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8年底,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北京赛迪时代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迪时代)执行总裁袁野被授予第四届“中国软件行业杰出青年”称号。这个称号是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全国青联共同授予的,一共有10人获得此称号。也许很多人会问,袁野到底是何许人?
的确,在软件行业知道袁野的人并不多,但提到袁野执笔起草的国务院《鼓励软件行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发[2000]18号)和参与制定的《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国办发[2002]47号),却是无人不知。
政策撬动产业发展
软件与计算机科班出身的袁野,对软件及IT产业有很深的感情。袁野从1996年进入发改委高技术司负责软件和IT的宏观管理工作,一直到2007年。10多年来在软件产业中浸淫,他感触最深的就是,软件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好的政策环境。“好的政策环境是撬动产业发展的杠杆,能够形成良性循环,比给多少钱都强。好的政策环境不能是官话、套话,更离不开高层领导的决策支持。”他认为。而18号文,正是要为中国软件和集成电路发展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产业环境。
在18号文发布之前,我国的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技术水平上都和当时已经蓬勃发展的电子制造业不相匹配。当时的袁野认为,我国的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必须通过超常规的模式来发展。所以听到自己将参与18号文的制定以后,袁野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
为了起草18号文,袁野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一起封闭了很长时间,经常通宵加班。“最后成型的稿子都有十几个,中间就不知道有多少修改稿了。”袁野回忆说,“现在我还能非常清楚地记得18号文中每一个字、每一条政策是怎么提出来的。”
在18号文起草后期的一天晚上,袁野坐在电脑边冥思苦想了3个多小时,最后改动的字也不超过30个。此时的袁野非常清楚,文件每改动一个字都可能会对整个产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在感情上我把18号文当作是自己的孩子,希望一切都能够尽善尽美,不想留很多遗憾。”但当时袁野提出的一些超前的想法超越了那时产业的发展状态,没有加在18号文中,直到现在袁野仍感到遗憾。
国产基础软件要降低信息成本
18号文执行8年多来,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当时的预期。“只要执行到位,肯定是这样的结果。”袁野评价说。但让很多人感到不尽如人意的是国产基础软件的发展。
袁野认为,国家在国产基础软件发展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其力度之大是其他国家都很难做到的。20世纪90年代,袁野到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不久,即处理了一笔3000万元的支持中软COSIX64国产操作系统开发的拨款。到现在,很多国产基础软件厂商也已告别了过去度日维艰的时代,开始实现盈利。
袁野认为,产品发展好了但不一定就能创造出好的市场。这是因为现在IT用户的信息成本正在逐渐加大,甚至超越了IT直接带来的经济成果。所谓信息成本,就是应用一个新的软件所要付出的成本。比如说,在当前的状态下,在买2000元的国外操作系统和100元的国产操作系统之间,很多人都会选择前者——国外操作系统与硬件和应用软件比较匹配,易用性也比较好。而选择后者的话,可能面临已有信息不可用或不可共享的风险,还可能与一些常用的应用软件不通用。可见,如果价格在可承受范围内,对用户来说采购国产操作系统所节省的成本不足于抵消为此付出的信息成本。
因此,袁野认为,基础软件的发展是一个综合体系——硬件平台要支持国产基础软件,大量应用软件需要基于国产基础软件来开发,形成国产基础软件的生态圈。过去支持国产基础软件的硬件平台和基于国产基础软件开发的应用软件的缺失,导致国产基础软件难被市场认可。经过多年发展,国产基础软件在跨平台应用、通用性等方面上做了很多工作,從而大大降低了用户的信息成本。
2008年11月,力度史无前例的核高基扶持政策出台。袁野拍手道:“核高基政策来得正是时候。现在我国基础软件产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通过多年的积蓄,面临大规模的爆发,政府的支持无疑是为这次爆发添柴加薪。”
企业发展战略最重要
除了执笔起草18号文,参与制定47号文以外,袁野还作为主要成员参与起草了《“十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重点专项规划》、《“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规划》、《“十一五”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十一五”信息产业规划》等一批重要规划,参与提出了国家电子政务工程的建议和基本框架,并得到国务院批准同意,启动了国家电子政务十二金工程。
2007年11月,作为国家发改委优秀职工的袁野做出了让很多人都不理解的决定,离开国家发改委这个让很多人艳羡的单位到赛迪时代担任执行总裁。这是一个为政府、企业、教育、涉密、农村等行业信息化提供总体规划、方案设计、软件研发、项目实施为一体的总体解决方案的软件及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之所以做出如此选择,跟袁野喜欢挑战的性格分不开——他要求自己在40岁前一定要尝试一个全新的工作。到了赛迪时代,袁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同时完成了自己角色的转变:从指导别人做IT转换到自己来做IT。
在机关工作的经历,给袁野经营企业带来了很大帮助。袁野认为,在企业运营中,最重要的是战略方向要正确。“如果战略方向都错了,是不能通过战术来弥补的,战术只能让战略失败所带来的损失减轻一些。”他说。而在发改委研究的是宏观政策,站得高,看得远,这让袁野能在企业运营过程中用更加前瞻、敏锐的视角来看问题。
进入赛迪时代后,袁野重点对企业发展进行了新的战略规划。面对信息化大市场即将形成的机遇和日益加剧的竞争挑战,以及企业发展中的矛盾,袁野认为加快转型提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唯一出路。2008年年初,袁野围绕转型提升这一中心任务,研究探索未来三年的发展战略,对公司的业务发展、经营指标、费用预算等进行了规划,明确了市场定位、发展重点和主要任务,同时还进行了组织架构的调整优化,强化区域市场和解决方案中心,力争尽快实现业态向信息服务为主转变,市场向自主拳头产品为主转变。
在袁野和其他员工的共同努力下,2008年赛迪时代喜讯不断,在人防、农村信息化和政府服务外包等领域已进入国内前列,收入和利润得到了两位数的增长。
的确,在软件行业知道袁野的人并不多,但提到袁野执笔起草的国务院《鼓励软件行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发[2000]18号)和参与制定的《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国办发[2002]47号),却是无人不知。
政策撬动产业发展
软件与计算机科班出身的袁野,对软件及IT产业有很深的感情。袁野从1996年进入发改委高技术司负责软件和IT的宏观管理工作,一直到2007年。10多年来在软件产业中浸淫,他感触最深的就是,软件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好的政策环境。“好的政策环境是撬动产业发展的杠杆,能够形成良性循环,比给多少钱都强。好的政策环境不能是官话、套话,更离不开高层领导的决策支持。”他认为。而18号文,正是要为中国软件和集成电路发展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产业环境。
在18号文发布之前,我国的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技术水平上都和当时已经蓬勃发展的电子制造业不相匹配。当时的袁野认为,我国的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必须通过超常规的模式来发展。所以听到自己将参与18号文的制定以后,袁野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
为了起草18号文,袁野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一起封闭了很长时间,经常通宵加班。“最后成型的稿子都有十几个,中间就不知道有多少修改稿了。”袁野回忆说,“现在我还能非常清楚地记得18号文中每一个字、每一条政策是怎么提出来的。”
在18号文起草后期的一天晚上,袁野坐在电脑边冥思苦想了3个多小时,最后改动的字也不超过30个。此时的袁野非常清楚,文件每改动一个字都可能会对整个产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在感情上我把18号文当作是自己的孩子,希望一切都能够尽善尽美,不想留很多遗憾。”但当时袁野提出的一些超前的想法超越了那时产业的发展状态,没有加在18号文中,直到现在袁野仍感到遗憾。
国产基础软件要降低信息成本
18号文执行8年多来,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当时的预期。“只要执行到位,肯定是这样的结果。”袁野评价说。但让很多人感到不尽如人意的是国产基础软件的发展。
袁野认为,国家在国产基础软件发展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其力度之大是其他国家都很难做到的。20世纪90年代,袁野到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不久,即处理了一笔3000万元的支持中软COSIX64国产操作系统开发的拨款。到现在,很多国产基础软件厂商也已告别了过去度日维艰的时代,开始实现盈利。
袁野认为,产品发展好了但不一定就能创造出好的市场。这是因为现在IT用户的信息成本正在逐渐加大,甚至超越了IT直接带来的经济成果。所谓信息成本,就是应用一个新的软件所要付出的成本。比如说,在当前的状态下,在买2000元的国外操作系统和100元的国产操作系统之间,很多人都会选择前者——国外操作系统与硬件和应用软件比较匹配,易用性也比较好。而选择后者的话,可能面临已有信息不可用或不可共享的风险,还可能与一些常用的应用软件不通用。可见,如果价格在可承受范围内,对用户来说采购国产操作系统所节省的成本不足于抵消为此付出的信息成本。
因此,袁野认为,基础软件的发展是一个综合体系——硬件平台要支持国产基础软件,大量应用软件需要基于国产基础软件来开发,形成国产基础软件的生态圈。过去支持国产基础软件的硬件平台和基于国产基础软件开发的应用软件的缺失,导致国产基础软件难被市场认可。经过多年发展,国产基础软件在跨平台应用、通用性等方面上做了很多工作,從而大大降低了用户的信息成本。
2008年11月,力度史无前例的核高基扶持政策出台。袁野拍手道:“核高基政策来得正是时候。现在我国基础软件产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通过多年的积蓄,面临大规模的爆发,政府的支持无疑是为这次爆发添柴加薪。”
企业发展战略最重要
除了执笔起草18号文,参与制定47号文以外,袁野还作为主要成员参与起草了《“十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重点专项规划》、《“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规划》、《“十一五”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十一五”信息产业规划》等一批重要规划,参与提出了国家电子政务工程的建议和基本框架,并得到国务院批准同意,启动了国家电子政务十二金工程。
2007年11月,作为国家发改委优秀职工的袁野做出了让很多人都不理解的决定,离开国家发改委这个让很多人艳羡的单位到赛迪时代担任执行总裁。这是一个为政府、企业、教育、涉密、农村等行业信息化提供总体规划、方案设计、软件研发、项目实施为一体的总体解决方案的软件及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之所以做出如此选择,跟袁野喜欢挑战的性格分不开——他要求自己在40岁前一定要尝试一个全新的工作。到了赛迪时代,袁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同时完成了自己角色的转变:从指导别人做IT转换到自己来做IT。
在机关工作的经历,给袁野经营企业带来了很大帮助。袁野认为,在企业运营中,最重要的是战略方向要正确。“如果战略方向都错了,是不能通过战术来弥补的,战术只能让战略失败所带来的损失减轻一些。”他说。而在发改委研究的是宏观政策,站得高,看得远,这让袁野能在企业运营过程中用更加前瞻、敏锐的视角来看问题。
进入赛迪时代后,袁野重点对企业发展进行了新的战略规划。面对信息化大市场即将形成的机遇和日益加剧的竞争挑战,以及企业发展中的矛盾,袁野认为加快转型提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唯一出路。2008年年初,袁野围绕转型提升这一中心任务,研究探索未来三年的发展战略,对公司的业务发展、经营指标、费用预算等进行了规划,明确了市场定位、发展重点和主要任务,同时还进行了组织架构的调整优化,强化区域市场和解决方案中心,力争尽快实现业态向信息服务为主转变,市场向自主拳头产品为主转变。
在袁野和其他员工的共同努力下,2008年赛迪时代喜讯不断,在人防、农村信息化和政府服务外包等领域已进入国内前列,收入和利润得到了两位数的增长。