去”。由此可见，对于发展中国独立机械制造业的民族责任感正是使大隆克服创新瓶颈的强大精神动力。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动力。可能在1920年代中期严家就把机械厂卖掉而转去经营更能获利的房地产生意了。工业技术创新是一种周期长、风险高的企业行为，如果企业经营者仅仅局限于眼前可见的利益，则会在创新的道路上裹足不前。大隆企业家的经济民族主义看似不顾及利益的“非理性”精神，实际上正好与工业创新所需要的企业家素质相匹配，有力地帮助其克服了创新初期的难关。
四
机械制造业是重工业领域的基础性行业之一。对后发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而言，重工业领域内的工业技术创新面临着更大的阻力。一方面，后发国家和地区的资源禀赋更适合轻工业的先行发展，重工业则由于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匮乏而缺乏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假如后发国家和地区属于开放经济，则其市场上一定存在着先进工业国的产品，形成本土企业难以逾越的进入壁垒。这两方面是后发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重工业创新所必须突破的瓶颈。
1920年代上海棉纺织机械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可以视为后发工业化地区重工业创新的一个典型案例。一开始，棉纺织机械制造业这一重工业的创新冲动是棉纺织业这一轻工行业繁荣的结果，可谓市场自发演化的产物。因此，早期对棉纺织机械业创新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企业家反而主要来自棉纺织业。但随着仿制型创新的正式启动，实际的困难就开始出现，其主要困难之一就在于轻工行业的企业家无法克服其经济人理性，难以在牺牲短期利益的前提下去扶持缺乏比较优势的重工业的创新。这样一来，即使如中国铁工厂这样具有先天优势的行业领先企业也受到了轻工业业主的市场歧视。最终遭遇失败。面对这一困境，重工业企业家自觉成为工业创新的后续推动者。另一行业领先企业大隆机器厂通过棉铁联营的纵向一体化战略控制了下游市场，从而为创新提供了降低风险与不确定因素的保障措施。此外，大隆企业家所具备的强烈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也弥补了轻工企业家只看眼前利益的经济人理性的不足，由此衍生出的事业责任感更成为大隆克服困难的强大精神动力。
从技术史的角度来总结，后发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重工业发展，需要实行适当的市场控制战略来保障试验性的工业技术创新的持续。而一定的意识形态对于幼稚工业的勃兴能起到积极促进作用。而从经济史的角度说，1920年代上海棉纺织机械业的技术创新证实了托马斯·罗斯基关于近代中国重工业领域存在着熊彼特式企业家的推论。高家龙在关于近代中国烟草业的研究中，曾区分了经济民族主义的不同类型，并认为“烟草工业中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存在并没有说明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是否普遍存在”；1920年代上海棉纺织机械业的案例表明，在近代中国，企业家精神不仅广泛存在，而且它与某种类型的经济民族主义是有紧密联系的，或者说，经济民族主义乃是刺激近代中国企业家从事创新的重要驱动力量。
(责任编辑 张卫东)
关键词：重工业；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经济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03-0088-06
技术创新是工业发展的关键动力，对后发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幼稚产业而言，技术创新往往与产业的进口替代密切相关，构成工业化的重要内容。在已有研究中，徐鼎新探讨了科技力量对于近代中国企业的积极效应，其成果可视为对近代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宏观研究。由于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徐著的案例多取自上海企业。在对近代上海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研究中，学者也将工业创新视为城市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分析了其动力机制。已有研究多将目光聚焦于在近代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棉纺织工业等轻工行业，然而，重工业的技术创新在后发国家不仅更为困难，其动力机制也更值得探讨。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档案等史料的梳理，以大隆机器厂和中国铁厂为重点，探讨20世纪20年代上海棉纺织机械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并以此为例观照近代中国重工业技术进步的展开路径与经验教训。
一
本文所谓“创新”并非指原创性的独立发明。而是从经济学意义界定的。在工业经济学视域下，企业技术创新战略可分为进取型、保守型、仿制型和依赖型四种。在近代中国，重工业作为幼稚产业，其“创新”主要是指独立仿制进口机器并适当改进。因此，近代上海棉纺织机械制造业的创新战略主要属于仿制型与依赖型。进一步说，近代上海棉纺织机械制造业的工业技术创新即指民族企业对棉纺织机械实现引进技术的本土化与生产的进口替代。这一进程受到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和市场利益的双重驱动，而20年代是其发轫的关键期。
在清末民初，中国实业界盛行着进口替代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其中也包含着对于发展民族机械制造业的诉求。出于对外经济竞争的考虑，张謇认为，“用机器而不求自制，是欲终古受成于人”。荣德生也从资本积累和缩小贸易逆差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应当兴建本土的机械制造厂，“然机器皆造自外洋，是未及兴利而已流基本金矣。”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思想氛围中，“棉铁联营”的主张也应运而生。当时，在实业界人望甚高的张謇竭力鼓吹“棉铁主义”，造成很大声势。“棉铁主义”的核心在于“推进占进口大宗的棉制品、铁制品的国产化”，因此属于一种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尽管严格意义上的“棉铁主义”与倡导机械制造业发展没有多大关系，但由于张謇在南通尝试过创办资生铁工厂以辅助大生纱厂的实践活动，因此“棉铁主义”此后被泛化为一种要求棉纺织工业与机械制造业联合经营的主张，对日后民族机械制造业的发展路径产生了很大影响。但限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直到1920年前后，“棉铁合作”尚仅仅“为我中华爱国志士欲谋救国而大声疾呼久而未成之大事业”，并无实际成效。然而，棉铁主义这种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广泛流布，既鼓舞了上海企业界实现机械制造进口替代的决心，又使这种决心在棉纺织机械业中尤为突显，一旦时机成熟，这种决心就能转化为行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之后几年间上海棉纺织工业的繁荣为本土棉纺织机械制造业的工业创新提供了催化剂。1914年欧战爆发后，在厚利的刺激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建设纱厂的狂潮。一战结束后，由于1917、1918年进口压力减轻，中国棉纺织业在1919年实现了空前的大幅赢利，拉开了“黄金时期”的序幕。在这样一个“黄金时期”中，上海棉纺织工业的规模急剧扩大。1915年，上海共有纱厂7家，纱锭计162585枚；至1920年，上海有12家纱厂，纱锭303392枚，纱锭数比1915年增加了80.6％。尽管1922年以后行业开始变得不景气，但1925年上海仍有22家纱厂，纱锭677238枚，纱锭数比1920年增加了123.2％。棉纺织业如此大规模的扩张带来了对于棉纺织机械的巨大需求，但由于当时本土民族机械制造业不具备进口替代的技术能力，华商纱厂的机器装备乃至零件只能依赖进口，“不仅价贵，而且运输费时”。加重了民族棉纺织企业的资金负担和运营成本。在大战期间，各工业国“运输力量不够”。上海棉纺织企业“进口的棉纺机器为数有限”；大战结束后，各工业国又“尚在战后恢复之初，对于纺织锭子出口，数量有限”，这就给上海棉纺织企业的扩张带来很大困难。例如，1918年申新一厂“欲添纱机。无买处”，后来“穆藕初添得美机”，“滞滞方到”。而穆藕初也感慨“不料欧战后各国工业膨胀，机器迟到，坐失大好机会”。一方面是棉纺织工业的扩张需求，一方面是机器进口的诸多不便，在市场利润的驱动下，如何实现棉纺织机械的进口替代也就成为当时沪上实业界的重要议题了。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上海的机械制造厂已经能够修配、制造棉纺织机件了，但那些只是局部的简单零件，离整机制造尚有距离。一战以后，主要是在棉纺织业企业家的推动下，上海的部分机械厂开始尝试制造完整的棉纺织机器。据大隆机器厂的第二代企业家严庆祥回忆：“大隆制造织布机……还是穆藕初先生主持厚生纱厂时期。因藕初先生对先父鼓动，并借一部慎昌洋行进口的美国制织机仿造。曾分送若干部给厚生与申新纱厂试用。”这件事情当发生在1922年或之前，因为直到1922年大隆机器厂才试制织布机成功并上市推销。就在大隆厂开始尝试棉纺织机器整机制造的同时，上海棉纺织业企业家联合创办了中国铁工厂，以实践“久而未成”的“棉铁合作”事业。1919年，黄朴奇在时任华商纱厂联合会会长、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经营的恒丰纱厂中实习，向聂云台建议制造纺机，被聂采纳。这一想法也为当时各华商纱厂所支持，遂由聂云台发起组织了专门制造纺织机器的中国铁工厂，出资人都是上海及各地纱厂企业家。1921年，中国铁工厂创立会成立，第二年，该厂正式建成开工。除了创办工厂外，上海实业界还注重对棉纺织业和棉纺织机械业人才进行联合培养。1920年，黄朴奇的兄长黄炎培拟定了《华商纱厂联合会棉铁工业学校计划书》，该计划书是在聂云台、穆藕初等人提案的基础上起草的。计划书拟在学校内建纺纱厂和铁工厂，可算是小规模的棉铁联营了。创办棉铁工业学校的倡议着眼于增强行业技术能力，因为“无精良之技术”已“万难置身于商战 剧烈之场”。棉纺织业企业家的这种诉求也正是推动棉纺织机械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从时间上看，中国铁工厂与大隆机器厂踏上棉纺织机械制造的道路几乎是同时的。除了这两家规模较大的工厂以外，一些小机械厂也在20年代初尝试自主制造纱厂所需的关键机件。例如，上海大昌源铁厂的厂主周大源与大隆厂的厂主严裕棠是旧交，严裕棠鼓励周大源试制锭胆，1922年大昌源铁厂试制成功，成为中国第一家制成锭胆的工厂。总之，1920年代初，在上海棉纺织业企业家的推动下，以大隆机器厂和中国铁工厂为首的上海民族机械制造厂开始启动棉纺织机械生产技术创新的进程，并带动一批规模较小的企业自主生产棉纺织厂所需的关键机件。
不过，综观1920年代上海棉纺织机械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可以认为其进展相当艰难。据调查，1930年代初，上海能制造棉纺织机械的厂家还很有限：“沪厂之能制造纺织机器者以大隆铁工厂为最先，嗣后相继而起者有中国铁工厂、新民机器厂、三星棉铁厂、安泰机器厂、合昌机器厂、东信机器厂及振兴机器厂等”。而且，这些厂家实际的创新进程也是充满曲折的。尽管1920年代初大隆机器厂就能够生产织布机，但这仅仅是具备了制造能力，要到1928年，该厂才开始大量制造织布机。中国铁工厂则连年亏损，终至于无法维持，在1925年辞退了黄朴奇，在1927年盘给国民政府改为制造军火的工厂，陷于失败。然而，到1937年时，大隆机器厂生产的纺织机械已经令英商怡和纱厂的大班“极为注意”，“诚不料中国之大隆厂，竟有如是之优良出品也”，可以认为1920年代是上海棉纺织机械制造业的发展关键期，在一些企业经营失败的同时，另一些企业成功实现转型，为日后创新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二
重工业在后发国家是属于缺乏比较优势的幼稚产业，在从事工业创新的初期面临着资本、技术和市场等多方面的困难，对1920年代的上海棉纺织机械业来说，市场狭小是首要难题，资本匮乏与技术难关在某种程度上都集中到产销矛盾这一市场困境上了。
对后发工业化地区而言，技术革新的启动往往需要从先发工业化地区进行技术转移。大隆机器厂与中国铁工厂都采取了仿制型的创新战略，不过，大隆机器厂走的是一条从依赖型战略到仿制型战略的渐进道路，中国铁工厂则采取了仿制型创新的市场进入战略。依赖型战略是指企业在与其他较强企业的关系中充当附属或次要角色，这种企业常常是分包商，一般没有产品设计的主动权和研发设施，但是依赖型小分包企业也可能会设法提升它们的技术水平，在某些情况下，其主要客户甚至会帮助它们这样做。作为实施依赖型战略的典型企业，大隆起先依附于洋行和外资纱厂，并以此获得关键技术。例如，专营机器订购业务的恒丰洋行为了节省运费，就把机器的传动装置部分分包给大隆代制，然后转以恒丰的名义售出。在这一代工模式下，大隆机器厂“不仅得到了一项大而稳定的活计，而且由于制造的图纸设计和技术指导都由恒丰洋行提供，因此对大隆生产技术经验的积累起了很大的作用”。与大隆相同的是，中国铁工厂的制造技术也来源于先进工业国，但与大隆的依赖型战略不同的是，中国铁工厂的技术是通过中方技术人员在海外机器厂的实习和调查中得来的，因此其成立之初就开始独立仿制，没有经历过依附代工阶段。
然而，当真正开始实施仿制型战略时，两家企业都面临着困难，这种困难首先就是技术层面上的障碍。严庆祥总结大隆机器厂由依赖型战略转向仿制型战略的经验时说：“修配早，物望所归；专造尚在创始。修配工作人少易为，专造工作人多难治。此对内管理之繁难也。兼之从修配跳到专造，中间设施，千条万绪，树机之难，安得若修配之易哉?”这说明近代上海棉纺织机械业从修配转向制造(仿制)的工业创新并不轻松。一方面，在整机制造上，部分工厂虽有制造能力却无法实现量产化，如大隆厂已能够仿制新式织布机，但仅“少量出售”，这就制约了技术改进的空间。中国铁工厂在开工后也由计划中的生产织布机改为生产锭子。另一方面，在锭子等通用机件生产上，由于工作母机的落后与不足，机械厂也无法进行批量生产实现规模效益。1923年，中国铁工厂“制造多时，尚无大批锭子售出”，聂云台解释其原因在于：第一，铁工厂的设计“自定标准式英美锭子，以求各厂各机皆可运用”，不料各纱厂机件“皆有特式，不愿迁就另购一样”，铁工厂只好“特制刀具图模，旷日费时”。第二，铁工厂“原来注重在造布机”，对于制造锭子的工具准备严重不足，“磨床只有二具，机锤亦未置备。其造锭盘、锭座、油管之六角车床，各不过一具”，而这些车床为了应对各厂不同锭子的型号，需要“不时改换各式刀具”，“费力多而成功少”。但在技术困难的背后，可以看到资本匮乏带来的制约。例如，中国铁工厂在工作母机的配置方面“限于资本，未购多机”，其翻砂设备“原为最新最精设备，但因资本不足，未能利用之”。而该厂资本匮乏的原因在于一开始其股本就“缴收未足”。进一步说，无论是从生产织布机改为生产锭子，还是中国铁工厂的资本困难，都与棉纺织机械厂的产品缺乏市场销路有密切关系。
当时，民族机械制造业技术水平落后。轻工行业的企业家多不信赖国产机器，更愿意选择进口机器。例如，大隆仿制织布机虽然是在穆藕初的推动与鼓励下实现的，但机器制成以后，严裕棠在穆藕初所办纱厂推销产品时却没有什么效果。整机制造的生产成本高，如果没有稳定的市场销路，企业很可能会亏损，自然就会转向生产更简易的机件了。然而，当时轻工行业的企业家连对锭子这样简单的产品也是持不信任国货的态度。直到1930年代，湖南第一纱厂在给大隆厂的信中还称“国货锭子之锭心不合用”，而当时第一纱厂根本未曾购用过国货。这种不信任国产机器的心态导致上海民族机械制造业产品市场狭小，进而抑制了机械制造厂的生产技术升级和企业家投资机械业的意愿，阻碍了整个行业的创新进程。中国铁工厂的失败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本来，中国铁工厂是由棉纺织业企业家联合创办的，并得到实业界的广泛支持，其股东包括大生、申新、恒丰、华新、楚兴等全国各地的重要棉纺织企业，以及刘鸿生等大企业家。该厂“股东多系实业领袖，而又为销售机器之大买主，其资本之筹集，制品之推销，对于该厂，可谓易于反掌矣”，这本应是“棉铁联营”思想的一次极好实践。然而，该厂股东“惑于自制之机器，而不敢轻于试用，宁使中国铁工厂濒于危机而购用外国机器，以为稳妥合算”，终至中国铁工厂短短几年间就无法维持。如果说不肯投资于中国铁工厂是因为棉纺织业企业家们面临着巨大的创新风险，不敢在一个缺乏比较优势的行业中轻易尝试，那么，因为不信任国产机器而不肯购买自己企业的产品，则断绝了中国铁工厂通过市场销售实现自我积累的可能性，这就使后续创新无从谈起了。因此，1920年代上海棉纺织机械制造业面临的最大问 题还是市场狭小这一困境。
三
实际上，中国铁工厂所走的棉铁联营道路其初衷也包含有解决市场困难的成分，只是在实践中，限于该厂自身缺陷，棉铁联营失败了。受其失败的刺激，大隆机器厂在走棉铁联营的道路时对下游产品市场采取了更为紧密的控制，终于挺过难关，实现了纵向一体化战略，保障了技术创新的持续推进。此外，大隆机器厂企业家的经济民族主义精神对于技术创新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纺织机械工业属于专用设备制造业，既消耗上游的产品，生产的产品又服务于下游行业，因此，其生产既受上游原材料供给的限制，又受下游用户需求的约束。对1920年代上海的棉纺织机械业而言，其发展更多地是由下游棉纺织厂的市场需求决定的。然而，如前所述，当时处于创新初期的棉纺织机械业市场十分狭窄，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因此，能否保障下游需求的规模性与稳定性就成为棉纺织机械业发展必须解决的瓶颈问题。为应对困境。当时行业内的两大领先企业大隆机器厂与中国铁工厂都采取了棉铁联营的纵向一体化战略。一般而言，纵向一体化的投资动机是防御性的，旨在确保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材料得到稳定的供应，保证规模上的成本优势。大隆等厂的棉铁联营作为一种纵向一体化战略，其动机也是防御性的，不过。与向上游扩张控制原材料不同的是，机械厂的棉铁联营属于向下游扩张控制市场的纵向一体化。大隆机器厂与中国铁工厂的不同命运表明，对下游市场的控制程度直接决定着棉铁联营的实效。
严格地说，中国铁工厂并未真正实现机械厂与纺织厂之间的联营。尽管中国铁工厂的股东为当时各大纱厂和实业界名人，但这样的投资主体过于分散，而且其利益既难协调，愿景又难一致，最后导致股本缴纳不足，且不肯购买该厂制造的机器。从现有史料来看，也没有发现中国铁工厂与作为投资主体的各纱厂之间有任何强有力的协议要求纱厂从铁工厂处采购机器，这就使“联营”徒有其表，缺乏实质内容。可以说，中国铁工厂主要只能靠自己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参与竞争，得不到来自各棉纺织厂的支持，更谈不上一体化战略的落实。中国铁工厂的失败给了大隆机器厂的企业家很大的刺激，促使他们在棉铁联营的道路上迈出更具实质意义的一步。1925年，经营大隆机器厂的严家租下了苏州苏纶纱厂，1927年严家更将苏纶完全买下，从而实现了大隆对于苏纶的绝对控制权。与中国铁工厂松散的投资主体不同的是，严家拥有对大隆和苏纶两厂的完全产权，因此可以用强制的手段促使纺织厂接受机械厂的产品，从而实现真正的一体化联营。用严庆祥的话说：“在常人看来，大隆是大隆，苏纶是苏纶，不知没有大隆，就没有苏纶之产生。”这充分说明了两厂之间关系的密切。由于1920年代大隆机器厂制造机器的能力尚有限，因此大隆主要以苏纶“谋得一用大隆棉业机器之活动样陈列所，以示信于购买棉业机器之顾主，而顾主亦得以亲察中国自制机器之实地工作与效力，而解除往日不解之迷惑”。可以说，大隆机器厂的棉铁联营首先就是要用自己控制的纱厂来作为展示国产机器的窗口，以消除当时社会上对国货的不信任心理。时人即认为“大隆厂与苏纶纺织等厂有密切之经济关系，其制品多送交其有关系之纺织厂使用”，“用意盖为研究制造以求将来之发展，一时虽无大量供社会需求之希望，而其研究精神殊可钦佩也”。
由于大隆的棉铁联营真正控制了一个稳定的下游产品市场，因此，除了前述示范效应以外，苏纶还切实消化了大隆的产品，解决了其产销矛盾，使机器厂得以扩大生产规模，用严庆祥的话说：
“大隆厂在我家参加纺织工业起，制造纺织机比较有开展。”由前文可知，早在1920年代初，大隆机器厂就能仿制织布机了，但直到20年代末才能大批量生产，这种发展状况表明20年代中期的棉铁联营为大隆带来纵向一体化的范围扩张，降低了规模化仿制纺织机械的市场风险，确保了其工业创新的顺利进行。不仅如此，大隆的棉铁联营还带动了当时上海其它棉纺织机械厂的发展。例如，大昌源厂自主试制的锭胆在市场上遇到了日货倾销的打击，国内各棉纺织厂对国货锭胆也抱不信任的态度，只是“由于大隆厂修配苏纶纱厂纺机的机会，锭胆始得陆续销售出去”。因此，可以说棉铁联营这种纵向一体化战略是上海棉纺织机械制造业克服创新初期所遇困难的主要途径。
除了棉铁联营以外，大隆厂经营者优良的企业家精神也对该厂顺利实现转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27年，已经面临失败的中国铁工厂在生产车间仍采用包工制度，
“厂中接制成之物件数目，给与包工工头。然后由该工头转给工人”，在翻砂车间，
“厂中按浇成物件磅数，给与工资(每磅工资一分四厘)然后由工头转给工人”。观察者认为在这种制度下，
“出品数虽多，出品必不佳。且工头易于专制，工人不易管理”。与中国铁厂不同，早在1916年，大隆机器厂的严庆祥进厂之初即深入基层，“与新进艺徒同出沙泥，以此突破了主从关系，师弟兄和好若亲人，方知厂内许多黑幕。在师弟兄协助下，仅月余时间就为厂建立人事监察制度，会计复核制度，工作记录，传票制度”。因此，大隆厂的企业家在生产车间这一层面上建立了更具控制性的管理，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
不过，1920年代大隆厂的企业家精神更表现为一种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大隆厂早期是实行依赖型战略的，在这种战略主导下，企业并无太多创新诉求，相反，在依附于外国资本的情况下，企业只需从事简单的修配工作也能获取厚利。但是，大隆的企业家并不安于现状，毅然选择了仿制型创新战略，向自主制造机器的道路发展。大隆厂的这种转型固然有现实因素的考量，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欲实现机械制造国产化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推动的结果。大隆机器厂的企业家认为拥有独立制造能力的机械工业“为各种事业之基本工业”，发展这种能力是机械企业的重要使命。面对创新初期的巨大困难，他们没有退缩，而是“抱定棉铁事业以大隆为大本营之主张，不为利诱，不为势胁，只向专门制造之途径走去”。由此可见，对于发展中国独立机械制造业的民族责任感正是使大隆克服创新瓶颈的强大精神动力。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动力。可能在1920年代中期严家就把机械厂卖掉而转去经营更能获利的房地产生意了。工业技术创新是一种周期长、风险高的企业行为，如果企业经营者仅仅局限于眼前可见的利益，则会在创新的道路上裹足不前。大隆企业家的经济民族主义看似不顾及利益的“非理性”精神，实际上正好与工业创新所需要的企业家素质相匹配，有力地帮助其克服了创新初期的难关。
四
机械制造业是重工业领域的基础性行业之一。对后发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而言，重工业领域内的工业技术创新面临着更大的阻力。一方面，后发国家和地区的资源禀赋更适合轻工业的先行发展，重工业则由于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匮乏而缺乏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假如后发国家和地区属于开放经济，则其市场上一定存在着先进工业国的产品，形成本土企业难以逾越的进入壁垒。这两方面是后发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重工业创新所必须突破的瓶颈。
1920年代上海棉纺织机械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可以视为后发工业化地区重工业创新的一个典型案例。一开始，棉纺织机械制造业这一重工业的创新冲动是棉纺织业这一轻工行业繁荣的结果，可谓市场自发演化的产物。因此，早期对棉纺织机械业创新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企业家反而主要来自棉纺织业。但随着仿制型创新的正式启动，实际的困难就开始出现，其主要困难之一就在于轻工行业的企业家无法克服其经济人理性，难以在牺牲短期利益的前提下去扶持缺乏比较优势的重工业的创新。这样一来，即使如中国铁工厂这样具有先天优势的行业领先企业也受到了轻工业业主的市场歧视。最终遭遇失败。面对这一困境，重工业企业家自觉成为工业创新的后续推动者。另一行业领先企业大隆机器厂通过棉铁联营的纵向一体化战略控制了下游市场，从而为创新提供了降低风险与不确定因素的保障措施。此外，大隆企业家所具备的强烈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也弥补了轻工企业家只看眼前利益的经济人理性的不足，由此衍生出的事业责任感更成为大隆克服困难的强大精神动力。
从技术史的角度来总结，后发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重工业发展，需要实行适当的市场控制战略来保障试验性的工业技术创新的持续。而一定的意识形态对于幼稚工业的勃兴能起到积极促进作用。而从经济史的角度说，1920年代上海棉纺织机械业的技术创新证实了托马斯·罗斯基关于近代中国重工业领域存在着熊彼特式企业家的推论。高家龙在关于近代中国烟草业的研究中，曾区分了经济民族主义的不同类型，并认为“烟草工业中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存在并没有说明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是否普遍存在”；1920年代上海棉纺织机械业的案例表明，在近代中国，企业家精神不仅广泛存在，而且它与某种类型的经济民族主义是有紧密联系的，或者说，经济民族主义乃是刺激近代中国企业家从事创新的重要驱动力量。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